中国外交大战略内容

中国外交大战略

摘 要: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履新以来,在继承新中国传统外交方针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主动谋划,积极进取,勇于担当,开拓创新。中国外交以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的姿态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开启中国外交新时代,中国外交大战略的篇章徐徐展开。本文从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作为切入点,系统阐述了中国外交大战略的立体布局。

关键词:中国外交 大战略

2013年至今,中国外交精彩不断,不论是伊朗核谈判中打破多哈回合12年僵局的中国角色,还是联合国安理会上否决制裁叙利亚的中国声音,无论是中国特使在南苏丹乱局中的积极斡旋的中国作用,还是就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以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的姿态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展现着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

1.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这种全方位的和平外交战略,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选择。

1.1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

时代主题的变化,是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洞察世界潮流所做出的明确选择。

走这条和平发展道路,也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十八大报告提出2020年要建成小康社会,更远一点,我们要在本世纪的中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样的宏伟目标,需要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1.2源于优秀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

历史地看,中国没有扩张称霸的文化和传统。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和合”的思想。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2.中国外交大战略的立体布局

当前,新形势下的外交工作已经由实现良好开局、谋篇布局进入到全面展开、深入推进阶段。中国外交大战略已然成型,我们可以概括为: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四个方面,中国作为世界新兴大国的立体外交格局更加清晰。

2.1积极运筹与主要大国关系

大国是影响国际格局和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积极运筹与美国、俄罗斯、欧盟等世界主要大国关系,大国关系布局更显主动筹谋。

在处理同美国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提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是外交开局的“点睛之笔”。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总书记用三句话精辟概述其核心内涵,那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有专家统计,世界历史上曾经有15次新兴大国崛起,其中11次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发生了战争,对于美国担心中国强大之后会挑战美国霸权的疑虑,习近平强调“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新型大国关系避免了过去那种后起的大国和守陈的既有大国之间无法和平相处的老路。

俄罗斯是我国周边最大邻国,近年来已经成为平衡国际战略力量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将俄罗斯作为首次出访的第一站,凸显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所占据的首要位置。几年来,在双方的努力下,中俄经贸合作升温加速,同时中俄双方领导人频繁互动,两国在核心利益和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等方面坚定支持对方,双边关系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2.2按照亲、诚、惠、容理念推进周边外交

周边国家是中国地缘政治、安全、经济利益最为密切的地区。伴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近年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给我国安全形势带来很大压力,地区动荡频繁发生,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周边国家与我国在东海和南海的纷争不断,周边外交的战略意义愈发凸显。

2013年10月,中国举行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前所未有的高规格意味着“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的外交政策已经有了微妙的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几年来,包括“一带一路”等一系列重大合作倡议和战略构想相继提出,周边外交跃升至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2.3大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寻求共同发展至关重要。习近平上任非常短的时间后就访问了发展中国家云集的非洲和拉美地区,目的就在于巩固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基础。习近平同志用“真、实、亲、诚”四个字概括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政策,并且提出了全新的外交理念,既要巩固传统友谊,更要广交朋友,中国与非洲、拉美等国家逐步升温。

2.4深入参与和引导多边外交进程

发展多边外交,表现在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会议等国际多边外交事务。在联合国,中国已经成为安理会五常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贡献的维和经费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位。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地区局势和国际热点问题变化的关键时刻,中国积极参与在其中进行斡旋,加强自身话语权,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担当”越来越多地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

展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依靠和平发展;而中��梦的实现,又将进一步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推动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共同繁荣,中国外交大战略的篇章正在徐徐展开。

参考文献:

1.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孟祥青.释韬举略[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5

3.世界知识论坛2015.秩序、规则与中国方案之年――2015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J].世界知识.201(24):14

作者简介:

杨璐(1983.4―),女,汉族,辽宁省锦州市人,硕士研究生,中共锦州市委党校政治理论教研室讲师,主要从事政治学、国际关系、中国外交的研究,

中国外交大战略的内容与新挑战

中国外交大战略的内容与新挑战

中国政府一直持开放友好的态度,愿意与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地区和组织在平等互惠,尊重对方核心利益等重要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发展和建立各种友好的外交关系,截止2011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72个,分布于世界各个大洲。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开展了“亲,诚,惠,容 ”的周边外交政策,继续保持和周边国家良好的外交关系,同时也开展了与美国等国家的“新型大国关系 ”进一步深化和加强与美国等国家的大国外交战略,并与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家继承和发展老一辈领导人建立起来的传统友好外交关系。

2014年以来,中国先后举办亚信峰会和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中国政府都充分展示了积极友好的外交姿态来迎接各个国家的发展和合作。2015年中国将在北京隆重举行阅兵仪式,同时会邀请外国领导人参加,充分展示了中国的外交姿态和信心。

第一个压力,来自国内迅速上升的民·族·主·义。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它是一柄“双刃剑”:如果调度得当,将成为团结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加强国防建设、抵御外部压力、争取国际话语权和核心角色的源泉;反之,它可能迫使决策部门在有争议的所有国际争端和事态上采取强硬立场,从而失去国际战略运筹所需的回旋余地。让强大起来的中国保持持续的、旺盛的民族精神,同时坚守谦虚谨慎、开放学

习的态度,不是一件容易平衡的事情。

第二个难关,是在全球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的背景下,处置棘手的海洋主权纠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20世纪90年代的生效,带来强烈的冲击波。中国所在西太平洋区域,包括了数量繁多、情况复杂的海洋纠纷。单是中国与周边海洋邻国,就存在八个分歧点,其中一部分处于激化或僵持状态。另一方面,国内民众和诸多媒体,在综合国力强盛的背景下,对各种“挑衅方”越来越难以忍受,要求政府和军方采取手段予以惩罚、收复失地。这是一种大考:新领导人能否在内外严峻压力下,显示力量和智慧,在捍卫自身权益、安抚国内公众的同时,为各种国际海洋纠纷提供中国式方案或启迪?

第三个挑战:如何对待美国“重返亚洲”和“战略再平衡”等态势,使之不至成为中华民族伟大梦想实现的“绊脚石”。美国那一头,对华方针存在明显的两面性、摇摆性:当中国崛起壮大到一定程度时,特别是高边疆、高科技取得重大进展时,美国人的疑虑和防范就会增加;但今天的中国又不同于当年的苏联,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和社会民间交往远比美苏关系深厚,加上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机遇与治理难题,也给中美关系增加了互需互利的内涵。这是美国对华政策难以定型的重要理由。

第四个挑战:如何妥善应对分·离·主·义势力在中国边疆民族区域的蔓延,同时巧妙处理相关的国际压力。这与中国国内复杂的民族矛盾有关,也同国际范围正在激化的民族宗教矛盾相联系。从世界各国

特别是新兴大国的情况比较而言,处置这类纠纷及诱发的国际矛盾,是一个棘手任务,弄不好就造成动荡不定的内外恶果,乃至打乱原有战略日程、延缓强国富民的步伐。须承认,这些年来内地与边疆民族区域的差距在扩大,加上冷战结束以来周边区域“三股势力”的外溢,高层处理问题的难度在增加。

从国际战略角度观察,第五个挑战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对外依赖。现今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也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大国,能耗快速上升难以避免,而中国自身化石能源储量和产量只能满足这种巨大能耗的一部分,新能源增长虽快但比重仍小,缺口不得不依赖从外部进口。如何保障这种不断上升的能源需求,在国内节能降耗、调整产业布局,在对外战略和布局上做出调适,对威胁能源通道和供应的外部不测事态做好预案,成为新的难题。

第六个大的挑战,是提高政府的公信力。现在国内普遍觉得政府对外交涉时太软,国外却广泛认为中国变得强硬;中国百姓感觉幸福感不强、对于分配不公有诸多抱怨,而外国多认为中国人钱多到用不完、却在国际范围“搭便车”。这种不断扩大的认知反差,对决策方向构成对冲性压力。不管有多少偏激的成分,社会情绪及怨言的增多,要求中国政府加快解决收入差距、遏·制·腐·败和推进政改。国外方面的原因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是因为嫉妒和担心中国的强大,有的是缘于不了解中国的实情,有的是由于中国外宣存在问题,有的缘自国内规章不合国际规范。同理,克服或缓解这种认知误区,乃紧迫而严峻的使命。

最后一个挑战,是如何确定自身在全球高地上的方位,维护不断增长并国际化的国家利益,根据国内外需求承担更大的全球责任。与一般国家不同,中国如此巨大规模、市场以及独特而成系统的文化传统,很容易使各级政府不自觉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解决当下迫切的国内事务上。与许多新兴大国不一样,中国的社会制度及政治文化同欧美主宰下的国际体系存在差异和摩擦,中国缺乏在“异样”的环境中提供导向的经验和技术。中国现在有了不断增多的全球利害关系,但全球政治角色(包括提供的政治价值)不太明晰,全球安全目标和策略不太连贯。不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将停留在单向度全球大国的层次。

中国外交大战略

中国外交大战略

概要:

美国推行的霸权政策,俄罗斯的能源战略,欧洲的携程合作,日韩的亚洲战略…一个发展着的国家就像一个谋求上进的人,需要有梦想,更需要有靠近梦想的计划。这个计划摆在国家层面就是战略。近年来,针对中国外交大政的讨论不绝于耳,那么中国的外交大政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中国有没有外交大政,都是一个众说纷纭甚至纠结的话题。我个人认为中国还是有外交大战略的,只是苦于近年不断发生的内忧外患显得不够清晰和明朗…接下来,我想通过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和思考还谈谈新中国的大政外交…

关键词: 中国、外交、大战略、和平、世界

正文:

中国的和平崛起也似乎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的中心性争议话题,面对日趋强大的中国,西方人抛出了很多问号? 这是可以理解的,也同样是中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需要给世界的一个交代,但在我看来,这些问号是可以归成一个大问号的,那就是未来数年,中国会做怎样的一个大国? 换句话说,西方人迷惑的也就是中国的外交大战略… 中国近年来与越南、菲律宾、日本一直有边境纠纷,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与频繁发生的联合军演无疑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形式又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在当前背景下中国面对一些突发事件的软弱处理也令我们对中国外交能力产生怀疑,所以当下针对中国大政

外交的讨论已不在是什么,而是有与没有了。我不敢肯定今天的中国是否缺乏外交大战略的,但坦诚地说,至少,今天的中国外交政策是令人失望的。

失望一: 中美关系

美国是当今世界毫无争议的一霸,可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却一直处于摇摆不定之中。从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美国情报飞机的冲撞事件,到美国对台军售、贸易保护争端、谷歌事件,再到当下的黄岩岛争端、钓鱼岛危机、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一波波事件的背后都离不开美利坚这片富饶的土地,但你中美关系也似乎不断陷入麻烦当中,以致《华盛顿邮报》评论称,2010年头几个月中美关系将“迎来艰难时刻”;美国欧亚集团甚至将中美关系列为2010年全球十大风险之首。倒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动作频频,收效甚著。美国从冷战年代开始构筑的亚太“第一岛链”有四个关键节点:“链头”是韩国,“链尾”在菲律宾,“链锁”是台湾,“重心”在日本。随着战略东移,向亚太派驻先进武器成为最让五角大楼忙碌的事情。近期,美军重返菲律宾苏比克湾,强化“岛链”。并加强日本关岛的兵力部署,确保第二岛链,形同“第一岛链”的“监军”和“司令”。

相比之下,现在谈论中美之间争霸的事宜完全是天方夜谭,不只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落后甚至是对内对外大政方针的明确性!

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会面临三个考试,菲律宾是小考,日本中考,台湾是大考,但这三台考试的背后都是美国这个终极大考。

失望二:中国与周边

如果我们把黄岩岛、钓鱼岛的争端直接划归为中美间的博弈,那么,诸如与越南、朝鲜、印度之间的摩擦不断同样也值得我们反思。 首先说越南,越南似乎总是对中国心怀疑虑、暗存芥蒂、处处防备。与官方关系的热络不同,越南民间对待中国有一股敌视的力量在潜滋暗长,甚至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前几天,部分越南民众走上街头对政府的中国政策表示不满,部分媒体散布反华言论;不仅如此,越南政府对待中国实际上也是两手策略,在正式场合宣称对华友好,对中国处理涉台、涉藏以及近期的新疆事件的政策措施表示理解和支持,甚至有意识地压制民间反华舆论,而在国家战略层面则始终对中国心怀异志,从外交上、军事上以及舆论上与中国保持一定距离,尽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遏制中国的影响,鲜明表达不同于中国的利益,并逐步加强与中国对抗的实力和能力,牵制和抗衡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外交上,越南积极迎合美国、俄罗斯、印度对该地区进行渗透的战略,与这三国结成紧密的联系,形成“远交近攻”的态势。 又比如所谓“用生命和鲜血凝结成”的中朝关系,也因为朝鲜一再无视中国警告进行核试而一落千丈。总而言之,中国周边曾跟中国保持密切友好的国家,凡是经历过民主转型后,这些国家的新政权对中国的态度一直不冷不热,即使摄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势力和联合国的否决权,但是,双边关系往往若即若离或貌合神离。而那些抱残守缺的国家,却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而对中国冷眼视之,视为变修。所以,中国最近的外交邦交很多,但是盟友很少。利益很多,但是保护很少。

生意很多,但是朋友很少。可以说,中国外交给人的是一种青涩感,不成熟感——显然这跟中国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又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地位是不相称也不应该的。

三:总结:

其实,在当今的形式下,只要中国能够构建一个宽松的和平环境,面对既定的问题张弛有度、强硬得当,不要一味的回避、谴责、摇摆不定,让人看不出基本脉络,那么周边的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如果都是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举措,那么,中国周边的左冲右突,恐了无宁日。

也许,中国是有外交大政的,只是我们摸不透罢了。但是国民长期处于一种不清晰不明朗的状态之下,即便是有大政,那么意义是什么? 也许,中国的问题也许并不出在政策,而是出在宣传,出在媒体…中国媒体的高度不透明,严重影响了国民对事实的了解,甚至释放错误的信息,严重误导国民,影响爱国情绪。

可是,无论出于怎样的背影或者原因,问题都是存在的,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又该怎么办? 我相信这是我所不能掌控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国家内部所谓的高参了!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国际政治 刘景凯

新时期中国外交大战略的内容

新时期中国外交大战略的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在内政外交两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进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敏锐地观察到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及时提出时代主题由“革命与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在世纪之交的20多年里,江胡两代领导人根据国际形势的大发展、大变革,提出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时代的主潮流。从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共同构建和谐世界的世界梦,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注入合作共赢的核心内容,正以新的姿态迎接新挑战,形成中国外交新局面。

一、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十八大提出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其特点是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对话、拓展务实合作、促进利益融合。但是,在处理各种大国关系过程中,有着不同的侧重和关键。

中美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加强战略互信。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双方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和要求进一步达成共识,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中俄关系的重点是增强战略互补。中俄地缘相近,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5月9日,习主席出席俄罗斯红场阅兵,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进入互为重要发展机遇、互为主要优先合作伙伴的新阶段。中俄加强战略互补是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求,不仅有利于中俄两国的各自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中欧关系的重点是加强战略互动,推动双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

前发展。 2013年11月第十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欧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市场,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这次会晤取得的最新成果是发表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宣布启动中欧投资协作谈判,打造中欧双边和多边的互动合作新亮点。

中日关系的底线是战略互惠。进入21世纪以来,在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背景下,中日历史纠纷和主权争端相互交织,两国关系出现了起伏跌宕。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雅加达应约会见日本安倍首相时指出,中日双方要彼此奉行积极的政策。我们愿意同日方加强对话沟通,增信释疑,努力将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关于“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转化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力争使中日关系早日恢复正常化。

二、构建稳定和睦的周边外交

周边关系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力行和谐世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近几年由于历史纠纷、领土争端、核扩散等问题的存在,中国的周边形势十分严峻,面临诸多的挑战。处理好周边国家关系,原则和方针,可概括为“四个更加” 和“四个坚持”。即:努力使中国和周边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坚持以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坚持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

2014年,中韩关系的发展步入了全面战略合作的新时期,不仅积极推动了中韩双边的经济政治关系的发展,而且有力地遏制了朝核问题恶化的趋势,成为东北亚国际格局的稳定器。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领导人在两年时间里完成了对中亚国家全覆盖的外交出访。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通气并启动D线建设,商谈了10年之久的上合组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的签署,上合组织扩员进程的开启使西部邻国切实感受到了中国的诚意和国

家实力,感受到了搭乘中国经济发展快车带来的实惠,也对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中国继续推进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提出协力规划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大战略等新建议。中方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商谈中国—东盟国家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事宜,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入实质性磋商阶段。

二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签署了500多项新的合作协议,启动了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的计划,为新周边外交增添了新内容、注入了新动力。

三、构建积极参与的新多边外交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多边外交。

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分别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年多来,已经有沿线50多个国家积极响应参与,并愿同各自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

在“一带一路”的基础上,2013年9月中国同印度等21个亚洲国家签署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备忘录,启动授权资本为10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基础设施投融资新机制,截止2015年4月15日,已有57个国家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涵盖了除美国、日本之外的世界主要国家。“一带一路”与亚投行,不仅有利于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而且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从而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亚投行不仅受到亚洲周边国家的欢迎,而且引起美国盟友的倒戈,不仅是中国金融外交的胜利,更是新时期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世界看到了一个立足亚太、布局全球,和平、合作、共赢,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的中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的时代已经走来。

中国外交需要大战略

“和平崛起”是大战略吗?

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世界的影响力正迅速扩大。在国际社会眼中,不仅美国人在谈论G2,越来越多国际人士开始把中国看成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级大国。然而,中国似乎并没有做好去扮演世界级角色的准备。

有学者认为,中国已有大战略,就是“和平崛起”(后改为“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中国外交需要大战略

作者:郝雨凡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1-02-26  浏览: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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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崛起”是大战略吗?

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世界的影响力正迅速扩大。在国际社会眼中,不仅美国人在谈论G2,越来越多国际人士开始把中国看成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级大国。然而,中国似乎并没有做好去扮演世界级角色的准备。

有学者认为,中国已有大战略,就是“和平崛起”(后改为“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然而,“和谐世界” 只能被看作是终极的外交理想,可以被看作是早年和平共处思想的延续;作为一种价值理念,这一提法是基于“和平、合作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流”这一认识,可近年来中国外交面临的困难多是源于中国高速发展而引发别的国家猜疑和抵制所致。

尽管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但一些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依旧保持警觉甚至敌意,我们的和平意愿并不能得到他国的认同和接受。与其向别国努力地解释,争取别国同意并接受我们的和平理念,不如尊重现实,承认外部世界的复杂多变性和别国的不同利益,承认国与国之间利益经常是冲突的,以及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外交战略不能只在描述一种空泛的美好理想,必须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能够实实在在地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大战略是什么?

大战略是国家分配和使用所有工具(包括军事手段)以达到政策目标的艺术。大战略不仅要有清晰的战略目标,更要有战略对象或假想对手(甚至不只一个假想对手),还要有系统的思路(doctrine),以及步骤、方法和策略去帮助其达到战略目标。它虽然不是一门精确、刻板的“科学”,需要灵活地并不断重新审视和调整策略,但它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全局性设计。

国家外交大战略首先是对外的,而不是对内约束自己行为的。它应该包含明确的对外目标定位(如塑造怎样的外部环境,对付怎样的主要对手,达到怎样的目的)、以及相应的策略和手段(如依赖的力量)。大战略虽较宏观和倾向于指导性,但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

小国一般只能适应环境,但大国不仅能适应环境,也能营造和改变环境,并根据自己利益的变化来选择自己的战略,改变外部环境。中国的外交大战略应该是我国民族生存发展的各种利益在当今内外环境下产生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汇总;其中,既包括对我们自身状况和问题的细致了解,又包括对长远民族利益的综合把握,也包括对国内国际可资利用的各种手段和资源的分析,以及对外部世界大趋势做出高屋建瓴并具有前瞻性的判断。

不可忽视的是,国家利益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需要分类和排序中国的核心利益、重要利益、次要利益;还要能区分长期利益、中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以此决定应采取的全球大战略和与之配合的区域战略。

首先,中国对以美国和西方为首的现存世界体系是否满意?如果想改变,希望改变成什么样子?对正在发生的国际格局变化和全球化以及区域化的趋势怎么看待?哪些对我有利,哪些又是应该防止的?维持现状也许对我们有利,但在一个动态的世界里,外交上的不作为不等于能够维持现状。学界和政策界应该开始讨论,未来30年中国要达到什么战略目标;美国对中国是威胁还是机会?如需对付美国的威胁,需要未雨绸缪做好哪些准备?怎样协调与周边和主要大国的关系?应该与哪些国家结成实质的战略联盟?应有怎样的海洋战略和太空战略与之配合?

目前,我们仍然是现存国际体系的接受者(taker),而不是制定者(maker)。我们应该怎样利用外部世界的变化为我所用?怎样尽快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我们要不要争做世界老二?做世界级领袖有什么好处?又需要多大的成本?关心经济利益的同时要不要投入资源去关心其它带有人类普遍性的全球问题?要坐稳世界老二应有怎样的配套战略?现阶段对美国霸权是批评还是接纳?对西方掌控的话语体系是参与还是挑战?是竞争还是贴近并附和?在今天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是努力维持均势还是应该重点结盟?在亚洲是要地区稳定还是要区域领导权?对国际组织的变革呼声,是支持还是观望甚至抵制?要怎样改才对我有利?在制定大战略的时候,这些都需要我们仔细考虑。

显然,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的首要利益仍然是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持政权和内部稳定,这几乎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这些基本利益是否已经得到保证,还是仍存在潜在威胁?如有威胁,来自何方?威胁多大?在何种条件下可能升级甚至爆发?

除国家安全利益外,另一核心利益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的国家安全不能脱离经济层面去思考,系统的对外经济大战略应是对外大战略的重要部分。我们的经济优势和劣势是什么?我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我们左右世界金融体系的能力却相当有限;应否加速人民币国际化,使其尽快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由此产生的好处和风险是什么?中国加速融入国际金融体系,金融风险在哪里?美国加印钞票,我们怎么办?应该减持还是增持美国国债?应怎样参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对外大战略与国内发展战略密切相连,我们的产业结构和制造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的差距,虽然貌似“世界工厂”,但只占全球生产链条中一个受盘剥的下游位置,我们应怎样尽快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应有怎样的国家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战略?我们是能源消费大国,又应有怎样的能源战略才能保障日益增长的工业和民用需求?对西方的赶超更涉及人才的竞争,我们应有怎样的教育和人才战略?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国,我们更应前瞻性地考虑怎样在21世纪人类历史发展大潮中增加别国对我们的尊重。怎样增加中国的声望、信誉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这要求我们不仅提升经济实力,还应提升社会公正、公共福利、人文关怀和全方位的社会治理水平。增加我们的软实力,不能简单地依靠全球汉语推广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推介,还需要把中国文化、中国经验的总结提升到普世经验的层次。

制订大战略迫在眉睫

有一种意见认为,现阶段不宜制订大战略,因为可能引起国际社会不必要的紧张甚至恐慌。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应以自身发展为主,不必制定大战略,摸着石头过河,只要定出大的总体目标(比如2050 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程度)就行了,走一步看一步。但是,中国制不制订大战略,外界都会紧张,都会以为中南海早已有了大战略,都会继续猜测中国的战略意图。这样会增加我们发展的难度。我们不能因为担心别人的顾虑而不做长远和通盘的战略设计和大场景的思考。90年代初,我们曾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 这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当时的外交策略, 也可以被看作是某种“模糊战略”, 即“将来我要干什么,我不告诉你,我只是在争取时间”。这可能适应中国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外部环境和内政需要,并对缓解外部压力起到过权宜的作用。但也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真实意图的猜疑。后来我们提出和平崛起,20年战略机遇期,实际上都加重了外界对中国意图的担忧。20年前中国实力还不够强大,国际社会的警觉尚不强烈, 但20年后的今天,国力如此强大的中国继续隐藏外交动机,就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2‹‹12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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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缺乏大战略

信力建

所谓“外交大战略”乃是指国与国之间在交流和交往过程中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在某一段时间之内,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而制定的基本方针路线方略。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各方面关系到本国生存发展的战略。这种大战略对于一个国家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战国时期的所谓“合纵连横”上看出来。“合纵”的代表人物是苏秦,他曾经联合“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他游说六国诸侯,要六国联合起来西向抗秦。秦在西方,六国土地南北相连,故称合纵。“合纵”简言之,即“合众弱以攻一强”,就是许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与合纵政策针锋相对的是连横。其代表人物是张仪,他曾经游说六国,让六国共同事奉秦国。 换言之,“连横”即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就是由强国拉拢一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这时各大国之间,围绕着怎样争取盟国和对外扩展的策略问题,有纵和横两种不同的主张,获称战略,也因此诞生了一批外交大家——“纵横家”:他们或鼓吹合纵,或建议连横,极力张扬外交大战略的意义,所谓“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他们自信“从(纵)成必霸,横成必王。”由此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群星灿烂的一幕——战国风云。从历史结局而言,则显然是张仪的“连横”战略取得了最后胜利。张仪在秦国推行连横策略是获得成功,达到了对外兼并土地的目的,使得秦惠王能够东“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散六国之从(纵),使之西面事秦”。这是因为他用“外连衡而斗诸侯”的策略,配合了当时秦国耕战政策的推行,使得秦国最重成为统一中国的不二人选。从地域上看,当时那些弱国是以三晋为主,北连燕,南连楚为纵;东连齐或西连秦为横。合纵可以对秦,也可以对齐。从策略上说,是“合众弱以攻一强”,是阻止强国兼并的策略,可是这种带互助色彩的战略在那个“无义”战的时代行不通,所以以失败告终。而连横是“事(从属)一强以攻众弱”,是强国迫使弱国帮助它进行兼并的策略,符合战国时弱肉强食的基本原则,因而大获全胜。当然,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兼并战争形势的变化,合纵连横的具体内容也跟着有了一些变化和发展。到长平之战后,变成了合纵是六国并力抵抗强秦,连横是六国分别投降秦国的意思。

我们不难看出,秦国最后能统一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就是因为其外交大战略所谓“连横”的成功。而六国所以灭亡,同样是因为其外交战略“合纵”的失败。这里还值得指出的是,秦国的外交战略的成功出了“连横”战略外,还得助于“远交近攻”的策略。所谓“远交近攻”,是分化瓦解敌方联盟,各个击破,结交远离自己的国家而先攻打邻国的战略性谋略。秦国经商鞅变法之后,势力发展最快。秦昭王开始图谋吞并六国,独霸中原。公元前270年,秦昭王准备兴兵伐齐。范雎此时向秦昭王献上“远交近攻”之策,阻秦国攻齐。他说:齐国势力强大,离秦国又很远,攻打齐国,部队要经过韩、魏两国。军队派少了,难以取胜;多派军队,打胜了也无法占有齐国土地。不如先攻打邻国韩、魏,逐步推进。为了防止齐国与韩、魏结盟,秦昭王派使者主动与齐国结盟。其后四十余年,秦始皇继续坚持“远交近攻”之策,远交齐楚,首先攻下郭、魏,然后又从两翼进兵,攻破赵、燕,统一北方;攻破楚国,平定南方;最后把齐国也收拾了。秦始皇征战十年.终于实现了统一中国的愿望。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们如果以外交战略的宏大视野来反观今天中国的外交政策,则不能不失望地指出:今天的中国缺乏外交大战略。

就“事一强以攻众弱”而言,今天的“一强”非美国莫属,可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却一直处于摇摆不定之中。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先是和日本因为战争赔偿问题闹得不欢而散。接着又因为美国和北约为了科索沃对南斯拉夫实施轰炸误炸中国大使馆而与美国闹僵,再遇上空军英雄王海和美国情报飞机的冲撞事件,双方为了“对不起”和“抱歉”一词的使用争执了很长的时间。后来,抓住2008奥运和2010 世博的机会,极力向美国示好,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担心引火烧身,对于全球引发的一波又一波民主化潮流,一直采取不作为的被动式外交策略,以“不干涉内政”为由回避全球主流价值观的强力冲击,凸显中国官方设定的“和平与发展:国际大趋势与全球性的民主转型浪潮格格不入。2010年伊始,中美关系因美国对台军售、贸易保护、谷歌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美关系似乎突然陷入低迷,以致《华盛顿邮报》评论称,2010年头几个月中美关系将“迎来艰难时刻”;美国欧亚集团甚至将中美关系列为2010年全球十大风险之首。所以,就我们外交而言,很难说是有一种持续的““事一强以攻众弱”的“连横”战略。那么,我们又是不是在搞“合众弱以攻一强”的“合纵”战略呢?也不象。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我们跟周边一些国家的关系就不难看出。比如我们跟越南,越南似乎总是对中国心怀疑虑、暗存芥蒂、处处防备。与官方关系的热络不同,越南民间对待中国有一股敌视的力量在潜滋暗长,甚至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今年以来,就有部分越南民众走上街头对政府的中国政策表示不满,部分媒体散布反华言论;不仅如此,越南政府对待中国实际上也是两手策略,在正式场合宣称对华友好,对中国处理涉台、涉藏以及近期的新疆事件的政策措施表示理解和支持,甚至有意识地压制民间反华舆论,而在国家战略层面则始终对中国心怀异志,从外交上、军事上以及舆论上与中国保持一定距离,尽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遏制中国的影响,鲜明表达不同于中国的利益,并逐步加强与中国对抗的实力和能力,牵制和抗衡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外交上,越南积极迎合美国、俄罗斯、印度对该地区进行渗透的战略,与这三国结成紧密的联系,形成“远交近攻”的态势。舆论上反复宣示对南海的主权,并于今年5月6日与马来西亚联合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二百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案”,7日又单独提交了南海“外大陆架划界案”,沿用历史上其常用的伎俩,大造越南拥有南海岛礁的舆论声势,企图造成既成事实,让中国自吞苦果。又比如跟菲律宾,也因为黄岩岛主权问题双方关系降到了冰点。即使是所谓“用生命和鲜血凝结成”的中朝关系,也因为朝鲜一再无视中国警告进行核试而一落千丈。总而言之,中国周边曾跟中国保持密切友好的国家,凡是经历过民主转型后,这些国家的新政权对中国的态度一直不冷不热,即使摄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势力和联合国的否决权,但是,双边关系往往若即若离或貌合神离。而那些抱残守缺的国家,却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而对中国冷眼视之,视为变修。所以,中国最近的外交邦交很多,但是盟友很少。利益很多,但是保护很少。生意很多,但是朋友很少。可以说,中国外交给人的是一种青涩感,不成熟感——显然这跟中国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又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地位是不相称也不应该的。

倒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动作频频,收效甚著。美国从冷战年代开始构筑的亚太“第一岛链”有四个关键节点:“链头”是韩国,“链尾”在菲律宾,“链锁”是台湾,“重心”在日本。

随着战略东移,向亚太派驻先进武器成为最让五角大楼忙碌的事情。近期,美军表示将考虑重返菲律宾苏比克湾,并邀请越南军政官员参观航母,均反映出强化“岛链”的意图。此外,为确保这条防线的有效性,美国还加强在“第二岛链”的关节点——关岛的兵力部署,从核潜艇到隐身轰炸机全都聚集到不足百余平方公里的该岛,它的地位形同“第一岛链”的“监军”和“司令”。 美国甚至跟自己的宿敌越南在军事上也越走越近,2012年6月8日,美国与越南在华盛顿举行第二届“政治、安全暨国防对话”。两国在会后发表共同声明,强调“将继续加强合作,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美国空军计划今年秋季赴越南开展搜救演习,这将是美国空军在越战后首次重返越南,也是它首次在越南境内实施此类行动。俄罗斯继承了原苏联和越南的亲密关系,越南5月从俄罗斯采购6艘基洛级攻击潜艇、订购24架并接收12架苏-30MK2战机,此外,2006年与俄罗斯签署的供应两艘“猎豹”型护卫舰的合同也将在2010年实施。就连印度也将手伸向越南,加强了与河内的防务合作,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访问越南期间,与越南军方签署一系列合作协定,并帮助越南恢复海军相关舰艇的战斗力。

当然,只要中国能够构建一个宽松的和平环境,能够有效地保证中国的运输通道和主要海上交通线安全,则所谓“突破第一岛链”之类,将不再是问题——然而,如果我们在外交上没有大战略,只有一些摇摆不定,让人看不出基本脉络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举措的话,则我们只能在这种“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中左冲右突,了无宁日。

中国外交需要大战略

大战略是什么?   小国一般只能适应环境,但大国不仅能适应环境,也能营造和改变环境,并根据自己利益的变化来选择自己的战略,改变外部环境。中国的外交大战略应该是我国民族生存发展的各种利益在当今内外环境下产生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汇总;其中,既包括对我们自身状况和问题的细致了解,又包括对长远民族利益的综合把握,也包括对国内国际可资利用的各种手段和资源的分析,以及对外部世界大趋势做出高屋建瓴并具有前瞻性的判断。   不可忽视的是,国家利益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需要分类和排序中国的核心利益、重要利益、次要利益;还要能区分长期利益、中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以此决定应采取的全球大战略和与之配合的区域战略。   显然,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的首要利益仍然是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持政权和内部稳定,这几乎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最基本的。   除国家安全利益外,另一核心利益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的国家安全不能脱离经济层面去思考,系统的对外经济大战略应是对外大战略的重要部分。   制订大战略迫在眉睫   有一种意见认为,现阶段不宜制订大战略,因为可能引起国际社会不必要的紧张甚至恐慌。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应以自身发展为主,不必制定大战略,摸着石头过河,只要定出大的总体目标(比如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程度)就行了,走一步看一步。但是,中国制不制订大战略,外界都会紧张,都会以为中南海早已有了大战略,都会继续猜测中国的战略意图,这样会增加我们发展的难度,我们不能因为担心别人的顾虑而不做长远和通盘的战略设计和大场景的思考。   90年代初,我们曾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这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当时的外交策略,也可以被看作是某种“模糊战略”。即“将来我要干什么,我不告诉你,我只是在争取时间”。这可能适应中国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外部环境和内政需要,并对缓解外部压力起到过权宜的作用,但也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真实意图的猜疑。后来我们提出和平崛起,20年战略机遇期,实际上都加重了外界对中国意图的担忧。20年前中国实力还不够强大,国际社会的警觉尚不强烈,但20年后的今天,国力如此强大的中国继续隐藏外交动机,就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我们应有清晰的、争做负责任的世界第二的战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消除作为世界第一的美国对我们和平崛起的顾虑。要让美国知道,我们不是要赶超美国,更不想威胁美国的地位,当然,这样做的坏处是容易引起潜在对手如日本和俄罗斯甚至欧盟的担忧。日本现在亚洲的外交战略目标就是延缓甚至阻止中国崛起,但中国崛起是俄罗斯和日本都无法阻止的,日俄之间的矛盾也使其难以联手遏制中国。未来一段时间里唯一能够干扰中国崛起的只有美国,中国如果妥善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平衡好与日本、俄罗斯、欧盟和印度的关系,争取亚洲事务的主导权,并坐稳世界第二,这对中国最为有利。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如同其他大国一样早有自己的大战略,只是不说而已。因为担心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增加我们赶超的成本。但如果中国外交意图继续“韬光养晦”,美国就有理由怀疑中国的真实意图。中国外交意图的不透明,已经引起了美国学界政界乃至国际社会的猜测,实际上增加了中国赶超的成本。而这种模糊战略给外界无限的遐想,许多国家多是往坏处想中国,所以,我们需要清晰的外交大战略。   清晰的国家大战略有利于外界对中国的战略利益形成清楚认识,避免采取不当措施;另外,清晰的国家大战略有利于消解外界对中国的疑虑;最后,清晰的大战略有利于各部门形成一致的认识和协调各部门的不同利益。   (摘自《南风窗》)

中国外交大战略

用大战略打破中国外交被动 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下子被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然而,中国似乎并没有做好准备,去扮演世界级 的角色。 中国外交政策至今仍缺乏一套完整的大战略来反映中国变化了的利益,更没有全球性的设想和布局安排。在 一些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往往缺乏系统连贯的战略眼光,有时举棋不定,态度模糊,在处理政治、安全 和经济政策上缺乏协调,有时甚至传递相互矛盾的信息。这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真实意图的猜疑,不利于中国 国家利益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中国已有大战略,就是 “和平崛起(后改为“和平发展”)”。然而,这些提法并不是大战 略,因为它们不具备大战略的特质,而仅是对盛行的“中国威胁论”的防御性反应,具有辩护的味道和外交理想 的色彩。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曾经是反两霸时代的历史产物。它可能适应那个时代中国特定的外部环境和内政需要, 并对实现当时的战略目标起到过权宜的作用。 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如果今天我们仍然把以不结盟为主要特色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作为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 根本出发点的话,我们可能会自缚手脚,干扰全方位谋求国家利益的努力。和平发展(崛起)是自我行为的一种 宣示,但作为国家对外大战略,却缺乏指导性和操作性,因为和平发展对任何国家都适用。 “大战略”的提法早期与战争有关,后来通常被最广义地看作一个国家和民族“基于手段和目标之间经过深 思熟虑的全面行动规划”。 大战略虽然较为宏观和倾向于指导性,但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它应该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顾及 到外部世界的复杂多变性和别国的不同利益,以及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弘扬一种价值观的同时,大战略 不能只在描述一种空泛的美好理想。它必须能够实实在在地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如果说过去 30 多年中国最大的外交利益是为改革开放营造一个稳定、和平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那么今天, 综合国力显着提升的中国所要求的外交利益应更上一个层次。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的首要利益仍然是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持政权和内部稳定。问题是这些 基本利益是否已经得到保证,如有威胁,来自何方,威胁多大,在何种条件下可能升级甚至爆发。 中国的崛起说到底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全面赶超。随着民众要求提高生活质量的呼声日高,我们必须考虑如 何吸收并利用外部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对经济、社会和精神的需求。 目前,我们仍是现存国际体系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学界和政策界应开始

讨论,中国希望看到怎样的国际 体系?如需对付美国,我们需要怎样协调与周边和主要大国的关系?我们应该怎样利用外部世界的变化为我所用? 怎样尽快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我们要不要争做世界老二? 做世界级领袖有什么好处?又需要多大的成本?要坐稳世界老二应有怎样的配套战略?现阶段对美国霸权 是批评还是接纳?是竞争还是贴近并附和,对西方掌控的话语体系是参与还是挑战?在国际关系中是努力维持均 势还是应该重点结盟?在亚洲是要地区稳定还是要区域领导权?对国际组织的变革呼声,是支持还是观望甚至抵 制?

缺乏大战略指导的外交政策,只能简单地就某个事件做出反应,中国外交就只能成为一种“斡旋”,无法串 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应接不暇的国际事务之间的各种关系,从而使总体外交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被动和穷于应 付的局面。在机会出现时,也势必无法及时抓住。我们不能因为担心别人的顾虑而不做长远和通盘的战略设计和 大场景的思考。 时代已经变了,中国的外交战略也应与时俱进,如何尽快建立一套系统的、自洽的、基于全局考虑和通盘谋 划的国家对外大战略,使得中国的安全、经济、政治、科技、能源、教育、文化等利益更好地与外交利益相衔接, 已经迫在眉睫。(作者郝雨凡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

中国外交需要大战略

郝雨凡:中国外交需要大战略

我们应有清晰的、争做负责任的世界第二的战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消除作为世界第一的美国对我们和平崛起的顾虑,要让美国知道,我们不是要赶超美国,更不想威胁美国的地位。

“和平崛起”不是大战略

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世界的影响力正迅速扩大。在国际社会眼中,不仅美国人在谈论G-2,越来越多国际人士开始把中国看成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级大国。然而,中国似乎并没有做好去扮演世界级角色的准备。中国外交政策至今仍缺乏一套完整的大战略来反映中国变化了的利益,更没有全球性的设计和安排。这样不仅给人以“大国小外交”的感觉,而且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真实意图的猜疑,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中国已有大战略,就是“和平崛起”(后改为“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然而,这些提法并不是大战略,因为它们不具备大战略的特质,而仅是对盛行一时的“中国威胁论”的防御性反应,具有辩护的味道和外交理想的色彩。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曾经是反两霸时代的历史产物,它可能适应那个时代中国特定的外部环境和内政需要,并对实现当时的战略目标起到过权宜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利益和面临的问题已经截然不同。如果今天我们仍然把以不结盟为主要特色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作为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出发点的话,我们可能会自缚手脚,干扰全方位谋求国家利益的努力。

和平发展(崛起)是自我行为的一种宣示,但作为国家对外大战略,却缺乏指导性和操作性,因为和平发展对任何国家都适用。“和谐世界” 只能被看作是终极的外交理想,可以被看作是早年和平共处思想的延续;作为一种价值理念,这一提法是基于“和平、合作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流”这一认识,可近年来中国外交面临的困难多是源于中国高速发展而引发别的国家猜疑和抵制所致。

尽管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但许多国家对于中国崛起依旧保持警觉甚至敌意。愈演愈烈的领土争端,例如南海主权,钓鱼岛事件等都不断提醒我们,尽管我们奉行和平中求发展的策略,但我们的和平意愿并不能得到他国的认同和接受。在国际社会仍存在着霍布斯式的斗争文化和洛克式的竞争文化,以及在西方国家内部存在的康德式同盟文化的时候,希望一个可以覆盖全世界的和谐文化更像是一厢情愿的理想。与其向别国努力地解释,争取别国同意并接受我们的和平理念,不如尊重现实,承认外部世界的复杂多变性和别国的不同利益,承认国与国之间利益经常是冲突的,以及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当前世界种族纷争和利益角逐之中,“和谐世界”的目标即缺乏操作性,更无法衡量其成败。外交战略不能只在描述一种空泛的美好理想,必须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能够实实在在地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大战略是什么?

大战略是国家分配和使用所有工具(包括军事手段)以达到政策目标的艺术。大战略不仅要有清晰的战略目标,更要有战略对象或假想对手(甚至不只一个假想对手),还要有系统的思路(doctrine),以及步骤、方法和策略去帮助其达到战略目标。它虽然不是一门精确、刻板的“科学”,需要灵活地并不断重新审视和调整策略,但它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全局性设计。

国家外交大战略首先是对外的,而不是对内约束自己行为的。它应该包含明确的对外目标定位(如塑造怎样的外部环境,对付怎样的主要对手,达到怎样的目的)、以及相应的策略和手段(如依赖的力量)。所以,“和平崛起”充其量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或策略,即用和平的手段达到“崛起”或“赶超”的目标。但目标必须明确,中国要赶超谁?在哪些领域赶超什么?赶超是目的还是手段?赶超之后还要做什么?大战略虽较宏观和倾向于指导性,但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

小国一般只能适应环境,但大国不仅能适应环境,也能营造和改变环境,并根据自己利益的变化来选择自己的战略,改变外部环境。中国的外交大战略应该是我国民族生存发展的各种利益在当今内外环境下产生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汇总;其中,既包括对我们自身状况和问题的细致了解,又包括对长远民族利益的综合把握,也包括对国内国际可资利用的各种手段和资源的分析,以及对外部世界大趋势做出高屋建瓴并具有前瞻性的判断。

不可忽视的是,国家利益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需要分类和排序中国的核心利益、重要利益、次要利益;还要能区分长期利益、中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以此决定应采取的全球大战略和与之配合的区域战略。

首先,中国对以美国和西方为首的现存世界体系是否满意?如果想改变,希望改变成什么样子?对正在发生的国际格局变化和全球化以及区域化的趋势怎么看待?哪些对我有利,哪些又是应该防止的。维持现状也许对我们有利,但在一个动态的世界里,外交上的不作为不等于能够维持现状。学界和政策界应该开始讨论,未来30年中国要达到什么战略目标;美国对中国是威胁还是机会?如需对付美国的威胁,需要未雨绸缪做好哪些准备?怎样协调与周边和主要大国的关系?应该与哪些国家结成实质的战略联盟?应有怎样的海洋战略和太空战略与之配合?

目前,我们仍然是现存国际体系的接受者(taker),而不是制定者(maker)。我们应该怎样利用外部世界的变化为我所用?怎样尽快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我们要不要争做世界老二?做世界级领袖有什么好处?又需要多大的成本?关心经济利益的同时要不要投入资源去关心其它带有人类普遍性的全球问题?要坐稳世界老二应有怎样的配套战略?现阶段对美国霸权是批评还是接纳?对西方掌控的话语体系是参与还是挑战?是竞争还是贴近并附和?在今天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是努力维持均势还是应该重点结盟?在亚洲是要地区稳定还是要区域领导权?对国际组织的变革呼声,是支持还是观望甚至抵制?要怎样改才对我有利?在制定大战略的时候,这些都需要我们仔细考虑。缺乏大战略指导的外交政策,只能简单地就某个事件做出反应,中国外交就只能成为一种“斡旋”,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被动和穷于应付的局面。在机会出现时,也势必无法及时抓住。

显然,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的首要利益仍然是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持政权和内部稳定,这几乎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这些基本利益是否已经得到保证,还是仍存在潜在威胁?如有威胁,来自何方?威胁多大?在何种条件下可能升级甚至爆发?

除国家安全利益外,另一核心利益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的国家安全不能脱离经济层面去思考,有系统地对外经济大战略应是对外大战略的重要部分。我们的经济优势和劣势是什么?我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我们左右世界金融体系的能力却相当有限;应否加速人民币国际化,使其尽快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由此产生的好处和风险是什么?中国加速融入国际金融体系,金融风险在哪里?美国加印钞票,我们怎么办?应该减持还是增持美国国债?应怎样参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对外大战略与国内发展战略密切相连,我们的产业结构和制造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的差距,虽然貌似“世界工厂”,但只占全球生产链条中一个受盘剥的下游位置,我们应怎样尽快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应有怎样的国家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战略?我们是能源消费大国,又应有怎样的能源战略才能保障日益增长的工业和民用需求?对西方的赶超更涉及到人才的竞争,我们应有怎样的教育和人才战略?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国,我们更应前瞻性地考虑怎样在21世纪人类历史发展大潮中增加别国对我们的尊重。怎样增加中国的声望、信誉、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这要求我们不仅提升经济实力,还应提升社会公正、公共福利、人文关怀和全方位的社会治理水平。增加我们的软实力,不能简单地依靠全球汉语推广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推介,还需要把中国文化、中国经验的总结提升到普世经验的层次,更需要加快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政策。

制订大战略迫在眉睫

有一种意见认为,现阶段不宜制订大战略,因为可能引起国际社会不必要的紧张甚至恐慌。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应以自身发展为主,不必制定大战略,摸着石头过河,只有定出大的总体目标(比如2050 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程度)就行了,走一步看一步。但是,中国制不制订大战略,外界都会紧张,都会以为中南海早已有了大战略,都会继续猜测中国的战略意图。这样会增加我们发展的难度。我们不能因为担心别人的顾虑而不做长远和通盘的战略设计和大场景的思考。90年代初,我们曾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 这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当时的外交策略, 也可以被看作是某种“模糊战略”, 即“将来我要干什么,我不告诉你, 我只是在争取时间”。这可能适应中国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外部环境和内政需要,并对缓解外部压力起到过权宜的作用。但也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真实意图的猜疑。后来我们提出和平崛起,二十年战略机遇期,实际上都加重了外界对中国意图的担忧。20年前中国实力还不够强大,国际社会的警觉尚不强烈, 但20年后的今天,国力如此强大的中国继续隐藏外交动机,就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在赶超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中国要赶超谁?赶超之后还要做什么?最近一段时间里,中国维护正当权益的一些做法,已经在国际社会引起议论,不仅认为一贯低调的中国正在放弃“韬光养晦”的战略而变得“傲慢”和“强硬”,而且更加担忧中国未来的外交动向。

我们应有清晰的、争做负责任的世界第二的战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消除作为世界第一的美国对我们和平崛起的顾虑,要让美国知道,我们不是要赶超美国,更不想威胁美国的地位。当然,这样做的坏处是容易引起潜在对手如日本和俄罗斯甚至欧盟的担忧。日本现在亚洲的外交战略目标就是延缓甚至阻止中国崛起。但中国崛起是俄罗斯和日本都无法阻止的,日俄之间的矛盾也使其难以联手遏制中国。未来一段时间里唯一能够干扰中国崛起的只有美国。中国如果妥善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平衡好与日本、俄罗斯、欧盟和印度的关系,争取亚洲事务的主导权,并坐稳世界第二。这对中国最为有利。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如同其它大国一样早有自己的大战略,只是不说而已,因为担心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增加我们赶超的成本。但如果中国外交意图继续“韬光养晦”, 美国就有理由怀疑中国的真实意图是针对美国的。中国外交意图的不透明,已经引起了美国学界政界乃至国际社会的猜测,实际上增加了中国赶超的成本。从最近我们的外交麻烦和中国的反应来看,中国也并不像已有完整的战略思考。而这种模糊战略给外界无限的遐想,许多国家多是往坏处想中国。所以,我们需要清晰的外交大战略。

清晰的国家大战略有利于外界对中国的战略利益形成清楚认识,避免采取不当措施。博弈论中将博弈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非完全信息博弈。完全信息博弈有利于行动者形成正确的判断,但国与国的博弈通常是非完全信息的博弈,所以经常会导致战略误判。战略清晰会增强中国行动的可信性,减少对手的战略误判。中国将台湾列为国家的核心利益所在,并颁布了《反分裂国家法》,这有利于遏制台独势力和国际社会对台独的支持。中国将西藏、新疆和南海明确列为国家的核心利益所在,外国尤其是周边各国,知道了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哪里是中国的底线,如果触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会如何应对。反之,如果中国大战略不清晰,底线不明确,很可能使有些国家得寸进尺,让我们日后被动。

另外,清晰的国家大战略有利于消解外界对中国的疑虑。外界对中国的疑虑有意识形态和历史的原因。西方一些大国,囿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认为中国是价值观的异己,担心中国挑战西方的领导地位,更害怕中国强大后会报复西方。而周边一些国家,尤其是那些有过长期的被殖民历史和被中国当年的“输出革命”影响过的国家,害怕中国的崛起会威胁其国家安全。中国不断向外部世界宣示自己的和平意愿,但西方的思维中普遍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最终都会扩展到战略和军事方面。

应该看到,当今世界的现实是西方正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威胁西方的领导地位,在西方眼里中国威胁是“极权式”政治体制加东方儒家文化为基础的集体主义。这种“异类”的身份,是西方担心中国崛起的主要根源。而我们现在的反应是不停地辩解和行动上的让步。中国为了消除“威胁论”所推行的“睦邻政策”使得我们在处理周边国际关系时“投鼠忌器,”导致我们在南海问题上经常被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甚至文莱等小国欺负。中国和西方的矛盾是文明之间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国际体系变化导致的结构性的。所以中国现在应结合国际社会的现实,制定我们的应对大战略。

中国清晰的国家大战略不仅要让西方明确认识到,中国外交大战略目的标是要做负责任的世界级领袖,但不会也不想挑战美国的霸权,采取的是与美国和各国合作的策略,而且有助于让周边各国认识到开疆扩土不是中国的战略需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和平的周边环境对中国的发展最为重要。中国要做也能做负责任的大国,有责任也有能力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东亚区域秩序,为此中国也愿意承担义务。

最后,清晰的大战略有利于各部门形成一致的认识和协调各部门的不同利益。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工作重点,也都在强调自身的部门利益:经济部门侧重于经济利益,安全部门强调国家安全,军事部门关注军事防御和战略问题,外交部门倾向于扩大国际参与,平滑国际交往,处理日常外交危机事件。但是,不同的部门利益都是核心利益就可能产生矛盾,也有碍有限资源的合理分配。清晰的国家大战略有利于对各个部门地位和利益的轻重缓急形成清楚认识,避免不当的资源竞争和内耗。

中国外交需要大战略

我们应有清晰的、争做负责任的世界第二的战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消除作为世界第一的美国对我们和平崛起的顾虑,要让美国知道,我们不是要赶超美国,更不想威胁美国的地位。

“和平崛起”是大战略吗?

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世界的影响力正迅速扩大。在国际社会眼中,不仅美国人在谈论G2,越来越多国际人士开始把中国看成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国。然而,中国似乎并没有做好去扮演世界�角色的准备。

有学者认为,中国已有大战略,就是“和平崛起”(后改为“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然而,“和谐世界”只能被看作是终极的外交理想,可以被看作是早年和平共处思想的延续;作为一种价值理念,这一提法是基于“和平、合作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流”这一认识,可近年来中国外交面临的困难多是源于中国高速发展而引发别的国家猜疑和抵制所致。

尽管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但一些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依旧保持警觉甚至敌意,我们的和平意愿并不能得到他国的认同和接受。与其向别国努力地解释。争取别国同意并接受我们的和平理念,不如尊重现实,承认外部世界的复杂多变性和别国的不同利益,承认国与国之间利益经常是冲突的,以及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外交战略不能只在描述一种空泛的美好理想,必须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能够实实在在地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大战略是什么?

大战略是国家分配和使用所有工具(包括军事手段)以达到政策目标的艺术。大战略不仅要有清晰的战略目标,更要有战略对象或假想对手(甚至不只一个假想对手),还要有系统的思路(doetrine),以及步骤、方法和策略去帮助其达到战略目标。它虽然不是一门精确、刻板的“科学”,需要灵活地并不断重新审视和调整策略,但它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全局性设计。

国家外交大战略首先是对外的,而不是对内约束自己行为的。它应该包含明确的对外目标定位(如塑造怎样的外部环境,对付怎样的主要对手,达到怎样的目的)、以及相应的策略和手段(如依赖的力量)。大战略虽较宏观和倾向于指导性,但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

小国一般只能适应环境,但大国不仅能适应环境,也能营造和改变环境,并根据自己利益的变化来选择自己的战略,改变外部环境。中国的外交大战略应该是我国民族生存发展的各种利益在当今内外环境下产生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汇总;其中,既包括对我们自身状况和问题的细致了解,又包括对长远民族利益的综合把握,也包括对国内国际可资利用的各种手段和资源的分析,以及对外部世界大趋势做出高屋建瓴并具有前瞻性的判断。

不可忽视的是,国家利益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需要分类和排序中国的核心利益、重要利益、次要利益;还要能区分长期利益、中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以此决定应采取的全球大战略和与之配合的区域战略。

首先,中国对以美国和西方为首的现存世界体系是否满意?如果想改变,希望改变成什么样子?对正在发生的国际格局变化和全球化以及区域化的趋势怎么看待?哪些对我有利,哪些又是应该防止的?维持现状也许对我们有利,但在一个动态的世界里,外交上的不作为不等于能够维持现状。学界和政策界应该开始讨论,未来30年中国要达到什么战略目标;美国对中国是威胁还是机会?如需对付美国的威胁,需要未雨绸缪做好哪些准备?怎样协调与周边和主要大国的关系?应该与哪些国家结成实质的战略联盟?应有怎样的海洋战略和太空战略与之配合?

目前,我们仍然是现存国际体系的接受者(taker),而不是制定者(maker)。我们应该怎样利用外部世界的变化为我所用?怎样尽快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我们要不要争做世界老二?做世界�领袖有什么好处?又需要多大的成本?关心经济利益的同时要不要投入资源去关心其它带有人类普遍性的全球问题?要坐稳世界老二应有怎样的配套战略?现阶段对美国霸权是批评还是接纳?对西方掌控的话语体系是参与还是挑战?是竞争还是贴近并附和?在今天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是努力维持均势还是应该重点结盟?在亚洲是要地区稳定还是要区域领导权?对国际组织的变革呼声,是支持还是观望甚至抵制?要怎样改才对我有利?在制定大战略的时候,这些都需要我们仔细考虑。

显然,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的首要利益仍然是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持政权和内部稳定,这几乎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这些基本利益是否已经得到保证,还是仍存在潜在威胁?如有威胁,来自何方?威胁多大?在何种条件下可能升�甚至爆发?

除国家安全利益外,另一核心利益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的国家安全不能脱离经济层面去思考,系统的对外经济大战略应是对外大战略的重要部分。我们的经济优势和劣势是什么?我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我们左右世界金融体系的能力却相当有限;应否加速人民币国际化,使其尽快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由此产生的好处和风险是什么?中国加速融入国际金融体系,金融风险在哪里?美国加印钞票,我们怎么办?应该减持还是增持美国国债?应怎样参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对外大战略与国内发展战略密切相连,我们的产业结构和制造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的差距,虽然貌似“世界工厂”,但只占全球生产链条中一个受盘剥的下游位置,我们应怎样尽快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应有怎样的国家科技发展和产业升�战略?我们是能源消费大国,又应有怎样的能源战略才能保障日益增长的工业和民用需求?对西方的赶超更涉及人才的竞争,我们应有怎样的教育和人才战略?作为一个世界�的大国,我们更应前瞻性地考虑怎样在21世纪人类历史发展大潮中增加别国对我们的尊重。怎样增加中国的声望、信誉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这要求我们不仅提升经济实力,还应提升社会公正、公共福利、人文关怀和全方位的社会治理水平。增加我们的软实力,不能简单地依靠全球汉语推广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推介,还需要把中国文化、中国经验的总结提升到普世经验的层次。

制订大战略迫在眉睫

有一种意见认为,现阶段不宜制订大战略,因为可能引起国际社会不必要的紧张甚至恐慌。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应以自身发展为主,不必制定大战略,摸着石头过河,只要定出大的总体目标(比如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程度)就行了,走一步看一步。但是,中国制不制订大战略,外界都会紧张,都会以为中南海早已有了大战略,都会继续猜测中国的战略意图。这样会增加我们发展的难度。我们不能因为担心别人的顾虑而不做长远和通盘的战略设计和大场景的思考。90年代初,我们曾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这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当时的外交策略,也可以被看作是某种“模糊战略”,即“将来我要干什么,我不告诉你,我只是在争取时间”。

这可能适应中国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外部环境和内政需要,并对缓解外部压力起到过权宜的作用。但也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真实意图的猜疑。后来我们提出和平崛起,20年战略机遇期,实际上都加重了外界对中国意图的担忧。20年前中国实力还不够强大,国际社会的警觉尚不强烈,但20年后的今天,国力如此强大的中国继续隐藏外交动机,就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我们应有清晰的、争做负责任的世界第二的战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消除作为世界第一的美国对我们和平崛起的顾虑,要让美国知道,我们不是要赶超美国,更不想威胁美国的地位。当然,这样做的坏处是容易引起潜在对手如日本和俄罗斯甚至欧盟的担忧。日本现在亚洲的外交战略目标就是延缓甚至阻止中国崛起。但中国崛起是俄罗斯和日本都无法阻止的,日俄之间的矛盾也使其难以联手遏制中国。未来一段时间里唯一能够干扰中国崛起的只有美国。中国如果妥善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平衡好与日本、俄罗斯、欧盟和印度的关系,争取亚洲事务的主导权,并坐稳世界第二。这对中国最为有利。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如同其它大国一样早有自己的大战略,只是不说而已,因为担心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增加我们赶超的成本。但如果中国外交意图继续“韬光养晦”,美国就有理由怀疑中国的真实意图是针对美国的。中国外交意图的不透明,已经引起了美国学界政界乃至国际社会的猜测,实际上增加了中国赶超的成本。而这种模糊战略给外界无限的遐想,许多国家多是往坏处想中国。所以,我们需要清晰的外交大战略。

清晰的国家大战略有利于外界对中国的战略利益形成清楚认识,避免采取不当措施。博弈论中将博弈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非完全信息博弈。完全信息博弈有利于行动者形成正确的判断,但国与国的博弈通常是非完全信息的博弈,所以经常会导致战略误判。战略清晰会增强中国行动的可信性,减少对手的战略误判。中国将台湾地区列为国家的核心利益所在,并颁布了《反分裂国家法》,这有利于遏制台独势力和国际社会对台独的支持。中国将西藏、新疆和南海明确列为国家的核心利益所在,外国尤其是周边各国,知道了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哪里是中国的底线,如果触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会如何应对。反之,如果中国大战略不清晰,底线不明确,很可能使有些国家得寸进尺,让我们日后被动。

另外,清晰的国家大战略有利于消解外界对中国的疑虑。外界对中国的疑虑有意识形态和历史的原因。西方一些大国,囿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认为中国是价值观的异己,担心中国挑战西方的领导地位,更害怕中国强大后会报复西方。而周边一些国家,尤其是那些有过长期的被殖民历史和被中国当年的“输出革命”影响过的国家,害怕中国的崛起会威胁其国家安全。中国不断向外部世界宣示自己的和平意愿,但西方的思维中普遍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最终都会扩展到战略和军事方面。

应该看到,当今世界的现实是西方正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威胁西方的领导地位,我们现在的反应是不停地辩解和行动上的让步。中国为了消除“威胁论”所推行的“睦邻政策”使得我们在处理周边国际关系时“投鼠忌器”,导致我们在南海问题上经常被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甚至文莱等小国欺负。中国和西方的矛盾是文明之间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国际体系变化导致的结构性的。所以中国现在应结合国际社会的现实,制定我们的应对大战略。

中国清晰的国家大战略不仅要让西方明确认识到,中国外交大战略目的标是要做负责任的世界�领袖,但不会也不想挑战美国的霸权,采取的是与美国和各国合作的策略,而且有助于让周边各国认识到开疆扩土不是中国的战略需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和平的周边环境对中国的发展最为重要。中国要做也能做负责任的大国,有责任也有能力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东亚区域秩序,为此中国也愿意承担义务。

最后,清晰的大战略有利于各部门形成一致的认识和协调各部门的不同利益。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工作重点,也都在强调自身的部门利益:经济部门侧重于经济利益,安全部门强调国家安全,军事部门关注军事防御和战略问题,外交部门倾向于扩大国际参与,平滑国际交往,处理日常外交危机事件。但是,不同的部门利益都是核心利益就可能产生矛盾,也有碍有限资源的合理分配。清晰的国家大战略有利于对各个部门地位和利益的轻重缓急形成清楚认识,避免不当的资源竞争和内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