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大战略内容

范文一:中国外交大战略的内容与新挑战

中国外交大战略的内容与新挑战

中国政府一直持开放友好的态度,愿意与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地区和组织在平等互惠,尊重对方核心利益等重要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发展和建立各种友好的外交关系,截止2011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72个,分布于世界各个大洲。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开展了“亲,诚,惠,容 ”的周边外交政策,继续保持和周边国家良好的外交关系,同时也开展了与美国等国家的“新型大国关系 ”进一步深化和加强与美国等国家的大国外交战略,并与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家继承和发展老一辈领导人建立起来的传统友好外交关系。

2014年以来,中国先后举办亚信峰会和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中国政府都充分展示了积极友好的外交姿态来迎接各个国家的发展和合作。2015年中国将在北京隆重举行阅兵仪式,同时会邀请外国领导人参加,充分展示了中国的外交姿态和信心。

第一个压力,来自国内迅速上升的民·族·主·义。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它是一柄“双刃剑”:如果调度得当,将成为团结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加强国防建设、抵御外部压力、争取国际话语权和核心角色的源泉;反之,它可能迫使决策部门在有争议的所有国际争端和事态上采取强硬立场,从而失去国际战略运筹所需的回旋余地。让强大起来的中国保持持续的、旺盛的民族精神,同时坚守谦虚谨慎、开放学

习的态度,不是一件容易平衡的事情。

第二个难关,是在全球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的背景下,处置棘手的海洋主权纠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20世纪90年代的生效,带来强烈的冲击波。中国所在西太平洋区域,包括了数量繁多、情况复杂的海洋纠纷。单是中国与周边海洋邻国,就存在八个分歧点,其中一部分处于激化或僵持状态。另一方面,国内民众和诸多媒体,在综合国力强盛的背景下,对各种“挑衅方”越来越难以忍受,要求政府和军方采取手段予以惩罚、收复失地。这是一种大考:新领导人能否在内外严峻压力下,显示力量和智慧,在捍卫自身权益、安抚国内公众的同时,为各种国际海洋纠纷提供中国式方案或启迪?

第三个挑战:如何对待美国“重返亚洲”和“战略再平衡”等态势,使之不至成为中华民族伟大梦想实现的“绊脚石”。美国那一头,对华方针存在明显的两面性、摇摆性:当中国崛起壮大到一定程度时,特别是高边疆、高科技取得重大进展时,美国人的疑虑和防范就会增加;但今天的中国又不同于当年的苏联,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和社会民间交往远比美苏关系深厚,加上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机遇与治理难题,也给中美关系增加了互需互利的内涵。这是美国对华政策难以定型的重要理由。

第四个挑战:如何妥善应对分·离·主·义势力在中国边疆民族区域的蔓延,同时巧妙处理相关的国际压力。这与中国国内复杂的民族矛盾有关,也同国际范围正在激化的民族宗教矛盾相联系。从世界各国

特别是新兴大国的情况比较而言,处置这类纠纷及诱发的国际矛盾,是一个棘手任务,弄不好就造成动荡不定的内外恶果,乃至打乱原有战略日程、延缓强国富民的步伐。须承认,这些年来内地与边疆民族区域的差距在扩大,加上冷战结束以来周边区域“三股势力”的外溢,高层处理问题的难度在增加。

从国际战略角度观察,第五个挑战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对外依赖。现今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也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大国,能耗快速上升难以避免,而中国自身化石能源储量和产量只能满足这种巨大能耗的一部分,新能源增长虽快但比重仍小,缺口不得不依赖从外部进口。如何保障这种不断上升的能源需求,在国内节能降耗、调整产业布局,在对外战略和布局上做出调适,对威胁能源通道和供应的外部不测事态做好预案,成为新的难题。

第六个大的挑战,是提高政府的公信力。现在国内普遍觉得政府对外交涉时太软,国外却广泛认为中国变得强硬;中国百姓感觉幸福感不强、对于分配不公有诸多抱怨,而外国多认为中国人钱多到用不完、却在国际范围“搭便车”。这种不断扩大的认知反差,对决策方向构成对冲性压力。不管有多少偏激的成分,社会情绪及怨言的增多,要求中国政府加快解决收入差距、遏·制·腐·败和推进政改。国外方面的原因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是因为嫉妒和担心中国的强大,有的是缘于不了解中国的实情,有的是由于中国外宣存在问题,有的缘自国内规章不合国际规范。同理,克服或缓解这种认知误区,乃紧迫而严峻的使命。

最后一个挑战,是如何确定自身在全球高地上的方位,维护不断增长并国际化的国家利益,根据国内外需求承担更大的全球责任。与一般国家不同,中国如此巨大规模、市场以及独特而成系统的文化传统,很容易使各级政府不自觉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解决当下迫切的国内事务上。与许多新兴大国不一样,中国的社会制度及政治文化同欧美主宰下的国际体系存在差异和摩擦,中国缺乏在“异样”的环境中提供导向的经验和技术。中国现在有了不断增多的全球利害关系,但全球政治角色(包括提供的政治价值)不太明晰,全球安全目标和策略不太连贯。不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将停留在单向度全球大国的层次。

范文二:新时期中国外交大战略的内容

新时期中国外交大战略的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在内政外交两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进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敏锐地观察到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及时提出时代主题由“革命与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在世纪之交的20多年里,江胡两代领导人根据国际形势的大发展、大变革,提出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时代的主潮流。从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共同构建和谐世界的世界梦,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注入合作共赢的核心内容,正以新的姿态迎接新挑战,形成中国外交新局面。

一、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十八大提出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其特点是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对话、拓展务实合作、促进利益融合。但是,在处理各种大国关系过程中,有着不同的侧重和关键。

中美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加强战略互信。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双方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和要求进一步达成共识,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中俄关系的重点是增强战略互补。中俄地缘相近,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5月9日,习主席出席俄罗斯红场阅兵,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进入互为重要发展机遇、互为主要优先合作伙伴的新阶段。中俄加强战略互补是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求,不仅有利于中俄两国的各自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中欧关系的重点是加强战略互动,推动双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

前发展。 2013年11月第十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欧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市场,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这次会晤取得的最新成果是发表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宣布启动中欧投资协作谈判,打造中欧双边和多边的互动合作新亮点。

中日关系的底线是战略互惠。进入21世纪以来,在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背景下,中日历史纠纷和主权争端相互交织,两国关系出现了起伏跌宕。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雅加达应约会见日本安倍首相时指出,中日双方要彼此奉行积极的政策。我们愿意同日方加强对话沟通,增信释疑,努力将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关于“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转化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力争使中日关系早日恢复正常化。

二、构建稳定和睦的周边外交

周边关系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力行和谐世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近几年由于历史纠纷、领土争端、核扩散等问题的存在,中国的周边形势十分严峻,面临诸多的挑战。处理好周边国家关系,原则和方针,可概括为“四个更加” 和“四个坚持”。即:努力使中国和周边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坚持以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坚持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

2014年,中韩关系的发展步入了全面战略合作的新时期,不仅积极推动了中韩双边的经济政治关系的发展,而且有力地遏制了朝核问题恶化的趋势,成为东北亚国际格局的稳定器。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领导人在两年时间里完成了对中亚国家全覆盖的外交出访。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通气并启动D线建设,商谈了10年之久的上合组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的签署,上合组织扩员进程的开启使西部邻国切实感受到了中国的诚意和国

家实力,感受到了搭乘中国经济发展快车带来的实惠,也对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中国继续推进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提出协力规划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大战略等新建议。中方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商谈中国—东盟国家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事宜,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入实质性磋商阶段。

二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签署了500多项新的合作协议,启动了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的计划,为新周边外交增添了新内容、注入了新动力。

三、构建积极参与的新多边外交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多边外交。

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分别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年多来,已经有沿线50多个国家积极响应参与,并愿同各自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

在“一带一路”的基础上,2013年9月中国同印度等21个亚洲国家签署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备忘录,启动授权资本为10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基础设施投融资新机制,截止2015年4月15日,已有57个国家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涵盖了除美国、日本之外的世界主要国家。“一带一路”与亚投行,不仅有利于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而且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从而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亚投行不仅受到亚洲周边国家的欢迎,而且引起美国盟友的倒戈,不仅是中国金融外交的胜利,更是新时期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世界看到了一个立足亚太、布局全球,和平、合作、共赢,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的中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的时代已经走来。

范文三:中国外交大战略

用大战略打破中国外交被动 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下子被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然而,中国似乎并没有做好准备,去扮演世界级 的角色。 中国外交政策至今仍缺乏一套完整的大战略来反映中国变化了的利益,更没有全球性的设想和布局安排。在 一些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往往缺乏系统连贯的战略眼光,有时举棋不定,态度模糊,在处理政治、安全 和经济政策上缺乏协调,有时甚至传递相互矛盾的信息。这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真实意图的猜疑,不利于中国 国家利益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中国已有大战略,就是 “和平崛起(后改为“和平发展”)”。然而,这些提法并不是大战 略,因为它们不具备大战略的特质,而仅是对盛行的“中国威胁论”的防御性反应,具有辩护的味道和外交理想 的色彩。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曾经是反两霸时代的历史产物。它可能适应那个时代中国特定的外部环境和内政需要, 并对实现当时的战略目标起到过权宜的作用。 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如果今天我们仍然把以不结盟为主要特色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作为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 根本出发点的话,我们可能会自缚手脚,干扰全方位谋求国家利益的努力。和平发展(崛起)是自我行为的一种 宣示,但作为国家对外大战略,却缺乏指导性和操作性,因为和平发展对任何国家都适用。 “大战略”的提法早期与战争有关,后来通常被最广义地看作一个国家和民族“基于手段和目标之间经过深 思熟虑的全面行动规划”。 大战略虽然较为宏观和倾向于指导性,但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它应该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顾及 到外部世界的复杂多变性和别国的不同利益,以及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弘扬一种价值观的同时,大战略 不能只在描述一种空泛的美好理想。它必须能够实实在在地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如果说过去 30 多年中国最大的外交利益是为改革开放营造一个稳定、和平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那么今天, 综合国力显着提升的中国所要求的外交利益应更上一个层次。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的首要利益仍然是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持政权和内部稳定。问题是这些 基本利益是否已经得到保证,如有威胁,来自何方,威胁多大,在何种条件下可能升级甚至爆发。 中国的崛起说到底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全面赶超。随着民众要求提高生活质量的呼声日高,我们必须考虑如 何吸收并利用外部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对经济、社会和精神的需求。 目前,我们仍是现存国际体系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学界和政策界应开始

讨论,中国希望看到怎样的国际 体系?如需对付美国,我们需要怎样协调与周边和主要大国的关系?我们应该怎样利用外部世界的变化为我所用? 怎样尽快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我们要不要争做世界老二? 做世界级领袖有什么好处?又需要多大的成本?要坐稳世界老二应有怎样的配套战略?现阶段对美国霸权 是批评还是接纳?是竞争还是贴近并附和,对西方掌控的话语体系是参与还是挑战?在国际关系中是努力维持均 势还是应该重点结盟?在亚洲是要地区稳定还是要区域领导权?对国际组织的变革呼声,是支持还是观望甚至抵 制?

缺乏大战略指导的外交政策,只能简单地就某个事件做出反应,中国外交就只能成为一种“斡旋”,无法串 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应接不暇的国际事务之间的各种关系,从而使总体外交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被动和穷于应 付的局面。在机会出现时,也势必无法及时抓住。我们不能因为担心别人的顾虑而不做长远和通盘的战略设计和 大场景的思考。 时代已经变了,中国的外交战略也应与时俱进,如何尽快建立一套系统的、自洽的、基于全局考虑和通盘谋 划的国家对外大战略,使得中国的安全、经济、政治、科技、能源、教育、文化等利益更好地与外交利益相衔接, 已经迫在眉睫。(作者郝雨凡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

范文四:中国外交大战略

中国外交大战略

概要:

美国推行的霸权政策,俄罗斯的能源战略,欧洲的携程合作,日韩的亚洲战略…一个发展着的国家就像一个谋求上进的人,需要有梦想,更需要有靠近梦想的计划。这个计划摆在国家层面就是战略。近年来,针对中国外交大政的讨论不绝于耳,那么中国的外交大政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中国有没有外交大政,都是一个众说纷纭甚至纠结的话题。我个人认为中国还是有外交大战略的,只是苦于近年不断发生的内忧外患显得不够清晰和明朗…接下来,我想通过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和思考还谈谈新中国的大政外交…

关键词: 中国、外交、大战略、和平、世界

正文:

中国的和平崛起也似乎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的中心性争议话题,面对日趋强大的中国,西方人抛出了很多问号? 这是可以理解的,也同样是中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需要给世界的一个交代,但在我看来,这些问号是可以归成一个大问号的,那就是未来数年,中国会做怎样的一个大国? 换句话说,西方人迷惑的也就是中国的外交大战略… 中国近年来与越南、菲律宾、日本一直有边境纠纷,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与频繁发生的联合军演无疑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形式又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在当前背景下中国面对一些突发事件的软弱处理也令我们对中国外交能力产生怀疑,所以当下针对中国大政

外交的讨论已不在是什么,而是有与没有了。我不敢肯定今天的中国是否缺乏外交大战略的,但坦诚地说,至少,今天的中国外交政策是令人失望的。

失望一: 中美关系

美国是当今世界毫无争议的一霸,可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却一直处于摇摆不定之中。从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美国情报飞机的冲撞事件,到美国对台军售、贸易保护争端、谷歌事件,再到当下的黄岩岛争端、钓鱼岛危机、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一波波事件的背后都离不开美利坚这片富饶的土地,但你中美关系也似乎不断陷入麻烦当中,以致《华盛顿邮报》评论称,2010年头几个月中美关系将“迎来艰难时刻”;美国欧亚集团甚至将中美关系列为2010年全球十大风险之首。倒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动作频频,收效甚著。美国从冷战年代开始构筑的亚太“第一岛链”有四个关键节点:“链头”是韩国,“链尾”在菲律宾,“链锁”是台湾,“重心”在日本。随着战略东移,向亚太派驻先进武器成为最让五角大楼忙碌的事情。近期,美军重返菲律宾苏比克湾,强化“岛链”。并加强日本关岛的兵力部署,确保第二岛链,形同“第一岛链”的“监军”和“司令”。

相比之下,现在谈论中美之间争霸的事宜完全是天方夜谭,不只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落后甚至是对内对外大政方针的明确性!

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会面临三个考试,菲律宾是小考,日本中考,台湾是大考,但这三台考试的背后都是美国这个终极大考。

失望二:中国与周边

如果我们把黄岩岛、钓鱼岛的争端直接划归为中美间的博弈,那么,诸如与越南、朝鲜、印度之间的摩擦不断同样也值得我们反思。 首先说越南,越南似乎总是对中国心怀疑虑、暗存芥蒂、处处防备。与官方关系的热络不同,越南民间对待中国有一股敌视的力量在潜滋暗长,甚至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前几天,部分越南民众走上街头对政府的中国政策表示不满,部分媒体散布反华言论;不仅如此,越南政府对待中国实际上也是两手策略,在正式场合宣称对华友好,对中国处理涉台、涉藏以及近期的新疆事件的政策措施表示理解和支持,甚至有意识地压制民间反华舆论,而在国家战略层面则始终对中国心怀异志,从外交上、军事上以及舆论上与中国保持一定距离,尽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遏制中国的影响,鲜明表达不同于中国的利益,并逐步加强与中国对抗的实力和能力,牵制和抗衡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外交上,越南积极迎合美国、俄罗斯、印度对该地区进行渗透的战略,与这三国结成紧密的联系,形成“远交近攻”的态势。 又比如所谓“用生命和鲜血凝结成”的中朝关系,也因为朝鲜一再无视中国警告进行核试而一落千丈。总而言之,中国周边曾跟中国保持密切友好的国家,凡是经历过民主转型后,这些国家的新政权对中国的态度一直不冷不热,即使摄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势力和联合国的否决权,但是,双边关系往往若即若离或貌合神离。而那些抱残守缺的国家,却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而对中国冷眼视之,视为变修。所以,中国最近的外交邦交很多,但是盟友很少。利益很多,但是保护很少。

生意很多,但是朋友很少。可以说,中国外交给人的是一种青涩感,不成熟感——显然这跟中国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又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地位是不相称也不应该的。

三:总结:

其实,在当今的形式下,只要中国能够构建一个宽松的和平环境,面对既定的问题张弛有度、强硬得当,不要一味的回避、谴责、摇摆不定,让人看不出基本脉络,那么周边的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如果都是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举措,那么,中国周边的左冲右突,恐了无宁日。

也许,中国是有外交大政的,只是我们摸不透罢了。但是国民长期处于一种不清晰不明朗的状态之下,即便是有大政,那么意义是什么? 也许,中国的问题也许并不出在政策,而是出在宣传,出在媒体…中国媒体的高度不透明,严重影响了国民对事实的了解,甚至释放错误的信息,严重误导国民,影响爱国情绪。

可是,无论出于怎样的背影或者原因,问题都是存在的,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又该怎么办? 我相信这是我所不能掌控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国家内部所谓的高参了!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国际政治 刘景凯

范文五:新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形成、发展、主要内容

分析论述新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形成、发展和主要内容 班级:对日(2)班 学号:111307467 组号:5组 姓名:杨静静 内容提要:

新中国外交政策即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新中国的外景思想有效的维护了民族尊严,捍卫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键字:外交战略思想 独立自主 和平共处

一、 新中国外交思想的形成

50年代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控制权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页。)他于1949年春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主张。

建国之初,由于美国政府推行与中国革命为敌的政策,毛泽东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一边”。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再告诫中国同志,“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当时,中国与苏联结盟是战略上的联合,目的是“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中不致处于孤立地位”。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听命于苏联。周恩来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任何国这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事实上,中国在处理对苏关系中,仍然保持了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地位,从未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过有损主权的让步。1958年,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苏联提出的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潜艇舰队的主张,同时还批评了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大国主义的做法。当苏共把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并且企图逼迫中国就范的时候,毛泽东采取了坚决顶住,绝不让步的原则。在这之后的岁月里,毛泽东继续对来自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国家的安全,使中国

逐步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重要国际力量。

60年代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阐述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对外政策时,曾多次提出过类似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某些说法。周恩来进一步发挥了这些思想。1953年12月31日,他在中印两国就西藏地方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对印度代表团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因此,这五项原则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随后,在1954年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将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惠改为平等到互利。后来,周恩来又在1955年亚非会议上,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后定型,有了科学、完整的表述。

70年代

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转为苏攻美守。苏联加强在中国边境地区和蒙古的军事部署,并企图从北、南、西三面包围中国。美国实行战略收缩,急于从越南脱身,谋求打开对华关系。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地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提出“一条线”的外交战略。即从东边起,日本、美国、中国、欧洲国家、加上同一条线上的第三世界各国,联合努力,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这是我国外交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对缓和我国面临的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保障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实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基本方针始终没变。

二、 新中国外交思想的发展

80年代至今 1.方针:无敌国外交

2.政策调整: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实行不结盟政策,全面对外开放。

3.具体表现在:①积极参加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如积极参加联合国组织的维和行动②积极参加地区性的经济建设,如2001年成功举行亚太经合组织的非正式领导人的上海会议③积极推行睦邻友好政策,营造宽松的建设环境,如在中国倡导和组织下,成立“上海合作组织”④继续改善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如积极沟通与欧盟的联系与交流⑤继续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流,如中非论坛建设⑥坚持不结盟的外交路线,如1980年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0年后,中国领导人果断的停止了继续结盟的做法⑦把对外开放始终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⑧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有了新的认识,审定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期都不能够偏离这一中心,除非发生战争。

三、新中国外交思想的内容

1、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

2、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3、中国主张顺应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4、中国愿意在互相尊重主丄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5、中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愿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共同繁荣。

6、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

范文六:中国的外交大战略

中国的外交大战略

我们说2014年是中国“大国外交年”,不仅仅是指APEC会议、领袖外交等这类日常外交,而是指大的国际形势判断、大的外交思路和战略等。十八大后中国的外交思路就是“两条腿走路”的大外交:一方面是与美、欧、俄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另一方面是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的新丝绸之路,而连接这两条腿的则是周边外交。

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与各个国家在经济、技术、环境等各方面有很多交往。但中国与这些大国交往,要解决的不仅是贸易问题,更重要的是和平与战争的问题。

历史上看,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经常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则往往恐惧于崛起中的大国,这导致了无穷的战争和冲突。要避免战争和冲突,维持世界和平,必须寻找一条新的道路。这是中国寻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意义,也是作为一个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

另一个方面,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能为发展中国家做什么?中国也需要做出回答。现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发展蓝图非常重要。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发达国家,需要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经济。而中国所拥有的丰厚的资本、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技术、过剩的产能,及其需要拓展的市场,这些都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

从供求关系来说,这是双赢的发展战略。在这方面,中国将避免走西方殖民主义的老路——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原料、倾销自己的商品。

中国的道路,是让发展中国家也发展起来,中国提供的是他们需要的资金和技术。中国的睦邻、富邻政策也适用到广大发展中国家。

只有其他国家也富裕起来了,中国本身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中国外交两年内覆盖世界各大洲,思路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与美国等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深化与东盟等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贯于其中的则是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中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是国内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内部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保证是一个持续和平的国际环境。

这首先必须解决好中美关系,避免历史上新兴大国挑战老牌大国的冲突模式和悲剧。中国要建立的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互相合作的关系,而不是冲突的模式。同时,中国强大了,周边发展中国家有疑虑难免,中国必须深化与东盟、中亚国家的合作关系。

中国的大国责任,就是世界的和平发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和建设新丝绸之路都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发展。当然,其他国家难免从自己的立场来理解中国。中国要这些国家接受中国的立场和外交责任,仍然需要很多沟通工作。

每一个时代要有符合时代精神的东西。英国崛起,主张自由贸易;美国崛起,主张自由民主。中国的时代精神,是和平、开放、包容式的发展。这是新的时代精神。

中国欢迎周边国家“搭中国崛起的便车”,表现在中国已经提出的“一带一路”、建立亚投行倡议、成立丝路基金等动议上,并且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动议。这些动议都具有开放性,符合中国历来提倡的开放的区域主义精神。发展的开放极其重要,这也是从前英国和美国成功最关键的因素。

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力,不在于谁更民族主义,而在于谁更加开放。国家越开放就越发展,因为可以调动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和有效配置。

无论是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还是实施“一带一路”,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便是周边外交,这主要是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所决定的。

中国既是陆地国家也是海洋国家。中国外交的前沿是周边国家。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主要的地缘政治压力来自美国。不过,中美之间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就两国双边关系来说,已经形成了高度的互相依赖性。中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中国和周边美国盟友之间的冲突。这种情况决定了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密不可分。同时,“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周边国家,从这个角度说,“丝绸之路”也是周边外交的内在部分。

范文七:中国外交需要大战略

作者:郝雨凡

南风窗 2011年05期

“和平崛起”是大战略吗?

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世界的影响力正迅速扩大。在国际社会眼中,不仅美国人在谈论G2,越来越多国际人士开始把中国看成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级大国。然而,中国似乎并没有做好去扮演世界级角色的准备。

有学者认为,中国已有大战略,就是“和平崛起”(后改为“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然而,“和谐世界”只能被看作是终极的外交理想,可以被看作是早年和平共处思想的延续;作为一种价值理念,这一提法是基于“和平、合作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流”这一认识,可近年来中国外交面临的困难多是源于中国高速发展而引发别的国家猜疑和抵制所致。

尽管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但一些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依旧保持警觉甚至敌意,我们的和平意愿并不能得到他国的认同和接受。与其向别国努力地解释,争取别国同意并接受我们的和平理念,不如尊重现实,承认外部世界的复杂多变性和别国的不同利益,承认国与国之间利益经常是冲突的,以及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外交战略不能只在描述一种空泛的美好理想,必须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能够实实在在地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大战略是什么?

大战略是国家分配和使用所有工具(包括军事手段)以达到政策目标的艺术。大战略不仅要有清晰的战略目标,更要有战略对象或假想对手(甚至不只一个假想对手),还要有系统的思路(doctrine),以及步骤、方法和策略去帮助其达到战略目标。它虽然不是一门精确、刻板的“科学”,需要灵活地并不断重新审视和调整策略,但它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全局性设计。

国家外交大战略首先是对外的,而不是对内约束自己行为的。它应该包含明确的对外目标定位(如塑造怎样的外部环境,对付怎样的主要对手,达到怎样的目的),以及相应的策略和手段(如依赖的力量)。大战略虽较宏观和倾向于指导性,但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

小国一般只能适应环境,但大国不仅能适应环境,也能营造和改变环境,并根据自己利益的变化来选择自己的战略,改变外部环境。中国的外交大战略应该是我国民族生存发展的各种利益在当今内外环境下产生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汇总;其中,既包括对我们自身状况和问题的细致了解,又包括对长远民族利益的综合把握,也包括对国内国际可资利用的各种手段和资源的分析,以及对外部世界大趋势做出高屋建瓴并具有前瞻性的判断。

不可忽视的是,国家利益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需要分类和排序中国的核心利益、重要利益、次要利益;还要能区分长期利益、中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以此决定应采取的全球大战略和与之配合的区域战略。

首先,中国对以美国和西方为首的现存世界体系是否满意?如果想改变,希望改变成什么样子?对正在发生的国际格局变化和全球化以及区域化的趋势怎么看待?哪些对我有利,哪些又是应该防止的?维持现状也许对我们有利,但在一个动态的世界里,外交上的不作为不等于能够维持现状。学界和政策界应该开始讨论,未来30年中国要达到什么战略目标;美国对中国是威胁还是机会?如需对付美国的威胁,需要未雨绸缪做好哪些准备?怎样协调与周边和主要大国的关系?应该与哪些国家结成实质的战略联盟?应有怎样的海洋战略和太空战略与之配合?

目前,我们仍然是现存国际体系的接受者(taker),而不是制定者(maker)。我们应该怎样利用外部世界的变化为我所用?怎样尽快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我们要不要争做世界老二?做世界级领袖有什么好处?又需要多大的成本?关心经济利益的同时要不要投入资源去关心其它带有人类普遍性的全球问题?要坐稳世界老二应有怎样的配套战略?现阶段对美国霸权是批评还是接纳?对西方掌控的话语体系是参与还是挑战?是竞争还是贴近并附和?在今天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是努力维持均势还是应该重点结盟?在亚洲是要地区稳定还是要区域领导权?对国际组织的变革呼声,是支持还是观望甚至抵制?要怎样改才对我有利?在制定大战略的时候,这些都需要我们仔细考虑。

显然,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的首要利益仍然是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持政权和内部稳定,这几乎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这些基本利益是否已经得到保证,还是仍存在潜在威胁?如有威胁,来自何方?威胁多大?在何种条件下可能升级甚至爆发?

除国家安全利益外,另一核心利益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的国家安全不能脱离经济层面去思考,系统的对外经济大战略应是对外大战略的重要部分。我们的经济优势和劣势是什么?我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我们左右世界金融体系的能力却相当有限;应否加速人民币国际化,使其尽快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由此产生的好处和风险是什么?中国加速融入国际金融体系,金融风险在哪里?美国加印钞票,我们怎么办?应该减持还是增持美国国债?应怎样参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对外大战略与国内发展战略密切相连,我们的产业结构和制造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的差距,虽然貌似“世界工厂”,但只占全球生产链条中一个受盘剥的下游位置,我们应怎样尽快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应有怎样的国家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战略?我们是能源消费大国,又应有怎样的能源战略才能保障日益增长的工业和民用需求?对西方的赶超更涉及人才的竞争,我们应有怎样的教育和人才战略?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国,我们更应前瞻性地考虑怎样在21世纪人类历史发展大潮中增加别国对我们的尊重。怎样增加中国的声望、信誉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这要求我们不仅提升经济实力,还应提升社会公正、公共福利、人文关怀和全方位的社会治理水平。增加我们的软实力,不能简单地依靠全球汉语推广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推介,还需要把中国文化、中国经验的总结提升到普世经验的层次。

制订大战略迫在眉睫

有一种意见认为,现阶段不宜制订大战略,因为可能引起国际社会不必要的紧张甚至恐慌。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应以自身发展为主,不必制定大战略,摸着石头过河,只要定出大的总体目标(比如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程度)就行了,走一步看一步。但是,中国制不制订大战略,外界都会紧张,都会以为中南海早已有了大战略,都会继续猜测中国的战略意图。这样会增加我们发展的难度。我们不能因为担心别人的顾虑而不做长远和通盘的战略设计和大场景的思考。90年代初,我们曾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这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当时的外交策略,也可以被看作是某种“模糊战略”,即“将来我要干什么,我不告诉你,我只是在争取时间”。这可能适应中国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外部环境和内政需要,并对缓解外部压力起到过权宜的作用。但也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真实意图的猜疑。后来我们提出和平崛起,20年战略机遇期,实际上都加重了外界对中国意图的担忧。20年前中国实力还不够强大,国际社会的警觉尚不强烈,但20年后的今天,国力如此强大的中国继续隐藏外交动机,就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与其向别国努力地解释,争取别国同意并接受我们的和平理念,不如尊重现实,承认外部世界的复杂多变性和别国的不同利益,承认国与国之间利益经常是冲突的,以及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我们应有清晰的、争做负责任的世界第二的战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消除作为世界第一的美国对我们和平崛起的顾虑,要让美国知道,我们不是要赶超美国,更不想威胁美国的地位。当然,这样做的坏处是容易引起潜在对手如日本和俄罗斯甚至欧盟的担忧。日本现在亚洲的外交战略目标就是延缓甚至阻止中国崛起。但中国崛起是俄罗斯和日本都无法阻止的,日俄之间的矛盾也使其难以联手遏制中国。未来一段时间里唯一能够干扰中国崛起的只有美国。中国如果妥善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平衡好与日本、俄罗斯、欧盟和印度的关系,争取亚洲事务的主导权,并坐稳世界第二。这对中国最为有利。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如同其它大国一样早有自己的大战略,只是不说而已,因为担心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增加我们赶超的成本。但如果中国外交意图继续“韬光养晦”,美国就有理由怀疑中国的真实意图是针对美国的。中国外交意图的不透明,已经引起了美国学界政界乃至国际社会的猜测,实际上增加了中国赶超的成本。而这种模糊战略给外界无限的遐想,许多国家多是往坏处想中国。所以,我们需要清晰的外交大战略。

清晰的国家大战略有利于外界对中国的战略利益形成清楚认识,避免采取不当措施。博弈论中将博弈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非完全信息博弈。完全信息博弈有利于行动者形成正确的判断,但国与国的博弈通常是非完全信息的博弈,所以经常会导致战略误判。战略清晰会增强中国行动的可信性,减少对手的战略误判。中国将台湾地区列为国家的核心利益所在,并颁布了《反分裂国家法》,这有利于遏制台独势力和国际社会对台独的支持。中国将西藏、新疆和南海明确列为国家的核心利益所在,外国尤其是周边各国,知道了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哪里是中国的底线,如果触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会如何应对。反之,如果中国大战略不清晰,底线不明确,很可能使有些国家得寸进尺,让我们日后被动。

另外,清晰的国家大战略有利于消解外界对中国的疑虑。外界对中国的疑虑有意识形态和历史的原因。西方一些大国,囿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认为中国是价值观的异己,担心中国挑战西方的领导地位,更害怕中国强大后会报复西方。而周边一些国家,尤其是那些有过长期的被殖民历史和被中国当年的“输出革命”影响过的国家,害怕中国的崛起会威胁其国家安全。中国不断向外部世界宣示自己的和平意愿,但西方的思维中普遍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最终都会扩展到战略和军事方面。

应该看到,当今世界的现实是西方正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威胁西方的领导地位,我们现在的反应是不停地辩解和行动上的让步。中国为了消除“威胁论”所推行的“睦邻政策”使得我们在处理周边国际关系时“投鼠忌器”,导致我们在南海问题上经常被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甚至文莱等小国欺负。中国和西方的矛盾是文明之间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国际体系变化导致的结构性的。所以中国现在应结合国际社会的现实,制定我们的应对大战略。

中国清晰的国家大战略不仅要让西方明确认识到,中国外交大战略的目标是要做负责任的世界级领袖,但不会也不想挑战美国的霸权,采取的是与美国和各国合作的策略,而且有助于让周边各国认识到开疆扩土不是中国的战略需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和平的周边环境对中国的发展最为重要。中国要做也能做负责任的大国,有责任也有能力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东亚区域秩序,为此中国也愿意承担义务。

最后,清晰的大战略有利于各部门形成一致的认识和协调各部门的不同利益。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工作重点,也都在强调自身的部门利益:经济部门侧重于经济利益,安全部门强调国家安全,军事部门关注军事防御和战略问题,外交部门倾向于扩大国际参与,平滑国际交往,处理日常外交危机事件。但是,不同的部门利益都是核心利益就可能产生矛盾,也有碍有限资源的合理分配。清晰的国家大战略有利于对各个部门地位和利益的轻重缓急形成清楚认识,避免不当的资源竞争和内耗。

作者介绍:郝雨凡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

范文八:中国外交需要大战略

我们应有清晰的、争做负责任的世界第二的战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消除作为世界第一的美国对我们和平崛起的顾虑,要让美国知道,我们不是要赶超美国,更不想威胁美国的地位。

“和平崛起”是大战略吗?

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世界的影响力正迅速扩大。在国际社会眼中,不仅美国人在谈论G2,越来越多国际人士开始把中国看成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国。然而,中国似乎并没有做好去扮演世界�角色的准备。

有学者认为,中国已有大战略,就是“和平崛起”(后改为“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然而,“和谐世界”只能被看作是终极的外交理想,可以被看作是早年和平共处思想的延续;作为一种价值理念,这一提法是基于“和平、合作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流”这一认识,可近年来中国外交面临的困难多是源于中国高速发展而引发别的国家猜疑和抵制所致。

尽管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但一些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依旧保持警觉甚至敌意,我们的和平意愿并不能得到他国的认同和接受。与其向别国努力地解释。争取别国同意并接受我们的和平理念,不如尊重现实,承认外部世界的复杂多变性和别国的不同利益,承认国与国之间利益经常是冲突的,以及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外交战略不能只在描述一种空泛的美好理想,必须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能够实实在在地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大战略是什么?

大战略是国家分配和使用所有工具(包括军事手段)以达到政策目标的艺术。大战略不仅要有清晰的战略目标,更要有战略对象或假想对手(甚至不只一个假想对手),还要有系统的思路(doetrine),以及步骤、方法和策略去帮助其达到战略目标。它虽然不是一门精确、刻板的“科学”,需要灵活地并不断重新审视和调整策略,但它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全局性设计。

国家外交大战略首先是对外的,而不是对内约束自己行为的。它应该包含明确的对外目标定位(如塑造怎样的外部环境,对付怎样的主要对手,达到怎样的目的)、以及相应的策略和手段(如依赖的力量)。大战略虽较宏观和倾向于指导性,但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

小国一般只能适应环境,但大国不仅能适应环境,也能营造和改变环境,并根据自己利益的变化来选择自己的战略,改变外部环境。中国的外交大战略应该是我国民族生存发展的各种利益在当今内外环境下产生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汇总;其中,既包括对我们自身状况和问题的细致了解,又包括对长远民族利益的综合把握,也包括对国内国际可资利用的各种手段和资源的分析,以及对外部世界大趋势做出高屋建瓴并具有前瞻性的判断。

不可忽视的是,国家利益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需要分类和排序中国的核心利益、重要利益、次要利益;还要能区分长期利益、中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以此决定应采取的全球大战略和与之配合的区域战略。

首先,中国对以美国和西方为首的现存世界体系是否满意?如果想改变,希望改变成什么样子?对正在发生的国际格局变化和全球化以及区域化的趋势怎么看待?哪些对我有利,哪些又是应该防止的?维持现状也许对我们有利,但在一个动态的世界里,外交上的不作为不等于能够维持现状。学界和政策界应该开始讨论,未来30年中国要达到什么战略目标;美国对中国是威胁还是机会?如需对付美国的威胁,需要未雨绸缪做好哪些准备?怎样协调与周边和主要大国的关系?应该与哪些国家结成实质的战略联盟?应有怎样的海洋战略和太空战略与之配合?

目前,我们仍然是现存国际体系的接受者(taker),而不是制定者(maker)。我们应该怎样利用外部世界的变化为我所用?怎样尽快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我们要不要争做世界老二?做世界�领袖有什么好处?又需要多大的成本?关心经济利益的同时要不要投入资源去关心其它带有人类普遍性的全球问题?要坐稳世界老二应有怎样的配套战略?现阶段对美国霸权是批评还是接纳?对西方掌控的话语体系是参与还是挑战?是竞争还是贴近并附和?在今天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是努力维持均势还是应该重点结盟?在亚洲是要地区稳定还是要区域领导权?对国际组织的变革呼声,是支持还是观望甚至抵制?要怎样改才对我有利?在制定大战略的时候,这些都需要我们仔细考虑。

显然,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的首要利益仍然是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持政权和内部稳定,这几乎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这些基本利益是否已经得到保证,还是仍存在潜在威胁?如有威胁,来自何方?威胁多大?在何种条件下可能升�甚至爆发?

除国家安全利益外,另一核心利益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的国家安全不能脱离经济层面去思考,系统的对外经济大战略应是对外大战略的重要部分。我们的经济优势和劣势是什么?我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我们左右世界金融体系的能力却相当有限;应否加速人民币国际化,使其尽快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由此产生的好处和风险是什么?中国加速融入国际金融体系,金融风险在哪里?美国加印钞票,我们怎么办?应该减持还是增持美国国债?应怎样参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对外大战略与国内发展战略密切相连,我们的产业结构和制造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的差距,虽然貌似“世界工厂”,但只占全球生产链条中一个受盘剥的下游位置,我们应怎样尽快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应有怎样的国家科技发展和产业升�战略?我们是能源消费大国,又应有怎样的能源战略才能保障日益增长的工业和民用需求?对西方的赶超更涉及人才的竞争,我们应有怎样的教育和人才战略?作为一个世界�的大国,我们更应前瞻性地考虑怎样在21世纪人类历史发展大潮中增加别国对我们的尊重。怎样增加中国的声望、信誉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这要求我们不仅提升经济实力,还应提升社会公正、公共福利、人文关怀和全方位的社会治理水平。增加我们的软实力,不能简单地依靠全球汉语推广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推介,还需要把中国文化、中国经验的总结提升到普世经验的层次。

制订大战略迫在眉睫

有一种意见认为,现阶段不宜制订大战略,因为可能引起国际社会不必要的紧张甚至恐慌。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应以自身发展为主,不必制定大战略,摸着石头过河,只要定出大的总体目标(比如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程度)就行了,走一步看一步。但是,中国制不制订大战略,外界都会紧张,都会以为中南海早已有了大战略,都会继续猜测中国的战略意图。这样会增加我们发展的难度。我们不能因为担心别人的顾虑而不做长远和通盘的战略设计和大场景的思考。90年代初,我们曾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这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当时的外交策略,也可以被看作是某种“模糊战略”,即“将来我要干什么,我不告诉你,我只是在争取时间”。

这可能适应中国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外部环境和内政需要,并对缓解外部压力起到过权宜的作用。但也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真实意图的猜疑。后来我们提出和平崛起,20年战略机遇期,实际上都加重了外界对中国意图的担忧。20年前中国实力还不够强大,国际社会的警觉尚不强烈,但20年后的今天,国力如此强大的中国继续隐藏外交动机,就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我们应有清晰的、争做负责任的世界第二的战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消除作为世界第一的美国对我们和平崛起的顾虑,要让美国知道,我们不是要赶超美国,更不想威胁美国的地位。当然,这样做的坏处是容易引起潜在对手如日本和俄罗斯甚至欧盟的担忧。日本现在亚洲的外交战略目标就是延缓甚至阻止中国崛起。但中国崛起是俄罗斯和日本都无法阻止的,日俄之间的矛盾也使其难以联手遏制中国。未来一段时间里唯一能够干扰中国崛起的只有美国。中国如果妥善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平衡好与日本、俄罗斯、欧盟和印度的关系,争取亚洲事务的主导权,并坐稳世界第二。这对中国最为有利。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如同其它大国一样早有自己的大战略,只是不说而已,因为担心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增加我们赶超的成本。但如果中国外交意图继续“韬光养晦”,美国就有理由怀疑中国的真实意图是针对美国的。中国外交意图的不透明,已经引起了美国学界政界乃至国际社会的猜测,实际上增加了中国赶超的成本。而这种模糊战略给外界无限的遐想,许多国家多是往坏处想中国。所以,我们需要清晰的外交大战略。

清晰的国家大战略有利于外界对中国的战略利益形成清楚认识,避免采取不当措施。博弈论中将博弈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非完全信息博弈。完全信息博弈有利于行动者形成正确的判断,但国与国的博弈通常是非完全信息的博弈,所以经常会导致战略误判。战略清晰会增强中国行动的可信性,减少对手的战略误判。中国将台湾地区列为国家的核心利益所在,并颁布了《反分裂国家法》,这有利于遏制台独势力和国际社会对台独的支持。中国将西藏、新疆和南海明确列为国家的核心利益所在,外国尤其是周边各国,知道了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哪里是中国的底线,如果触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会如何应对。反之,如果中国大战略不清晰,底线不明确,很可能使有些国家得寸进尺,让我们日后被动。

另外,清晰的国家大战略有利于消解外界对中国的疑虑。外界对中国的疑虑有意识形态和历史的原因。西方一些大国,囿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认为中国是价值观的异己,担心中国挑战西方的领导地位,更害怕中国强大后会报复西方。而周边一些国家,尤其是那些有过长期的被殖民历史和被中国当年的“输出革命”影响过的国家,害怕中国的崛起会威胁其国家安全。中国不断向外部世界宣示自己的和平意愿,但西方的思维中普遍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最终都会扩展到战略和军事方面。

应该看到,当今世界的现实是西方正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威胁西方的领导地位,我们现在的反应是不停地辩解和行动上的让步。中国为了消除“威胁论”所推行的“睦邻政策”使得我们在处理周边国际关系时“投鼠忌器”,导致我们在南海问题上经常被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甚至文莱等小国欺负。中国和西方的矛盾是文明之间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国际体系变化导致的结构性的。所以中国现在应结合国际社会的现实,制定我们的应对大战略。

中国清晰的国家大战略不仅要让西方明确认识到,中国外交大战略目的标是要做负责任的世界�领袖,但不会也不想挑战美国的霸权,采取的是与美国和各国合作的策略,而且有助于让周边各国认识到开疆扩土不是中国的战略需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和平的周边环境对中国的发展最为重要。中国要做也能做负责任的大国,有责任也有能力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东亚区域秩序,为此中国也愿意承担义务。

最后,清晰的大战略有利于各部门形成一致的认识和协调各部门的不同利益。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工作重点,也都在强调自身的部门利益:经济部门侧重于经济利益,安全部门强调国家安全,军事部门关注军事防御和战略问题,外交部门倾向于扩大国际参与,平滑国际交往,处理日常外交危机事件。但是,不同的部门利益都是核心利益就可能产生矛盾,也有碍有限资源的合理分配。清晰的国家大战略有利于对各个部门地位和利益的轻重缓急形成清楚认识,避免不当的资源竞争和内耗。

范文九:中国外交需要大战略

大战略是什么?

小国一般只能适应环境,但大国不仅能适应环境,也能营造和改变环境,并根据自己利益的变化来选择自己的战略,改变外部环境。中国的外交大战略应该是我国民族生存发展的各种利益在当今内外环境下产生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汇总;其中,既包括对我们自身状况和问题的细致了解,又包括对长远民族利益的综合把握,也包括对国内国际可资利用的各种手段和资源的分析,以及对外部世界大趋势做出高屋建瓴并具有前瞻性的判断。

不可忽视的是,国家利益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需要分类和排序中国的核心利益、重要利益、次要利益;还要能区分长期利益、中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以此决定应采取的全球大战略和与之配合的区域战略。

显然,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的首要利益仍然是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持政权和内部稳定,这几乎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最基本的。

除国家安全利益外,另一核心利益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的国家安全不能脱离经济层面去思考,系统的对外经济大战略应是对外大战略的重要部分。

制订大战略迫在眉睫

有一种意见认为,现阶段不宜制订大战略,因为可能引起国际社会不必要的紧张甚至恐慌。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应以自身发展为主,不必制定大战略,摸着石头过河,只要定出大的总体目标(比如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程度)就行了,走一步看一步。但是,中国制不制订大战略,外界都会紧张,都会以为中南海早已有了大战略,都会继续猜测中国的战略意图,这样会增加我们发展的难度,我们不能因为担心别人的顾虑而不做长远和通盘的战略设计和大场景的思考。

90年代初,我们曾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这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当时的外交策略,也可以被看作是某种“模糊战略”。即“将来我要干什么,我不告诉你,我只是在争取时间”。这可能适应中国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外部环境和内政需要,并对缓解外部压力起到过权宜的作用,但也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真实意图的猜疑。后来我们提出和平崛起,20年战略机遇期,实际上都加重了外界对中国意图的担忧。20年前中国实力还不够强大,国际社会的警觉尚不强烈,但20年后的今天,国力如此强大的中国继续隐藏外交动机,就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我们应有清晰的、争做负责任的世界第二的战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消除作为世界第一的美国对我们和平崛起的顾虑。要让美国知道,我们不是要赶超美国,更不想威胁美国的地位,当然,这样做的坏处是容易引起潜在对手如日本和俄罗斯甚至欧盟的担忧。日本现在亚洲的外交战略目标就是延缓甚至阻止中国崛起,但中国崛起是俄罗斯和日本都无法阻止的,日俄之间的矛盾也使其难以联手遏制中国。未来一段时间里唯一能够干扰中国崛起的只有美国,中国如果妥善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平衡好与日本、俄罗斯、欧盟和印度的关系,争取亚洲事务的主导权,并坐稳世界第二,这对中国最为有利。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如同其他大国一样早有自己的大战略,只是不说而已。因为担心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增加我们赶超的成本。但如果中国外交意图继续“韬光养晦”,美国就有理由怀疑中国的真实意图。中国外交意图的不透明,已经引起了美国学界政界乃至国际社会的猜测,实际上增加了中国赶超的成本。而这种模糊战略给外界无限的遐想,许多国家多是往坏处想中国,所以,我们需要清晰的外交大战略。

清晰的国家大战略有利于外界对中国的战略利益形成清楚认识,避免采取不当措施;另外,清晰的国家大战略有利于消解外界对中国的疑虑;最后,清晰的大战略有利于各部门形成一致的认识和协调各部门的不同利益。

(摘自《南风窗》)

范文十:中国外交战略

中国外交战略

一. 新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

(一)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对外工作的指导方针

为了同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外交一刀断,维护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1949年春夏之际,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条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指:以前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政府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一律不予承认,对驻在旧中国的各外国使节只当作侨民对待,而不作为外交代表;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都要进行重新审查处理,把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努力和特权逐步进行肃清,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一边倒”是指: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这是因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国际上出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尖锐斗争的局面。美国站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而苏联对中国人民的革命长期给予同情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这就决定了新中国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联合的必要性。因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公开宣布新中国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方针,我们不仅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也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不仅同发展中国家,也要同发达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如何处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党在对外交往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

小平同志从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拓展对外关系新局面的大局出发,明确提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12)这就为我们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针。所谓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进行党际交往,是指彼此在尊重对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这一指导方针是邓小平外交思想同中国外交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使我们从传统的观念和做法中解放出来,为我党与世界各类政党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广交朋友、发展交流与合作关系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天地,从而有利于凋动和利用世界上一切于我有利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外界对我发展和国家统一事业的遏制和干扰。 我党在对外交往中实行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指导方针不仅有我们自身的需要,也有其客观根据:第一,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的开放的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家统一事业,需要国际同情与支持,需要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不同意识形态的

政党建立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关系。第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要和平、求稳定、谋合作、促发展成为时代潮流,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世界各国和各国政党普遍期望在和平中实现发展,从而使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不同性质的政党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在涉及和平与发展这样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进行合作与交流成为可能。第三,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有“足够的分量”,对国际事务有独特的影响力,中国又是一个迅速崛起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党是一个卓有成效地领导着12亿人口大国、有着丰富治党治国经验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世界上不管什么样的政党,都希望同中国党建立不同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关系,把它视为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指导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1953年12月31日,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在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

(“平等互惠”后来改为“平等互利”)。并说:“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这是中国政府在比较完整意义上首次提出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并由此达成《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印谈判及所达成的协定,是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的第一个范例。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先后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和《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都明确写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关双方一致同意以这些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原则。对于国家间不同意识形态问题,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作了客观的阐释:“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他们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同时一个国家的人民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允许外来干涉。”基于达成的相互理解,联合声明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指出如果这些原则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表明中国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

二. 新中国外交战略演变历程

(一)50年代:联合苏联的“一边倒”

1949年的具体情况下向苏联“一边倒”。对苏联而言,中国向美国“一边倒”是“致命的威胁”;对美国而言,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是“严重的威胁”而不是“致命的威胁”。威胁的程度不同,反击的力度也不同。苏联的冷战需要是中苏边境方向不受美军威胁。中国的民族利益是把两个超级大国最终都赶出去。在“把美军赶走”这一点上,苏联的冷战需要跟中国的民族利益不矛盾。只要新中国没有向苏联出让主权,只要没有新的苏军进入中国,那来自苏联方向对中国民族利益的威胁就不比以前更大。1949年的冷战形势是美国包围苏联,苏联处于守势,对中国向自己“一边倒”喜出望外,不愿也来不及做危及这个大局的伤害中国的事。这就使中国解除了最大的后顾之忧,要面对的只是来自美国的经济封锁。这对中国民族利益的损害比被两个超级大国肢解那样的命运无疑小得多。“两害相衡取其轻”,对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而言,毛泽东的“一边倒”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二)60年代:“反帝反修”的“两条线”

反帝反修”战略是在美苏争霸,并互与中国为敌的严峻国际形势下形成的,也是毛泽东不畏强暴、自主自强民

族气概的产物。这一战略的贯彻,不仅使中国经受住了险恶国际形势的严峻考验,拓宽了外交新渠道,而且为全世界人民开展反对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树立了一座精神丰碑。

(三)70年代:反对“霸权主义”的“一条线”

1974年毛泽东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霸权主义的概念。是他一以贯之的民族主义倾向、世界景观和反霸防修思想的体现。具有国内意识形支撑态逻辑框架和外交政策两种既有区别、又有关联的功能。它是指在国际关系上,大国、强国凭借军事和经济实力,超越国际法、国际政治格局现状一味扩张自身势力范围,操纵国际事务,干涉他国内政,甚至进行武装侵略和占领,称霸世界、主宰世界的强权政治、强权政策。冷战时期,主要是指美国和前苏联这两个在核武器和军备竞赛中握有绝对优势的超级大国的对外政策。成了苏美的代名词。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概念并举,带有强烈道德谴责意味。比直指帝国主义在外交礼仪上显得相对委婉一些。

(四)80年代:独立自主不结盟

奉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中国外交严格依

照不依附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屈从任何大国的压力,也不同任何大国结盟的原则。在国际事务中坚持正义、主持公道,不迁就于一时的事变,不拿原则作交易,中国珍惜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也尊重别国的独立和主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外交的交往对象不仅仅是范围的扩大,而且交往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强调与世界大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侧重于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与西方大国的战略合作,目的是推动和深化中国与西方大国的信任、合作与友谊。在战略伙伴关系中双方强调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着眼大局,面向未来,不因分歧和矛盾影响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

(五)90年代:“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按照邓小平的相关论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被赋予了如下内涵:即中国不示弱,不怕谁,不做附庸,但也不逞强,不搞霸权,不欺凌别人;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利用别国,但也不怕制裁,不接受别国干涉我国内政,不受别国挑动;中国不贬低自己,不自卑,但也不高估自己,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中国谁也不得罪,同谁都可

以交朋友,同谁都可以打教导,但又坚持原则,不失尊严,心中有数,趋利避害;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又不以社会制度为标准来处理国家关系,也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中国关注国际局势和国际事务,但又集中主要精力埋头实干,加快发展和壮大自己,并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繁荣。概括起来,坚持韬光养晦,就是不当头、不称霸、不划线、少树敌,以争取一个有利于我们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和平宽松的国家环境,加快发展和壮大我们自己。的确,这些内涵与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体系自成一体,但是仔细考察这些内涵,便会发现一个显着的现象,即这是一种典型的消极防御,其关注的是自身的安全与利益而非集团乃至意识形态的整体利益,简单而言,中国从顾人顾己这个方向转化为顾己不顾人。这样一种转化明显体现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之中,首要的是先“韬光养晦”,之后再能“有所作为”。而如果考察邓小平先前的外交思想,可以发现邓小平谈论的侧重点在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反霸权主义、反强权主义、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如今,中国不当头、不扛旗、不树敌、认真做好自己的事。这种侧重点的转

化恰恰意味着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邓小平外交思想体系内部的断裂——内涵一致,但关注点却移位。

(六)新世纪: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充分展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客观上这种现状的产生与中国近代历史息息相关。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步步西化。当国人忙于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文明现代化时,却发现我们都是在拼命地追求一个西方文化主导的体系,一个和自己的祖先没有任何关系的“上帝”,中国需要超越西方的文化语境。面对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相互借鉴、相互发展的局面,我们应以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为主体,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秀部分,从借鉴吸收“上帝”的过程中去挖掘、发展、丰富中国外交战略观念,去追寻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太极”。

三. 新中国外交新理念:和谐世界

(一)“和谐世界”外交新理念的提出 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重要目标提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务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也反映了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重要思想指导。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

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二)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建设和谐世界

中国社会发展的国际战略。2005年年底,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阐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的立场和决心。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基础,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也是中国顺应时代潮流、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其中心内容是: 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身,同时通过自身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坚持这一道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创新,也要实行对外开放。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

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