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战略

范文一:中国外交战略

中国外交战略

一. 新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

(一)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对外工作的指导方针

为了同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外交一刀断,维护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1949年春夏之际,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条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指:以前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政府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一律不予承认,对驻在旧中国的各外国使节只当作侨民对待,而不作为外交代表;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都要进行重新审查处理,把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努力和特权逐步进行肃清,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一边倒”是指: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这是因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国际上出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尖锐斗争的局面。美国站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而苏联对中国人民的革命长期给予同情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这就决定了新中国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联合的必要性。因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公开宣布新中国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方针,我们不仅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也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不仅同发展中国家,也要同发达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如何处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党在对外交往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

小平同志从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拓展对外关系新局面的大局出发,明确提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12)这就为我们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针。所谓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进行党际交往,是指彼此在尊重对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这一指导方针是邓小平外交思想同中国外交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使我们从传统的观念和做法中解放出来,为我党与世界各类政党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广交朋友、发展交流与合作关系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天地,从而有利于凋动和利用世界上一切于我有利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外界对我发展和国家统一事业的遏制和干扰。 我党在对外交往中实行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指导方针不仅有我们自身的需要,也有其客观根据:第一,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的开放的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家统一事业,需要国际同情与支持,需要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不同意识形态的

政党建立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关系。第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要和平、求稳定、谋合作、促发展成为时代潮流,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世界各国和各国政党普遍期望在和平中实现发展,从而使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不同性质的政党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在涉及和平与发展这样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进行合作与交流成为可能。第三,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有“足够的分量”,对国际事务有独特的影响力,中国又是一个迅速崛起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党是一个卓有成效地领导着12亿人口大国、有着丰富治党治国经验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世界上不管什么样的政党,都希望同中国党建立不同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关系,把它视为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指导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1953年12月31日,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在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

(“平等互惠”后来改为“平等互利”)。并说:“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这是中国政府在比较完整意义上首次提出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并由此达成《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印谈判及所达成的协定,是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的第一个范例。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先后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和《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都明确写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关双方一致同意以这些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原则。对于国家间不同意识形态问题,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作了客观的阐释:“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他们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同时一个国家的人民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允许外来干涉。”基于达成的相互理解,联合声明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指出如果这些原则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表明中国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

二. 新中国外交战略演变历程

(一)50年代:联合苏联的“一边倒”

1949年的具体情况下向苏联“一边倒”。对苏联而言,中国向美国“一边倒”是“致命的威胁”;对美国而言,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是“严重的威胁”而不是“致命的威胁”。威胁的程度不同,反击的力度也不同。苏联的冷战需要是中苏边境方向不受美军威胁。中国的民族利益是把两个超级大国最终都赶出去。在“把美军赶走”这一点上,苏联的冷战需要跟中国的民族利益不矛盾。只要新中国没有向苏联出让主权,只要没有新的苏军进入中国,那来自苏联方向对中国民族利益的威胁就不比以前更大。1949年的冷战形势是美国包围苏联,苏联处于守势,对中国向自己“一边倒”喜出望外,不愿也来不及做危及这个大局的伤害中国的事。这就使中国解除了最大的后顾之忧,要面对的只是来自美国的经济封锁。这对中国民族利益的损害比被两个超级大国肢解那样的命运无疑小得多。“两害相衡取其轻”,对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而言,毛泽东的“一边倒”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二)60年代:“反帝反修”的“两条线”

反帝反修”战略是在美苏争霸,并互与中国为敌的严峻国际形势下形成的,也是毛泽东不畏强暴、自主自强民

族气概的产物。这一战略的贯彻,不仅使中国经受住了险恶国际形势的严峻考验,拓宽了外交新渠道,而且为全世界人民开展反对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树立了一座精神丰碑。

(三)70年代:反对“霸权主义”的“一条线”

1974年毛泽东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霸权主义的概念。是他一以贯之的民族主义倾向、世界景观和反霸防修思想的体现。具有国内意识形支撑态逻辑框架和外交政策两种既有区别、又有关联的功能。它是指在国际关系上,大国、强国凭借军事和经济实力,超越国际法、国际政治格局现状一味扩张自身势力范围,操纵国际事务,干涉他国内政,甚至进行武装侵略和占领,称霸世界、主宰世界的强权政治、强权政策。冷战时期,主要是指美国和前苏联这两个在核武器和军备竞赛中握有绝对优势的超级大国的对外政策。成了苏美的代名词。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概念并举,带有强烈道德谴责意味。比直指帝国主义在外交礼仪上显得相对委婉一些。

(四)80年代:独立自主不结盟

奉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中国外交严格依

照不依附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屈从任何大国的压力,也不同任何大国结盟的原则。在国际事务中坚持正义、主持公道,不迁就于一时的事变,不拿原则作交易,中国珍惜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也尊重别国的独立和主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外交的交往对象不仅仅是范围的扩大,而且交往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强调与世界大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侧重于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与西方大国的战略合作,目的是推动和深化中国与西方大国的信任、合作与友谊。在战略伙伴关系中双方强调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着眼大局,面向未来,不因分歧和矛盾影响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

(五)90年代:“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按照邓小平的相关论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被赋予了如下内涵:即中国不示弱,不怕谁,不做附庸,但也不逞强,不搞霸权,不欺凌别人;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利用别国,但也不怕制裁,不接受别国干涉我国内政,不受别国挑动;中国不贬低自己,不自卑,但也不高估自己,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中国谁也不得罪,同谁都可

以交朋友,同谁都可以打教导,但又坚持原则,不失尊严,心中有数,趋利避害;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又不以社会制度为标准来处理国家关系,也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中国关注国际局势和国际事务,但又集中主要精力埋头实干,加快发展和壮大自己,并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繁荣。概括起来,坚持韬光养晦,就是不当头、不称霸、不划线、少树敌,以争取一个有利于我们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和平宽松的国家环境,加快发展和壮大我们自己。的确,这些内涵与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体系自成一体,但是仔细考察这些内涵,便会发现一个显着的现象,即这是一种典型的消极防御,其关注的是自身的安全与利益而非集团乃至意识形态的整体利益,简单而言,中国从顾人顾己这个方向转化为顾己不顾人。这样一种转化明显体现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之中,首要的是先“韬光养晦”,之后再能“有所作为”。而如果考察邓小平先前的外交思想,可以发现邓小平谈论的侧重点在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反霸权主义、反强权主义、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如今,中国不当头、不扛旗、不树敌、认真做好自己的事。这种侧重点的转

化恰恰意味着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邓小平外交思想体系内部的断裂——内涵一致,但关注点却移位。

(六)新世纪: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充分展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客观上这种现状的产生与中国近代历史息息相关。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步步西化。当国人忙于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文明现代化时,却发现我们都是在拼命地追求一个西方文化主导的体系,一个和自己的祖先没有任何关系的“上帝”,中国需要超越西方的文化语境。面对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相互借鉴、相互发展的局面,我们应以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为主体,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秀部分,从借鉴吸收“上帝”的过程中去挖掘、发展、丰富中国外交战略观念,去追寻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太极”。

三. 新中国外交新理念:和谐世界

(一)“和谐世界”外交新理念的提出 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重要目标提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务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也反映了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重要思想指导。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

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二)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建设和谐世界

中国社会发展的国际战略。2005年年底,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阐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的立场和决心。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基础,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也是中国顺应时代潮流、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其中心内容是: 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身,同时通过自身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坚持这一道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创新,也要实行对外开放。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

共同发展

范文二:中国的外交战略

2009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人都提到了“中国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十五届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缔约方大会上,中国采取了十分坚定的立场,与此同时,2010年9月发生了日本海岸警卫巡逻船与一艘中国拖网渔船之间在钓鱼岛附近的冲撞事故。此外,世人也见证了中国与多个东盟国家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的紧张与争议。

在邓小平的外交政策指示下,中国“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路线,一直都被外界解读为一种低调的外交政策,其重心则放在“韬光养晦”上。然而,随着中国开始向往大国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路线已蜕变为“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自身价值观与国际社会那些价值观之间产生的冲突似乎变得更加频繁了。

回顾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交政策变化,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一转型。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重新上台后,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意识到了中国的国力远远落后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此,中国采取了一种构建其国家实力的外交路线,从西方发达国家那里引入了资本及技术,且高度重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稳定国际环境。在此期间中国试图采取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一以开放为主的外交取向一直延伸至上世纪90年代。

在1996年前后,中国也开始发展“伙伴外交”,先后与俄罗斯、美国、日本这些大国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这说明中国认识到了“一超多强”的现实,正试图增加其国家实力,并同时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在周边国家中努力开拓开展外交活动的空间,并试图以一种要促进世界的多极化的看法行使其外交影响力。

而进入21世纪后,中国外交战略中的“负责任的大国”路线开始浮上台面。中国的自信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得到了提升,中国意识到,它在当下已经成为一个大国。为了反制盛行一时的“中国威胁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提出了“和平崛起”及“和平发展”概念。这些概念包含着中国应该着眼于建立更合适的世界秩序,而非仅仅在既有国际秩序中扮演既定角色的想法。随着中国身为大国的国际地位变得愈加巩固,冷战之后用以形容全球权力结构的用语“一超多极”逐渐被废弃。

中国在这个时期开始更加积极地与周边国家打交道,在三个地区产生了值得关注的发展:在中亚,之前成立的上海五国组织已在2001年扩大为上海合作组织。在东南亚,中国特别关注其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正积极塑造东亚的地区结构。在朝鲜半岛,始于2003年8月的六方会谈,中国是主席国。自2006年左右以来,中国已把其国家主权及国家安全加入到了外交政策的表述中。

这些变化与“中国正日益充实其国家实力”这一事实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也与中国正透过其外交政策寻求达成的价值观的范围不断扩大、涉及中国外交政策的参与者更具多样性,以及在新环境中协调外交政策变得日益困难有关。

范文三:中国外交战略

英语0703 24 金戈

中国外交战略

中国凭借它广袤的领土、丰富的资源、众多的人口、民族统一的传统等有利的大国因素,决定它在虚弱的时候,也总被认为是亚洲的睡狮;一旦醒来,可能会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导力量之一,必将会冲击整个旧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从客观上分析,这种发展趋势是历史的必然,但在这一过程当中,我们的主观努力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必须明确我们的战略目标,避免盲目行动;我们要有详尽的行动计划,有条不紊地推进各步骤的实施,减少非理性因素对我国外交的干扰;对自己的敌人和它们可能给我们设置的障碍有全面的把握,从容应对;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支持世界上一切积极因素的发展壮大,开展务实的外交活动,才能维护我们根本的国家利益,使我国的战略目标早日实现。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追求美国主宰下的世界,建立美国在全世界的霸权是它的战略目标;而中国作为正在发展中的世界大国,渴望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国是其中重要的一极,能在世界上独立发挥重要的作用。美国的世界霸权决定它必然打击可能的能动摇其霸主地位的世界极的出现,企图将它们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中国的发展恰恰就是要成为这样的世界极 , 我们构想的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和美国的世界霸权也是根本冲突的,这就客观上形成了中美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国对中国进行打压就成为它必然的选择,为中国的发展设置种种障碍,所以中国要想顺利发展,就有必要打破美国的世界霸权,但美国具有比我国和世界上任何国家强大的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力量,决定我们不可能从正面打破它的霸权,必须采取迂回战略,寻找它的弱点进行突破。

支撑美国世界霸权的不仅仅是美国的本国力量 ,而是在本身强大国力基础之上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一个全球体系,在这一体系当中起重要作用的,亦可以看作美国的世界霸权所赖以存在的支柱是------泛美同盟、北约、美日同盟。在这一体系当中,拉美国家、欧洲国家、日本处于美国势力的从属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们的发展和在全球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发挥作用,形成它们与美国的矛盾,也为我们利用之打破美国霸权提供了机会。

我们之所以选择日本作为打破美国世界霸权的突破口,原因如下:第一,日本地理上毗邻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联系比较密切,中国对日本比对拉美国家、欧洲国家的影响力要大;第二,日本经济实力强大,军事潜力巨大,科技发达,国家统一,较少制约国力发挥的国内因素,只要能摆脱美国的羁绊,是有可能很快,甚至五六年内成为世界一极的;第三,日本是美国世界霸权体系当中的关键环节之一,一旦从美国势力当中解放出来,将极大地削弱美国的实力;第四、中国的主要利益集中在亚洲,美国牵制中国的的主要基地是日本 ,日本的“解放”,就会使美国对我国的封锁体系崩溃,极大地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使我国在世界上,尤其在亚洲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因为我们的国家目标是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所以就没有必要阻止日本成为世界多极之一;日本的强大、重新武装与侵略中国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这实际上取决于我国的国力,如果我们拥有强大的实力,就不惧怕这种挑战 ,如果我们没有实力,即使没有日本,也会有其他势力威胁我国安全的,因此,我们也不应该因此而反对日本的强大,况且,日本的强大也不是我国所能左右的。我们支持日本发展的唯一原因就是日本的强大有助于打破美国的世界霸权,美国的世界霸权是阻碍我国发展主要障碍和可能、也是现在有能力对我国安全造成最严重破坏的唯一力量,日本强大能在客观上能减轻我国面临的美国压力,是符合我国的最高利益的。

我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世界大国,应该具有自己的全球外交蓝图,我国应该巩固与俄罗斯的友好合作关系,支持俄罗斯的复兴,成为新的世界极;尽最大努力支持东盟国家一体化,组建联合防御体系,防止任何强权对东南亚的渗透,团结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势力,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使南中国安全有可靠的屏障,我们支持欧盟一体化,欢迎法德轴心的形成,诱

导欧盟逐步从美国影响下解脱出来,废除北约,使欧盟成为未来世界独立的一极;现实当中给印度增加压力,促使它改变错误政策,然后可以支持它逐步强大;发展与非洲的传统友好关系,支持它们调整不合理的边界、联合自强;支持泛阿拉伯主义,反对美国在中东的霸权,积极向拉丁美洲渗透,在全球展开中国的外交攻势,树立全球大国的形象。

我国的外交蓝图应该是全球性的,但其实施的步骤又要极其灵活,在任何条件成熟的地方,我们都应不放过任何机会推动我国目标的实现;在条件不成熟的地方,我们又可以长期准备,小步推进它向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谨慎但毫不动摇,直到我们的目标实现。

我们的战略目标之所以能够实现,其原因并不是由于我国实力强大,而是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并不仅仅是考虑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是站在全球立场上,希望各个国家、民族都能够复兴、自由 、富强 ,在与他国共存 、共进的基础上使我国摆脱威胁 ,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所以我们的主张是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是能引起当地国家和人民的响应的,只有全世界人民都行动起来,一起摧毁对全人类自由解放威胁的美国霸权,才能建立多极化的新世界,促进全人类的发展。

我们反对的是美国的世界霸权 ,并不反对美国本土的发展 ,承认美国是未来多极化世界当中的一极,相信除了少数帝国主义分子外,大部分美国人也是欢迎的,因为,帝国的过度扩张事实上也会使普通国民背上沉重的包袱,损害他们的切身利益。

在现实的外交活动当中,我们反对在我们的对手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的情况下,还自作聪明地韬光养晦,因为这样根本不会麻痹敌人,只是自欺欺人而已;主动示弱也不会使对手可怜我们;在存在严重分歧的国际问题面前,我们也没必要模棱两可,模糊外交可能最终使其中一方觉得我们不支持它,对我们不满;而另一方也看不到我们主持正义,必然也不满意,最终两头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更不要被蝇头小利所迷惑,中国主要依靠,也只有依靠自己的资源才能求得发展,在我国以外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能卡断我们命脉的利益所在,任何利益不应成为我们作原则性让步的原因。我们要在全世界树立正义维护者的形象,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明确表明我们的态度,支持正义的一方,即使没有条件给予物质支持,也要在道义上坚决支持,在联合国坚决主持公道,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在如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树立世界主持正义的形象不仅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而且也是建立多极化世界、反对霸权主义所必需的,有人担心我国会因此而遭到某种强大势力的报复,但我们不如此,某些势力对我们的打压难道就可以避免吗?即使我们妥协退让、奴颜婢膝 ,难道某些强大势力就不会千方百计地想把我国逼入死角吗 ? 与虎谋皮是没有前途的,暴风雨要来躲是躲不过的,倒不如勇敢地面对,一个自信而主持正义的国家才有资格成为世界有声有色的一极的,在这个问题上任何小聪明都会付出代价的!

我们在进行积极的外交活动当中 ,要不断加强自己的政治 、经济 、军事 、科技等的发展,进行政治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敢为天下先,断然采取前人不敢想的步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大力发展经济;建立一支强大的国防队伍,任何外交家都不可能对世界的发展作出非常准确的预测,我们的政策肯定也难免有失误,我们对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方向的期望也肯定有些会落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有强大的国力,暂时的不利局面就不难挽回;否则,难免会陷入绝境,本国综合国力是外交的基础,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但也不能因此就埋头于国内的发展而忽视外交,需知二者是相互制约的,外交的失败必然影响国内的发展;成功的外交对国内各项事业的发展促进作用是非常大的。

在世界外交的惊涛骇浪当中,我们既要有明确的目标,坚定不移地为之而奋斗 ;更要有灵活而有实效的外交政策,就象舵一样帮助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险峰,到达成功的彼岸。

范文四:中国外交大战略

用大战略打破中国外交被动 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下子被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然而,中国似乎并没有做好准备,去扮演世界级 的角色。 中国外交政策至今仍缺乏一套完整的大战略来反映中国变化了的利益,更没有全球性的设想和布局安排。在 一些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往往缺乏系统连贯的战略眼光,有时举棋不定,态度模糊,在处理政治、安全 和经济政策上缺乏协调,有时甚至传递相互矛盾的信息。这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真实意图的猜疑,不利于中国 国家利益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中国已有大战略,就是 “和平崛起(后改为“和平发展”)”。然而,这些提法并不是大战 略,因为它们不具备大战略的特质,而仅是对盛行的“中国威胁论”的防御性反应,具有辩护的味道和外交理想 的色彩。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曾经是反两霸时代的历史产物。它可能适应那个时代中国特定的外部环境和内政需要, 并对实现当时的战略目标起到过权宜的作用。 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如果今天我们仍然把以不结盟为主要特色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作为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 根本出发点的话,我们可能会自缚手脚,干扰全方位谋求国家利益的努力。和平发展(崛起)是自我行为的一种 宣示,但作为国家对外大战略,却缺乏指导性和操作性,因为和平发展对任何国家都适用。 “大战略”的提法早期与战争有关,后来通常被最广义地看作一个国家和民族“基于手段和目标之间经过深 思熟虑的全面行动规划”。 大战略虽然较为宏观和倾向于指导性,但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它应该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顾及 到外部世界的复杂多变性和别国的不同利益,以及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弘扬一种价值观的同时,大战略 不能只在描述一种空泛的美好理想。它必须能够实实在在地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如果说过去 30 多年中国最大的外交利益是为改革开放营造一个稳定、和平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那么今天, 综合国力显着提升的中国所要求的外交利益应更上一个层次。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的首要利益仍然是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持政权和内部稳定。问题是这些 基本利益是否已经得到保证,如有威胁,来自何方,威胁多大,在何种条件下可能升级甚至爆发。 中国的崛起说到底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全面赶超。随着民众要求提高生活质量的呼声日高,我们必须考虑如 何吸收并利用外部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对经济、社会和精神的需求。 目前,我们仍是现存国际体系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学界和政策界应开始

讨论,中国希望看到怎样的国际 体系?如需对付美国,我们需要怎样协调与周边和主要大国的关系?我们应该怎样利用外部世界的变化为我所用? 怎样尽快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我们要不要争做世界老二? 做世界级领袖有什么好处?又需要多大的成本?要坐稳世界老二应有怎样的配套战略?现阶段对美国霸权 是批评还是接纳?是竞争还是贴近并附和,对西方掌控的话语体系是参与还是挑战?在国际关系中是努力维持均 势还是应该重点结盟?在亚洲是要地区稳定还是要区域领导权?对国际组织的变革呼声,是支持还是观望甚至抵 制?

缺乏大战略指导的外交政策,只能简单地就某个事件做出反应,中国外交就只能成为一种“斡旋”,无法串 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应接不暇的国际事务之间的各种关系,从而使总体外交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被动和穷于应 付的局面。在机会出现时,也势必无法及时抓住。我们不能因为担心别人的顾虑而不做长远和通盘的战略设计和 大场景的思考。 时代已经变了,中国的外交战略也应与时俱进,如何尽快建立一套系统的、自洽的、基于全局考虑和通盘谋 划的国家对外大战略,使得中国的安全、经济、政治、科技、能源、教育、文化等利益更好地与外交利益相衔接, 已经迫在眉睫。(作者郝雨凡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

范文五:中国外交大战略

中国外交大战略

概要:

美国推行的霸权政策,俄罗斯的能源战略,欧洲的携程合作,日韩的亚洲战略…一个发展着的国家就像一个谋求上进的人,需要有梦想,更需要有靠近梦想的计划。这个计划摆在国家层面就是战略。近年来,针对中国外交大政的讨论不绝于耳,那么中国的外交大政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中国有没有外交大政,都是一个众说纷纭甚至纠结的话题。我个人认为中国还是有外交大战略的,只是苦于近年不断发生的内忧外患显得不够清晰和明朗…接下来,我想通过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和思考还谈谈新中国的大政外交…

关键词: 中国、外交、大战略、和平、世界

正文:

中国的和平崛起也似乎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的中心性争议话题,面对日趋强大的中国,西方人抛出了很多问号? 这是可以理解的,也同样是中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需要给世界的一个交代,但在我看来,这些问号是可以归成一个大问号的,那就是未来数年,中国会做怎样的一个大国? 换句话说,西方人迷惑的也就是中国的外交大战略… 中国近年来与越南、菲律宾、日本一直有边境纠纷,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与频繁发生的联合军演无疑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形式又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在当前背景下中国面对一些突发事件的软弱处理也令我们对中国外交能力产生怀疑,所以当下针对中国大政

外交的讨论已不在是什么,而是有与没有了。我不敢肯定今天的中国是否缺乏外交大战略的,但坦诚地说,至少,今天的中国外交政策是令人失望的。

失望一: 中美关系

美国是当今世界毫无争议的一霸,可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却一直处于摇摆不定之中。从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美国情报飞机的冲撞事件,到美国对台军售、贸易保护争端、谷歌事件,再到当下的黄岩岛争端、钓鱼岛危机、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一波波事件的背后都离不开美利坚这片富饶的土地,但你中美关系也似乎不断陷入麻烦当中,以致《华盛顿邮报》评论称,2010年头几个月中美关系将“迎来艰难时刻”;美国欧亚集团甚至将中美关系列为2010年全球十大风险之首。倒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动作频频,收效甚著。美国从冷战年代开始构筑的亚太“第一岛链”有四个关键节点:“链头”是韩国,“链尾”在菲律宾,“链锁”是台湾,“重心”在日本。随着战略东移,向亚太派驻先进武器成为最让五角大楼忙碌的事情。近期,美军重返菲律宾苏比克湾,强化“岛链”。并加强日本关岛的兵力部署,确保第二岛链,形同“第一岛链”的“监军”和“司令”。

相比之下,现在谈论中美之间争霸的事宜完全是天方夜谭,不只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落后甚至是对内对外大政方针的明确性!

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会面临三个考试,菲律宾是小考,日本中考,台湾是大考,但这三台考试的背后都是美国这个终极大考。

失望二:中国与周边

如果我们把黄岩岛、钓鱼岛的争端直接划归为中美间的博弈,那么,诸如与越南、朝鲜、印度之间的摩擦不断同样也值得我们反思。 首先说越南,越南似乎总是对中国心怀疑虑、暗存芥蒂、处处防备。与官方关系的热络不同,越南民间对待中国有一股敌视的力量在潜滋暗长,甚至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前几天,部分越南民众走上街头对政府的中国政策表示不满,部分媒体散布反华言论;不仅如此,越南政府对待中国实际上也是两手策略,在正式场合宣称对华友好,对中国处理涉台、涉藏以及近期的新疆事件的政策措施表示理解和支持,甚至有意识地压制民间反华舆论,而在国家战略层面则始终对中国心怀异志,从外交上、军事上以及舆论上与中国保持一定距离,尽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遏制中国的影响,鲜明表达不同于中国的利益,并逐步加强与中国对抗的实力和能力,牵制和抗衡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外交上,越南积极迎合美国、俄罗斯、印度对该地区进行渗透的战略,与这三国结成紧密的联系,形成“远交近攻”的态势。 又比如所谓“用生命和鲜血凝结成”的中朝关系,也因为朝鲜一再无视中国警告进行核试而一落千丈。总而言之,中国周边曾跟中国保持密切友好的国家,凡是经历过民主转型后,这些国家的新政权对中国的态度一直不冷不热,即使摄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势力和联合国的否决权,但是,双边关系往往若即若离或貌合神离。而那些抱残守缺的国家,却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而对中国冷眼视之,视为变修。所以,中国最近的外交邦交很多,但是盟友很少。利益很多,但是保护很少。

生意很多,但是朋友很少。可以说,中国外交给人的是一种青涩感,不成熟感——显然这跟中国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又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地位是不相称也不应该的。

三:总结:

其实,在当今的形式下,只要中国能够构建一个宽松的和平环境,面对既定的问题张弛有度、强硬得当,不要一味的回避、谴责、摇摆不定,让人看不出基本脉络,那么周边的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如果都是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举措,那么,中国周边的左冲右突,恐了无宁日。

也许,中国是有外交大政的,只是我们摸不透罢了。但是国民长期处于一种不清晰不明朗的状态之下,即便是有大政,那么意义是什么? 也许,中国的问题也许并不出在政策,而是出在宣传,出在媒体…中国媒体的高度不透明,严重影响了国民对事实的了解,甚至释放错误的信息,严重误导国民,影响爱国情绪。

可是,无论出于怎样的背影或者原因,问题都是存在的,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又该怎么办? 我相信这是我所不能掌控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国家内部所谓的高参了!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国际政治 刘景凯

范文六:法国外交中的中东战略

作者:赵慧杰

西亚非洲 2006年10期

战后法国外交战略及在中东的利益追求

战后国际关系在雅尔塔会议确立的两极格局的框架下发展,但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戴高乐将军在战后初期就萌发了“建立独立于美苏的西欧集团”(即第三种势力)的设想。1958年10月戴高乐再次执政,成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他的战略思想得以实施。戴高乐执政后制定了一整套具有鲜明的戴高乐色彩的内外政策(被后人称为“戴高乐主义”)。戴高乐制定的法国外交政策被称为“法国全球战略”。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皮埃尔·米盖尔(Pierre Miquel)曾评价戴高乐的这一战略为“50年来法国第一次恢复了它的传统,即制定世界规模的对外政策,全局在胸,既有原则,又有具体办法。戴高乐使法国外交恢复了它的职能,此前法国外交只是在国际组织中充当传声筒或派几名代表而已”①。

戴高乐的“法国全球战略”概括起来有3点主要内容:(1)恢复法国在全球事务中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戴高乐总统曾多次强调,“法国要做法国,法国是法国,法国要能有它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精神、自己的行动和政策”;“法国能够为世界作出特殊的贡献,……法国并不是由另一个国家拖着走的国家”。② 戴高乐在论述法国1964年的对外政策时说:“法国应当在世界上执行世界性的政策,因为它有能力这样做,因为一切因素都要求它这样做,因为它是法国。”③(2)实行欧洲联合,建立独立于美苏之外的西欧集团。戴高乐说,“法国正在努力从事联合欧洲的工作……我们要使西欧变成一个整体,使世界上不再只存在这两个敌对的巨人(指美苏),而且存在着一支强大的力量,一个发挥明智影响的伟大中心,这是只有欧洲才能充当的”④。(3)支持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与自决,与它们建立新型的合作关系。戴高乐曾经说过,法国对外关系中的一项伟大事业“在于把以前我国进行的殖民地转变为合作……即我们同它们(殖民地国家)的关系改变成为有成效的,尽可能有友爱的合作关系”⑤。“法国全球战略”的这3点主要内容高度涵盖了战后法国外交战略的总体思想。戴高乐的外交思想实际表达了3种意思,即:法国只有甩掉在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殖民帝国的阴影,实行战略收缩,才能在主要的国际关系中确保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只有实现欧洲联合,特别是法德和解,才能使法国真正具备同美、苏、英平起平坐所需的实力;只有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才是保持大国地位的基本条件。1962年12月31日,戴高乐总统发表全国电视广播演说时进一步指出,法国要取得国际上的进展,就必须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两个方面的努力。“首先是西欧在经济上、政治上、防务上、文化上的联盟,这样就可以建立同美国的均衡。……其次是对需要得到援助以便进行现代发展的人民提供援助,特别是同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希望同法国合作的国家进行合作。”⑥

戴高乐制定的“法国全球战略”,其中心目标是确保法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戴高乐为此将法国外交战略定位于“法国要保持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独特而又灵活的政治军事关系”。他从调整法国与北约组织的关系开始,于1958年向美英首脑发出备忘录,指出,“北约组织已不再适应整个西方世界的基本安全需要,法国实力已经发展到可到达世界各地的地步,北约应建立一个由美、英、法三国组成的理事会,这样一个适应新情况的结构,掌握世界政治和战略问题的决策权”⑦。实际上,戴高乐总统此前已表达过对美英控制北约的不满,他认为“北约实际上是围绕美国指挥棒转的从属机构”,他提出“北约应该是一个完全平等的主权独立国家的同盟”。戴高乐在备忘录中提出的建议自然不会得到美英的支持,但法国并没有改变既定的外交战略,它最终选择脱离北约⑧,朝着欧洲联合的既定目标大步迈进。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宣告成立和1965年欧洲3个共同体(钢铁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合并成“欧洲共同体”,是戴高乐的“法国战略”的重要体现⑨。

戴高乐的“法国全球战略”的另一目标是,迅速摆脱法国殖民帝国的阴影,支持殖民地国家的解放和自决,重新确立与殖民地国家的关系。1959年9月16日戴高乐总统提出著名的“自决政策”,是战后法国重新建立和发展与殖民地国家关系的行动纲领。积极发展与殖民地国家的关系也是保持法国原有的世界大国地位和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法国除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还在西亚北非具有传统影响。战后,戴高乐政府根据“法国全球战略”的总体外交路线重新定位法国在中东的战略及其利益。综观战后以来法国在中东采取的外交战略主要有3点:第一,采取积极措施,摆脱殖民帝国的阴影,重新确立与殖民地国家的关系。戴高乐执政后首先在法国对中东外交中采取的重大行动是,1959年宣布:法国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戴高乐的这一行动结束了“阿尔及利亚问题”⑩ 对法国外交的较大影响,使法国摆脱了战后在国际关系中的被动局面。同时,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关系的重新确立(已是两个主权国家的平等关系)极大地缓和了战后法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紧张关系。第二,实行“倾向阿拉伯”的中东政策,积极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使中东成为再现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的舞台。战后,中东成为法国发展国际关系的重要地区。但是中东的和平问题成为影响地区国家间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法国在中东和平问题上采取偏向阿拉伯的中东政策。法国的主要考虑是:充分利用法国在中东地区的传统影响,通过积极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使法国在战后国际关系中不断扩大影响,使中东成为法国再现世界大国地位的舞台。第三,与中东国家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促进中东的和平与发展。法国力主“南北合作”,积极援助发展中国家。戴高乐等有关总统先后领导的法国政府推行“构筑南北对话桥梁,争当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外交战略(11)。中东和平在经历了4次战争(12) 之后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东和平进程中,法国始终是国际上促进中东和平的重要一方,且与中东国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特别对有关中东和平的关键国家提供政治、经济上的援助,以期通过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促进中东和平的实现。

法国对中东战略与法国在中东传统的政治经济利益密切相关。战后法国在中东的利益是这些传统利益的延续和扩展。法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主要是石油利益和贸易利益,其中前者是法国战后积极发展与中东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考虑。战后西方工业国家积极发展经济,需要能源保障,建立稳定的石油供应渠道是法国重要的经济利益之一。法国看中中东地区的石油,把获得中东地区稳定的石油供应作为法国对中东外交的一个目标。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产油国都确立了良好的经济关系。法国在中东的贸易利益还包括军火贸易,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向中东地区出口的军火占法国军火出口总额的50%以上。法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中军火贸易占了很大比重。法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额迅速上升,跃居西欧国家对中东贸易的首位。

法国在中东的政治利益主要是,利用中东地区,施展法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影响,摆脱战后法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被动和受排挤(美英在国际事务中联手对法国造成的打压)的局面。中东成为战后国际政治的焦点地区,集中了多种利益与矛盾,法国不仅要确保在中东的已有利益,还要在中东发挥法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影响,体现它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法国在中东奉行倾向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与美国在中东推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法国靠其“倾向阿拉伯”的中东政策发展了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与美国争夺中东的较量中也增加了得分。

战后法国对中东外交的主要表现

战后法国对中东外交所体现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战略思想。1958年戴高乐执政后提出“给予殖民地国家自决与独立”,明智地打开了法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瓶颈”。法国在战后对中东国际关系中出现了新的机遇,特别是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关系的重新确立(法国放弃了宗主国的地位)改变了法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被动局面,重新确立了法国在阿拉伯世界的世界大国地位及其影响。

(一)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开创了法国与中东关系的新里程

1959年戴高乐总统对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的表态,是战后法国在中东国际关系中变被动为主动的重要开端。1960年的《埃维昂协议》,是战后法国与中东殖民地国家重新发展关系的标志。此前法国虽已与叙利亚和黎巴嫩两个托管地重新确立了关系,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问题一直是战后法国发展与中东国家关系的羁绊。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开启了战后法国对外关系新的历史,法国殖民帝国的历史逐渐被法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所代替。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法国谴责以色列夺取大片阿拉伯领土的侵略行径,要求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军。1969年以色列大规模轰炸贝鲁特时,法国政府又立即做出反应,认为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是不能接受”的,并宣布对以色列实施全面的武器禁运。法国积极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成为战后法国对中东关系的主旋律。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法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再次得到体现。在美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做出一项敦促阿以停火、恢复战前状况的决议时,法国政府则表示不支持美国的提案。法国总理沙邦-戴尔马发表讲话说,埃及和叙利亚发动收复失地的进攻称不上侵略,人们“怎么能设想怀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和人民能够永远宽恕他们的领土被侵占而毫无取得公平合理地解决的希望呢”?当美国开始大规模向以色列空运武器装备,法国拒绝美国飞机飞越法国领空,迫使从联邦德国基地起飞的美国飞机飞向大西洋,绕开法国领空进入地中海。1975年法国政府又促成欧共体与阿盟举行“欧阿对话”首次会议。法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出现历史性飞跃。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出现的世界能源危机中,法国在战后与中东国家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得到了回报,法国被列为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国家”,不在石油禁运之列,石油照常输往法国,这使法国获得了政治经济双赢。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法国在中东和平问题上的作用开始显现。法国倡议欧共体九国外长举行会议,讨论中东和平问题,且在法国的倡导下通过了一项关于解决阿以冲突的《联合声明》,明确要求以军撤出1967年“六五战争”中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且指出,“中东和平问题的全面解决应考虑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权利”。法国在中东和平问题上的积极表现标志着法国开始以世界大国的姿态参与中东和平进程。

(二)“不偏不倚”的中东和平政策成就法国在中东的特殊作用

1974年德斯坦执政后提出“阿以平衡”的法国对中东政策,但实际上奉行的依然是法国“倾向阿拉伯”的中东政策。直到1981年法国社会党人执政,密特朗提出要改变“德斯坦引导法国进行反以色列的路线”的中东政策,法国的中东政策才转向“不偏不倚”。密特朗在执行“不偏不倚”的中东政策时,把法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为了打消阿拉伯国家对法国所谓“新中东政策”的疑虑,密特朗执政伊始曾派出多名特使,前往阿拉伯国家进行解释工作,法国外长谢松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法国的“新中东政策”,即“我们目前在近东(中东)的立场,就是前政府的立场,当然会有某些变化和新的方针,但我们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密特朗总统提出的“不偏不倚”的中东政策有利于合理、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长期以来大国插手中东问题,多表现为偏袒一方,其中尤以美国偏袒以色列最为突出,这就加剧了中东和平问题的复杂化。密特朗提出“不偏不倚”的中东政策,使外部力量在推动解决中东问题时能够更客观地反映冲突双方的利益。密特朗先后访问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他是法国首次访问以色列的最高领导人。这不仅为法国在中东开辟了更广泛的国际空间,也使法国成为阿以间沟通的主要桥梁之一。法国“不偏不倚”的中东政策有助于法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独特作用。由于法国与阿以双方都保持着接触,且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项目,这就增加了法国在阿以之间进行调解和斡旋的手段,这是美国所望尘莫及的。另外,法国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建立起合作关系,也是对中东和平进程的一种推进。1982年密特朗总统首次访问以色列,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了法国对解决阿以冲突的主张和设想(13),虽遭到以政府的反对,但法国在国际社会率先提出解决阿以冲突的主张和设想,不能不说是对中东和平进程的一次有力推动,法国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独家主导中东和平进程的传统地位。法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着独特而积极的作用,是沟通阿以双方的一支主要国际力量,也是主张全面、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的一支中坚力量。

新世纪法美对中东战略的冲突及其影响

战后以来,法美一直存在外交战略上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后冷战时期表现得尤其突出。法国主张“大国共管”、建立“多极世界”的战略与美国企图“一家独霸”、建立“单极世界”的战略存在着根本分歧。1991年希拉克就曾指出,“美国企图建立新秩序,要人们承认它是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师,这不会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单极世界或以美国为轴心的世界是不会实现的。”(14) 1998年法国“左右翼共治”政府组成后,法国表现得更加独立自主,更加突出世界大国地位,在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中东和谈等问题上凸显了世界大国的作用。新世纪法美对中东战略的冲突集中表现在伊拉克危机问题上。2002年2月,布什总统就以萨达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拒绝联合国核查为由,发出了“动用武力推翻伊拉克政权”的威胁。希拉克总统立即指责美国准备对伊拉克动武“是轻率的言行”;并表示:法国坚决反对美国企图绕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打算。他还提出法国对解决伊拉克危机的具体建议:首先应恢复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核查,之后再制订出一个具体时间表;如果伊拉克拒不执行,再讨论对伊拉克动武的问题。法国还与德国联合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在军事打击伊拉克前应得到联合国授权。但是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战略进一步凸显,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置联合国的立场于不顾,执意要用“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这是新世纪美国在中东采取单边主义的突出表现。

法美在伊拉克危机问题上的对立立场,引发了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次大较量:以美英为首的“主战派”和以法、德、俄为首的反战派之间的较量。法美这次在对中东战略上的冲突,对未来世界格局和中东局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主要是:第一,美国在中东推行单边主义将会有所收敛。伊拉克战争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在中东推行单边主义迄今为止的“最高作为”,对此美国承受的压力和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美国表现出急于与法国等世界大国合作的姿态,表明美国在中东推行单边主义的战略已有所收敛。这是因为美国还未强大到能够主宰世界一切事务的程度。因此,美国的单边主义就受到一定的范围限制,而不是美国国际关系中唯一的外交准则。美国可以在依靠单边主义建立起对国际事务的控制权(即霸权)之后,进而转向寻求盟友和盟友的支持,即与其他大国发出合作的愿望。第二,法美战略关系需要重新确定——伙伴关系而非盟友关系。法美在中东事务中的共识(或者说它们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比如在反对中东的恐怖主义活动和促进中东和平进程等方面它们具有共识,这也是法美在中东合作的基础。但是,法国在新世纪需要建立与美国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共同做出决定”(这是希拉克的认识)。这种关系是法国自戴高乐制定的“法国全球战略”一直追求的目标。而美国始终需要与欧洲国家建立一种在大西洋联盟框架下的盟友关系。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法美战略盟友关系已完全破裂。不管美国情愿与否,法美关系已经脱离战后以来的盟友关系,而只能朝着越来越“平起平坐”的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第三,法国对中东战略及其利益会受到更多的挑战。首先,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加剧了中东地区的不安定局势。在阿以和谈停滞不前的局势下,又出现了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困扰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局势的又一主要问题,这对法国在中东的战略及其利益带来了挑战。其次,美国主导的伊拉克重建问题不仅涉及经济范畴,也是牵扯政治方面的复杂问题(伊拉克政权建设、大国政治影响等)。美国通过这次战争获取的各种利益会对法国以往在中东的战略及其利益构成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在伊拉克重建这块“大蛋糕”的分割中,美国已捷足先登切走了最厚实的部分,且公开宣布“不允许反战国家参加186亿美元的伊拉克重建合同的竞标”。这对法国在中东的利益已构成实际的威胁。最后,美国在伊拉克建立亲美“民主政权”的构想,是对法国-伊拉克特殊关系(15) 最直接的威胁。法伊特殊关系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两国间重要的经济利益是法国不愿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主要原因。而今美国“除掉”了萨达姆政权,就等于“拿掉”了法国对中东关系棋盘中的一粒重要“棋子”。

注释:

①皮埃尔·米盖尔著:《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01页。

②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戴高乐言论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353页。

③同上,第475页。

④同上,第352页。

⑤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前引书,第351、354页。

⑥同上,第401~402页。

⑦朱成虎等著:《走向21世纪的大国关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⑧1959年3月开始与北约分道扬镳,撤出受北约指挥的法国地中海舰队。1966年正式宣布退出北约,同年10月北约理事会迁出法国。

⑨戴高乐和法国外长舒曼是欧共体建设的先驱,戴高乐的“大欧洲设想”和舒曼的“舒曼计划”是欧洲走向统一的基础。1952年成立的“欧洲钢铁联营体”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雏形,舒曼因此得名“共同体之父”。

⑩阿尔及利亚曾被法国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成为法国最大的“海外省”,与法国有132年的殖民宗主国关系,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问题对法国构成了较大的影响,成为战后法国对外关系发展的大问题。

(11)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7月21日。

(12)4次中东战争即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的中东战争。

(13)法国的主张和设想归为5点:(1)应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的原则,由阿以双方直接谈判,和平解决冲突;(2)阿拉伯人应承认以色列享有在本国边界内安全生存的权利;(3)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应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开展对话:(4)巴勒斯坦人享有自决权,有权拥有一个祖国;(5)巴解组织作为一支武装力量,只有在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和保卫安全的权利时才能参加中东和谈。密特朗对未来巴勒斯坦国的设想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疆界即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应被赋予特殊地位。

(14)朱成虎等著:前引书,第75页。

(15)法国与伊拉克自20世纪70年代就建立起友好合作关系,伊拉克是法国对中东关系中的重点国家。

作者介绍:赵慧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范文七:法国外交中的中东战略

法国外交中的中东战略

赵慧杰

内容提要战后戴高乐制定的法国外交战略被称为“法国全球战略”,它是法国对中东战略的指导思想。法国在中东通过重新确立与殖民地国家的关系,实行“倾向阿拉伯”的中东政策,以及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帮助中东地区实现和平与发展等战略,不仅发展了法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使法国在中东地区建立起政治与经济的全面合作关系。中东成为法国再现世界大国地位及其影响的重要地区,同时也是新世纪法美外交战略冲突的集中表现地区。..

关键词

作者简介法国外交中东战略冲突赵慧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删)。

战后法国外交战略及在中东的利益追求

战后国际关系在雅尔塔会议确立的两极格局的框架下发展,但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戴高乐将军在战后初期就萌发了“建立独立于美苏的西欧集团”(即第三种势力)的设想。1958年10月戴高乐再次执政,成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他的战略思想得以实施。戴高乐执政后制定了一整套具有鲜明的戴高乐色彩的内外政策(被后人称为“戴高乐主义”)。戴高乐制定的法国外交政策被称为“法国全球战略”。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皮埃尔・米盖尔(PierreMi删)曾评价戴高乐的这一战略为“50年来法国第一次恢复了它的传统,即制定世界规模的对外政策,全局在胸,既有原则,又有具体办法。戴高乐使法国外交恢复了它的职能,此前法国外交只是在国际组织中充当传声筒或派几名代表而已”①。戴高乐的“法国全球战略”概括起来有3点主要内容:(1)恢复法国在全球事务中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戴高乐总统曾多次强调,“法国要做法国,法国是法国,法国要能有它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精神、自己的行动和政策”;“法国能够为世界作出特殊的贡献,……法国并不是由另一个国家拖着走的国家”。②戴高乐在论述法国1964年的对外政策时说:“法国应当在世界上执行世界性的政策,因为它有能力这样做,因为一切因素都要求它这样做,因为它是法国。”③(2)实行欧洲联合,建立独立于美苏之外的西欧集团。戴高乐说,“法国正在努力从事联合欧洲的工作……我们要使西欧变成一个整体,使世界上不再只存在这两个敌对的巨人(指美苏),而且存在着一支强大的力量,一个发挥明智影响的伟大中心,这是只有欧洲才能充当的”④。(3)支持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与自决,与它们建立新型的合作关系。戴高乐曾经说过,法国对外关系中的一项伟大事业“在于把以前我国进行的①皮埃尔・米盖尔著:《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01页。

②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戴高乐言论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353页。

③同上,第475页。

④同上,第352页。

・22・版权所有◎西亚非洲杂志社

法国外交中的中东战略

殖民地转变为合作……即我们同它们(殖民地国家)的关系改变成为有成效的,尽可能有友爱的合作关系”①。“法国全球战略”的这3点主要内容高度涵盖了战后法国外交战略的总体思想。戴高乐的外交思想实际表达了3种意思,即:法国只有甩掉在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殖民帝国的阴影,实行战略收缩,才能在主要的国际关系中确保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只有实现欧洲联合,特别是法德和解,才能使法国真正具备同美、苏、英平起平坐所需的实力;只有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才是保持大国地位的基本条件。1962年12月31日,戴高乐总统发表全国电视广播演说时进一步指出,法国要取得国际上的进展,就必须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两个方面的努力。“首先是西欧在经济上、政治上、防务上、文化上的联盟,这样就可以建立同美国的均衡。……其次是对需要得到援助以便进行现代发展的人民提供援助,特别是同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希望同法国合作的国家进行合作。”②

戴高乐制定的“法国全球战略”,其中心目标是确保法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戴高乐为此将法国外交战略定位于“法国要保持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独特而又灵活的政治军事关系”。他从调整法国与北约组织的关系开始,于1958年向美英首脑发出备忘录,指出,“北约组织已不再适应整个西方世界的基本安全需要,法国实力已经发展到可到达世界各地的地步,北约应建立一个由美、英、法三国组成的理事会,这样一个适应新情况的结构,掌握世界政治和战略问题的决策权”③。实际上,戴高乐总统此前已表达过对美英控制北约的不满,他认为“北约实际上是围绕美国指挥棒转的从属机构”,他提出“北约应该是一个完全平等的主权独立国家的同盟”。戴高乐在备忘录中提出的建议自然不会得到美英的支持,但法国并没有改变既定的外交战略,它最终选择脱离北约④,朝着欧洲联合的既定目标大步迈进。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宣告成立和1965年欧洲3个共同体(钢铁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合并成“欧洲共同体”,是戴高乐的“法国战略”的重要体现⑤。

戴高乐的“法国全球战略”的另一目标是,迅速摆脱法国殖民帝国的阴影,支持殖民地国家的解放和自决,重新确立与殖民地国家的关系。1959年9月16日戴高乐总统提出著名的“自决政策”,是战后法国重新建立和发展与殖民地国家关系的行动纲领。积极发展与殖民地国家的关系也是保持法国原有的世界大国地位和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法国除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还在西亚北非具有传统影响。战后,戴高乐政府根据“法国全球战略”的总体外交路线重新定位法国在中东的战略及其利益。综观战后以来法国在中东采取的外交战略主要有3点:第一,采取积极措施,摆脱殖民帝国的阴影,重新确立与殖民地国家的关系。戴高乐执政后首先在法国对中东外交中采取的重大行动是,1959年宣布:法国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戴高乐的这一行动结束了“阿尔及利亚问题”⑥对法国外交的较大影响,使法国摆脱了战后在国际关系中的被动局面。同时,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关系的重新确立(已是两个主权国家的平等关系)极大地缓和了战后法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紧张关系。第二,实行“倾向阿拉伯”的中东政策,积极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使中东成为再现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的舞台。战后,中东成为法国发展国际关系的重要地区。但是中东的和平问题成为影响地区国家间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法国在中东和平问题上采取偏向阿拉伯的中东政策。法国的主要考虑是:充分利用法国在中东地区的传统影响,通过积极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使法国在战后国际关系中不断扩大影响,使中东成为法国再现世界大国地位的舞台。第三,与中东国家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从政治、经济等

①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前引书,第351、354页。

②同上,第40l~402页。

③朱成虎等著:《走向21世纪的大国关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④1959年3月开始与北约分道扬镳,撤出受北约指挥的法国地中海舰队。1966年正式宣布退出北约,同年10月北约理事会迁出法国。

⑤戴高乐和法国外长舒曼是欧共体建设的先驱,戴高乐的“大欧洲设想”和舒曼的“舒曼计划”是欧洲走向统一的基础。1952年成立的“欧洲钢铁联营体”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雏形,舒曼因此得名“共同体之父”。

⑥阿尔及利亚曾被法国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成为法国最大的“海外省”,与法国有132年的殖民宗主国关系,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问题对法国构成了较大的影响,成为战后法国对外关系发展的大问题。・23・

西亚非洲(月刊)2006年第4期

多方面促进中东的和平与发展。法国力主“南北合作”,积极援助发展中国家。戴高乐等有关总统先后领导的法国政府推行“构筑南北对话桥梁,争当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外交战略①。中东和平在经历了4次战争④之后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东和平进程中,法国始终是国际上促进中东和平的重要一方,且与中东国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特别对有关中东和平的关键国家提供政治、经济上的援助,以期通过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促进中东和平的实现。

法国对中东战略与法国在中东传统的政治经济利益密切相关。战后法国在中东的利益是这些传统利益的延续和扩展。法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主要是石油利益和贸易利益,其中前者是法国战后积极发展与中东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考虑。战后西方工业国家积极发展经济,需要能源保障,建立稳定的石油供应渠道是法国重要的经济利益之一。法国看中中东地区的石油,把获得中东地区稳定的石油供应作为法国对中东外交的一个目标。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产油国都确立了良好的经济关系。法国在中东的贸易利益还包括军火贸易,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向中东地区出口的军火占法国军火出口总额的50%以上。法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中军火贸易占了很大比重。法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额迅速上升,跃居西欧国家对中东贸易的首位。

法国在中东的政治利益主要是,利用中东地区,施展法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影响,摆脱战后法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被动和受排挤(美英在国际事务中联手对法国造成的打压)的局面。中东成为战后国际政治的焦点地区,集中了多种利益与矛盾,法国不仅要确保在中东的已有利益,还要在中东发挥法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影响,体现它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法国在中东奉行倾向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与美国在中东推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法国靠其“倾向阿拉伯”的中东政策发展了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与美国争夺中东的较量中也增加了得分。

战后法国对中东外交的主要表现

战后法国对中东外交所体现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战略思想。1958年戴高乐执政后提出“给予殖民地国家自决与独立”,明智地打开了法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瓶颈”。法国在战后对中东国际关系中出现了新的机遇,特别是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关系的重新确立(法国放弃了宗主国的地位)改变了法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被动局面,重新确立了法国在阿拉伯世界的世界大国地位及其影响。

(一)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开创了法国与中东关系的新里程

1959年戴高乐总统对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的表态,是战后法国在中东国际关系中变被动为主动的重要开端。1960年的《埃维昂协议》,是战后法国与中东殖民地国家重新发展关系的标志。此前法国虽已与叙利亚和黎巴嫩两个托管地重新确立了关系,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问题一直是战后法国发展与中东国家关系的羁绊。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开启了战后法国对外关系新的历史,法国殖民帝国的历史逐渐被法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所代替。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法国谴责以色列夺取大片阿拉伯领土的侵略行径,要求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军。1969年以色列大规模轰炸贝鲁特时,法国政府又立即做出反应,认为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是不能接受”的,并宣布对以色列实施全面的武器禁运。法国积极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成为战后法国对中东关系的主旋律。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法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再次得到体现。在美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做出一项敦促阿以停火、恢复战前状况的决议时,法国政府则表示不支持美国的提案。法国总理沙邦一戴尔马发表讲话说,埃及和叙利亚发动收复失地的进攻称不上侵略,人们“怎么能设想怀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和人民能够永远宽恕他们的领土被侵占而毫无取得公平合理地解决的希望呢”?当美国开始大规模向

①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7月21日。

②4次中东战争即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r73年的中东战争。・24・

法国外交中的中东战略

以色列空运武器装备,法国拒绝美国飞机飞越法国领空,迫使从联邦德国基地起飞的美国飞机飞向大西洋,绕开法国领空进入地中海。1975年法国政府又促成欧共体与阿盟举行“欧阿对话”首次会议。法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出现历史性飞跃。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出现的世界能源危机中,法国在战后与中东国家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得到了回报,法国被列为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国家”,不在石油禁运之列,石油照常输往法国,这使法国获得了政治经济双盈。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法国在中东和平问题上的作用开始显现。法国倡议欧共体九国外长举行会议,讨论中东和平问题,且在法国的倡导下通过了一项关于解决阿以冲突的《联合声明》,明确要求以军撤出1967年“六五战争”中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且指出,“中东和平问题的全面解决应考虑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权利”。法国在中东和乎问题上的积极表现标志着法国开始以世界大国的姿态参与中东和平进程。

(二)“不偏不倚”的中东和平政策成就法国在中东的特殊作用

1974年德斯坦执政后提出“阿以平衡”的法国对中东政策,但实际上奉行的依然是法国“倾向阿拉伯”的中东政策。直到1981年法国社会党人执政,密特朗提出要改变“德斯坦引导法国进行反以色列的路线”的中东政策,法国的中东政策才转向“不偏不倚”。密特朗在执行“不偏不倚”的中东政策时,把法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为了打消阿拉伯国家对法国所谓“新中东政策”的疑虑,密特朗执政伊始曾派出多名特使,前往阿拉伯国家进行解释工作,法国外长谢松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法国的“新中东政策”,即“我们目前在近东(中东)的立场,就是前政府的立场,当然会有某些变化和新的方针,但我们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密特朗总统提出的“不偏不倚”的中东政策有利于合理、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长期以来大国插手中东问题,多表现为偏袒一方,其中尤以美国偏袒以色列最为突出,这就加剧了中东和平问题的复杂化。密特朗提出“不偏不倚”的中东政策,使外部力量在推动解决中东问题时能够更客观地反映冲突双方的利益。密特朗先后访问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他是法国首次访问以色列的最高领导人。这不仅为法国在中东开辟了更广泛的国际空间,也使法国成为阿以间沟通的主要桥梁之一。法国“不偏不倚”的中东政策有助于法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独特作用。由于法国与阿以双方都保持着接触,且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项目,这就增加了法国在阿以之间进行调解和斡旋的手段,这是美国所望尘莫及的。另外,法国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建立起合作关系,也是对中东和平进程的一种推进。1982年密特朗总统首次访问以色列,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了法国对解决阿以冲突的主张和设想①,虽遭到以政府的反对,但法国在国际社会率先提出解决阿以冲突的主张和设想,不能不说是对中东和平进程的一次有力推动,法国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独家主导中东和平进程的传统地位。法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着独特而积极的作用,是沟通阿以双方的一支主要国际力量,也是主张全面、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的一支中坚力量。

新世纪法美对中东战略的冲突及其影响

战后以来,法美一直存在外交战略上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后冷战时期表现得尤其突出。法国主张“大国共管”、建立“多极世界”的战略与美国企图“一家独霸”、建立“单极世界”的战略存在着根本分歧。1991年希拉克就曾指出,“美国企图建立新秩序,要人们承认它是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师,这不会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单极世界或以美国为轴心的世界是不会实现的。”②1998年法国“左

①法国的主张和设想归为5点:(1)应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的原则,由阿以双方直接谈判,和平解决冲突;(2)阿拉伯人应承认以色列享有在本国边界内安全生存的权利;(3)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应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开展对话:(4)巴勒斯坦人享有自决权,有权拥有一个祖国;(5)巴解组织作为一支武装力量,只有在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和保卫安全的权利时才能参加中东和谈。密特朗对未来巴勒斯坦国的设想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疆界即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应被赋予特殊地位。

②朱成虎等著:前引书,第75页。・25・

西亚非洲(月刊)2006年第4期

右翼共治”政府组成后,法国表现得更加独立自主,更加突出世界大国地位,在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中东和谈等问题上凸显了世界大国的作用。新世纪法美对中东战略的冲突集中表现在伊拉克危机问题上。2002年2月,布什总统就以萨达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拒绝联合国核查为由,发出了“动用武力推翻伊拉克政权”的威胁。希拉克总统立即指责美国准备对伊拉克动武“是轻率的言行”;并表示:法国坚决反对美国企图绕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打算。他还提出法国对解决伊拉克危机的具体建议:首先应恢复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核查,之后再制订出一个具体时间表;如果伊拉克拒不执行,再讨论对伊拉克动武的问题。法国还与德国联合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在军事打击伊拉克前应得到联合国授权。但是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战略进一步凸显,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置联合国的立场于不顾,执意要用“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这是新世纪美国在中东采取单边主义的突出表现。

法美在伊拉克危机问题上的对立立场,引发了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次大较量:以美英为首的“主战派”和以法、德、俄为首的反战派之间的较量。法美这次在对中东战略上的冲突,对未来世界格局和中东局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主要是:第一,美国在中东推行单边主义将会有所收敛。伊拉克战争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在中东推行单边主义迄今为止的“最高作为”,对此美国承受的压力和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美国表现出急于与法国等世界大国合作的姿态,表明美国在中东推行单边主义的战略已有所收敛。这是因为美国还未强大到能够主宰世界一切事务的程度。因此,美国的单边主义就受到一定的范围限制,而不是美国国际关系中唯一的外交准则。美国可以在依靠单边主义建立起对国际事务的控制权(即霸权)之后,进而转向寻求盟友和盟友的支持,即与其他大国发出合作的愿望。第二,法美战略关系需要重新确定——伙伴关系而非盟友关系。法美在中东事务中的共识(或者说它们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比如在反对中东的恐怖主义活动和促进中东和平进程等方面它们具有共识,这也是法美在中东合作的基础。但是,法国在新世纪需要建立与美国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共同做出决定”(这是希拉克的认识)。这种关系是法国自戴高乐制定的“法国全球战略”一直追求的目标。而美国始终需要与欧洲国家建立一种在大西洋联盟框架下的盟友关系。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法美战略盟友关系已完全破裂。不管美国情愿与否,法美关系已经脱离战后以来的盟友关系,而只能朝着越来越“平起平坐”的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第三,法国对中东战略及其利益会受到更多的挑战。首先,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加剧了中东地区的不安定局势。在阿以和谈停滞不前的局势下,又出现了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困扰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局势的又一主要问题,这对法国在中东的战略及其利益带来了挑战。其次,美国主导的伊拉克重建问题不仅涉及经济范畴,也是牵扯政治方面的复杂问题(伊拉克政权建设、大国政治影响等)。美国通过这次战争获取的各种利益会对法国以往在中东的战略及其利益构成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在伊拉克重建这块“大蛋糕”的分割中,美国已捷足先登切走了最厚实的部分,且公开宣布“不允许反战国家参加186亿美元的伊拉克重建合同的竞标”。这对法国在中东的利益已构成实际的威胁。最后,美国在伊拉克建立亲美“民主政权”的构想,是对法国一伊拉克特殊关系①最直接的威胁。法伊特殊关系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两国问重要的经济利益是法国不愿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主要原因。而今美国“除掉”了萨达姆政权,就等于“拿掉”了法国对中东关系棋盘中的一粒重要“棋子”。

(责任编辑:徐拓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法国与伊拉克自20世纪70年代就建立起友好合作关系,伊拉克是法国对中东关系中的重点国家。・26・

法国外交中的中东战略

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赵慧杰, Zhao Huijie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西亚非洲WEST ASIA AND AFRICA2006(4)

参考文献(15条)

1.法国与伊拉克自20世纪70年代就建立起友好合作关系,伊拉克是法国对中东关系中的重点国家

2.朱成虎等著:前引书,第75页

3.法国的主张和设想归为5点:(1)应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的原则,由阿以双方直接谈判,和平解决冲突;(2)阿拉伯人应承认以色列享有在本国边界内安全生存的权利;(3)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应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开展对话:(4)巴勒斯坦人享有自决权,有权拥有一个祖国;(5)巴解组织作为一支武装力量,只有在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和保卫安全的权利时才能参加中东和谈.密特朗对未来巴勒斯坦国的设想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疆界即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应被赋予特殊地位

4.4次中东战争即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的中东战争

5.戴高乐和法国外长舒曼是欧共体建设的先驱,戴高乐的大欧洲设想和舒曼的舒曼计划是欧洲走向统一的基础.1952年成立的欧洲钢铁联营体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雏形,舒曼因此得名共同体之父

6.1959年3月开始与北约分道扬镳,撤出受北约指挥的法国地中海舰队.1966年正式宣布退出北约,同年10月北约理事会迁出法国

7.朱成虎 走向21世纪的大国关系 1999

8.同上,第401~402页

9.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前引书,第351、354页

10.同上,第352页

11.同上,第475页

12.国际关系研究所 戴高乐言论集 1964

13.查看详情 2004

14.阿尔及利亚曾被法国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成为法国最大的海外省,与法国有132年的殖民宗主国关系,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问题对法国构成了较大的影响,成为战后法国对外关系发展的大问题

15.皮埃尔·米盖尔 法国史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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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八:法国外交中的中东战略

法国外交中的中东战略

赵慧杰

内容提要 战后戴高乐制定的法国外交战略被称为“法国全球战略”,它是法国对中东战略的指导思想。法国在中东通过重新确立与殖民地国家的关系,实行“倾向阿拉伯”的中东政策,以及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帮助中东地区实现和平与发展等战略,不仅发展了法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使法国在中东地区建立起政治与经济的全面合作关系。中东成为法国再现世界大国地位及其影响的重要地区,同时也是新世纪法美外交战略冲突的集中表现地区。

关键词 法国 外交 中东 战略 冲突

作者简介 赵慧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战后法国外交战略及在中东的利益追求

战后国际关系在雅尔塔会议确立的两极格局的框架下发展,但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戴高乐将军在战后初期就萌发了“建立独立于美苏的西欧集团”(即第三种势力)的设想。1958年10月戴高乐再次执政,成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他的战略思想得以实施。戴高乐执政后制定了一整套具有鲜明的戴高乐色彩的内外政策(被后人称为“戴高乐主义”)。戴高乐制定的法国外交政策被称为“法国全球战略”。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皮埃尔·米盖尔(PierreMiquel)曾评价戴高乐的这一战略为“50年来法国第一次恢复了它的传统,即制定世界规模的对外政策,全局在胸,既有原则,又有具体办法。戴高乐使法国外交恢复了它的职能,此前法国外交只是在国际组织中充当传声筒或派几名代表而已”①。戴高乐的“法国全球战略”概括起来有3点主要内容:(1)恢复法国在全球事务中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戴高乐总统曾多次强调,“法国要做法国,法国是法国,法国要能有它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精神、自己的行动和政策”;“法国能够为世界作出特殊的贡献,……法国并不是由另一个国家拖着走

②的国家”。戴高乐在论述法国1964年的对外政策时说:“法国应当在世界上执行世界性的政策,因为它有能力这样做,因为一切因素都要求它这样做,因为它是法国。”③(2)实行欧洲联合,建立独立于美苏之外的西欧集团。戴高乐说,“法国正在努力从事联合欧洲的工作……我们要使西欧变成一个整体,使世界上不再只存在这两个敌对的巨人(指美苏),而且存在着一支强大的力量,一个发挥明智影响的伟大中心,这是只有欧洲才能充当的”④。(3)支持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与自决,与它们建立新型的合作关系。戴高乐曾经说过,法国对外关系中的一项伟大事业“在于把以前我国进行的①

④皮埃尔·米盖尔著:《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01页。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戴高乐言论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353页。同上,第475页。同上,第352页。

法国外交中的中东战略

殖民地转变为合作……即我们同它们(殖民地国家)的关系改变成为有成效的,尽可能有友爱的合作关系”①。“法国全球战略”的这3点主要内容高度涵盖了战后法国外交战略的总体思想。戴高乐的外交思想实际表达了3种意思,即:法国只有甩掉在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殖民帝国的阴影,实行战略收缩,才能在主要的国际关系中确保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只有实现欧洲联合,特别是法德和解,才能使法国真正具备同美、苏、英平起平坐所需的实力;只有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才是保持大国地位的基本条件。1962年12月31日,戴高乐总统发表全国电视广播演说时进一步指出,法国要取得国际上的进展,就必须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两个方面的努力。“首先是西欧在经济上、政治上、防务上、文化上的联盟,这样就可以建立同美国的均衡。……其次是对需要得到援助以便进行现代发展的人民提供援助,特别是同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希望同法国合作的国家进行合作。”②

戴高乐制定的“法国全球战略”,其中心目标是确保法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戴高乐为此将法国外交战略定位于“法国要保持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独特而又灵活的政治军事关系”。他从调整法国与北约组织的关系开始,于1958年向美英首脑发出备忘录,指出,“北约组织已不再适应整个西方世界的基本安全需要,法国实力已经发展到可到达世界各地的地步,北约应建立一个由美、英、法三国组成的理事会,这样一个适应新情况的结构,掌握世界政治和战略问题的决策权”③。实际上,戴高乐总统此前已表达过对美英控制北约的不满,他认为“北约实际上是围绕美国指挥棒转的从属机构”,他提出“北约应该是一个完全平等的主权独立国家的同盟”。戴高乐在备忘录中提出的建议自然不会得到美英的支持,但法国并没有改变既定的外交战略,它最终选择脱离北约④,朝着欧洲联合的既定目标大步迈进。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宣告成立和1965年欧洲3个共同体(钢铁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合并成“欧洲共同体”,是戴高乐的“法国战略”的重要体现⑤。

戴高乐的“法国全球战略”的另一目标是,迅速摆脱法国殖民帝国的阴影,支持殖民地国家的解放和自决,重新确立与殖民地国家的关系。1959年9月16日戴高乐总统提出著名的“自决政策”,是战后法国重新建立和发展与殖民地国家关系的行动纲领。积极发展与殖民地国家的关系也是保持法国原有的世界大国地位和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法国除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还在西亚北非具有传统影响。战后,戴高乐政府根据“法国全球战略”的总体外交路线重新定位法国在中东的战略及其利益。综观战后以来法国在中东采取的外交战略主要有3点:第一,采取积极措施,摆脱殖民帝国的阴影,重新确立与殖民地国家的关系。戴高乐执政后首先在法国对中东外交中采取的重大行动是,1959年宣布:法国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戴高乐的这一行动结束了“阿尔及利亚问题”⑥对法国外交的较大影响,使法国摆脱了战后在国际关系中的被动局面。同时,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关系的重新确立(已是两个主权国家的平等关系)极大地缓和了战后法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紧张关系。第二,实行“倾向阿拉伯”的中东政策,积极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使中东成为再现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的舞台。战后,中东成为法国发展国际关系的重要地区。但是中东的和平问题成为影响地区国家间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法国在中东和平问题上采取偏向阿拉伯的中东政策。法国的主要考虑是:充分利用法国在中东地区的传统影响,通过积极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使法国在战后国际关系中不断扩大影响,使中东成为法国再现世界大国地位的舞台。第三,与中东国家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从政治、经济等①

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前引书,第351、354页。同上,第401~402页。朱成虎等著:《走向21世纪的大国关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1959年3月开始与北约分道扬镳,撤出受北约指挥的法国地中海舰队。1966年正式宣布退出北约,同年10月北约理事会迁

戴高乐和法国外长舒曼是欧共体建设的先驱,戴高乐的“大欧洲设想”和舒曼的“舒曼计划”是欧洲走向统一的基础。1952阿尔及利亚曾被法国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成为法国最大的“海外省”,与法国有132年的殖民宗主国关系,阿尔及利亚的出法国。⑤⑥年成立的“欧洲钢铁联营体”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雏形,舒曼因此得名“共同体之父”。

独立问题对法国构成了较大的影响,成为战后法国对外关系发展的大问题。

西亚非洲(月刊) 2006年第4期

多方面促进中东的和平与发展。法国力主“南北合作”,积极援助发展中国家。戴高乐等有关总统先后领导的法国政府推行“构筑南北对话桥梁,争当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外交战略①。中东和平在经历了4次战争②之后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东和平进程中,法国始终是国际上促进中东和平的重要一方,且与中东国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特别对有关中东和平的关键国家提供政治、经济上的援助,以期通过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促进中东和平的实现。

法国对中东战略与法国在中东传统的政治经济利益密切相关。战后法国在中东的利益是这些传统利益的延续和扩展。法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主要是石油利益和贸易利益,其中前者是法国战后积极发展与中东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考虑。战后西方工业国家积极发展经济,需要能源保障,建立稳定的石油供应渠道是法国重要的经济利益之一。法国看中中东地区的石油,把获得中东地区稳定的石油供应作为法国对中东外交的一个目标。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产油国都确立了良好的经济关系。法国在中东的贸易利益还包括军火贸易,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向中东地区出口的军火占法国军火出口总额的50%以上。法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中军火贸易占了很大比重。法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额迅速上升,跃居西欧国家对中东贸易的首位。

法国在中东的政治利益主要是,利用中东地区,施展法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影响,摆脱战后法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被动和受排挤(美英在国际事务中联手对法国造成的打压)的局面。中东成为战后国际政治的焦点地区,集中了多种利益与矛盾,法国不仅要确保在中东的已有利益,还要在中东发挥法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影响,体现它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法国在中东奉行倾向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与美国在中东推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法国靠其“倾向阿拉伯”的中东政策发展了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与美国争夺中东的较量中也增加了得分。

战后法国对中东外交的主要表现

战后法国对中东外交所体现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战略思想。1958年戴高乐执政后提出“给予殖民地国家自决与独立”,明智地打开了法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瓶颈”。法国在战后对中东国际关系中出现了新的机遇,特别是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关系的重新确立(法国放弃了宗主国的地位)改变了法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被动局面,重新确立了法国在阿拉伯世界的世界大国地位及其影响。

(一)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开创了法国与中东关系的新里程

1959年戴高乐总统对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的表态,是战后法国在中东国际关系中变被动为主动的重要开端。1960年的《埃维昂协议》,是战后法国与中东殖民地国家重新发展关系的标志。此前法国虽已与叙利亚和黎巴嫩两个托管地重新确立了关系,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问题一直是战后法国发展与中东国家关系的羁绊。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开启了战后法国对外关系新的历史,法国殖民帝国的历史逐渐被法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所代替。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法国谴责以色列夺取大片阿拉伯领土的侵略行径,要求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军。1969年以色列大规模轰炸贝鲁特时,法国政府又立即做出反应,认为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是不能接受”的,并宣布对以色列实施全面的武器禁运。法国积极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成为战后法国对中东关系的主旋律。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法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再次得到体现。在美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做出一项敦促阿以停火、恢复战前状况的决议时,法国政府则表示不支持美国的提案。法国总理沙邦-戴尔马发表讲话说,埃及和叙利亚发动收复失地的进攻称不上侵略,人们“怎么能设想怀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和人民能够永远宽恕他们的领土被侵占而毫无取得公平合理地解决的希望呢”?当美国开始大规模向①

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7月21日。4次中东战争即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的中东战争。

法国外交中的中东战略

以色列空运武器装备,法国拒绝美国飞机飞越法国领空,迫使从联邦德国基地起飞的美国飞机飞向大西洋,绕开法国领空进入地中海。1975年法国政府又促成欧共体与阿盟举行“欧阿对话”首次会议。法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出现历史性飞跃。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出现的世界能源危机中,法国在战后与中东国家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得到了回报,法国被列为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国家”,不在石油禁运之列,石油照常输往法国,这使法国获得了政治经济双盈。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法国在中东和平问题上的作用开始显现。法国倡议欧共体九国外长举行会议,讨论中东和平问题,且在法国的倡导下通过了一项关于解决阿以冲突的《联合声明》,明确要求以军撤出1967年“六五战争”中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且指出,“中东和平问题的全面解决应考虑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权利”。法国在中东和平问题上的积极表现标志着法国开始以世界大国的姿态参与中东和平进程。

(二)“不偏不倚”的中东和平政策成就法国在中东的特殊作用

1974年德斯坦执政后提出“阿以平衡”的法国对中东政策,但实际上奉行的依然是法国“倾向阿拉伯”的中东政策。直到1981年法国社会党人执政,密特朗提出要改变“德斯坦引导法国进行反以色列的路线”的中东政策,法国的中东政策才转向“不偏不倚”。密特朗在执行“不偏不倚”的中东政策时,把法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为了打消阿拉伯国家对法国所谓“新中东政策”的疑虑,密特朗执政伊始曾派出多名特使,前往阿拉伯国家进行解释工作,法国外长谢松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法国的“新中东政策”,即“我们目前在近东(中东)的立场,就是前政府的立场,当然会有某些变化和新的方针,但我们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密特朗总统提出的“不偏不倚”的中东政策有利于合理、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长期以来大国插手中东问题,多表现为偏袒一方,其中尤以美国偏袒以色列最为突出,这就加剧了中东和平问题的复杂化。密特朗提出“不偏不倚”的中东政策,使外部力量在推动解决中东问题时能够更客观地反映冲突双方的利益。密特朗先后访问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他是法国首次访问以色列的最高领导人。这不仅为法国在中东开辟了更广泛的国际空间,也使法国成为阿以间沟通的主要桥梁之一。法国“不偏不倚”的中东政策有助于法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独特作用。由于法国与阿以双方都保持着接触,且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项目,这就增加了法国在阿以之间进行调解和斡旋的手段,这是美国所望尘莫及的。另外,法国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建立起合作关系,也是对中东和平进程的一种推进。1982年密特朗总统首次访问以色列,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了法国对解决阿以冲突的主张和设想①,虽遭到以政府的反对,但法国在国际社会率先提出解决阿以冲突的主张和设想,不能不说是对中东和平进程的一次有力推动,法国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独家主导中东和平进程的传统地位。法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着独特而积极的作用,是沟通阿以双方的一支主要国际力量,也是主张全面、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的一支中坚力量。

新世纪法美对中东战略的冲突及其影响

战后以来,法美一直存在外交战略上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后冷战时期表现得尤其突出。法国主张“大国共管”、建立“多极世界”的战略与美国企图“一家独霸”、建立“单极世界”的战略存在着根本分歧。1991年希拉克就曾指出,“美国企图建立新秩序,要人们承认它是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师,这不会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单极世界或以美国为轴心的世界是不会实现的。”②1998年法国“左①法国的主张和设想归为5点:(1)应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的原则,由阿以双方直接谈判,和平解决冲突;(2)阿拉伯人应承认以色列享有在本国边界内安全生存的权利;(3)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应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开展对话:(4)巴勒斯坦人享有自决权,有权拥有一个祖国;(5)巴解组织作为一支武装力量,只有在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和保卫安全的权利时才能参加中东和谈。密特朗对未来巴勒斯坦国的设想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疆界即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应被赋予特殊地位。

②朱成虎等著:前引书,第75页。

西亚非洲(月刊) 2006年第4期

右翼共治”政府组成后,法国表现得更加独立自主,更加突出世界大国地位,在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中东和谈等问题上凸显了世界大国的作用。新世纪法美对中东战略的冲突集中表现在伊拉克危机问题上。2002年2月,布什总统就以萨达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拒绝联合国核查为由,发出了“动用武力推翻伊拉克政权”的威胁。希拉克总统立即指责美国准备对伊拉克动武“是轻率的言行”;并表示:法国坚决反对美国企图绕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打算。他还提出法国对解决伊拉克危机的具体建议:首先应恢复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核查,之后再制订出一个具体时间表;如果伊拉克拒不执行,再讨论对伊拉克动武的问题。法国还与德国联合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在军事打击伊拉克前应得到联合国授权。但是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战略进一步凸显,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置联合国的立场于不顾,执意要用“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这是新世纪美国在中东采取单边主义的突出表现。

法美在伊拉克危机问题上的对立立场,引发了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次大较量:以美英为首的“主战派”和以法、德、俄为首的反战派之间的较量。法美这次在对中东战略上的冲突,对未来世界格局和中东局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主要是:第一,美国在中东推行单边主义将会有所收敛。伊拉克战争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在中东推行单边主义迄今为止的“最高作为”,对此美国承受的压力和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美国表现出急于与法国等世界大国合作的姿态,表明美国在中东推行单边主义的战略已有所收敛。这是因为美国还未强大到能够主宰世界一切事务的程度。因此,美国的单边主义就受到一定的范围限制,而不是美国国际关系中唯一的外交准则。美国可以在依靠单边主义建立起对国际事务的控制权(即霸权)之后,进而转向寻求盟友和盟友的支持,即与其他大国发出合作的愿望。第二,法美战略关系需要重新确定———伙伴关系而非盟友关系。法美在中东事务中的共识(或者说它们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比如在反对中东的恐怖主义活动和促进中东和平进程等方面它们具有共识,这也是法美在中东合作的基础。但是,法国在新世纪需要建立与美国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共同做出决定”(这是希拉克的认识)。这种关系是法国自戴高乐制定的“法国全球战略”一直追求的目标。而美国始终需要与欧洲国家建立一种在大西洋联盟框架下的盟友关系。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法美战略盟友关系已完全破裂。不管美国情愿与否,法美关系已经脱离战后以来的盟友关系,而只能朝着越来越“平起平坐”的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第三,法国对中东战略及其利益会受到更多的挑战。首先,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加剧了中东地区的不安定局势。在阿以和谈停滞不前的局势下,又出现了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困扰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局势的又一主要问题,这对法国在中东的战略及其利益带来了挑战。其次,美国主导的伊拉克重建问题不仅涉及经济范畴,也是牵扯政治方面的复杂问题(伊拉克政权建设、大国政治影响等)。美国通过这次战争获取的各种利益会对法国以往在中东的战略及其利益构成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在伊拉克重建这块“大蛋糕”的分割中,美国已捷足先登切走了最厚实的部分,且公开宣布“不允许反战国家参加186亿美元的伊拉克重建合同的竞标”。这对法国在中东的利益已构成实际的威胁。最后,美国在伊拉克建立亲美“民主政权”的构想,是对法国-伊拉克特殊关系①最直接的威胁。法伊特殊关系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两国间重要的经济利益是法国不愿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主要原因。而今美国“除掉”了萨达姆政权,就等于“拿掉”了法国对中东关系棋盘中的一粒重要“棋子”。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樊小红)①法国与伊拉克自20世纪70年代就建立起友好合作关系,伊拉克是法国对中东关系中的重点国家。

EnglishAbstracts

AReligious-PoliticalDeciphermentofthePhenomenonofHamas

AnWeihua

TheimportantreasonforHamasnottobedefeated

inIsraelimilitarysuppressionisthatitadvocatesthe

Islamismandisrootedinthemassbelievers.Hamasis

notonlyapoliticalorarmedorganization,norisitonly

agroupcomposedoftheextremistminority,butthe

representativeofhundredsofthousandsofthebelievers

armedwiththeIslamism,representingtheunitedresis-pp.5-10tantmovementofgreatreputation.Ithadbecome,inplaceofFatah,thepoliticalpartymostwelcomedbythePalestinianpeopleevenbeforethelegislativeelec-tion.Itsvictoryofthelegislativeelectionreflectstheelectorate'sstrongdiscontentmentagainstIsraeliandtheirdisappointmenttothePalestineLiberationOrgani-zation.

ArabianChristiansandtheMiddleEastPolitics

ShiJihe

AlthoughtheArabianChristiansintheMiddle

Easthadthestatusof“theprotected”foralongtimein

history,theystillmadetheircontributiontothedevel-

opmentofArabianculture.Enteringthemoderntimes,

theyhaveintroducedinthemodernWesternsenseof

value,contributedthemselvestothenationalliberation

movementsandpromotedtherenaissanceofArabian

cultureaswellasthedisenchantmentofthenational

consciousness.Withthemodernnationsfounded,the

ArabianChristiansforthefirsttimegainedtheequalpp.11-15citizenship.Theyactivelytookpartinthesocialcon-structionofthenewly-establishedArabiannationsandacceleratedgreatlythepoliticalstabilityanddevelop-mentofthenations.Onaccountoftheirspecialidenti-ty,theinternationalcommunityhadplacedgreathopeontheArabianChristians,hopingthemtoplayanac-tiveroleinthedialoguesofcivilizationbetweenChris-tianityandIslam,ArabiancivilizationandtheWesternone.

TheMiddleEastStrategyinFrance'sDiplomacy

ZhaoHuijie

TheFrenchdiplomaticstrategyframedbyGeneral

CharlesdeGaulleaftertheSecondWorldWarhasbeen

entitledasthe“FrenchGlobalStrategy”.Itisthe

guidingideologyofFrance'sstrategyintheMiddle

East.Byreestablishingtherelationshipwithitsformer

colonialcountriesintheMiddleEast,implementingthe

“Pro-Arab”policy,makingvariouscooperationand

helpingtheMid-Eastcountriescarryouttheirstrate-pp.22-26giesofpeaceanddevelopment,Francehasnotonlyde-velopedrelationswiththeArabiancountriesinthisarea,butalsoestablishedthecomprehensivecoopera-tionwiththem.TheMiddleEasthasnowbecometheimportantareaforFrancetoreproduceitsidentityofaworldpoweranditsinfluence,andhasbeentheareathatlargelypresentstheclashesbetweenFrenchdiplo-maticstrategyandthatoftheU.S..

范文九:中国“伙伴”外交战略初探

作者:金正昆

2000年04期

冷战结束之后,面对骤然变化的国际局势,中国政府处变不惊,因势利导,在其外交活动中逐渐致力于与其他国家普遍建立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90年代结伙伴”,业已成为当代中国外交的一大特征。目前,这一势头尚在继续发展之中。

种种迹象表明:在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基本外交方针的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交战略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事实上已逐步形成。

一、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是中国外交的新战略

1996年4月,在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期间, 中俄两国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次年10月,当江泽民主席访美时,中美两国决定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在此前后,中国还相继同法国、日本、英国、加拿大、印度、墨西哥、巴西等国建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就整体而论,积极倡导并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并非中国的一时之计,而是中国政府对本国外交战略所进行的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重要调整。换而言之,与世界各国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是当前中国外交的一种新战略。

外交战略,在严格的外交学的意义上,通常指的都是各个主权国家用以指导自身外交实践的总体构想与宏观规划。在世界各国的外交实践中,其外交战略自始至终都是行动的指南与基本的依据。从根本上来说,各个国家的外交活动实际上全部都是为实现自身的外交战略而做出的具体努力。没有科学而周详的外交战略,一个国家的外交活动往往便会变得杂乱无章,劳而无功。

建国之后,中国的外交战略曾根据当时国际局势的变化进行过几次重大的调整。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执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到了60年代,中国的外交战略基本上可以称之为“两边反”。进入70年代,中国转而采取“一条线”的外交战略。在整个80年代,中国的外交战略被调整为“独立干”。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结伙伴”则明显地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新选择。至今为止,尽管国际风云时有变幻,但“结伙伴”依然是中国所坚持的外交战略。

中国政府当今所奉行的“伙伴”外交战略,可谓在坚持独立自主基本外交方针的同时,面向世界各国所开展的一种意在有所作为的全方位外交。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具体而言,就是要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互不对抗为前提,以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为要求,以接触与对话为形式,以协商与合作为目的,切实地发展中国与其他一切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的双边外交关系。

中国政府所奉行的“伙伴”外交战略,目前主要以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所广泛建立的国与国的“伙伴关系”为具体的表现形式。之所以称之为中国政府的一项外交新战略,其基本原因有三:

首先,中国当前与其他国家之间所建立的各种各样的“伙伴关系”,不论其具体表述如何,实际上都是建立于面向所有国家的战略全局之上的。其中不少者本身就直接地采用“战略”一词对双边的“伙伴关系”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有专家更推而广之,提出:“21世纪,我们跟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要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注:陈宏等:《新中国外交》,397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在世纪之交,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进入一个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合作多于冲突的伙伴关系阶段的时机已经成熟。”(注:俞正梁等:《大国战略研究》,34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由此可见, 它绝非仅仅以个别国家、个别地区为对象的一种局部性的外交举措。

其次,中国迄今为止与其他国家所建立的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都是面向21世纪、面向未来的。“面对新的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每个国家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应从历史的高度思考: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应该为实现这样一个世界作出什么样的贡献。”(注:江泽民:《二○○○年贺词》,《人民日报》,2000年1月1日。)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在外交上面向21世纪、面向未来所进行的认真思考的结果。从时效性的方面来进行分析,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并非一时用以应急的权宜之策,而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长期性构想。也就是说,只能视之为长期有效的外交战略,而不宜将其等同于暂时生效的外交策略。

最后,中国致力于同其他国家所建立的“伙伴关系”,就目前而言,主要还是一项有待逐步实施与不断完善的远景性规划。虽然中国与其他国家广泛建立“伙伴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政府在外交实践中为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伙伴关系”网络的努力已在逐渐展开,并且已在一定范围内获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此项远景性规划的完全实现,毕竟还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存在着一定变数的过程。

二、“伙伴”外交战略的基本特征

与“一边倒”、“两边反”、“一条线”、“独立干”等既往的外交战略相比较,中国目前所奉行的“结伙伴”的外交战略自然具有自身的种种不同特征。它们主要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一是以“伙伴关系”为表现形式。在外交实践之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都必然要采取一定的具体表现形式。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在其外交实践中就是以中国努力与其他国家建立各式各样的“伙伴关系”为具体表现形式的。对这一点,世人有目共睹。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所建立的各种“伙伴关系”,尽管在具体名目上多有不同,但其共同之点,都是要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合理机制,促使双方成为真正的合作伙伴,进而实现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

二是以双方自愿为建立前提。如同所有一切成功的外交举措一样,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已经建立起的“伙伴关系”,从来都不是一种单边行动,而是有赖于双边合作,两厢情愿。假使没有双方共同的同意、参与、协商、对话与合作,而只是一厢情愿,或者勉强从事,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既不可能真正地得以建立,更不可能得以发展、巩固。

三是以公开承诺为形成标志。中国与其他国家所建立的“伙伴关系”,自一开始就不同于不可告人的“秘密外交”行为,而从来都会在其确立之初正大光明地公开昭告于世人。一般来看,当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正式同意确立“伙伴关系”时,通常都会由双方郑重其事地向外界发表《联合宣言》或《联合声明》。有时,还会由两国领导人在正式会谈中对此加以确认。这些做法,既标志着两国之间“伙伴关系”的初步形成,同时也可以使双方的公开承诺得到世人的监督。

四是以首脑外交为建立途径。中国目前与其他国家之间所建立的“伙伴关系”,大体上讲,都是两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双方正式进行互相访问期间所亲手建立的。由两国的首脑人物亲自出马创建双边的“伙伴关系”,不仅可以使其权威性、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还有助于为其日后的成功运行提供良好的保障。由最高领导者亲自出面自上而下地推动建立国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可以说是它的令人瞩目的一大特色。

五是以多层对话为动作机制。在动作机制上,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所建立的“伙伴关系”有别于普通的国家关系或外交关系的最大之处,就在于“伙伴关系”国之间为了加强彼此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具体建立起了一种较有效的、多层次的双边对话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双边高层密切合作。它的主要形式为:两国国家元首经常互访;两国政府首脑定期会晤;两国领导人热线联络;两国外交部长保持磋商;两国政府的主要部门之间进行协作;两国在双边关系的各个领域广泛交流;等等。

六是以四种层次为发展框架。作为外交战略的贯彻实施,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所确立的“伙伴关系”,在其发展方向上具体呈现为四个层次。发展的不同程度是区分它们的主要标准。“稳固型”的“伙伴关系”是第一个层次。它指的是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已发展到密切而稳定的程度,如中俄两国的“伙伴关系”。“普通型”的“伙伴关系”是第二个层次。它指的是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刚刚启动,尚无出色的表现,如中加两国的“伙伴关系”。“拟议型”的“伙伴关系”是第三个层次。它指的是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已告确立,但其运作尚未真正全面展开,如中美两国的“伙伴关系”。“潜在型”的“伙伴关系”是第四个层次。它是指的未来有可能建立并发展的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上述四种层次的“伙伴关系”的划分,是以其发展程度的深浅为依据的。进行这种自深而浅的层次上的划分,既是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的一种清醒的认识,也有助于今后在进一步实施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时对其有所区别。今后,中国对“稳固型”的“伙伴关系”要继续巩固,对“普通型”的“伙伴关系”要大力发展,对“拟议型”的“伙伴关系”要力促实施,对“潜在型”的“伙伴关系”则要积极争取使之变为现实。

三、“伙伴”外交战略的主体结构

作为一项完整的外交战略,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自身拥有严谨的主体结构。对“伙伴”外交战略主体结构的研究与探讨,将有助于全面而客观地认识与评价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

外交战略的主体结构,在一般情况下大都是指外交战略本身的各个主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就实际操作而言,主要是以“点”、“线”、“面”等三个部分构成其主体结构的。

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之中的“点”,在此特指中国与世界各大国之间所建立的“伙伴关系”。这里所说的世界各大国,主要包括在当前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影响的美、俄、法、英等联合国几大常任理事国。

在今日世界上,中国坚决反对大国主宰世界和垄断国际事务,但也必须承认这样一种客观现实:“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裁减军备,促进各国发展和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等方面,应承担更大的责任。”(注:江泽民:《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的演讲》,《人民日报》,1997年4月24日。)重视与各大国全面建立起“伙伴关系”, 一方面有利于中国自身国际地位的提高,在中国所主张的多极世界里,中国“怎么样也算一极。”(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另一方面,则有利于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真正地得以贯彻实施。离开了与各大国所全面建立起的“伙伴关系”,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既不完整,也难以为世人所普遍认可。所以说,在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中,与各大国之间所全面建立的“伙伴关系”,显然是其极为重要的支撑点。

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之中的“线”,在这里指的实际上是中国的国境线,借以指代中国与自己的各个周边国家之间所建立起的“伙伴关系”。对中国而言,它向来都是一条备受关注的关于国家安危的生命线。对此若掉以轻心,必将误国误民。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开始认真关注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外国学者眼里,“中国致力改善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在苏联解体后,这个政策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注:(德)弗·康马斯等:《新亚洲》,14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应当说,逐一建立“伙伴关系”,就是中国与自己的周边国家改善相互关系的最重要的举措。与各个周边国家之间广泛建立起“伙伴关系”,对中国目前而言有助于睦邻友好,和平共处,并确保国内尤其是边境地区的稳定。就长远而论,对中国未来在世界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必然会有所帮助。前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认为:目前“中国正在成为在东亚占有优势的地区大国。在亚洲大陆,它已经在地缘政治方面占有主导地位。”(注:(美)兹·布热津斯基:《大棋局》,216页,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如果不能与周边各国和睦相处并广泛建立起“伙伴关系”,中国是断难做到这一点的。

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之中的“面”,意即基本面。具体来说,它所指的是中国与世界上一切友好国家之间建立起的“伙伴关系”。从原则上来讲,目前与中国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一切国家,中国皆有必要与之建立起保质、保量的良好的“伙伴关系”。

在着力与各大国、各周边国家全面建立“伙伴关系”的同时,中国也要积极争取与世界上的一切国家广泛地建立“伙伴关系”,并以之作为“伙伴”外交战略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间所建立的“伙伴关系”,虽则在形式上有所区别;在时间上有先有后;在运作上有的已在实施,有的尚未开始;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有主次之分与虚实之别。应当肯定的是,中国愿意并需要与世界上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真正的“伙伴关系”。离开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响应与积极合作,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难免就会变得有名无实,孤掌难鸣。

在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之中,上述“点”、“线”、“面”等三个部分,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以“点”为支撑,以“线”为保障,以“面”为基础,三者合理地组合在一起,才能使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不为虚设。

四、“伙伴”外交战略的本质是协商与合作

就本质而言,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主要意在建立起中国与其他一切“伙伴国”之间的一种针对新局势、迎接新挑战的完全新型的国与国的协商与合作关系。

在正式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时,中俄双方曾明确表示它的基本特征是“三好”与“三不”。所谓“三好”,意即中俄两国今后将永做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所谓“三不”,则是指的中俄两国之间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以上这些提法,应当说是对中国“伙伴”外交战略所做的一种形像而具体的表述。

根据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中文里的“伙伴”一词“现在泛指共同参加某种组织或从事某种活动的人。”(注:《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57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而在英文里,“伙伴”一词则兼具“合作者”、“合伙人”等多种含义。据此可以推知,所谓国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理当主要是指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因而“伙伴”外交战略的本质是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协商与合作,便自不待言。

中国“伙伴”外交战略的本质,主要具体体现在下列三个基本的方面。

其一,它坚持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对话。在今日之世界,国与国之间若要发展友好关系,首先就必须保持接触,并相互尊重。而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对话,既是双方保持接触、相互尊重的重要体现,也是双方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的基本前提。在国与国之间,唯有彼此平等相待,才能够真正实现对话。而双方之间只有坚持对话,“伙伴关系”才不至于变质。

其二,它主张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国家之间所建立的“伙伴关系”,应以相互合作为主旨。国与国之间只有进行密切的友好合作,双边关系方可良性互动,进而不断地向前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若要进展顺利,不仅必须注意使之相辅相成,彼此获益,而且还有必要逐渐地促使合作的具体领域不断地有所扩大。

其三,它提倡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协商。和平协商,即采用非暴力的形式与交往对象商讨、协调、处理双方之间所存在的问题与纠纷,是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进行合作的主要方式之一。对待国与国之间所存在的问题与纠纷,双方只能通过协商进行有效的沟通,而且这种协商必须坚持和平方式,即双方之间不对抗、不干涉、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既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贯彻,也是为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所服务的。实际上,它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基本方针在新形势下的延续与发展。

五、“伙伴”外交战略的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

每个国家的外交战略,都必不可缺地包含着本国政府的基本外交意图,此即所谓外交战略的目标。对中国政府而言,已在付诸实施的“伙伴”外交战略的目标,就是要采用行之有效的措施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经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他的这段名言,可被视作对中国“伙伴”外交战略的最佳诠释。

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实施“伙伴”外交战略,首先有助于切实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有目共睹的是,“从长远安全利益的角度观察,中国的安全保障系数并不算高”。(注: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15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中国假定目前以对抗代替对话,以冲突取代合作,只会在国际上陷于自我孤立,成为众矢之的,进而损害自身的国家安全。反过来讲,目前坚持实施以协商与合作为主旋律的“伙伴”外交战略,将会在外交上为中国赢得主动,并将有助于中国国家安全的维护。正如有专家所言:“对中国来说,一种全面的伙伴关系将从根本上消除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注:俞正梁等:《大国战略研究》,339页。)

实施“伙伴”外交战略,其次还有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任何时候,一国的外交都必须服从于本国的内政。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当前所实施的“伙伴”外交战略,也是为国内的改革开放所服务的。江泽民同志说过:“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中国更多地了解世界和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注: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军队高中级干部理论读本》,873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若要使之完全成为现实,还有赖于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进行更加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伙伴关系”的广泛建立,将为中外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提供坚实的基础。

实施“伙伴”外交战略,最后还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在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是新中国的外交基本目标。”(注:编写组编:《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这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之所在。通过“伙伴”外交战略的实施,中国可以在国际上广交朋友,广结善缘,求同存异,化干戈为玉帛,同时使自身更为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发挥国际影响,从而切切实实地维护世界和平。不可否认,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之间现在和将来都难免存在矛盾与摩擦,但“伙伴关系”自身的协调机制往往有助于双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免其质变的发生。

六、“伙伴”外交战略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在当前的实际运作中,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尚须正视自己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对其采取适当的对策,并进行必要的局部性调整。

第一,多变性问题。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在具体实施的过程里,必然将面对来自两个方面的可能的变化。这就是其多变性问题。变化一方面可能来自国际局势。万一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伙伴”外交战略赖以确立的世界多极化趋势受阻,或者外国敌对势力公然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它自然应随之改变。变化另一方面有可能来自“伙伴”外交战略自身。作为其具体表现形式,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所建立的“伙伴关系”在巩固与发展上应当掌握好具体的分寸,防止过犹不及。对于双边“伙伴关系”的具体分寸若把握不当,使之客观上出人意料地演变为“结盟关系”或“准结盟关系”,就足以令“伙伴”外交战略宣告失败。

第二,双向性问题。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不但需要中外两国共同建立,而且也需要中外两国的共同维护。在维护双边“伙伴关系”方面,除了需要中国竭尽全力之外,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其他国家的积极努力显然也不可或缺。所以说,中国“伙伴”外交战略的实施,实际上有赖于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双边配合。这便是其双向性问题。在实际运作中,一旦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其他国家的政府发生更迭,外交战略进行调整,或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双方之间已经建立的“伙伴关系”就有可能发生破裂,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的实施就有可能因此而局部受阻。

第三,协调性问题。从全局上来观察,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所建立的“伙伴关系”,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的过程。仅就目前而言,“伙伴关系”的广泛化、深入化还有待加强,“伙伴关系”国之间的接触程度、对话方式、协作程序以及双边共同利益的维护还有待调整与规范。这就是中国“伙伴”外交战略所存在的协调性问题。对于上述举足轻重的重要问题如不及时予以解决,或是处理得不好,就可能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业已形成的“伙伴关系”发生倒退或者破裂,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累及中国“伙伴”外交战略的进一步全方位的实施。

第四,稳定性问题。一国的外交战略虽非一成不变,但也绝对不允许在较短时间内一变再变,从而令本国的外交实践朝三暮四,无章可循。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在国内外时局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的前提下,除了允许进行必要的局部“微调”之外,理当保持相对的稳定。这就是它的所谓稳定性问题。正视中国“伙伴”外交战略的稳定性问题,既要反对墨守成规,更要反对缺乏自信心和坚定性。一有风吹草动,便动辄对其表示怀疑或责难,是不可取的态度。

综上所述,自实施以来,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虽然时常面对不断出现的难题,但是其成功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实施“伙伴”外交战略,可以使中国更好地参与国际事务,构筑起有利于自身安全与发展的良性互动的国际关系网络,并且确保中国在外交上“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63页。)从总体上来评价,中国的“伙伴”外交战略应当说是目前的最佳选择。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它依然不失其继续存在下去的价值。

作者介绍:金正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

范文十:中国外交战略新布局

中国外交战略新布局

2013年12月30日 第A2版:当代世界

作者:马小军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9129

2013年是中国大国战略启航之年,也是中国外交展开新的战略布局的一年。

中共十八大报告显示:中国未来10年的战略发展规划,仍是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情;未来10年中国政府的注意力,仍聚焦在13亿中国人民的福祉和民生议题上。纵观报告中涉及外交、国防政策等内容,表达了中国在未来10年将继续融入国际社会,同时要担当国际秩序的积极建设者和负责任的大国。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面对越益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式,审时度势、总揽全局,通过一系列重大的外交活动,为中国外交开篇布局,展示出中国外交的一系列新举措、新理念、新气象,勾勒出中国外交的战略方向。当代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

中国崛起引出全球战略再平衡

中国的快速和平崛起,成为近年国际格局转型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也主导着国际战略态势变化的趋向。中国在继续深刻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中,参与、构建、改革乃至塑造格局与秩序的力度在凸显,国际战略角色发生了重大转变。全

球国际战略格局因此而联动,世界主要国际力量无不感受到来自中国崛起的战略冲击或压力;对中国的国际责任、建设性的战略角色,以及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期望值在快速提升;对中国的战略猜忌、焦虑甚至惧怕也在增多。事实上,近年中国的快速崛起,已成为打破后冷战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战略平衡的主因之一。基于这一判断,美国率先开始实施所谓战略再平衡,即是对于这种格局转型的战略反应。放眼世界,在这一年里其他大国和主要国际力量,纷纷随美国而动开始各自的战略调整。这大约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国际战略格局第一次因中国事件而被搅动,并引发全球范围的格局转型与战略佯动。

全球范围的战略再平衡,带动了整个国际格局的转型:美国悄然有序地离开深陷10年之久的阿富汗、伊拉克两个战场,但并未轻言全球反恐战争结束,并未放松对大中东的战略掌控。无论中东形势如何发展,美国也要确保这一苦心经营60年之久的,以能源-石油美元支撑的国际战略体系的稳固与战略效用。与此同时,美国稳步持续地推进所谓亚太战略再平衡。这既表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实施了20年之久的同时照顾两个方向(或曰同时应对两场局部战争)的战略能力尚未衰退,又表明美国从中国快速崛起中感受到的战略压力陡然增长,兼顾中东与亚太两个方向的战略压力增大。 世界其他主要国际力量(俄、印、日、欧以及东盟等)

随美国的战略佯动起舞,跟进调整各自的全球—东亚战略。一些大国或国际力量开始在大西方与中国之间寻找平衡,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出现空洞化或概念化现象。这就既给中国造成了更多的战略压力,也扩大了中国协调与美国和其他主要国际力量之间关系的战略空间,给中国带来更多新的战略机遇。

世界经济形势出现转机。美国继续推进“再工业化”政策,失业率降至7%,经济出现较为强劲的复苏迹象,开始回收实施三轮的“量化宽松”政策;欧盟经济增长出现曙光却依然乏力,南北欧出现经济双速甚或悖速增长局面,影响了欧洲经济复苏进程;日本“安倍经济学”连发“三箭”试水,经济初见起色,但后续政策与绩效仍待观望;发达国家经济总体上继续呈现下沉态势,西方七国GDP总值占全球比例第一次跌至48.2%。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及新兴工业国家增速减缓,各自遇到不同性质与不同程度的困难,对全球经济的拉动力在下降。相反,非洲经济出现少有的连续几年的较快速度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也在经历着重大战略转型。世界各大经济板块,对搭乘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速度增长快车,分享红利的战略期望不仅未变,反而有所上升。 所谓“美国页岩气革命”以及近年在拉美、东地中海及东南亚海域大量油气资源的发现,正在引发国际能源格局的大变动,进而推动全球地缘战略格局调整:无论是资源、市

场,还是全球能源地缘格局都在联动;美国走向能源自给,OECD国家传统能源需求走向负增长,引发国际地缘经济—政治格局大调整;全球能源消费负荷出现自西向东战略转移,所谓东(南)亚—南亚能源需求增长弧形正在形成;能源作为国际政治的工具,正在从能源生产国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易手(伊朗问题即为案例);石油峰值理论式微,气候问题热度急剧下降,等等。以上这些变化,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相应的战略机遇,也使中国加大了对中东的能源战略依赖,在这一战略方向上对中国构成更大战略压力并带来诸多战略不确定性。

大国竞争的战略方向正在发生位移。力量的竞争转向制度—规则竞争。安全层面,美国高调强调所谓“全球安全架构”;经济层面,从新技术产业群的出现与新经济技术规则的确立,到制度与经济发展模式之争,再到全球治理主导权的争夺,同步共进;环境—生态—气候问题已越出技术与发展层面,成为国际战略议题乃至政治正确和人类道德的新标准。令世界瞩目的是,美国主导的,从欧亚大陆两端而来的跨太平洋的TPP与跨大西洋的TIPP谈判悄然展开,标志着以制定标准—制度为先导的,下一轮地缘经济—全球治理战略主导权的争夺已经展开。西方国家借摆脱经济危机之机,加快改革步伐,目标集中于体制创新,转向西方自身已经高度成熟化的庞大市场,打造所谓“布雷顿体系3.0版”。美

国提出的所谓“知识产权密集型”经济产业理念值得人们关注。信息化—数字化即IT—数字网络,正在变成现实生产力和新的技术产业集群,并超越经济技术形成某种巨大的集约力量或核心推动力,打造出所谓“大西方”的概念。大国围绕新兴经济技术战略制高点的卡位已经开始,新的国际规则正在生成,并已开始蚕食和颠覆新兴国家现有经济贸易优势,中小后发国家的战略机遇窗口在缩小关闭中。在全球化进程面临困难之际,有人提出了“再全球化”口号与主张,似乎与全球战略再平衡形成呼应。

这里,笔者提出中国战略再平衡的议题。战略再平衡的内涵似应包括:在旧有平衡被打破的现实下,在推动国际格局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构建新的格局与秩序的平衡。中国外交与国际战略面临多组国际战略关系的再平衡问题,笔者大致罗列如下:大国关系与周边—发展中国家关系之间,东西两个战略方向之间,世界市场—经济贸易与外交—安全层面战略需求之间,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能源战略需求与地缘安全之间。国际安全层面,诸如国内稳定与国际安全之间,中国领土主权安全与谋求区域乃至全球安全治理之间,海洋与陆地之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间,等等。以上诸多组关系的战略再平衡,即可表达为中国对于综合战略平衡的追求,其核心系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之间的平衡,国家安全底线与国家战略目标诉求之间的平衡。故而,中国自身也面

临通过战略调整实现战略再平衡的问题,中国也应不失时机地提出并参与构建全球战略再平衡进程的议题,并在构建这种战略再平衡的进程中,贡献自身的正能量。

中国外交新布局正是在这样的国际格局转型与战略态势急剧变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一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访问亚非欧美22国,彰显了元首外交和首脑外交对中国外交战略大布局的统领作用。同时,中国领导人在北京先后接待了来自欧盟、亚洲、中东、拉美、非洲几十个国家的政要及联合国秘书长。其间,美国高官密集访华。更具全局意义的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将成为中国协调外交、军事、安全等领域,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的最高机构。

中国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推进互利友好合作。中国所谋求的国际战略安全环境,是全球总体安全环境的既定组成部分,且必将对全球总体安全环境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战略作用。当然,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和原则也是清晰而不可动摇的。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中国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

易,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有损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这番话语重心长,奠定了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的坚固基石。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铸造和平与发展的压舱石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之间能否构建并维系和平。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得13亿人口的中国,将在全球事务中奉行的政策、扮演的角色、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环顾当今世界,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如此紧密,史所未见。全球化进程使大国之间形成了荣损相俱的战略利益关联,不仅大大弱化了大国对抗的意愿,而且已成为一种巨大的历史制约力量,极大地降低了冲突与战争的风险,大国之间已经难于重演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灾难。面对如此浩浩荡荡之历史潮流,中国通过自己的外交实践明确回答了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大国定位的疑问,提出中国将摒弃传统大国扩张争霸之路,走出一条和平发展的新型大国之路。

从年初习近平主席首访俄罗斯开始,中国开启了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中,习近平清晰地表明:跟不上时代前进步伐,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这些显然不是新型大国关系。在与普京总统会谈时他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

形势和依然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俄要更加紧密地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双方要重点加大相互政治支持,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努力,坚定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发展复兴;全面扩大务实合作,把两国高水平的政治关系优势转化为实际成果,实现共同发展;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配合,坚决维护两国共同战略安全,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这些意见凸显了中俄关系的本质,也粗略勾勒出了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与要义,并似乎昭示中俄已将双边关系视为新型大国关系之雏形。

毋庸讳言,中国的崛起使中美关系发展为互为战略合作者与竞争者的复杂关系。面对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适时提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议题。早在2012年春季访美时,习近平就已对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看法与建议。习近平指出,中美双方要携手走出一条大国之间的新路。为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双方须持续增进相互理解和战略信任,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努力深化中美合作互利共赢的格局,不断加强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合作。 2013年中美完成领导人换届,双方迎来一个战略关系调

整的重要时机。今年春天,习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举行的“庄园峰会”,就共同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并为此规划了路线图,其核心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强大、成功、繁荣、稳定的中国,愿与中国成为平等伙伴,共同应对一系列全球性挑战。习近平主席期待中美携手合作,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推进器。中美关系虽历经风雨,但总体上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已经建设成为一座摩天大厦。中美双方互相承诺,彼此并未改变各自对对方的政策,即美国无意遏制中国,中国也无意挑战美国的战略利益和全球战略主导地位,以及谋求改变现存国际秩序。中美关系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战略利益交融格局。

此次会晤中,两位领导人还交流了各自治国理政经验和施政理念。当前,朝核、网络安全、钓鱼岛、南海、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地区和全球性问题,考验着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智慧与实践能力。此次两国元首“庄园会晤”就这些重大战略问题进行了充分对话,在具有共识的议题上寻求扩大合作,在尚不具备共识的议题上努力管控分歧。在会晤中,双方既谈合作,也不回避分歧,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深入坦诚。无论是互动的时间和质量、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习奥会”的成果,充分体现了两国元首的政治

智慧与历史担当。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关于“走新路”的提法,“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以及开展“跨越太平洋的合作”的说法,展示了中国大外交、大安全的新思维,由此也呼唤世界各国以同样创新的思维来回应并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将积极推进与其他大国和主要国际力量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无可否认,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才刚刚起步,必然面临诸多挑战。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不单需要加强合作,更需要中美认清并真心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症结所在,恰恰是如何确立战略互信。双方要在彼此了解、理解、尊重基础上的,保持沟通机制顺畅,才能确保清晰认知对方的战略意图、利益偏好和政策底线,对对方的发展有比较稳定的预期,才能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战略关切。这种高质量的战略沟通机制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保障。

正是在此背景下,在接踵而至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以积极的姿态和切实的成果,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丰富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使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实践,向前迈出了扎实的一大步。从公布的会议文件中,人们可以清晰读到中美共同关切的战略议题和经济议题极为广泛,涉及安全—军事、外交、人权、核不扩散—军控、气候变化、海洋法和极地事务、核安全、能

源、汇率自由化、信息透明度、金融稳定、多边框架下的合作(特别是在 IMF、APEC、G20)、贸易与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银行监管,等等,再次表明中美关系的广度深度早已大大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迄今为止,中美两国已建立90多个双边对话和工作机制。此次成立的新机制包括网络工作组、气候变化工作组、国际经济事务磋商、法律顾问磋商、全球发展对话、绿色合作伙伴计划、航空节能减排计划等。双方将反恐事务磋商升格为副部长级,能源政策对话升格为部长级。这些机制的建设与运行充分表达了中美关系的成熟性,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间的关系都难以比拟的,甚至使其他大国关系都相形见绌,将会为两国关系提供持久的发展动力。

当然,新型大国关系并不奢求大国会在所有议题上立场政策一致。在中美关系中,在战略、经济、军事、外交、政治及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不信任与竞争依然存在,而且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彼此间应充分尊重和理解分歧的存在,求同存异,管控分歧。因此,笔者提出,中美关系是否也可仿照经济领域的做法,相互适时给出“负面战略清单”,以厘清中美战略分歧的底线。笔者认为,这一时机已经成熟。 塑造总体有利向好的周边战略大环境

在中央的战略部署下,2013年的中国周边外交可圈可点,打出了一套精彩的“组合拳”。

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要从战略高度分析和处理问题,提高驾驭全局、统筹谋划、操作实施能力,全面推进周边外交。这里,我们提出“战略大周边”的概念,即不拘泥于贴近中国的诸多邻国这个小周边,更要关注向纵深扩散辐射的战略大周边。在这个战略大周边中,中国面临一个无法改变的“硬环境”,即三个“巨型邻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中国与三大邻国的关系,分别主导着中国东北西三个方向的战略态势走向。

在东部战略方向上,尽管近期朝鲜内部的政治变化为半岛形势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但中国仍通过积极的外交活动,增强了在朝鲜半岛问题和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外交主动权。中国高调接待朴槿惠总统访华,显现了中韩战略关系的积极进展,不仅影响了半岛形势,也对中韩日与中韩美这两组关系产生了影响,为地区形势稳定提供了重要的正能量。在中日关系方面,原本40年无事端的钓鱼岛问题纯粹因日本政府“购岛”引发为一场外交灾难,中日关系40年累积构建的战略互惠关系岌岌可危。一年以来,中国有理有力有节有效地应对处置了中日钓鱼岛争端,实现了中国对钓鱼岛海域空域的常态化巡航,在向国际社会申明中国不可动摇的主权立场的同时,也使国际社会接受了中日存在钓鱼岛主权争议这一事实,使日方“不存在争议说”不攻自破。反

观安倍政府的外交战略却受此牵制,尽显疲于奔命之态,而中日关系在中国外交大局的权重、位次则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以大周边战略作为关照,2013年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经营西部战略方向”的外交实践活动十分醒目。笔者所指的中国西部战略方向是:中国西部边境正面的中亚国家,向西南方向依次延伸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相邻国家,接踵相接的孟加拉、印度洋国家,与这些国家比邻的伊朗—西亚北非国家,即所谓大中东区域。这一重要战略地区刚好与我大西部战略方向对接。借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使其战略重心向东移动之际,中国适时推动西向战略,正好将双方在欧亚大陆博弈的战略空间适度拉开,为我西部方向的战略经营与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战略机遇。经营好西部战略方向,可以有效缓解东部的战略压力,有利于稳定东亚战略秩序,可以有效巩固北方的战略成果,并为南下东南亚及非洲的战略前出,提供可靠的战略依托与支撑。

习主席对中亚四国的成功出访引人注目,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有力地扩展了我国西向战略空间。习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国际社会反应强烈。国际社会还注意到,今年李克强总理首访印巴两国,而后巴、印两国首脑接踵访华。对中国而言,印度兼有大国、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三重身份,对中国

的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战略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巴基斯坦与印度同是南亚最重要的国家,中巴是“全天候”的战略伙伴。李克强的南亚之行及印巴政要密集访华,一方面进一步巩固中印、中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在相互投资、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通过“劝和促谈”推动印巴关系正常化,这不仅符合三国的利益,也有助于实现地区稳定。促进印巴和解是中国南亚外交新举措,表明中国政府积极展开南亚新外交,积极推动南亚次大陆构建和平合作的友邻关系。以中印关系带动中巴关系,以经济关系推动政治关系,促进地区安全稳定。中国提出的建设中缅孟印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以及适时启动中—巴—伊朗油气管道项目的倡议,可以看作是这一重大政策的直接体现。

在南部方向上,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一直以来发展顺利,今年习主席和李总理对东盟国家的接续出访,成果多,影响大,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外交突破。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讲演时,提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等系列战略构想,极大地鼓舞了东盟国家向好调整与中国战略关系的信心。通过一年的外交努力,被炒得越来越敏感的南海问题热度趋冷,在全球乃至区域安全的重要性下降。

中国是亚太安全稳定的受益者。过去30年,中国改革开放受益于周边长期稳定安全的国际环境,受惠于南海等重要国际航道安全自由通航的大环境。中国是亚太安全机制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地区安全合作的有力倡导者和坚定维护者。

建设新型发展中国家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2013年,习近平首次出访即将出席金砖国家峰会与访问非洲国家结合在一起,凸显了中国外交新战略对非洲大陆的重视,着眼于夯实发展中国家这一中国外交的基石。在坦桑尼亚的讲演中习近平指出,“当前,中非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所谓天时,就是指今天的非洲是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大陆,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中非之间存在重大的相互需求;所谓地利,是指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双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谓人和,是指当前的中非间良好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关系。当前,金砖国家正在逐步成为重大世界经济和政治问题开展对话和合作的机制。推进“金砖”平台的机制建设,将成为发展新兴大国合作的切入点,以及创新全球治理机制的试验田。从峰会取得的重要成果和习主席的主旨讲话可以看出,中国外交更加强调藉由新兴大国间的战略协调推动改革国际体系。

中共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把“公共外交”和“全球治

理”写进文件,表达了中国准备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公共外交”和“全球治理”都是大国应有之物。习近平主席讲:“不论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发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一年中,中国政府相继提出“突出互利共赢”“追求公平正义”“弘扬中华文化”“提供公共产品”“倡导新型义利观”“承担国际责任”等一系列外交新提法,展现出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中国的大国外交之道,明显区别于以往传统大国外交角逐权力和争夺霸权的外交,更无意于在周边地区扩张地盘。中国的大国外交之道,也不再仅仅强调“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而且强调“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同利益”。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发展不可能顺利,更何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中国要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大局,妥善化解与有关国家的分歧和矛盾,让长期把持国际体系主导权的西方大国,和现存国际体系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都能以某种方式、某种程度接受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邓小平晚年曾一再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中国即使发展了强大了,也决不做超级大国,决不欺负别的国家。这就是崛起的中国所将担负的最大的国际责任。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体系最重要的参与者、推动者,并将成为改革者和引领者。近年,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治理

贡献良多,中国已经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应站在“全球公域”治理的前沿,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统一;加大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积极参与国际制度、体制的创新;中国在推进自身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在道德制高点上认同人类共同利益。中国将更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处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作,积极推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极地、太空等全球性问题。中国将积极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更加积极有为地推动国际体系的变革与完善,充实和完善国际治理体系。

中国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为世界的机遇”。面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都需要赋予新的内涵:和平——避免世界战争,不与现行国际体系(即整个西方体系)对抗,不与大多数周边国家对抗,在国际舆论环境中确立中国的非好战国家形象;发展——转变发展方式,继续保持较高速增长,提高中国人民的福祉,把国内矛盾控制在可控的低水平上,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不仅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更要打造中国对外开放与合作的升级版。中国将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并将中国发展的红利惠及国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