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交布局

范文一: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

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中国的周边包括六大“板块”,分别是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西亚与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可将这六块地区统称为中国的“大周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多个地缘方向滋生乱局,周边不稳趋于常态化、持久化、复杂化与联动化。周边形势动荡既有自身矛盾错综复杂的“内因”,也有大国角逐与干涉的“外因”。周边动荡加剧对中国构成诸多严峻挑战,中国应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通过积极、有效、妥善应对周边不稳,不仅为自身持续与完全崛起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而且也为周边的和平稳定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应有的重要贡献。

一、周边出现哪些动荡

中亚不稳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异动最为突出。201 o年4月7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发生突变,首都比什凯克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在2005年靠所谓”颜色革命”上台的巴基耶夫政府被一举推翻,以奥通巴耶娃为首的反对派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巴基耶夫先是逃往南方.后流亡国外。而临时政府也一直难以有效掌控巴基耶夫具有传统影响的南方地区。6月10日.吉尔吉斯斯坦南方重镇奥什的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之间爆发大规模族群骚乱,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大量乌兹别克族难民逃往邻国乌兹别克斯坦避难。吉临时政府先后向俄罗斯与美国提出求援.但俄罗斯除了加强其在吉军事基地戒备外一直按兵不动。中国政府展开了大规模的撤侨行动。6月27日,吉就新宪法举行“全民公决”,新宪法规定吉将由总统制改为议会制,公决获得高票通过。7月3日.吉临时政府总理奥通巴耶娃宣誓出任”过渡时期”总统,任期到2011年底。吉议会选举定于2010年1 o月举行,吉政局演变前景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变数。

南亚则有多个国家政局剧烈动荡。阿富汗首当其>中.巴基斯坦紧随其后。美国奥巴马政府强力实施“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大举增兵阿富汗,对巴基斯坦一再实施越境打恐,引发极端势力与恐怖组织强烈反弹.致使南亚恐怖袭击活动有增无减。与此同时,美国干涉阿富汗选举,导致当选连任总统卡尔扎伊与”占领国”美国, ”占领军”北约部队之间矛盾加深。美国于“9•11”后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已近九年. “塔利班”不但没有被美军剿灭,反而“愈挫愈勇”,影响力趋于增强。美国决策层内部对“阿富汗新战略“也存在严重分歧,前线指挥官麦克里斯特尔将军对奥巴马总统出言不逊,奥巴马为维护自身权威被迫临阵换将,将“战功卓著“的麦克里斯特尔解职.改以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乌斯将军接任。对于美国“阿富汗新战略”的黯淡前景,英国《金融时报》载文指“美国正在阿富汗走进死胡同”;

巴基斯坦被美国绑上”反恐”战车,巴对本国部落地区极端势力发动清剿,但招致”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残忍报复。 “巴塔”一再制造严重恐怖袭击活动.不断造成巨大伤亡,巴正陷入恐怖活动与“反恐”难解难分的”恶性循环”。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也严重受制于议会,大权趋于旁落;

尼泊尔在野的第一大党尼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发动大规模罢工,迫使尼总理尼帕尔在执政仅13个月后于2010年6月30日辞职,尼政局陷入新一轮“波动”;

作为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虽然政局总体稳定,但民族分离组织与反政府武装(印度“毛派”等)不时对印度安全部队发动突袭,破坏铁路等重要交通设施,造成严重伤亡与损失。

东南亚政局动荡以泰国为首。支持泰国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反政府示威者从3月14日开始占据首都曼谷的闹市区,与政府军及亲政府势力不时“擦枪走火”。泰国总理阿披实在”忍让”多时之后.于5月13日晚派军方封锁“红衫军”示威地点,试图逼走近万名示威者, “红衫军”军事领导人卡迪亚当场中弹身亡。泰国军队于5月19日开进”红衫军”集会区域,展开”清场”行动,双方冲突造成严重伤亡与财产损失。多名“红衫军”领导人于当天下午集体自首,宣布结束集会示威。阿披实总理于当晚发表电视讲话指出,政府有信心使国家恢复正常和走上可持续复苏道路。5月25日.泰国刑事法院以涉嫌恐怖活动罪名,批准逮捕前总理他信。7月6日,泰国政府决定将在曼谷等19个府已实施3个月的紧急状态法再延长3个月,以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泰国乱局虽暂时缓解,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泰国社会矛盾依旧难解; 缅甸即将举行历史性的全国“大选”,缅甸军政府意图在选前进一步”收编”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引发后者反弹,加之军政府与“民主派”之间矛盾可能激化,致使缅甸局势变数增加;

东南亚地区形势动荡还体现在海洋方面,尤其是南海形势更趋复杂,其中既有海盗活跃威胁海上通道安全.也有南海海洋权益争端加剧,包括岛礁主权争议、专属经济区划分冲突、海洋渔业与油气矿产资源矛盾等。而越南、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企图使双边争议”多边化”.美国也

极力“插手”南海问题.致使南海形势更加敏感复杂。 东北亚形势主要因韩国“天安号”事件而骤然紧张。在朝鲜半岛方向,韩国于5 jq20日公布”天安”号事件正式调查结果。认为导致2010年3月26日韩国海军”天安”号警戒舰爆炸沉没的原因,是遭到了朝鲜小型潜水艇发射的鱼雷攻击。美国和日本政府随即分别表示“强烈谴责”导致“天安”号沉没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同日表示,中方主张各方应冷静克制.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避免局势紧张升级。朝鲜则于5月21日发表声明对此予以坚决否认,指如韩国以“天安”号事件为借口对朝鲜进行报复,朝鲜将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加以应对。韩国总统李明博于5月24日就”天安”号事件对国民发表讲话,要求朝鲜道歉,表示将禁止朝鲜船只进入韩国领海.中断韩朝贸易、合作与交流.并将与有关国家协商后将该事件提交联合国安理会。韩国同日还表示恢复”对朝心理战”,更积极参与”防扩散倡议”,举行韩美反潜军事训练。韩国于6月4日致函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通报其联合调查结果,请求安理会做出反应。特别是.韩国与美国借“天安号”事件,于7月份在黄海一带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由于黄海属于中国近海与高度敏感海域,美韩军演不仅临近中国领海,而且直逼中国的政治中心。何况”天安号”沉没谜团未解,美韩大规模军演不仅将进一步激化朝韩、朝美矛盾.更将威胁中国安全,也不利于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因而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经中国方面的努力斡旋.联合国安理会于7月9日通过了关于“天安”号事件的主席声明。声明未明确事件的责任归属,只是谴责了导致”天安“号沉没的攻击,并对韩国政府、人民、该事件遇难者及其家人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强调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鼓励以和平手段解决半岛未决问题,鼓励半岛北南双方恢复直接对话和协商。而致力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已被搁置多时,半岛“无核化”进程仍然充满坎坷;

日本政局持续动荡。先是鸠山由纪夫前首相因驻日美军基地搬迁问题等处置失措于6月份被迫辞职,由菅直人出任民主党新党首并于6月8日出任新首相。接着是7月11日举行参议院改选,由于菅直人的消费税改革方案“得罪”选民.致使由民主党与国民新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失利,在野党占据了参议院过半数议席,在野的自民党赢得选举、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日本由此再次出现了朝野政党分别控制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民主党执政难度进一步增大。日本政局前景自2009年9月”变天”后重又趋于动荡不定; 朝鲜政权“换代”进程明显加快。朝鲜宣布将于2010年9月份召开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而上一次党代会则是在三十年前的1980年举行的,此举表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增加,其三子金正银即将走上前台。与此同时.朝鲜”货币改革”以失败告终,国内经济困境加剧。

西亚动荡主要是“两伊问题”。伊拉克战争已爆发七年有余,美国扶植的伊拉克政府虽然渐已基本控制局面,美国也加快了从伊拉克“撤军”进程,但“基地”组织仍不时制造重大恐怖袭击活动,伊拉克安全形势难有根本好转。而伊拉克“大选”之后的新政府因为党派矛盾而一再”难产“,伊拉克政治前景难以明朗;

伊朗朝野双方围绕2009年“大选”结果爆发激烈j中突的“选举后遗症”仍未彻底消除,而伊朗核问题更是错综复杂。联合国安理会t2010年6月9日通过了对伊朗制裁的1929号决议,而伊朗总统内贾德则对新决议不屑一顾.表示将继续推进“和平利用核能“。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单方面对伊朗新制裁.多管齐下,一面强化军事威慑,一面加大颠覆渗透,而伊朗也是积极备战、毫不示弱,伊朗核问题前景更加堪忧。 在南太(平洋)地区,连政局一向平稳的澳大利亚居然也发生“政变”.陆克文总理因矿产资源税政策失误等严重影响其工党年底选情,陆克文迫于工党内部巨大压力提前辞职,吉拉德出任工党新党首并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吉拉德于7月17日宣布将澳大利亚议会选举提前到8月21日举行。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周边动荡呈现普遍化、常态化、复杂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联动化.其中又以一国内部的政局不稳居多,也有两国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抗,还有大国强权的介入与角逐,不同类型的问题相互交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存。尤其是“天安号”事件、吉尔吉斯斯坦”变天”、伊朗核问题僵局、巴基斯坦恶性恐怖活动频发等“四大危机”同时“发作”,并分别引发东北亚、中亚、西亚、南亚四大“板块” “震动“不已,致使中国周边形势复杂而严峻, ”变”、 “乱”、 ”险”交织, “变脸”不断、 “乱象”纷呈、 “险象”环生。面对“乱云飞渡”的周边环境.中国应准确“把脉”、从容应变。

二、政局动荡主要分哪几种类型

中国的周边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少数属于发达国家,按其政治体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与”稳定

程度”,也可大致分成“成熟民主国家”、 “转型国家”与“问题国家”三大类,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可依此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类是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演变。如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其主要属于“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范畴.包括主要政党围绕选举与执政权所展开的权力斗争,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权力制衡等。其政局波动具有周期性、规则性、暂时性与可控性,确定性相对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华政策与双边关系的调整变化。

第二类是从所谓“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国家”的“转型阵痛”。中国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多数属于此类,其政局动荡具有中期性、常态性,不确定性与风险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双边关系变化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易受冲击。此类国家大多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期,由于民主体制不健全、旧体制“惯性”强大、军方与权贵等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既有社会矛盾继续存在等,导致政府腐败严重、当局缺乏权威性与政局动荡.甚至不时发生政变等倒退现象。其中屡见不鲜的是外来移植的”民主”产生“水土不服”乃至扭曲变形,各方对选举结果产生争议乃至激烈“碰撞”,选输的不“服输”,以至”选举闹剧”不时上演、 “选举综合症”频繁发作。例如,中亚的哈萨

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五个“斯坦”国家均系从”前苏联”解体而来,体制上不同程度带有“前苏联”的痕迹,哈、塔、乌三国政权“新老代际问题”突出,土国新总统尚在摸索之中。而吉尔吉斯斯坦自从2005年在西方大国策动下爆发“颜色革命”以来,虽然“复制”了西方“民主”,但前总统巴基耶夫实际上依旧推行家族式统治,导致民怨沸腾、最终重蹈其前任阿卡耶夫总统的覆辙。

第三类则是西方所谓的“问题国家”的政局混乱。其发展极端则是成为严重影响地区稳定的所谓“失败国家”,其政局异动具有长期性、系统性、突发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刊物《外交政策》2010m第四期推出所谓“2010年失败国家f-i}行榜”,将中国周边多个国家列入其中。包括”第六名”的阿富汗、 “第七名”的伊拉克、 ”第十名”的巴基斯坦、 “第十五名”的也门、 “第十六名”的缅甸、 ”第十八名”的东帝汶、 ”第十九名”的朝鲜等。这些国家大多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其中有些还是与中国存在传统的“特殊关系”,是中国周边安全战略与地缘战略依托带的关键环节,对中国国家安全与周边和平稳定的潜在影响极大,需要重点关注与严密防范。由于这些国家国内矛盾严重激化、不同势力争权夺利白热化、当局治理失效、内外压力巨大、 ”选举综合症”严重等原因,致使其政局异常混乱,极个别的甚至反政府武装坐大与叛乱蔓延,其典型是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而伊朗、缅甸与朝鲜亦被西方归为所谓的“问题国家“或“失败国家”。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所谓“排名”反映了西方的政治偏见及其惯于对外乱贴”政治标签”的话语霸权,是为西方对外干涉服务的政治工具,但对我们观察与前瞻周边环境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中国周边国家在该“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的还有:孟加拉国第二十四名、斯里兰卡第二十五名、尼泊尔第二十六名、伊朗第三十二名、乌兹别克斯坦第三十六名、塔吉克斯坦第三十八名、老挝第四十名、柬埔寨第四十二名、所罗门群岛第四十三名、吉尔吉斯斯坦第四十五名、不丹第五十名、菲律宾第五十一名、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五十七名。

八、周边外交方针:一脉相传又与时俱进

当前的中国周边外交是历史的延续与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周边外交方针具有强烈的历史连续性.以及中华文明“和、和平、和睦、和谐”的鲜明特色。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周边外交”思想脉络”及其实践,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周边外交,主要标志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中国与印度、缅甸等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要成就是我国与大部分接壤邻国明确划分了边界。

二是从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末期的周边外交,主要标志是“睦邻外交”大发展。中国率先摆脱了国际“冷战”格局的羁绊,不以意识形态”画线”,改善了与有关邻国的

关系.最终与所有邻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为集中精力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总体上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三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周边外交,周边外交方针实现了一系列的创新发展:2002年11月,中共十六

大明确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发表题为“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振兴”演讲,将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进一步概括为“睦邻、安邻、富邻”六字方针。在2004年召开的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正式提出”周边是首要”。在2005年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并提出了“和谐世界”的重要战略思想,而周边地区与周边外交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战略都具有关键意义。在2006年8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互利共赢”、 ”以人为本”等重要战略思想。

四是自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周边外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顺势而上“与”大周边”成为新的“关键词“。面对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范围“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对中国崛起加速与“亚洲起”加快同步并进,面对周边环境错综复杂的现实“热点”、”难点”,中国的周边91、交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多管齐下、全方位推进。

特别是在2009年7月17日至20日召开的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阐述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强调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提高外交工作能力和水平,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其中的“四个力”之说(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道义感召力)兼顾了物质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对当前与今后的中国周边外交必将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还升华与发展了中国91、交”四个布局”的战略思想.即“运筹好大国关系.做实做深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工作,巩固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基础地位.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大力加强各领域外交工作,同时还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依法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海外合法权益”。胡总书记讲话中对周边外交强调“做实做深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不仅将周边外交定位为”地缘战略依托”,而且提出了开展周边外交的侧重点与方式方法——“做实做深”,所谓“实”即务实、扎实,所谓“深”即深入周边、”深耕”周边、不浮在表面。

当前中国周边外交的一大”亮点”,便是从多个方向稳步推进的区域多边合作,如

中亚方向的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方向的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与“10+3”、东北亚方

向的中曰韩三国合作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

这其中,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中日韩三国在东亚经济合作进程中的关键“分量”,适时加速推进中日韩三国合作的机制化程度也就显得更加重要而现实。在2010年6月举

行的中日韩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就加强三国合作明确提出,推动合作机制和框架建设,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尽快达成中日韩投资协议,加强标准化合作,设立三国合作秘书处。会议发表了(2020年中日韩合作展望》等共同文件,确定三国在机制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人文交流等领域以及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合作。包括t2011年在韩国设立三国合作秘书处,加强旨在消除技术壁垒的标准化合作,争取2012年前完成中日韩自贸区联合研究,尽快完成三国n投资协议谈判,扩大三国人员特别是青少年和大学交流等。会议为今后十年中中日韩三国合作指明了方向,就三国重点合作领域进行了规划,三国合作的前进步伐将更加坚实,并将有力地带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

另外,在2010年6月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深化务实合作维护和平稳定》的重要讲话,就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深化合作提出6点建议:一是巩固团结互信.夯实本组织发展的政治基础。二是加大反恐力度,构筑本组织发展的安全环境。三是深挖合作潜力,增强本组织发展的持续后劲。四是扩大友好交流.巩固本组织发展的人文基础。五是完善内部建设,健全本组织发展的决策机制。六是秉承透明开放,营造本组织发展的良好环境。

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中“逆风飞扬”与稳健崛起,中国的实力与潜力进一步凸显,中国的卓越表现与辉煌前景引发了周边一些国家的心态失衡、心理落差乃至疑惧。面对不少邻国对中国强大的“担忧”, “增信释疑”成为了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中国周边外交的当务之急。2010年1月22日,中国外交工作的主管领导——国务委员戴秉国在位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东盟秘书处发表演讲,诚挚而朴实地“表白“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战略与周边外交宗旨。他指出, “从我们的根本政策看,不称霸,是我

们的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中国不称霸.要友好.在周边就是要始终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就是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就是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的长治久安、发展繁荣对周边邻国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更不是灾难。相反.有13亿人的中国如果不稳定、不发展,反倒会拖累你们。甚至会给你们带来祸害。”针对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普遍“追捧”中国与“中美共治论” (所谓“g2”)甚嚣尘上的情况,戴秉国国务委员还特别强调, “现在世界上有人给我们戴很多高帽子,说什么我们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很快与美国平起平坐了,等等。朋友们,你们不要相信,那是神话!我们自己不谋求霸权,也不会同别国在我们这个地区争夺霸权,或搞什么共同霸权。你们知道,我们奉行的是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主张大家的事情由大家商量着办,反对由一两个国家或某种国家集团主宰国际事务。“他郑重重申: “我们愿意永做东盟和亚洲各国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我们的意图是透明的、善意的。如果还有人不相信.想再看一看中国到底想干什么.那就请看下去.只是别把同中国合作的机遇看掉了,那样就不划算了。”

范文二:中国外交新布局

专题三 中国外交战略新布局(教学要点)

一、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思路

(一)当前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1)世界多极化形成了不可逆转之势

(2)新兴大国群体性的崛起

(3)安全形势出现大的变化

(4)俄罗斯成为平衡国际战略力量的重要因素

(5)国际战略重心东移

(二)中国外交战略布局总思路:全方位的和平外交

总体的思路就是坚持全方位的和平外交我们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展开友好合作。

我们还是要坚持韬光养晦,同时积极有所作为,永不称霸。

二、中国国周边外交战略——稳定周边

在周边我们的布局就是要深化互利共赢格局,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大方针,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我们在周边也要突出亲、诚、惠、容四字理念(周边政策),这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四字理念,要使我们的发展惠及到周边国家。未来十年中国在周边问题主要有三个。

1、中韩外交

第一、这一次朴槿惠来华参加仪式,是要确认韩国外交的自主性,践行此前朴槿惠提出的“信任外交”。

第二、中韩之间的经贸纽带。人文交流密切

第三、经贸只是中韩关系的一条纽带,而在历史问题上的理解与共识则是中韩友好的信赖纽带。

第四、东亚的国际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无疑,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朝韩关系协调中不可或缺的国家。

2、 中国与东盟外交

第一、外交的重点体现首先集中在要努力争取东盟中的“大佬”——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等国和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上。

第二、中国的东盟“新思维”则集中在深化与东盟经济与社会合作的新蓝

图上。

第三、“安全牌”也成为了争取中国—东盟关系新进展的北京新杠杆。

3、中日关系(略)

三、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教学重点)

1、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国和既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

2、中美大国关系“

第一、中美关系极其复杂,有利益共同点,也有利益冲突点。

第二、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还是存在的。美国防止核扩散、反恐,应对全球性战略危机还会需要和中国合作的。

第三,中美之间根本性的深层次的矛盾没有改变,缺少战略互信。

3、中俄大国关系

第一、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就是战略协作与相互支持加深,

第二、在目前的国际格局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是同盟,但是近似同盟,胜似同盟。

目前中俄关系的主要问题是政治关系发展得好,但经济跟不上。所以,怎样使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相协调是处理今后中俄关系面临的新课题。

3、 中欧大国关系

第一,中国和欧盟要做和平伙伴,带头走和平发展道路。

第二、中欧之间做经贸增长伙伴,经贸合作是中欧合作最大的抓手和亮点。 第三、40年历程的中欧关系,已经发展成为相互依存度很高的复合型关系。

范文三:中国外交新布局

从俄罗斯、非洲,再到海南博鳌,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出访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平实直白发言,让中国坚守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愈发清晰。一系列外交活动展现了大国领袖新风采,更彰显出中国人民梦想加实干的全球战略新思维与大智慧。

外交开局之旅影响深远

刚刚接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不论是在非洲大谈“中国梦、非洲梦和世界梦”,或是在博鳌将和平形容为“空气和阳光”,始终把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作为对外演讲的主基调。

首访俄罗斯,着眼的是周边环境和大国关系;出席金砖峰会,着眼的是当今世界快速上升的新兴力量;访问非洲三国,着眼的是发展中国家这一中国外交的根基。这次开局之旅,既有国家正常交往和参与国际会议的客观需求,更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战略擘划,体现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充分结合。

具体而言,体现为以下三大亮点:

一是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大国关系是国际关系的基石,大国关系因相互之间关系不同,会呈现出不同的战略形态和态势。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最初出现在中国对中美关系中,中共十八大报告将其推而广之,将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的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中国处理所有大国关系的共同目标。

1996年中俄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中俄关系日渐成熟。当前,中俄都处于国家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两国资源禀赋互补,共同利益突出,已经进入相互提供重要发展机遇、互为优先合作伙伴的新时期。这次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将进一步推动中俄在政治上加大相互支持,扩大各领域务实合作和人文合作,密切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

二是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长期以来,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同呼吸,共命运,在争取民族解放、谋求国家振兴的进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近年来,中非关系进入了全面、快速发展阶段。中国积极帮助非洲国家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非洲事务,支持非洲国家自主解决本地区问题的努力,在国际事务中与非洲加强协调配合。特别是,中国没有因为自身发展快了,日子好过了而疏远非洲、忘记非洲。2006年以来,中方连续三次出台一揽子对非合作举措。中非贸易额也快速增长,2012年比2000年增长了近20倍。中国领导人的此次访非进一步体现出中国对非关系的良好传统,用行动表明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与非洲建立和发展顺应时代潮流、体现时代特色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信心。

三是提升同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水平。在美欧日等西方发达经济体深陷金融、债务危机和制度困境并难以短期内彻底脱困的情况下,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继续呈现快速发展之势,成为影响国际关系演变、大国关系互动的重要力量,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则业已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伙伴。这次德班金砖国家会晤主要讨论金砖国家合作、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发展及全球治理等问题。金砖国家本身都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任务,也有各自的国内困难和矛盾,但是在21世纪大国日益成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潮流趋势下,中俄、中国南非之间的合作关系已逐渐超越了双边范畴,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二十国集团以及APEC等多边机制中不断促进国家间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金砖国家在经济金融领域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断寻找和积累推动金砖国家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

新一轮国际战略正逐步展开

随着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和新领导集体重大外交活动的开始,新一轮中国国际战略逐步展开。

首先是基于中国发展的新高度。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特别是在2008年以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之中,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国家综合实力大幅提升。无论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其在世界占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从外汇总储备、进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等方面,都可以看出中国经济规模的快速提升。

其次是基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新站位。从1972年恢复联合国席位,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再到主办博鳌亚洲论坛等,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从地区合作机制层面看,中国作为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与中国(10+1)、东盟与中日韩(10+3)、中日韩首脑会晤、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区域合作机制的创始角色,对这些机制已有进展和未来前景影响均举足轻重。从全球规制层面看,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进行改革并在2005年取得突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创设和建章立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概而言之,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已经从扩大参与政治、经济、安全和人道主义事务,向积极推动变革乃至创新国际组织和规制发展。

再次是基于中国对世界大势的新判断。21世纪以来,世界在“9·11”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剧烈冲击下,变革调整日趋深刻复杂,格局演变、关系重组、规制重塑加速。中国始终并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经成为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依据世情发展,结合中国处境及国情和党情的变化,综观全局,中国的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我国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前所未有,尤其是周边环境面临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未来随着我国进一步发展,新挑战和新压力还会增多。但是,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明的,只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依然能够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推进中国外交新谋划

站在国家发展的新高度和在国际体系的新坐标点上,依据对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判断,中国对外战略的顶层设计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坚持统筹内政、外交、国防,坚持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国主张在政治上平等互信,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主权,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在文化上包容互鉴,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在经济上合作共赢,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在安全上协作共享,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颠覆别国合法政权,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围绕这个构想,中国国际战略在实践中立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现实,针对外部环境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着重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对大国关系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在一直强调继续改善和发展关系并妥善处理分歧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扩大利益汇合点,拓宽加深合作,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二是对周边,在坚持贯彻睦邻友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的同时,更加注重以拓展区域合作深度和提升区域合作水平为抓手,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三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一直强调增强团结合作的同时,更加注重以经营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一中国、中非、中阿等合作机制建设为牵引,扩大务实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和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与发言权,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四是对国际多边机制,在一直强调积极参与的同时,更加注重扩大参与国际机制改革进程,增强参与制定和影响国际规则的能力,支持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此外,作为整个国际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加注重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义交流,维护海外合法权益,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加强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为国家关系发展夯实社会基础。

范文四:中国外交大布局

新年伊始,中国外交又一次扬帆起航,精彩开局。

1月19日至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沙特、埃及、伊朗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中东之行是习近平2016年首次出访,也标志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出访足迹实现全球覆盖。

战略凸显大格局、大手笔

纵观2015年中国外交,不难看出,战略谋划是一条主线,对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各有特色。一年来,中国外交全面进取、积极有为。取得瞩目成就:全方位外交不断拓展,既有大国关系良性互动,也有周边外交精耕细作,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进一步深化拓展,多边外交精彩纷呈;成功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积极参与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等多边活动,主客场外交协同呼应:提出的一系列中国特色外交理念广获赞誉,“一带一路”、亚投行等重大合作倡议开花结果,参与解决国际地区热点问题成效卓著。

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的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和一国单边相交,而要联络多国通力合作之力方能应对,这是我国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外交新形态、新格局和新课题。

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加速演变的世界格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手笔布局,全方位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个承前启后的外交新格局全面展开――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日益成形,中国加快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让协商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中国致力于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中国外交延续着基本的布局框架,大小兼顾,远近并重,同时不断开拓创新,在处理同外部世界关系中所展现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将传承与超越、战略与策略、历史与现实、局部与整体有机统一,做到外交开局、布局,呈现负责任的大智慧,大趋势。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俄罗斯是大国,又是中国最大的邻国。2015年5月,习近平再次来到莫斯科。红场大阅兵,普京在庆典上讲话,称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巨大贡献。3年多来,俄罗斯是习近平留下出访足迹最多的国家。两个携手走向伟大复兴的大国,迎来了两国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走出了一条结伴而不结盟、共同繁荣的新路。

美国是大国,中国如何与之相处?历史曾经一再重复大国崛起的怪圈,古希腊学者断言的“修昔底德陷阱”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德国学者沃尔夫冈・希恩甚至在专著中预言,随着中国日益崛起,中美可能滑向一场“新冷战”。

然而,中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展开的高瞻远瞩的思考,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等诸多重大领域合作的事实及其所彰显的引领作用,有力地驳斥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论调。2013年,庄园会晤。两国元首以政治担当和智慧,达成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2014年,瀛台夜话。习近平放眼长远:“我们不能让它停留在概念上,也不能满足于早期收获,还要继续向前走。”2015年,白宫秋叙。双方重申继续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当然,这一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习近平以蕴含中国智慧的哲学思维看待分歧:“要看大局。正所谓‘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

大国集中的大洲。是创造西方文明的欧洲。中欧是当今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背景下,中欧合作更具全球性、战略性、示范性,对推动国际力量平衡、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习近平3次到访欧洲,提出“共同努力建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座桥梁,建设更具全球影响力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10月,习近平专程飞赴伦敦,英国王室用皇家马车将习近平主席夫妇请人白金汉宫。紧接着,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先后来到中国。中欧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外交亮点纷呈、日不暇接。中欧从未如此接近。中欧史新一页、中欧梦大篇章,正徐徐展开。

构筑亚洲朋友圈

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周边是首选框架,多边是设计图线条,我们不忘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对于邻国,习近平主席有一个生动比喻:邻居是搬不走的,人可以择邻而居,但国家是搬不走的,所以只有一个选择――和睦邻邦。“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千金只为买乡邻”“兄弟同心,其利断金”……马不停蹄的行程中,习近平一次次引用中国古语,表达心意,以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为周边国家带去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谱写利益交融的新篇章。

“一带一路”正是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合作共赢之路,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新的时代使命。2013年9月,习近平访问中亚四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2013年10月,习近平访问印尼和马来西亚,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一带一路”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也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有组数据颇具分量:预计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亿美元,将有超过5亿人次出境访问旅游。习近平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

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是共同发展。投射到“一带一路”中,习近平格外强调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强调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对接、优势互补。向北,同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同蒙古国“中俄蒙经济走廊”汇合;向南,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携手;向西,同“中巴经济走廊”联通;再向西,同欧洲重振辉煌的梦想交汇……   看准了沿线国家发展的瓶颈,中国选择“互联互通”作为切入点,将其作为亚洲腾飞翅膀的血脉经络。2014年秋,见证无数历史大事件的钓鱼台国宾馆,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召开“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习近平倡议,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一解周边国家燃眉之急。

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亚洲互联互通中扮演重要角色。2013年10月,习近平发出筹建倡议,时隔一年,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签约。2015年春天,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截止日期一天天走近。新加入者的消息不断刷屏。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4月15日,数字最终定格在57。

“一带一路”,如大鹏展开的双翼,将助力中华民族腾飞,带动各国比翼齐飞。

发展中国家是基础

要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中国“远交”战略发端在非洲。

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奋斗历程,让中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中国来到非洲与我们合作时,我脑海里第一次开始憧憬非洲的未来,这是以前西方国家殖民非洲时我从来不敢想象的。”南非总统祖马在2015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功闭幕之际接受中国媒体联合采访时激动地说。

此次峰会是在非洲召开的首次中非峰会,是中非关系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开创了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传遍非洲大地,也将“一带一路”同非洲更紧密联通,

2015年年初,中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成功召开,为中拉整体合作搭建了新平台。拉共体轮值主席国哥斯达黎加总统索利斯表示,中拉合作为实现共同发展、造福双方人民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中拉论坛为双方扩大合作开辟了新空间,为增进双方人民友谊架设了新桥梁,为双方建立长期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石。

2016年首次出访,习近平选择了中东。当前,中东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大调整,阿拉伯国家正在自主探索变革道路。实现民族振兴的共同使命和挑战,需要中阿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深化合作。阿拉伯谚语说“独行快,众行远”,中国人常讲“朋友多了路好走”。这用来形容中阿双方结伴前行、风雨同行再恰当不过了。沙特《半岛报》的评论文章称,沙特把中国视为新的政治和经济战略伙伴。“古代埃及人这样赞美尼罗河:‘你从大地涌出,奔流不息。’我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埃友谊、中阿友好也一定会像尼罗河水般奔涌向前,助推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的署名文章中如是写到。2015年7月,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中伊关系面临重要发展契机。习近平访伊成为中伊关系的里程碑,开创了中伊关系全面、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局面。

言必信、行必果。中国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情谊,也将在实现各自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历久弥坚。

责编/邑金

范文五:中国外交布局及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认识

中国外交布局及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认识

一、中国的外交布局

第一,以周边外交为重点。继2014年中国领导人密集访问周边国家之后,2015年4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侯赛因和总理谢里夫邀请,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党的十八大以来,经略周边进一步成为中国塑造全球外交战略格局的重要内容。从“一带一路”到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经济合作倡议,都显示出我国致力于同周边及世界各国打造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也显示出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首要地位。 第二、以大国外交为重心。首先声明,当前中国所言“大国外交”,应当是作为一个大国的外交,这是日益崛起的中国对自身地位和身份、利益与目标,以及应有国际角色的准确判断和应有表达。早在2013年,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出席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时就发表了题为《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演讲,明确提出“在继承新中国外交六十多年形成的大政方针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当代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

第三、以多边外交为舞台。2014年,中国主办了两场多边外交峰会,亚信峰会和APEC峰会。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参加了包括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等多场多边外交峰会。中国成功开展多边外交,充分发挥多边峰会外交的统领作用,使多边外交大格局日臻成熟,作用更显重要。

二、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认识

2015年3月8日,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十分丰富,比如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履行正确义利观等等。就当前而言,我认为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合作共赢”。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色就在于“合作”“共赢”和几个坚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键环节,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不断采取新举措,推出新理念,展示新气象,使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更

富全球视野、更具中国特色。中国正致力于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切实走出一条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

范文六:中国外交战略新布局

中国外交战略新布局

2013年12月30日 第A2版:当代世界

作者:马小军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9129

2013年是中国大国战略启航之年,也是中国外交展开新的战略布局的一年。

中共十八大报告显示:中国未来10年的战略发展规划,仍是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情;未来10年中国政府的注意力,仍聚焦在13亿中国人民的福祉和民生议题上。纵观报告中涉及外交、国防政策等内容,表达了中国在未来10年将继续融入国际社会,同时要担当国际秩序的积极建设者和负责任的大国。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面对越益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式,审时度势、总揽全局,通过一系列重大的外交活动,为中国外交开篇布局,展示出中国外交的一系列新举措、新理念、新气象,勾勒出中国外交的战略方向。当代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

中国崛起引出全球战略再平衡

中国的快速和平崛起,成为近年国际格局转型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也主导着国际战略态势变化的趋向。中国在继续深刻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中,参与、构建、改革乃至塑造格局与秩序的力度在凸显,国际战略角色发生了重大转变。全

球国际战略格局因此而联动,世界主要国际力量无不感受到来自中国崛起的战略冲击或压力;对中国的国际责任、建设性的战略角色,以及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期望值在快速提升;对中国的战略猜忌、焦虑甚至惧怕也在增多。事实上,近年中国的快速崛起,已成为打破后冷战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战略平衡的主因之一。基于这一判断,美国率先开始实施所谓战略再平衡,即是对于这种格局转型的战略反应。放眼世界,在这一年里其他大国和主要国际力量,纷纷随美国而动开始各自的战略调整。这大约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国际战略格局第一次因中国事件而被搅动,并引发全球范围的格局转型与战略佯动。

全球范围的战略再平衡,带动了整个国际格局的转型:美国悄然有序地离开深陷10年之久的阿富汗、伊拉克两个战场,但并未轻言全球反恐战争结束,并未放松对大中东的战略掌控。无论中东形势如何发展,美国也要确保这一苦心经营60年之久的,以能源-石油美元支撑的国际战略体系的稳固与战略效用。与此同时,美国稳步持续地推进所谓亚太战略再平衡。这既表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实施了20年之久的同时照顾两个方向(或曰同时应对两场局部战争)的战略能力尚未衰退,又表明美国从中国快速崛起中感受到的战略压力陡然增长,兼顾中东与亚太两个方向的战略压力增大。 世界其他主要国际力量(俄、印、日、欧以及东盟等)

随美国的战略佯动起舞,跟进调整各自的全球—东亚战略。一些大国或国际力量开始在大西方与中国之间寻找平衡,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出现空洞化或概念化现象。这就既给中国造成了更多的战略压力,也扩大了中国协调与美国和其他主要国际力量之间关系的战略空间,给中国带来更多新的战略机遇。

世界经济形势出现转机。美国继续推进“再工业化”政策,失业率降至7%,经济出现较为强劲的复苏迹象,开始回收实施三轮的“量化宽松”政策;欧盟经济增长出现曙光却依然乏力,南北欧出现经济双速甚或悖速增长局面,影响了欧洲经济复苏进程;日本“安倍经济学”连发“三箭”试水,经济初见起色,但后续政策与绩效仍待观望;发达国家经济总体上继续呈现下沉态势,西方七国GDP总值占全球比例第一次跌至48.2%。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及新兴工业国家增速减缓,各自遇到不同性质与不同程度的困难,对全球经济的拉动力在下降。相反,非洲经济出现少有的连续几年的较快速度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也在经历着重大战略转型。世界各大经济板块,对搭乘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速度增长快车,分享红利的战略期望不仅未变,反而有所上升。 所谓“美国页岩气革命”以及近年在拉美、东地中海及东南亚海域大量油气资源的发现,正在引发国际能源格局的大变动,进而推动全球地缘战略格局调整:无论是资源、市

场,还是全球能源地缘格局都在联动;美国走向能源自给,OECD国家传统能源需求走向负增长,引发国际地缘经济—政治格局大调整;全球能源消费负荷出现自西向东战略转移,所谓东(南)亚—南亚能源需求增长弧形正在形成;能源作为国际政治的工具,正在从能源生产国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易手(伊朗问题即为案例);石油峰值理论式微,气候问题热度急剧下降,等等。以上这些变化,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相应的战略机遇,也使中国加大了对中东的能源战略依赖,在这一战略方向上对中国构成更大战略压力并带来诸多战略不确定性。

大国竞争的战略方向正在发生位移。力量的竞争转向制度—规则竞争。安全层面,美国高调强调所谓“全球安全架构”;经济层面,从新技术产业群的出现与新经济技术规则的确立,到制度与经济发展模式之争,再到全球治理主导权的争夺,同步共进;环境—生态—气候问题已越出技术与发展层面,成为国际战略议题乃至政治正确和人类道德的新标准。令世界瞩目的是,美国主导的,从欧亚大陆两端而来的跨太平洋的TPP与跨大西洋的TIPP谈判悄然展开,标志着以制定标准—制度为先导的,下一轮地缘经济—全球治理战略主导权的争夺已经展开。西方国家借摆脱经济危机之机,加快改革步伐,目标集中于体制创新,转向西方自身已经高度成熟化的庞大市场,打造所谓“布雷顿体系3.0版”。美

国提出的所谓“知识产权密集型”经济产业理念值得人们关注。信息化—数字化即IT—数字网络,正在变成现实生产力和新的技术产业集群,并超越经济技术形成某种巨大的集约力量或核心推动力,打造出所谓“大西方”的概念。大国围绕新兴经济技术战略制高点的卡位已经开始,新的国际规则正在生成,并已开始蚕食和颠覆新兴国家现有经济贸易优势,中小后发国家的战略机遇窗口在缩小关闭中。在全球化进程面临困难之际,有人提出了“再全球化”口号与主张,似乎与全球战略再平衡形成呼应。

这里,笔者提出中国战略再平衡的议题。战略再平衡的内涵似应包括:在旧有平衡被打破的现实下,在推动国际格局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构建新的格局与秩序的平衡。中国外交与国际战略面临多组国际战略关系的再平衡问题,笔者大致罗列如下:大国关系与周边—发展中国家关系之间,东西两个战略方向之间,世界市场—经济贸易与外交—安全层面战略需求之间,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能源战略需求与地缘安全之间。国际安全层面,诸如国内稳定与国际安全之间,中国领土主权安全与谋求区域乃至全球安全治理之间,海洋与陆地之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间,等等。以上诸多组关系的战略再平衡,即可表达为中国对于综合战略平衡的追求,其核心系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之间的平衡,国家安全底线与国家战略目标诉求之间的平衡。故而,中国自身也面

临通过战略调整实现战略再平衡的问题,中国也应不失时机地提出并参与构建全球战略再平衡进程的议题,并在构建这种战略再平衡的进程中,贡献自身的正能量。

中国外交新布局正是在这样的国际格局转型与战略态势急剧变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一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访问亚非欧美22国,彰显了元首外交和首脑外交对中国外交战略大布局的统领作用。同时,中国领导人在北京先后接待了来自欧盟、亚洲、中东、拉美、非洲几十个国家的政要及联合国秘书长。其间,美国高官密集访华。更具全局意义的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将成为中国协调外交、军事、安全等领域,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的最高机构。

中国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推进互利友好合作。中国所谋求的国际战略安全环境,是全球总体安全环境的既定组成部分,且必将对全球总体安全环境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战略作用。当然,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和原则也是清晰而不可动摇的。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中国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

易,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有损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这番话语重心长,奠定了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的坚固基石。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铸造和平与发展的压舱石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之间能否构建并维系和平。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得13亿人口的中国,将在全球事务中奉行的政策、扮演的角色、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环顾当今世界,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如此紧密,史所未见。全球化进程使大国之间形成了荣损相俱的战略利益关联,不仅大大弱化了大国对抗的意愿,而且已成为一种巨大的历史制约力量,极大地降低了冲突与战争的风险,大国之间已经难于重演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灾难。面对如此浩浩荡荡之历史潮流,中国通过自己的外交实践明确回答了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大国定位的疑问,提出中国将摒弃传统大国扩张争霸之路,走出一条和平发展的新型大国之路。

从年初习近平主席首访俄罗斯开始,中国开启了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中,习近平清晰地表明:跟不上时代前进步伐,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这些显然不是新型大国关系。在与普京总统会谈时他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

形势和依然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俄要更加紧密地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双方要重点加大相互政治支持,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努力,坚定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发展复兴;全面扩大务实合作,把两国高水平的政治关系优势转化为实际成果,实现共同发展;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配合,坚决维护两国共同战略安全,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这些意见凸显了中俄关系的本质,也粗略勾勒出了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与要义,并似乎昭示中俄已将双边关系视为新型大国关系之雏形。

毋庸讳言,中国的崛起使中美关系发展为互为战略合作者与竞争者的复杂关系。面对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适时提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议题。早在2012年春季访美时,习近平就已对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看法与建议。习近平指出,中美双方要携手走出一条大国之间的新路。为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双方须持续增进相互理解和战略信任,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努力深化中美合作互利共赢的格局,不断加强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合作。 2013年中美完成领导人换届,双方迎来一个战略关系调

整的重要时机。今年春天,习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举行的“庄园峰会”,就共同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并为此规划了路线图,其核心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强大、成功、繁荣、稳定的中国,愿与中国成为平等伙伴,共同应对一系列全球性挑战。习近平主席期待中美携手合作,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推进器。中美关系虽历经风雨,但总体上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已经建设成为一座摩天大厦。中美双方互相承诺,彼此并未改变各自对对方的政策,即美国无意遏制中国,中国也无意挑战美国的战略利益和全球战略主导地位,以及谋求改变现存国际秩序。中美关系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战略利益交融格局。

此次会晤中,两位领导人还交流了各自治国理政经验和施政理念。当前,朝核、网络安全、钓鱼岛、南海、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地区和全球性问题,考验着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智慧与实践能力。此次两国元首“庄园会晤”就这些重大战略问题进行了充分对话,在具有共识的议题上寻求扩大合作,在尚不具备共识的议题上努力管控分歧。在会晤中,双方既谈合作,也不回避分歧,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深入坦诚。无论是互动的时间和质量、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习奥会”的成果,充分体现了两国元首的政治

智慧与历史担当。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关于“走新路”的提法,“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以及开展“跨越太平洋的合作”的说法,展示了中国大外交、大安全的新思维,由此也呼唤世界各国以同样创新的思维来回应并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将积极推进与其他大国和主要国际力量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无可否认,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才刚刚起步,必然面临诸多挑战。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不单需要加强合作,更需要中美认清并真心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症结所在,恰恰是如何确立战略互信。双方要在彼此了解、理解、尊重基础上的,保持沟通机制顺畅,才能确保清晰认知对方的战略意图、利益偏好和政策底线,对对方的发展有比较稳定的预期,才能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战略关切。这种高质量的战略沟通机制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保障。

正是在此背景下,在接踵而至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以积极的姿态和切实的成果,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丰富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使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实践,向前迈出了扎实的一大步。从公布的会议文件中,人们可以清晰读到中美共同关切的战略议题和经济议题极为广泛,涉及安全—军事、外交、人权、核不扩散—军控、气候变化、海洋法和极地事务、核安全、能

源、汇率自由化、信息透明度、金融稳定、多边框架下的合作(特别是在 IMF、APEC、G20)、贸易与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银行监管,等等,再次表明中美关系的广度深度早已大大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迄今为止,中美两国已建立90多个双边对话和工作机制。此次成立的新机制包括网络工作组、气候变化工作组、国际经济事务磋商、法律顾问磋商、全球发展对话、绿色合作伙伴计划、航空节能减排计划等。双方将反恐事务磋商升格为副部长级,能源政策对话升格为部长级。这些机制的建设与运行充分表达了中美关系的成熟性,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间的关系都难以比拟的,甚至使其他大国关系都相形见绌,将会为两国关系提供持久的发展动力。

当然,新型大国关系并不奢求大国会在所有议题上立场政策一致。在中美关系中,在战略、经济、军事、外交、政治及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不信任与竞争依然存在,而且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彼此间应充分尊重和理解分歧的存在,求同存异,管控分歧。因此,笔者提出,中美关系是否也可仿照经济领域的做法,相互适时给出“负面战略清单”,以厘清中美战略分歧的底线。笔者认为,这一时机已经成熟。 塑造总体有利向好的周边战略大环境

在中央的战略部署下,2013年的中国周边外交可圈可点,打出了一套精彩的“组合拳”。

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要从战略高度分析和处理问题,提高驾驭全局、统筹谋划、操作实施能力,全面推进周边外交。这里,我们提出“战略大周边”的概念,即不拘泥于贴近中国的诸多邻国这个小周边,更要关注向纵深扩散辐射的战略大周边。在这个战略大周边中,中国面临一个无法改变的“硬环境”,即三个“巨型邻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中国与三大邻国的关系,分别主导着中国东北西三个方向的战略态势走向。

在东部战略方向上,尽管近期朝鲜内部的政治变化为半岛形势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但中国仍通过积极的外交活动,增强了在朝鲜半岛问题和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外交主动权。中国高调接待朴槿惠总统访华,显现了中韩战略关系的积极进展,不仅影响了半岛形势,也对中韩日与中韩美这两组关系产生了影响,为地区形势稳定提供了重要的正能量。在中日关系方面,原本40年无事端的钓鱼岛问题纯粹因日本政府“购岛”引发为一场外交灾难,中日关系40年累积构建的战略互惠关系岌岌可危。一年以来,中国有理有力有节有效地应对处置了中日钓鱼岛争端,实现了中国对钓鱼岛海域空域的常态化巡航,在向国际社会申明中国不可动摇的主权立场的同时,也使国际社会接受了中日存在钓鱼岛主权争议这一事实,使日方“不存在争议说”不攻自破。反

观安倍政府的外交战略却受此牵制,尽显疲于奔命之态,而中日关系在中国外交大局的权重、位次则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以大周边战略作为关照,2013年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经营西部战略方向”的外交实践活动十分醒目。笔者所指的中国西部战略方向是:中国西部边境正面的中亚国家,向西南方向依次延伸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相邻国家,接踵相接的孟加拉、印度洋国家,与这些国家比邻的伊朗—西亚北非国家,即所谓大中东区域。这一重要战略地区刚好与我大西部战略方向对接。借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使其战略重心向东移动之际,中国适时推动西向战略,正好将双方在欧亚大陆博弈的战略空间适度拉开,为我西部方向的战略经营与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战略机遇。经营好西部战略方向,可以有效缓解东部的战略压力,有利于稳定东亚战略秩序,可以有效巩固北方的战略成果,并为南下东南亚及非洲的战略前出,提供可靠的战略依托与支撑。

习主席对中亚四国的成功出访引人注目,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有力地扩展了我国西向战略空间。习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国际社会反应强烈。国际社会还注意到,今年李克强总理首访印巴两国,而后巴、印两国首脑接踵访华。对中国而言,印度兼有大国、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三重身份,对中国

的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战略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巴基斯坦与印度同是南亚最重要的国家,中巴是“全天候”的战略伙伴。李克强的南亚之行及印巴政要密集访华,一方面进一步巩固中印、中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在相互投资、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通过“劝和促谈”推动印巴关系正常化,这不仅符合三国的利益,也有助于实现地区稳定。促进印巴和解是中国南亚外交新举措,表明中国政府积极展开南亚新外交,积极推动南亚次大陆构建和平合作的友邻关系。以中印关系带动中巴关系,以经济关系推动政治关系,促进地区安全稳定。中国提出的建设中缅孟印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以及适时启动中—巴—伊朗油气管道项目的倡议,可以看作是这一重大政策的直接体现。

在南部方向上,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一直以来发展顺利,今年习主席和李总理对东盟国家的接续出访,成果多,影响大,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外交突破。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讲演时,提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等系列战略构想,极大地鼓舞了东盟国家向好调整与中国战略关系的信心。通过一年的外交努力,被炒得越来越敏感的南海问题热度趋冷,在全球乃至区域安全的重要性下降。

中国是亚太安全稳定的受益者。过去30年,中国改革开放受益于周边长期稳定安全的国际环境,受惠于南海等重要国际航道安全自由通航的大环境。中国是亚太安全机制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地区安全合作的有力倡导者和坚定维护者。

建设新型发展中国家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2013年,习近平首次出访即将出席金砖国家峰会与访问非洲国家结合在一起,凸显了中国外交新战略对非洲大陆的重视,着眼于夯实发展中国家这一中国外交的基石。在坦桑尼亚的讲演中习近平指出,“当前,中非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所谓天时,就是指今天的非洲是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大陆,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中非之间存在重大的相互需求;所谓地利,是指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双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谓人和,是指当前的中非间良好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关系。当前,金砖国家正在逐步成为重大世界经济和政治问题开展对话和合作的机制。推进“金砖”平台的机制建设,将成为发展新兴大国合作的切入点,以及创新全球治理机制的试验田。从峰会取得的重要成果和习主席的主旨讲话可以看出,中国外交更加强调藉由新兴大国间的战略协调推动改革国际体系。

中共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把“公共外交”和“全球治

理”写进文件,表达了中国准备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公共外交”和“全球治理”都是大国应有之物。习近平主席讲:“不论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发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一年中,中国政府相继提出“突出互利共赢”“追求公平正义”“弘扬中华文化”“提供公共产品”“倡导新型义利观”“承担国际责任”等一系列外交新提法,展现出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中国的大国外交之道,明显区别于以往传统大国外交角逐权力和争夺霸权的外交,更无意于在周边地区扩张地盘。中国的大国外交之道,也不再仅仅强调“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而且强调“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同利益”。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发展不可能顺利,更何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中国要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大局,妥善化解与有关国家的分歧和矛盾,让长期把持国际体系主导权的西方大国,和现存国际体系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都能以某种方式、某种程度接受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邓小平晚年曾一再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中国即使发展了强大了,也决不做超级大国,决不欺负别的国家。这就是崛起的中国所将担负的最大的国际责任。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体系最重要的参与者、推动者,并将成为改革者和引领者。近年,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治理

贡献良多,中国已经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应站在“全球公域”治理的前沿,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统一;加大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积极参与国际制度、体制的创新;中国在推进自身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在道德制高点上认同人类共同利益。中国将更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处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作,积极推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极地、太空等全球性问题。中国将积极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更加积极有为地推动国际体系的变革与完善,充实和完善国际治理体系。

中国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为世界的机遇”。面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都需要赋予新的内涵:和平——避免世界战争,不与现行国际体系(即整个西方体系)对抗,不与大多数周边国家对抗,在国际舆论环境中确立中国的非好战国家形象;发展——转变发展方式,继续保持较高速增长,提高中国人民的福祉,把国内矛盾控制在可控的低水平上,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不仅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更要打造中国对外开放与合作的升级版。中国将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并将中国发展的红利惠及国际社会。

范文七:中国“大外交”布局初定

2013年6月2日,新华社发自西班牙港的一条电讯,格外引人注意,登上各门户网站首页头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日和2日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都西班牙港,分别会见圭亚那总统拉莫塔尔、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理斯潘塞、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格林纳达总理米切尔、巴哈马总理克里斯蒂、牙买加总理辛普森・米勒,同他们就加强双边友好合作及中国同加勒比地区整体关系交换意见……

从表面看,这条电讯并无特别之处,属于正常国事访问,但稍一分析就会发现,消息背后相当不寻常。这些加勒比国家并不在中国的传统友好国家名单内,相反一直是美国的“后院”。如今,这些国家领导人纷纷飞到西班牙港,与中国国家主席会晤,透露出的绝不是礼节性外交信息,而是中国外交战略布局和新思维―“大外交”。

布局“大外交”出访美国“后院”

习近平是5月31日上午9时许,偕夫人彭丽媛乘专机从北京启程,开始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三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这三个国家,属于中国外交官眼中的“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国家。之后,习近平还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非正式会晤。

这是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踏访美洲,也是其任上第二轮国事出访,所以习近平的“美洲之旅”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国内媒体认为,习近平二次出访选择中美洲,说明这一地区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开始上升,也表明中国对拉美国家外交关系的重视,是新时期中国的“大外交姿态”。

《新京报》6月2日的社论称,与南美各国不同,中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传统上是中国外交的薄弱环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乃至整个加勒比英语区,是首次迎接中国国家元首到访;哥斯达黎加直到2007年才与中国正式建交;墨西哥和中国建交较早,互访较频繁,但双边关系的发展,在一些方面不尽如人意。

纵观整个中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仍存在较多非中国邦交国的地区。习近平此次访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块中国外交“木桶”上的短板。

习近平二次出访选择拉美,并不仅仅是媒体认为的“补短板”的需要,而是中国“大外交”布局中必须要走出的一步棋。

就在习近平启程访问拉美的当天,即5月31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刚结束了他的“拉美之旅”,赶在习近平到访之前,完成了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伦比亚及巴西的国事访问。5月28日拜登在会晤加勒比海15国领导人时强调,美国在该地区投入巨大,并将继续扩大投资。这番讲话明显是与中国在争夺“客源”,以稳定美国的“后院”。

国际媒体对此看得颇为清楚,英国媒体援引本国专家的话称,习近平二次出访的行程放在拉丁美洲和北美,除了具体的利益诉求之外,还有一个全球外交布局的问题。并断言,“从这个全球外交布局来看,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大国”。

所以,拉美多国媒体称,中国国家主席对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访问是“历史性”的。

“庄园外交”与“新型大国关系”

习近平“美洲之旅”的重头戏,显然是对中美洲三国的国事访问,但最让媒体关注的,是习近平访问行程最后的安排:6月7日、8日,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非正式会晤。

这次“习奥会”,是一次“不打领带”的会晤。亮点之一是会晤地点的选择,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安纳伯格庄园,这种安排被媒体称为“庄园外交”。

庄园外交,对于中国国家领导人来说并不陌生,也非第一次。早在2002年10月25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便曾与美国时任总统布什开展过这种外交。当时,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地点设在有“西部白宫”之称的克劳福德农场,布什邀请江泽民夫妇在农场内参观,还亲自为他们驾车。

此后,已卸任的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都曾有过“庄园外交”的经历。但是,习近平这次“庄园外交”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最明显的是两国领导人首次见面时间,比以往中美领导人会晤,大大提前了。

有细心的学者作了比较,胡锦涛和江泽民在任国家时,首访美国时间分别是在上任3年后和4年后,而习近平在上任仅2个多月后,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显得非常快速。

还有,原计划习奥二人的最早见面,是在今年9月于俄罗斯举行的G20峰会上,现在提前了三个月,可见中美两国都“不想等”了,凸显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互相“走近”的愿望强烈。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做客深圳卫视时透露,“习奥会”是由中美两国智库共同促成的,而非美国一方,早在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之前的一月份,两国智库就开始动起来了,美国智库更为积极。

5月29日,美国白宫发言人提前透露了“习奥会”的议程安排,涉及朝鲜半岛局势、亚洲地区稳定、两军关系扩展、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五个方面重要议题。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成为会晤的关键词之一,不少美国学者及媒体也希望双方就此展开深入对话。

“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外交概念,是中国于2012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正式提出的。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再次强调这一中美外交关系新概念。2013年4月刚担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资深外交家崔天凯,在谈到本次“习奥会”时称,这次会晤多方面都是空前的,是中美两国日后扩大合作、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契机。

美国《侨报》称,中美要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如何相处”这个“古老的问题”寻找“新的答案”,书写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未来,这就是中国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问题的实质。

实际上,“新型大国关系”还是习近平“大国梦”治国思想下的“大外交”布局的具体实践理论之一。观察人士分析,中美这次“庄园外交”,是给中美两国未来外交关系“定基调”。进一步讲,“习奥会”在某种程度上,将重新界定世界未来局势。   媒体还认为,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正式的国事访问前,先非正式地私下会晤,对两国领导人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消灭“互信赤字”更有帮助。

习近平的大外交表现受到政治家们的关注。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称,“习近平是一个自信且思路清晰的国家领导人,对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有清楚的概念。他不仅是一位机敏成熟的政治家,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跨越喜马拉雅山的握手”

与拉美国家建立可靠的“双赢”关系,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并不是中国新时期“大外交”的全部内容。李克强就任国务院总理后首访,选择印度、巴基斯坦、瑞士和德国等“亚欧四国”,则是中国“大外交”战略在另外领域的反映。

《周末画报》一篇题为《习李外交布局普遍定》文章分析称,在中国政治中,国家主席统管战略外交,总理负责经济政策,因此对习李外交初步布局的简单分析就是,对于本届政府目前而言,外交战略重中之重是美、俄两大国外交;其次注重金砖国家组织的主体性;另外非洲和拉美战略也很重要。

李克强的首访,正是这种外交思路的选择,显示出中国已将印度置于全球战略层面的考虑范围,这是中国上一届政府外交思维中所没有的。

在中国西南部,印度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这不仅体现在中印边界争端尚未解决,还表现在通过稳定的中印关系,中国西南部的边疆安全将得到保障;并且通过强化中印经贸合作关系,中国西南部的经济落后局面也会大为改观,这与中国以经济发展促进地方稳定的思路是一致的。

5月19日至27日,李克强正式开始自己就任国务院总理后的首访,第一站选择印度。这个选择相当不易,且十分少见,出访前,中印“帐篷对峙”仍没有解除。所以,稳定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是世界上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大外交”布局的需要。

这是一次“跨越喜马拉雅山的握手”。李克强以“令人吃惊的迷人与随和”增强互信、直面中印僵局,消弭“中印对抗论”,访问取得了成功。而李克强的幽默和坦诚,也为中国“大外交”战略平添一份风采和自信。

为中印两国媒体广泛报道的一件事是,李克强在印度发表首场演讲,正当他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致谢时,话筒发出一阵噪音。待话筒修复,李克强接了一句,“这是前奏,表示下面即将有郑重的讲话”, 化解了现场尴尬。而一句“天空中的几朵云彩是遮不住中印两国友好的灿烂阳光的”,更是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有媒体分析,李克强的访问属于“经济外交”,系“以经促政”,旨在通过加强经济合作,换来更加有利于中方的战略政治、外交格局。虽然印度也是金砖国家,但中印之间有边境冲突和西藏问题,此次李克强访问新德里和孟买,通过许诺对印度开放中国市场,加强中印经济互信,从而缓解中印矛盾。

李克强随后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又成为新闻焦点。巴政府出动6架战斗机为李克强来访护航,甚至暂时停了首都的手机网络信号,可见巴基斯坦对中国总理到访的重视。在中国外交界,一直有“巴铁”的说法,意思是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很铁很紧密。而李克强不忘访问“中国的老朋友”,也应是出于“大外交”战略的考虑,中国需要巴基斯坦这样一个“铁杆兄弟”。

李克强首访的“欧洲时间”,选择瑞士和德国,则反映了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又一外交新思路:借自由贸易融化欧洲对华贸易壁垒,拆解美国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和美―欧盟自贸组成的联盟,从而在经济领域实现中国外交的大突破。

“全球外交思维”与“主动出牌”

其实,中国新一届政府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外交布局,在今年3月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李克强出任国务院总理后,国内外人士就开始思考了。

现在看来,最早确定中国未来10年“大外交”基调,即所谓“全球外交思维”,应该是从今年3月份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的首访开始的。

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当月,即于3月22日至30日,访问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共和国,并出席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峰会”,同巴西、印度领导人进行了会晤。

习近平首访第一站选择俄罗斯,与上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首访选择是一致的,这充分反映出俄罗斯在中国“大外交”战略中的特殊地位,是中国外交实施全球战略的考虑。

不同的是,与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相比,习近平首访时间提前了2个多月,这说明习近平的外交战略思想更积极,不是“被动接招”,而是“主动出牌”。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曾提出中国版的“再平衡战略”,认为中国应该西进,以平衡美国东进“再平衡战略”的冲击。而要想成功西进,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将是中国要重点打交道的国家。

俄罗斯无论是在全球战略层面,还是在中国西北部的外部安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都必须强化与俄罗斯的合作。所以,习近平首访选择俄罗斯是可以想到的。

习近平随后访问非洲国家,则被解读为中国新一届政府领导人在外交思路上更重视非洲的一个信号。对于中国而言,非洲不仅仅是资源供给地,其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影响力也是中国看重的。在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已经得到大跨步发展,而习近平的出访则进一步巩固了传统的中非关系,为“大外交”稳住了一个支点。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与李克强两位国家领导人的外交风格比较个性化,语言比较平白,容易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新领导层在外交开局中展现的自信与务实,让人眼前一亮。

除了习近平、李克强,其他国家领导人也默契配合,积极展开“大外交”攻势:5月初,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出访阿根廷与委内瑞拉这两个重要的南美洲国家;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蒙古;外交部长王毅访问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等东南亚四国。   5月底,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访问非洲津巴布韦,并前往埃塞俄比亚出席非盟峰会;政协主席俞正声访问芬兰、瑞典、丹麦等北欧三国……外交活动相当密集。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大外交”战略中,近来与中国闹得很凶的日本与菲律宾,却不在访问对象中,也许是有意“冷落”之。

在中国主要领导人主动出访的同时,还积极邀请外国政要到中国访问,法国、澳大利亚、巴勒斯坦、以色列等国的30多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议会领导人先后访华。

有媒体做了一个统计,新一届政府履新不到百天,中国已和联合国成员国中超过1/4的国家开展了最高层级互访交流活动,足迹遍及亚、非、拉、美、欧。选择既有重点,又注意平衡,如访印度同时,访巴基斯坦;首访俄罗斯后,不忘和美国总统“庄园外交”。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就此认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地点的选择,是对“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这一外交指导方针的具体落实,展现了新时期全方位、多层次、多支点的中国“大外交”思维。

这种思维,是“大国梦”组成部分,有非常强的张力和发挥空间!

从随访人员看外交栗战书任“特别助理”

尽管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出访随员精简,但细看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拉丁美洲的陪同人员名单仍可发现,早前颇受好评的“夫人外交”仍打头阵,商务及能源等部门首长随访则体现中国意欲加强中拉商贸和能源合作,可谓看点多多。

在官方公布的随访人员名单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排在第一位。在习近平3月访问俄罗斯期间,彭丽媛参加多项公益和慈善活动,赢得广泛好评。此次陪同习近平出访拉美及美国,彭丽媛继续发挥亲善大使的作用,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一抹亮色。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排在今次出访名单的第二位。中央政策研究室通常为中央决策提供重要建议和咨询,王沪宁在此行中扮演“高级政策顾问”的角色。中办主任栗战书也出现在随访的名单中,他将全程履行“特别助理”的重要职责。查阅国家主席历年出访的资料不难发现,中办主任一般都会作为“特别助理”出现在领导人左右。从外交部长任上履新的国务委员杨洁篪,是习近平最重要的外交副手,在确定中国对外政策等方面提出建议。与此同时,按照惯例,外交部长王毅及美大司和拉丁司司长也出现各种会谈会见中。

范文八:中国布局留学外交

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换上了985大学的毕业生,以后这样的情形可能会越来越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访问埃塞俄比亚时曾经对总统穆拉图・特肖梅提到一起在北大的岁月,惊奇地发现两人都在学校西南部居住,他们是北大的同届毕业校友,但是读书的时候不认识。穆拉图读哲学,李克强读法律。

2014年4月2日,哈萨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卡里姆・马西莫夫被总统重新任命为政府总理。这位总理的学生时代在中国度过,马西莫夫曾在20多年前先后就读于北京语言学院和武汉大学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马西莫夫和穆拉图是目前为数不多的曾在中国接受较完整高等教育(而不是短期进修)的外国领导人。

让各国精英阶层的子弟来到中国留学,这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表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来华留学的青年回国后一批批走入中坚阶层,中国也到了能在国家领导层遇到本国高校校友的阶段。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曾说:“文化交流影响的是精英,一两个关键的联系就可能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

马西莫夫曾在2012年率高规格代表团出席第二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会见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时,他表示,对哈萨克斯坦来说,中国新疆是好邻居、好伙伴。

穆拉图・特肖梅能说一口流利汉语,谈起中国的历史文化也头头是道。这一切都缘于读高中时,他所在的学校获得了保送学生到中国留学的名额,他成了被选送的对象。在中国多年的学习生活为穆拉图日后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穆拉图表示,他对中国很有情缘,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以后他要常常回中国看看,更多地为埃中友谊作贡献。

更多担任领导层的是国防大学和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的校友。

刚果(金)总统约瑟夫・卡比拉曾经在国防大学学习。1998年,这位当时的刚果(金)民主共和国总统之子以刚果(金)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的身份来到国防大学,参加为期半年的高级指挥员班培训。在国防大学老师和同学的眼里,卡比拉非常重感情,虽然他在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就任总统后依然不忘母校的一点一滴。

2002年,卡比拉以刚果(金)总统的身份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曾请求外交部帮助安排他回母校探望。当母校再次出现在眼前时,卡比拉显得非常激动,他回到曾经住过的宿舍、曾经上过课的教室,并向陪同访问的官员讲述了当年老师和同学们为他庆祝27岁生日的情景。

除国防大学外,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的外国学员中,已经出了5位总统、1位副总统、1位总理、8位国防部长。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每年都承担数十个国家百余名军事留学生的培训任务,先后为100多个国家培养3300多名军事留学生,许多学员学成回国后在本国军队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8年8月,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马利用观看北京奥运会机会,专程到母校南京陆军指挥学院访问。

一位高级官员如果拥有某国的留学背景,往往会被认为对这个国家有亲近感,甚至于被归纳为“亲某派”,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是留美幼童,蒋中正则有留日经历,一个人在世界观确立的青年时代受到一国语言风格的影响,难免会对日后的行事有所影响。

这种影响对一些国家来说可能是一种担忧,比如一种对被影响和洗脑的恐慌。

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美国专门为苏联打造了“研究生与青年学者交流”项目,提出接收1万名苏联学生赴美留学,费用全部由美方承担。不过,最初苏联只答应每年20个交流名额。后来影响戈尔巴乔夫政治倾向的关键人物雅科夫列夫,就是这个交流项目的第一期学生。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谈到雅科夫列夫的作用时曾说:“文化交流影响的是精英,一两个关键的联系就可能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

中国的来华留学教育,起步之初就带有外交的色彩。1950年,中国接收了首批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33名留学生。截至1978年,中国共接收了主要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12.8万名留学生,而且几乎都是中国政府提供奖学金。

穆拉图就是在1976年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的。不过,直到21世纪初,中国都未在意留华教育对于公共外交的作用。2010年公布的《留学中国计划》,表明中国政府开始以前瞻性的视角来布局留华教育。

非洲历来在中国的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国“留学外交”的重要着力点。2012年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政府宣布实施“非洲人才计划”,3年内为非洲培训3万名各类人才,提供1.8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

英国爱丁堡大学非洲问题学者肯尼斯・金曾专门研究中国与非洲的教育交流。他表示,在为非洲国家提供短期留学奖学金项目上,中国甚至已经超过了英联邦国家。“之前的奖学金受益者中,如今已有不少人在非洲位居重要的岗位,中国也将此视为在非洲软实力的提升。”他表示,中国针对非洲国家的奖学金总体上偏向应用科学,但同时也有培养“未来领袖”的考虑,比如有些项目专门针对大学校长和各领域的专业人士。不过肯尼斯・金认为,非洲赴华留学生人数增加的原因,更多的还是市场因素而非政治因素,因为在华非洲留学生中大多数还是自费的。

随着中国在经济、政治上日渐增长的影响力,熟练掌握中文对从事外贸工作的人会大有裨益。比起其他受欢迎的国家如西欧、澳洲和日本,在中国学习花费更低廉。于是,来华学习语言的留学生急剧增加。

美国政府会提供出国学习的奖学金,目的在于鼓励年轻人学习外语,尤其是那些对美国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外语,包括中文、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俄语。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有希望成为外交官或翻译人员,然后在国务院、国防部或中央情报局任职。

2013年,排名前10位的来华留学“生源国”依次为韩国、美国、泰国、日本、俄罗斯、印尼、越南、印度、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这些国家虽然算不上都那么“友好”,但都是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相关度较高的国家。“留学中国”规模的扩大,带有明显的市场导向特征,这与建国之初的留华教育有很大的不同。   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的“留学外交”布局,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结合地缘政治、战略利益考虑而展开的。针对奥巴马在2009年提出的实现10万美国学生留华的“10万强”计划,中国政府承诺为希望留华的美国学生提供2万个奖学金名额。在中国针对留华学生的政府奖学金中,设有中国-欧盟学生交流项目、中国-东盟大学组织项目。此外,中国与巴基斯坦2005年达成了为巴培养1000名博士的协议,为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其他南亚国家也提供每年数十个奖学金名额。

中国教育部数据显示,在中国留学的国际学生人数,2001年约6万,2013年增加到约36万。2012年,中国成为继美国(国际学生约80万)和英国(国际学生近50万)之后,世界第三大留学生接收国。根据教育部2010年颁布的《留学中国计划》,中国制定了在2020年接收50万来华留学生的目标。从现状和趋势看,中国已经具备了通过留华教育拓展软实力外交的条件。

把留学教育作为公共外交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手段,已在欧美发达国家运作了相当长时间。

二战结束以来,全球有超过200位前任或现任国家领导人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曾说:“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没有比那些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世界领导人的友谊更有价值的资产了。”

“我们必须向世界提供的是知识精英和领袖人物,而不仅仅是面包、牛奶、资金和石油。”1940年代,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在游说美国政府设立富布赖特奖学金项目时曾这样说。该项目是美国首个也是目前影响最大的政府资助的教育交流项目,被称作美国公共外交的“旗舰”。截至2011年,155个国家的超过30万人通过该项目在美接受教育,这些人中有29人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

约瑟夫・奈曾撰文称,国际学生回国后往往会更加认可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多年来累积的数百万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留学生群体,创造了对美善意的一个来源。维基解密资料显示,美国把在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视为潜在的盟友,也有完善的组织和机构跟踪这些“潜在盟友”的动向。日本和韩国都设有相应政府职能部门,把国际学生作为公共外交的对象。据统计,曾在中国留学的人士当中,有40余人在本国担任了副部长以上职务,有近20人先后担任驻华大使,约60人任驻华使馆参赞。

中国留学教育的公共外交功能,在短期内可能很难达到美国那样的效果,但已经成为努力的方向。

范文九:中国布局“留学外交”

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曾在北京大学留学,李克强总理5月4日将访问该国。

在今年4月2日,哈萨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卡里姆・马西莫夫被总统重新任命为政府总理。马西莫夫曾在20多年前先后就读于北京语言学院和武汉大学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去年10月,曾在北京大学留学并获得国际政治硕士学位的穆拉图・特肖梅,当选埃塞俄比亚总统。马西莫夫和穆拉图是目前为数不多的曾在中国接受较完整高等教育(而不是短期进修)的外国领导人。而把留学教育作为公共外交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手段,已在欧美发达国家运作相当长时间。

二战结束以来,全球有超过200位前任或现任国家领导人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曾说:“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没有比那些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世界领导人的友谊更有价值的资产了。”而不管从中国现实还是国际经验看,以政治、经济利益为驱动的留华教育是中国提升软实力的很好切入点。

留学教育的外交角色

“我们必须向世界提供的是知识精英和领袖人物,而不仅仅是面包、牛奶、资金和石油。”1940年代,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在游说美国政府设立富布莱特奖学金项目时曾这样说。该项目是美国首个也是目前影响最大的政府资助的教育交流项目,被称作美国公共外交的“旗舰”。截至2011年,155个国家的超过30万人通过该项目在美接受教育,这些人中有29人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 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曾在武汉大学念本科,而5月20、21日,由哈萨克发起的亚信会议将在上海举行峰会。

英国高教机构ExEdUK前不久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球177个央行行长之中,有32位曾在英国接受过高等教育。在《Who’s Who》国际名人录中,有407位非英籍人士曾在英国上过大学。这些国际名人中,有86位活跃在政界,其中有47位政治家、20位大使或高级代表、19位政府高官。该报告称,虽然还不清楚这种“联系”如何发挥作用,但政府应该将此作为提升英国软实力的必要政策手段。事实上,英国把教育作为外交工具的历史比美国更悠久。1902年,当时的英国首富塞西尔・约翰・罗兹设立的罗兹奖学金,初衷就是为了在英联邦国家中培育“未来领袖”。富布莱特本人就是该项目的受益者,他推动设立富布莱特奖学金也是受此启发。

留学教育如何在外交上发挥作用,目前还鲜有严肃的学术论证,但美国外交中对教育交流的偏好,已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其效果。富布莱特奖学金项目设立后不久,美国即将其作为冷战工具。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美国还专为苏联打造了“研究生与青年学者交流”项目,提出接收1万名苏联学生赴美留学,费用全部由美方承担。不过,最初苏联只答应每年20个交流名额。后来影响戈尔巴乔夫政治倾向的关键人物雅科夫列夫,就是这个交流项目的第一期学生。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谈到雅科夫列夫的作用时曾说:“文化交流影响的是精英,一两个关键的联系就可能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

冷战结束后,留学教育褪去了意识形态对抗色彩,但施展战略影响力的功能却更加明显。2002年,当时的布莱尔政府曾施压牛津大学接收卡扎菲的次子赛义夫,以配合英国改善与利比亚关系。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依然把留学教育作为施展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工具。维基解密公布的2010年2月的一条电文中,一位利比亚政府官员告诉美方:“利比亚有大约4000人毕业于美国高校,其中不少人都担任有影响力的职务,这对发展两国关系是巨大的优势。”普京在2012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务必要扩大俄罗斯教育和文化在世界的存在,尤其是在那些有相当数量说俄语或懂俄语的人的国家。”在印度对阿富汗的援助中,就包括每年向阿富汗学生提供650个奖学金名额。

中国布局“留华教育”

中国的来华留学教育,起步之初就带有外交的色彩。1950年,中国接收了首批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33名留学生。截至1978年,中国共接收了主要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12.8万名留学生,而且几乎都是中国政府提供奖学金。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就是在1976年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的。不过,直到21世纪初,中国都未在意留华教育对于公共外交的作用。2010年公布的《留学中国计划》,表明中国政府开始以前瞻性的视角来布局留华教育。

2013年排名前10位的来华留学“生源国”依次为韩国、美国、泰国、日本、俄罗斯、印尼、越南、印度、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这些国家虽然算不上都那么“友好”,但都是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相关度较高的国家。“留学中国”规模的扩大,带有明显的市场导向特征,这与新中国建国之初的留华教育有很大的不同。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的“留学外交”布局,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结合地缘政治、战略利益考虑而展开的。针对奥巴马在2009年提出的实现10万美国学生留华的 “10万强”计划,中国政府承诺为希望留华的美国学生提供2万个奖学金名额。在中国针对留华学生的政府奖学金中,设有中国-欧盟学生交流项目、中国-东盟大学组织项目。此外,中国与巴基斯坦2005年达成了为巴培养1000名博士的协议,为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其他南亚国家也提供每年数十个奖学金名额。

非洲历来在中国的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国“留学外交”的重要着力点。2012年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政府宣布实施“非洲人才计划”,3年内为非洲培训3万名各类人才,提供1.8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英国爱丁堡大学非洲问题学者肯尼斯・金曾专门研究中国与非洲的教育交流。他对《南风窗》表示,在为非洲国家提供短期留学奖学金项目上,中国甚至已经超过了英联邦国家。“之前的奖学金受益者中,如今已有不少人在非洲位居重要的岗位,中国也将此视为在非洲软实力的提升。”他还表示,中国针对非洲国家的奖学金总体上偏向应用科学,但同时也有培养“未来领袖”的考虑,比如有些项目专门针对大学校长和各领域的专业人士。不过肯尼斯・金认为,非洲赴华留学生人数增加的原因,更多的还是市场因素而非政治因素,因为在华非洲留学生中大多数还是自费的。

拓展软实力外交

中国教育部数据显示,在中国留学的国际学生人数,2001年约6万,2013年增加到约36万。2012年,中国成为继美国(国际学生约80万)和英国(国际学生近50万)之后,世界第三大留学生接收国。根据教育部2010年颁布的《留学中国计划》,中国制定了在2020年接收50万来华留学生的目标。从现状和趋势看,中国已经具备了通过留华教育拓展软实力外交的条件。

约瑟夫・奈曾在媒体上撰文称,国际学生回国后往往会更加认可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多年来累积的数百万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留学生群体,创造了对美善意的一个来源。维基解密的资料显示,美国把在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视为潜在的盟友,也有完善的组织和机构跟踪这些“潜在盟友”的动向。日本和韩国都设有相应政府职能部门,把国际学生作为公共外交的对象。据统计,曾在中国留学的人士当中,有40余人在本国担任了副部长以上职务,有近20人先后担任驻华大使,约60人任驻华使馆参赞。中国留学教育的公共外交功能,在短期内不可能达到美国那样的效果,但应该成为努力的方向。

留华教育在中国公共外交中扮演多大角色,也受制于软实力现状和增长潜力。作为“软实力”这一词汇的创始者,约瑟夫・奈对中国的软实力前景并不看好。在他看来,中国除了文化产业、高等教育实力远不及美国,政治因素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变量。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葛莱仪表示,短期来看,中国的软实力策略将会呈现临时性、被动反应性特征,旨在回应中国威胁论以及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但肯尼斯・金的视角明显不同,他认为,当考察中国在非洲的教育和培训项目时,“软实力”这个词本身很可能就不正确。“这个词是用来描述欧美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相比之下,把中国对非洲的介入看作是更为平等的‘南南合作’更合适些。无论是高等教育交流还是更为直接的生意往来均是如此。”

范文十:中国布局“留学外交”

在今年4月2日,哈萨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卡里姆・马西莫夫被总统重新任命为政府总理。马西莫夫曾在20多年前先后就读于北京语言学院和武汉大学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去年10月,曾在北京大学留学并获得国际政治硕士学位的穆拉图・特肖梅,当选埃塞俄比亚总统。马西莫夫和穆拉图是目前为数不多的曾在中国接受较完整高等教育(而不是短期进修)的外国领导人。而把留学教育作为公共外交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手段,已在欧美发达国家运作相当长时间。

二战结束以来,全球有超过200位前任或现任国家领导人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曾说:“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没有比那些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世界领导人的友谊更有价值的资产了。”而不管从中国现实还是国际经验看,以政治、经济利益为驱动的留华教育是中国提升软实力很好的切入点。

留学教育的外交角色

“我们必须向世界提供的是知识精英和领袖人物,而不仅仅是面包、牛奶、资金和石油。”1940年代,詹姆斯・威廉・富布莱特在游说美国政府设立富布莱特奖学金项目时曾这样说。该项目是美国首个也是目前影响最大的政府资助的教育交流项目,被称作美国公共外交的“旗舰”。截至2011年,155个国家的超过30万人通过该项目在美接受教育,这些人中有29人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

英国高教机构ExEdUK前不久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球177个央行行长之中,有32位曾在英国接受过高等教育。在《Who’s Who》国际名人录中,有407位非英籍人士曾在英国上过大学。这些国际名人中,有86位活跃在政界,其中有47位政治家、20位大使或高级代表、19位政府高官。事实上,英国把教育作为外交工具的历史比美国更悠久。1902年,当时的英国首富塞西尔・约翰・罗兹设立的罗兹奖学金,初衷就是为了在英联邦国家中培育“未来领袖”。

留学教育如何在外交上发挥作用,目前还鲜有严肃的学术论证,但美国外交中对教育交流的偏好,已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其效果。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美国还专为前苏联打造了“研究生与青年学者交流”项目,提出接收1万名前苏联学生赴美留学,费用全部由美方承担。不过,最初前苏联只答应每年20个交流名额。后来影响戈尔巴乔夫政治倾向的关键人物雅科夫列夫,就是这个交流项目的第一期学生。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依然把留学教育作为施展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工具。维基解密公布的2010年2月的一条电文中,一位利比亚政府官员告诉美方:“利比亚有大约4000人毕业于美国高校,其中不少人都担任有影响力的职务,这对发展两国关系是巨大的优势。”

中国布局“留华教育”

中国的来华留学教育,起步之初就带有外交的色彩。1950年,中国接收了首批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33名留学生。截至1978年,中国共接收了主要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12.8万名留学生,而且几乎都是中国政府提供奖学金。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就是在1976年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的。不过,直到21世纪初,中国都未在意留华教育对于公共外交的作用。2010年公布的《留学中国计划》,表明中国政府开始以前瞻性的视角来布局留华教育。

2013年排名前10位的来华留学“生源国”依次为韩国、美国、泰国、日本、俄罗斯、印尼、越南、印度、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这些国家虽然算不上都那么“友好”,但都是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相关度较高的国家。“留学中国”规模的扩大,带有明显的市场导向特征,这与新中国建国之初的留华教育有很大的不同。

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的“留学外交”布局,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结合地缘政治、战略利益考虑而展开的。针对奥巴马在2009年提出的实现10万美国学生留华的“10万强”计划,中国政府承诺为希望留华的美国学生提供2万个奖学金名额。在中国针对留华学生的政府奖学金中,设有中国―欧盟学生交流项目、中国―东盟大学组织项目。此外,中国与巴基斯坦2005年达成了为巴培养1000名博士的协议,为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其他南亚国家也提供每年数十个奖学金名额。2012年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政府宣布实施“非洲人才计划”,3年内为非洲培训3万名各类人才,提供1.8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

拓展软实力外交

在中国留学的国际学生人数,2001年约6万,2013年增加到约36万。2012年,中国成为继美国(国际学生约80万)和英国(国际学生近50万)之后,世界第三大留学生接收国。中国制定了在2020年接收50万来华留学生的目标。从现状和趋势看,中国已经具备了通过留华教育拓展软实力外交的条件。

据统计,曾在中国留学的人士当中,有40余人在本国担任了副部长以上职务,有近20人先后担任驻华大使,约60人任驻华使馆参赞。中国留学教育的公共外交功能,在短期内不可能达到美国那样的效果,但应该成为努力的方向。

(摘自《南风窗》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