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

论余秋雨的散文

毕 业 论 文

题目:

学 院: 陆丰电大

姓 名: 林彩屏

学 号: 1144001406132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年 级: 11春

指导教师: 洪文宜

二0一三年 四 月二十七日

目 录

内容摘要 ................................................ 3

一 体裁的创新„„„„„„„„„„„„„„„„„„„„„„ 4

二 对小说艺术形态的借鉴„„„„„„„„„„„„„„„„„ 4

1、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4

2、历史现场还原似的虚拟,丰富的艺术想象„„„„„„„„5

三 散文创作中的“戏剧表现”„„„„„„„„„„„„„„„ 5

1、戏剧形态与散文形态的相互融合„„„„„„„„„„„„5

2、丰富的想象和悲悯的人文情怀„„„„„„„„„„„„„6

四 强调“崇高”„„„„„„„„„„„„„„„„„„„„„ 6

五 文化的沧桑感„„„„„„„„„„„„„„„„„„„„„ 7 注释„„„„„„„„„„„„„„„„„„„„„„„„„„„8 参考文献„„„„„„„„„„„„„„„„„„„„„„„„„8

内容提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余秋雨的散文力作《文化苦旅》开创了一种新的写作潮流,“文化散文”兴盛起来。其散文主旨非凡宏大:文化传承、人格建构、历史与民族等等。余秋雨散文不仅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也得到许多评论家的好评。他的散文独特之处在于,打破了传统散文文体的束缚,开创了散文的一代新风。本文拟就其散文艺术特色的五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第一,体裁的创新;第二,对小说艺术形态的借鉴;第三,散文创作中的“戏剧表现”;第四,强调“崇高”第五,文化的沧桑感。当代文坛群星璀灿,优秀的文艺作品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而余秋雨的散文却恰似一株奇葩傲立苍穹,格外引人注目。他的散文独特之处在于,打破了传统散文文体的束缚,开创了散文的一代新风。他将散文艺术有机的融合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史学当中,深入浅出的将深奥的历史文化展现于世人,表现出了一种历史浓郁的厚重感与沧桑感。他的散文是澄澈精致、万物溶情的,同时也是兼收并蓄且耽思旁讯的,这是一种知识的积淀、理性的升华,它可以启人心智、教化人伦。

关键词:余秋雨;文化散文;创新;文化沧桑;崇高。

一、体裁的创新

在散文家苦苦求索,而没能改变散文面貌的情况下,余秋雨横空出世,他夹带着悠远的历史,博大的地理,以及苦楚行走的文人豪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散文模式,即体裁以“故事+诗话语言+文化哲理”为标志的秋雨体。余秋雨写出的系列作品,在散文界赢来一片喝彩之声,更有后来者摹仿其手法,也同样博得了交口称赞。余秋雨创作的系列文章,境界之高,文笔之美,在散文界罕见,且令人荡气回肠。一般散文作家难以望其项背,当代散文家也大都难有其深刻内涵。这种风格的形成,要有多种因素的有机融合,这些因素是:一要博闻多学,对中国文化的熟悉不亚于对自己家中的物什,信手拈来,毫不费力;二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分子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悲壮的忧患意识,对历史有一种个人特点的思想和卓尔不群的识见;三是有清醒的、开放的(而不是盲目的、保守的)现代意识;四是在行文上不拘章法,天女散花,随物赋形,决不矫饰造情,以真诚、自然贯通文气。当代文坛通其一点乃至二、三点者并不少见,但能将这四点熔为一炉者鲜矣。因此,其作品获得好评,并非偶然,余秋雨的代表作《文化苦旅》获得的称赞最高,它是学术性、文化性、思想性的文化大散文的代表,它的问世,冲击了当代散文文坛充斥的小家子气。公刘先生认为:“其品位之所以居高,不从众,有魅力,端赖于作者充沛、厚重、成熟的文化感。”“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是,它融文学、美学、哲学、史学,以及其他学科为一体,因而顶饥,解渴,且养人。”“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得以致之的,余氏带着属于自己,但又想着众生的脑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出得去,回得来,进得去,出得来。体会这一点,即足以令人肃然起敬。”公刘先生所言极是,他说出了余秋雨散文的特点。不仅只有公刘先生这样评价,而且女散文家梅杰在病中读了余秋雨散文后,抱病写文章盛赞《文化苦旅》“是中国当代散文的一座山峰,山峰上盛开的鲜花、摇曳的绿树都是中国当代散文的魂魄!”可见,余秋雨的散文在散文陷入迷茫的适当时机,以崭新的姿态,为散文带来了新的辉煌。

二、 对小说艺术形态的借鉴

为什么我们阅读余秋雨鸿篇巨制的散文不会觉得枯燥,相反,会爱不释手呢?我认为,这跟他散文的小说化艺术形态不无关系。读他的散文,你会觉得你同时也在享受一篇小说,作者有意识地将他的散文与小说以最好的形式结合起来,追求一种小说化的艺术效果。有利于不同层次,不同趣味的人读懂、接受、喜欢。其散文小说化艺术形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

小说是靠故事和情节来吸引读者的,而散文一般是靠情感和哲理来征服读者的,在散文中适当地穿插故事,有不少作者也有过,但余秋雨运用得十分频繁和熟练,让文章变得轻松生动,也克服了大文化散文的凝重和抽象的弱点。

《老屋窗口》讲述的阿英的故事也十分感人。阿英是个乡间姑娘,因抗拒包办婚姻。在老师的帮助下,十五六岁与五六岁的作者一起上小学,她每天要翻山越岭上学,当她走在崇山峻岭中时,作者还在梦中,她那红色的身影出现在山上时,就是母亲呼唤作者起床的讯号,作者对这个童年的记忆终身难忘。这个故事支撑起老屋窗口,也支撑起作者对美的希望,“雪岭顶上,晃动着一个红点,一天一地都是一片洁白,这个红点便显得分外耀眼。”尽管这个问题乡间女人后来终身劳作,默默无闻,却深深印记在作者的心灵中。

余秋雨讲述的故事有三种情形,一种是广为流传的,如虎溪三笑,如巫山神女;一种是听朋友讲述的,如马师傅;一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如阿英的故事,《老师》中回忆中学时的老师。而亲历的故事更为亲近,动人。

2、历史现场还原似的虚拟,丰富的艺术想象

一般认为,散文应当是写人的真情实感,历史散文的内容应当符合历史事实。但是,许多历史散文作家,就是由于太拘束于历史事实,导致其散文成了考古学,枯燥而无新意。余秋雨他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散文创作规范,而采用了虚拟性的小说手法,发挥了合理的想象,把抽象而概括的历史材料,给予生动形象的艺术再现。如《阳关雪》中,描写王维“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我们都没有身临其景,都不知道王维的友人是否帮他打点行李,也不知道他是否“瞟了一眼”,是否“微笑着”,但是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渲染了朋友离别的气氛,呈现给我们一个具体而生动的画面,让我们更加容易理解王维当时的心境,更能够体会作者的情感。作者就是通过合理的想象,让历史再现,让人如身临其境。

三、散文创作中的“戏剧表现”

余秋雨文化散文还有一个重要特征便是散文的小说化艺术形式,对此,我把它概括为“戏剧表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戏剧形态与散文形态的相互融合

余秋雨文化散文具有戏剧的四要素:即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把散文与戏剧的特点相结合,注重故事情节的塑造,有连续性、完整性、生动性的特点。而传统散文为了体现主题只是截取一个历史事件或某一场景,用以凸现主题。如《风雨天一阁》给我们讲述了天一阁作为文化象征传承流转的整个过程。如创始人范钦在为官生涯中如何费尽心力地收集书籍孤本,对于天一阁的文化传承如何处心积虑,清代姑娘钱绣芸为了自己的文化渴求如何嫁到范家;而同时对范钦的健全的文化良知、天一阁对《四库全书》编纂的历史贡献,以及民国初年遭到盗毁的打击等等进行了具体描述。对于故事的完整性、生动性的情节塑造,非常到位。特别是生动的细节描写:“ 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这些戏剧性的表现形式:如倒叙式、细节性描写以及历史与现实的时空转换,悬念设置等,使散文具有了强

烈的感染力和艺术表现力。

2、丰富的想象和悲悯的人文情怀

运用合理的想象和小说式的虚拟手法,把抽象而概括的历史材料,给予生动形象的艺术再现。如《苏东坡突围》中,描写苏东坡被押解的场景:“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等等,时空阻隔,我们都没有身临其境,也不知道苏东坡当时遭流放时的真实场景,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擦一把脸、喘一口气”,但通过作者合理的想象,细腻传神的描写,让历史再现,使我们更深刻地贴近到苏东坡尴尬的境地和孤苦的内心世界,更能够体现作者的情感和内心感受。

作品中还充溢着悲悯的人文情怀。《风雨天一阁》中描写清代女子钱绣芸嫁到范家,却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带着遗憾逝去了。作者写道:“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忧郁的目光„„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的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在天一阁的整个鸿篇巨制中,作者特意将笔墨濡染了一个封建时代女子的文化渴求,并给予深切的同情和关注,这反映了余秋雨悲悯的人文情怀,使人读了仿佛也感觉到了钱绣芸那哀婉的目光,并为之感动、为之叹息,这种悲悯的情怀不仅突出了天一阁的文化价值,而且也增添了作品的人文色彩。

四、强调“崇高”

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崇高”也是其一真被强调的对象。这与他平时注重对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是分不开的,在涉及到美的崇高的问题时,庄子说:“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这种“大”就是美的一种崇高形态。在他的作品中这种美的观念从较多角度被体现了出来。

第一、从文章的题目中便可见一斑。譬如“《莫高窟》、《都江堰》、《三峡》”等,众所周知,这些著名景点作为一种人文构建,既可以使人从视觉的角度来感受其宏伟、高大之美,也可以使人从文化的角度来感受到洪厚、庄严之美。这些人文景观以其特殊的文化地位和实用性为世人所瞩目,它们是独具特色的景观,同时也是民族精神的凝聚,是一种豪放的雄伟、是一种奔腾的力量。他们可因其“大”而振奋人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激发民族的自豪感。

第二,余秋雨的散文是情与景的交融,灵与肉的碰撞,而使得艺术审美者在体味了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的同时,也会明显的受到他思想的浸润与牵制,你会一起和他感同身受到好

与恶、荣与辱,血与泪的情感宣泄,这是一种共鸣现象,这期间除了倾听到作者的痛苦,激荡、欣喜的心声之外,也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震荡感。而这些情感的波动也正源于对崇高的体验。这是美的升华。在《道士塔》中,我们一方面为道士王圆篆因愚昧和贪婪而使莫高窟中的经文、锦帛流失海外而对其切齿。一方面又因清朝官吏只注重贪图个人享受而对莫高窟不管不顾、听之任知,而对其痛恨有加。现实丑已成为即定的历史,任何人也回天乏力。直面历史百感交集,然而在痛定思痛后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被空前强化了,崇高的历史使命感袭上心头,以至于使艺术的审美者脸红心跳、热血沸腾,这时在其意识形态当中个人的得失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升腾了民族大义、民族气节。

第三、在余秋雨的散文当中,他常常以哲人的眼光洞穿历史。他可以不受身观局限而贴近历史人物的日常生活或置身于历史人物的灵魂深处,让其用最具说服力的事实去说话,使审美者对这些“事实”进行了理性思考后产生的对历史人物高尚情操予以认可并滋生的敬畏之情,这种敬畏之情源于对崇高的体验。在《风雨天一阁》中,作者尽情的叙写了以藏书为乐的范钦和甘愿放弃田产而继承“天一阁”藏书的范大冲。藏书对文化的积累与延续至关重要,因而古往今来颇受有识的士子文人津津乐道与青睐。众所周知,藏书的意义虽大,却没有经济价值可言。而范欣却苦心经营到80岁临终之时。更有甚者,其长子范大冲为了“天一阁”的藏书甘愿放弃了对田产的继承,其魄力不小,勇气可嘉。范大冲的人格、情操也因其得以升华。这种取舍直承历代文人的精神实质,值的讴歌与弘扬。范大冲其人也因其“壮举”而成为美的典型。这篇文章,作者以平和的语气娓娓道来,使人可信,感人肺腑。它不仅具有了刚健,雄伟的美的实质,而且也能使人产生一种惊心动魄的审美感受。当然,对崇高美的表述在余秋雨的作品中表现甚多,难以穷尽式的罗列。

五、文化的沧桑感

余秋雨散文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呼唤文化的良知,文人的良知。

纵观余秋雨的作品,无不与文化有关联,余秋雨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我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余秋雨的自我表白,正表明了他对文化的极度关注,因为这种关注,余秋雨才会以近乎严肃与执拗的学者态度,以浓得化不开的思乡情结,以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切肤关注,为广大读者勾勒了一幅幅深刻而独特的文化意境,弘扬了一种久违了的崇高文化精神和文化至上的人文理想追求。其中心,是不断以道德与良知的独特视角重新审

视中国文化历史的经纬,道出许多人没有想过或是智者不敢言说的思想真言。按照余秋雨自己说的话是:“我是真心实意的在游山玩水,又情不自禁的感悟到了它们各自的文化蕴涵。”这一点在他所写的大部分关照人文山水的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在《道士塔》中,余秋雨写了敦煌石窟的历史罪人王道士为获取钱财而大肆向外国冒险家盗卖敦煌文物的可耻行径后,他对一个民族坚守不了自己的文化财产的悲剧进行了深刻反思。对朝廷官场保护不了文物,官员们不断私自鲸吞文物,加速失散文物等不合理现象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最后他发出了这样掷地有声的喟叹:“偌大一个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这正是余秋雨的可贵之处,他并不掩盖中国文化历史的疮疤,透过这些中国文化历史的一个个创伤,我们可以体会余秋雨为中国文化的厥失而痛心疾首,为中国文化研究的湮灭而捶胸顿足,他意在通过这些作品提示着这一代的文化人,中国文化历史不能再重新上演这悲壮的一幕。

综上所述,余秋雨的散文,跨越了纯文学的界线,走向文化领域。他开创了散文的一代新风,以崭新的范例拓宽了当代散文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散文审美形态,使散文的河流改变了流向,由小到大,由浅到深,由个体意识的抒发到到整体精神的张扬。余秋雨的散文集于史学、哲学、美学于一身,把高深的历史文化问题融入世俗,开辟了中国文化的新纪元。

注释:

①、余秋雨《文化苦旅》自序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4年10版 第1页

②百家讲坛 余秋雨演讲内容

参考文献目录

《文化苦旅》 余秋雨著 东方出版中心 1992年3月版 《山居笔记》 余秋雨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9年8月版 《霜冷长河》 余秋雨著 作家出版社 1999年3月版 《秋雨散文》 余秋雨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4年10月版 《文明的碎片》余秋雨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4年5月版 《千年一叹》 余秋雨著 作家出版社 2003年2月版

余秋雨散文集

《雪》节选

余秋雨

美丽的雪花飞舞起来了。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

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现在更迟一点,也曾见过雪。但那是远处山顶的积雪,可不是飞舞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的随着雨点洒下来几颗,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它的颜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像是雨点,并不会飞舞。一到地面,它立刻融成了水,没有痕迹,也未尝跳跃,也未尝发出唏嘘的声音,像江浙一带下雪时的模样。这样的雪,在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诚然能感到特别的意味,谈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却总觉得索然。"福建下过雪",我可没有这样想过。

我喜欢眼前飞舞着的上海的雪花。它才是"雪白"的白色,也才是花一样的美丽。它好像比空气还轻,并不从半空里落下来,而是被空气从地面卷起来的。然而它又像是活的生物,像夏天黄昏时候的成群的蚊蚋(ruì),像春天酿蜜时期的蜜蜂,它的忙碌的飞翔,或上或下,或快或慢,或粘着人身,或拥入窗隙,仿佛自有它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它静默无声。但在它飞舞的时候,我们似乎听见了千百万人马的呼号和脚步声,大海汹涌的波涛声,森林的狂吼声,有时又似乎听见了儿女的窃窃私语声,礼拜堂的平静的晚祷声,花园里的欢乐的鸟歌声……它所带来的是阴沉与严寒。但在它的飞舞的姿态中,我们看见了慈善的母亲,活泼的孩子,微笑的花儿,和暖的太阳,静默的晚霞……它没有气息。但当它扑到我们面上的时候,我们似乎闻到了旷野间鲜洁的空气的气息,山谷中幽雅的兰花的气息,花园里浓郁的玫瑰的气息,清淡的茉莉花的气息……在白天,它做出千百种婀娜的姿态;夜间,它发出银色的光辉,照耀着我们行路的人,又在我们的玻璃窗上扎扎地绘就了各式各样的花卉和树木,斜的,直的,弯的,倒的。还有那河流,那天上的云…

《莫高窟》

余秋雨

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山海经》记,“舜逐三苗子三危”。可见它是华夏文明的早期屏障,早得与神话分不清界线。那场战斗怎么个打法,现在已很难想象,但浩浩荡荡的中原大军总该是来过的。当时整个地球还人迹稀少,哒哒的马蹄声显得空廓而响亮。让这么一座三危山来做莫高窟的映壁,气概之大,人力莫及,只能是造化的安排。

公元366年,一个和尚来到这里。他叫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手持一支锡杖,云游四野。到此已是傍晚时分,他想找个地方栖宿。正在峰头四顾,突然看到奇景:三危山金光灿烂,烈烈扬扬,像有千佛在跃动。是晚霞吗?不对,晚霞就在西边,与三危山的金光遥遥对应。

三危金光之谜,后人解释颇多,在此我不想议论。反正当时的乐樽和尚,刹那间激动万分。他怔怔地站着,眼前是腾燃的金光,背后是五彩的晚霞,他浑身被照得通红,手上的锡杖也变得水晶般透明。他怔怔地站着,天地间没有一点声息,只有光的流溢,色的笼罩。他有所憬悟,把锡杖插在地上,庄重地跪下身来,朗声发愿,从今要广为化缘,在这里筑窟造像,使它真正成为圣地。和尚发愿完毕,两方光焰俱黯,苍然暮色压着茫茫沙原。

不久,乐樽和尚的第一个石窟就开工了。他在化缘之时广为播扬自己的奇遇,远近信士也就纷纷来朝拜胜景。年长日久,新的洞窟也—一挖出来了。上至王公,下至平民,或者独筑,或者合资,把自己的信仰和祝祈,全向这座陡坡凿进。从此,这个山岙的历史,就离不开工匠斧凿的叮噹声。

工匠中隐潜着许多真正的艺术家。前代艺术家的遗留,又给后代艺术家以默默的滋养。于是,这个沙漠深处的陡坡,浓浓地吸纳了无量度的才情,空灵灵又胀鼓鼓地站着,变得神秘而又安详。

从哪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到这里,都非常遥远。在可以想象的将来,还只能是这样。它因华美而矜持,它因富有而远藏。它执意要让每一个朝圣者,用长途的艰辛来换取报偿。

我来这里时刚过中秋,但朔风已是铺天盖地。一路上都见鼻子冻得通红的外国人在问路,他们不懂中文,只是一叠连声地喊着:“莫高!莫高!”声调圆润,如呼亲人。国内游客更是拥挤,傍晚闭馆时分,还有一批刚刚赶到的游客,在苦苦央求门卫,开方便之门。

我在莫高窟一连呆了好几天。第一天入暮,游客都已走完了,我沿着莫高窟的山脚来回徘徊。试着想把白天观看的感受在心头整理一下,很难;只得一次次对着这堵山坡傻想,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比之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山奇大塔,古罗马的斗兽场遗迹,中国的许多文件遗迹常常带有历史的层累性。别国的遗迹一般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以后就以纯粹遗迹的方式保存着,让人瞻仰。中国的长城就不是如此,总是代代修建、代代拓伸。长城,作为一种空间的蜿蜒,竟与时间的蜿蜒紧紧对应。中国历史太长、战乱太多、苦难太深,没有哪一种纯粹的遗迹能够长久保存,除非躲在地下,躲在坟里,躲在不为常人注意的秘处。阿房宫烧了,滕王阁坍了,黄鹤楼则是新近重修。成都的都江堰所以能长久保留,是因为它始终发挥着水利功能。因此,大凡至今轰传的历史胜迹,总是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

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前呼后拥向我们走来,每个艺术家又牵连着喧闹的背景,在这里举行着横跨千年的游行。纷杂的衣饰使我们眼花缭乱,呼呼的旌旗使我们满耳轰鸣。在别的地方,你可以蹲下身来细细玩索一块碎石、一条土埂,在这儿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着,身不由主,踉踉跄跄,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在这儿,一个人的感官很不够用,那干脆就丢弃自己,让无数双艺术巨手把你碎成轻尘。

因此,我不能不在这暮色压顶的时刻,在山脚前来回徘徊。一点点地找回自己,定一定被震撼了的惊魂。晚风起了,夹着细沙,吹得脸颊发疼。沙漠的月亮,也特别清冷。山脚前有一泓泉流,汩汩有声。抬头看看,侧耳听听,总算,我的思路稍见头绪。

白天看了些什么,还是记不大清。只记得开头看到的是青褐浑厚的色流,那应该是北魏的遗存。色泽浓厚沉着得如同立体,笔触奔放豪迈得如同剑戟。那个年代故事频繁,驰骋沙场的又多北方骠壮之士,强悍与苦难汇合,流泻到了石窟的洞壁。当工匠们正在这些洞窟描绘的时候,南方的陶渊明,在破残的家园里喝着闷酒。陶渊明喝的不知是什么酒,这里流荡着的无疑是烈酒,没有什么芬芳的香味,只是一派力,一股劲,能让人疯了一般,拔剑而起。这里有点冷,有点野,甚至有点残忍。

色流开始畅快柔美了,那一定是到了隋文帝统一中国之后。衣服和图案都变得华丽,有了香气,有了暖意,有了笑声。这是自然的,隋炀帝正乐呵呵地坐在御船中南下,新竣的运河碧波荡漾,通向扬州名贵的奇花。隋炀帝大凶狠,工匠们不会去追随他的笑声,但他们已经变得大气、精细,处处预示着,他们手下将会奔泻出一些更惊人的东西;

色流猛地一下涡漩卷涌,当然是到了唐代。人世间能有的色彩都喷射出来,但又喷得一点儿也不野,舒舒展展地纳入细密,流利的线条,幻化为壮丽无比的交响乐章。这里不再仅仅是初春的气温,而已是春风浩荡,万物甦醒,人们的每一缕筋肉都想跳腾。这里连禽鸟都在歌舞,连繁花都裹卷成图案,为这个天地欢呼。这里的雕塑都有脉搏和呼吸,挂着千年不枯的吟笑和娇嗔。这里的每一个场面,都非双眼能够看尽,而每一个角落,都够你留连长久。这里没有重复,真正的欢乐从不重复。这里不存在刻板,刻板容不下真正的人性。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人的生命在蒸腾。一到别的洞窟还能思忖片刻,而这里,一进入就让你燥热,让你失态,让你只想双足腾空。不管它画的是什么内容,一看就让你在心底惊呼,这才是人,这才是生命。人世间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一群活得很自在的人发出的生命信号。这种信号是磁,是蜜,是涡卷方圆的魔井。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这种涡卷,没有一个人能够面对着它们而保持平静。唐代就该这样,这样才算唐代。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驾驭如此瑰丽的色流,而竟能指挥若定。

色流更趋精细,这应是五代。唐代的雄风余威未息,只是由炽热走向温煦,由狂放渐趋沉着。头顶的蓝天好像小了一点,野外的清风也不再鼓荡胸襟;

终于有点灰黯了,舞蹈者仰首看到变化了的天色,舞姿也开始变得拘谨。仍然不乏雅丽,仍然时见妙笔,但欢快的整体气氛,已难于找寻。洞窟外面,辛弃疾、陆游仍在握剑长歌,美妙的音色已显得孤单,苏东坡则以绝世天才,与陶渊明呼应。大宋的国土,被下坡的颓势,被理学的层云,被重重的僵持,这得有点阴沉。

色流中很难再找到红色了,那该是到了元代;

这些朦胧的印象,稍一梳理,已颇觉劳累,像是赶了一次长途的旅人。据说,把莫高窟的壁画连起来、整整长达60华里。我只不信,60华里的路途对我轻而易举,哪有这般劳累?

夜已深了,莫高窟已经完全沉睡。就像端详一个壮汉的睡姿一般,看它睡着了,也没有什么奇特,低低的、静静的,荒秃秃的,与别处的小山一样。

《上海人》

余秋雨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可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荣格说,文化赋予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我们这个民族,遇到过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种什么契机,撞击出了上海文明?它已紧缠着我们走了好一程,会不会继续连结着我们今后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挚,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给,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读一本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宋美龄传》,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远祖写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来是“文定公”,徐光启的溢号。忘记了徐光启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曾使上海人一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尔在收音机里听到宋庆龄女士讲话,居然是一口道地的上海口音。连多年失去自信的上海人自己也有点不习惯:一代伟人怎么会是上海口音?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个中国文人背负着古老文化破天荒地与一个欧洲人开始商谈《几何原本》时,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末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乱了房主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食,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官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能被地球每个角落都听得见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渊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辱了吗?你也可以说它是中国人走向现代的起点,但是,哪一个民族走向现代时的步履会像在上海那样匆促、慌张、自怯、杂乱无章?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纪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也许上海人的自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上海人来说,宽容已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质;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法语,曰“关依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依啥事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一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还还没有唱上几回戏,或刚刚来自农村。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来上海演《茶馆》等戏,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剧团,演几台老派戏,在上海这个流通码头能否成功?我和几个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对真正的艺术表示了诚恳的热忱,管它是旧是新。但是,在北京轰动万分的“人体画大展”,一搬到上海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清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内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竟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著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缤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的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特别能体现上海文明雅俗共赏特征的,是那张《新民晚报》。它始终保持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结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它开辟了一个颇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带,大雅大俗均可随脚出入,而一个上海城就座落其间。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上海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动乱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依我看,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他们已经倾听过来自黄土高原的悲怆壮歌,也已经领略过来自南疆海滨的轻快步履,他们钦羡过,但又本能地懂得,钦羡过分了,我将不是我。我究竟是谁?该做什么?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听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我作了认真调查,敢于断言,上海人的素质和潜力,绝不比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差!”这种激励的话语,上海人已听了不止一次,越听,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一声,抚摸一下自己斑白的头发。

一部怪异的上海史,落到这一代人手上继续书写。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乱的遗留。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复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又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发发牢骚来消遣。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是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每每堕于刻薄和恶滤;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本来,中国的艺术文化走到今天不应该再完全寄情于归结历史的反思形态,上海理应在开拓新的时空中有更大的作为,但上海人的这种素质一时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对生命体验的黯淡决定了他们的小家子气。中国文化在可以昂首突进的地方找不到多少历险家,却遇到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职员。

即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做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顺、重组一统。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幡然悔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凭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哪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是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不久前,我读到一则国外通讯社的报道,说德国一座城市中有一家奇迹般的书店,在这家书店里竟能买到上海地图!外国记者的惊叹使我心酸,他们的报道的前文中已说明,这家书店出售着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地图。可是为什么多了一张上海地图,就这样大惊小怪?

上海的地位,本不是这样,本不应这样!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余秋雨散文

江南小镇

(一)

我一直想写写“江南小镇”这个题目,但又难于下笔。江南小镇太多了,真正值

得写的是哪几个呢?一一拆散了看,哪一个都构不成一种独立的历史名胜,能说的

话并不太多;然而如果把它们全躲开了,那就是躲开了一种再亲昵不过的人文文化,

躲开了一种把自然与人情搭建得无比巧妙的生态环境,躲开了无数中国人心底的思

念与企盼,躲开了人生苦旅的起点和终点,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到过的江南小镇很多,闭眼就能想见,穿镇而过的狭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致

的石桥,傍河而筑的民居,民居楼板底下就是水,石阶的埠头从楼板下一级级伸出

来,女人正在埠头上浣洗,而离他们只有几尺远的乌蓬船上正升起一缕白白的炊烟,

炊烟穿过桥洞飘到对岸,对岸河边有又低又宽的石栏,可坐可躺,几位老人满脸宁

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过往船只比之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河边由吊脚楼组成的小镇,江

南小镇少了那种浑朴奇险,多了一点畅达平稳。它们的前边没有险滩,后边没有荒

漠,因此虽然幽僻却谈不上什厶气势;它们大多有很有一些年代了,但始终比较滋

润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它们保留下多少废墟和遗迹,因此也听不出多少历史的浩叹;

它们当然有过升沈荣辱,但实在也未曾摆出过太堂皇的场面,因此也不容易产生类

似于朱雀桥、乌衣巷的沧桑之慨。总之,它们的历史路程和现实风貌都显得平实而

耐久,狭窄而悠久,就像经纬着它们的条条石板街道。

堂皇转眼凋零,喧腾是短命的别名。想来想去,没有比江南小镇更足以成为一种

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的了。中国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后逃于佛、道,

但真正投身寺庙道观的并不太多,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基本生活上的

一系列麻烦。“大隐隐于市”,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与显

赫对峙的是常态,与官场对峙的是平民,比山林间的蓑草茂树更有隐蔽力的是消失

在某个小镇的平民百姓的常态生活中。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和标榜着一种孤傲,而

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诚恳的;小镇街市间的隐蔽不仅不必故意地折磨和摧残生命,

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让生命熨贴在既清静又方便的角落,几乎能gou4把

自身由外到里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隐蔽的最高形态。说隐蔽也许过于狭隘了,反

正在我心目中,小桥流水人家,莼鲈之思,都是一种宗教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象。

在庸常的忙碌中很容易把这种人生哲学淡忘,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它就会产生

一种莫名的诱惑而让人渴念。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我父亲被无由关押,尚

未结婚的叔叔在安徽含冤自尽,我作为长子,20来岁,如何掌持这个八口之家呢?

我所在的大学也是日夜风起云涌,既不得安生又逃避不开,只得让刚刚初中毕业的

大弟弟出海捕鱼,贴补家用。大弟弟每隔多少天后上岸总是先与我连系,怯生生地

询问家里情况有无继续恶化,然后才回家。家,家人还在,家的四壁还在,但在那

年月好像是完全暴露在露天中,时时准备遭受风雨的袭击和路人的轰逐。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又接到指令必须到军垦农场继续改造,去时先在吴江县

松陵镇整训一段时间。那些天,天天排队出操点名,接受长篇训话,一律睡地铺而

夥食又极其恶劣,大家内心明白,整训完以后就会立即把我们抛向一个污泥,沼泽

和汗臭相拌和的天地,而且绝无回归的时日。我们的地铺打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

从西边墙板的袷缝中偷眼望去,那里有一个安静的院落,小小一间屋子面对着河流,

屋里进去的显然是一对新婚夫妻,与我们差不多年龄。他们是这个镇上最普通的居

民,大概是哪家小店的营业员或会计罢,清闲得很,只要你望过去,他们总在,不

紧不慢地做着一天生活所必需,却又纯然属于自己的事情,时不时有几句不冷也不

热的对话,莞尔一笑。夫妻俩都头面干净,意态安详。当时我和我的同伴实在被这

种最正常的小镇生活震动了。这里当然也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但毕竟是小镇,又兼

民风柔婉,闹不出多大的事,折腾了一两下也就烟消云散,恢复成寻常生态。也许

这个镇里也有个把“李国香”之类,反正这对新婚夫妻不是,也不是受李国香们注

意的人物。咳,这样活着真好!这批筋疲力尽又不知前途的大学毕业生们向壁缝投

之以最殷切的艳羡。我当时曾警觉,自己的壮气和锐气都到哪儿去了,何以20来岁

便产生如此暮气的归隐之想?是的,那年在恶风狂浪中偷看一眼江南小镇的生活,

我在人生憬悟上一步走向了成年。

品读余秋雨散文

余秋雨的散文被称为“文化散文”。他从文化的角度看待山川景物,他站在人类历史的高阔视角上来看待文化,文化成了历史的积淀,文化和历史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的散文有独到的见解和深沉的思考,运用诗化的语言,情感极强。  余秋雨从文化的角度看待山川景物,写出来的文章就有了不同的含义。不是单纯地写景,也不是单纯的抒情或议论。他有了一个独特的角度,独特的视角。余秋雨在《文化苦旅?自序》中说道:“我发现我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是一种‘人文山水’。”余秋雨更看重的是山水景物上附着的中国文化。这正是秋雨散文的特色。  余秋雨站在人类历史的高阔视角之上来看待文化,文化成了历史的积淀,文化和历史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余秋雨胸藏丘壑,兴寄烟霞,横七纵八,拈来皆成妙文。他将生命敞开来,去贴近文化的大生命,去倾听历史的或沉重或细微的足音。他笔下的山川草木,楼台庙宇,总是与人呼吸相通。处处人文景观便成了历史的浓缩,再由历史显现出文化,再由文化透显出民族的存在状态。  他的“山水”是“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莫高窟》一文中这样写道:“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历史的韵味可谓浓矣!《莫高窟》一文哪里是对文物古迹的欣赏,实在是对中华几千年沧桑历史的活生生的再现。  作者视文化为民族的魂灵,把对民族的情感付之于山水之上。《道士塔》中作者由莫高窟的文物遗藏联想到外夷入侵、民族劫难,“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车队正要启程,他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何止是几箱文物被运走了,作者分明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精灵——文化,在列强刺刀下伤痕累累、血迹斑斑,一个高大的文化巨人在时代面前痛苦着、呻吟着。  余秋雨的散文时时闪耀着作者独到的思想光芒,有深沉的思考,给人启发和感悟。  余秋雨走出了书斋,走出了都市繁华,一个人,悄悄地,从秋风塞北到春雨江南,任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沙扑打,又黑又瘦,一路探寻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苏生力量和文化更新的鲜活血脉。面对自然山水、风物,面对一堆堆文化的断壁残垣,余秋雨发出了苍凉的人生浩叹。且看《文化苦旅?废墟》中对“悲剧”的思考:“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雪峰是伟大的,因为满坡掩埋着登山者的遗体;大海是伟大的,因为处处漂浮着船楫的残骸;登月是伟大的,因为‘挑战者号’的陨落;人生是伟大的,因为有白发,有诀别,有无可奈何的失落。古希腊傍海而居,无数向往彼岸的勇士在狂波上前仆后继,于是有了光耀百世的希腊悲剧。”作者将“悲剧”提升到哲理高度进行思考,阐释了悲剧、悲壮及崇高的相承关系,引发人们深沉的思索,激励人们面对人生的悲剧,不要悲观,要勇于面对、勇于进取。  再看《山居笔记?一个王朝的背影》结尾:“今天,我面对着避暑山庄的清澈湖水,却不能不想起王国维先生的面容和身影。我轻轻地叹息一声,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了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多么耐人寻味啊!这是文人的悲哀,还是文化的悲哀,抑或是历史的悲哀?留给人无尽的思考。  余秋雨擅长使用诗化的语言传情达意。他的文章几乎每一个语句都以情感“着色”,给读者以新鲜感和反复咀嚼的引诱。他的散文语言典丽精工,运用多种修辞手法,使文章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如《山居笔记?苏东坡突围》中写苏东坡被官差押解的情形:“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地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这两段文字很形象、很精彩,充满情感。读着这些文字,读者被感染了,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悲愤之情,为东坡而悲,为文化而悲,为民族而悲;悲的同时,更有愤恨,愤恨那些嫉恨东坡才华的品格低劣的“文化群小”:例如舒亶、李定,又如王圭、李宜之……  再如《山居笔记?苏东坡突围》中对“成熟”这个抽象名词的描述:“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溪流汇成了湖……”。  这段精辟的议论,运用了排比和拟人的手法,气势不凡,文采斐然,读后令人荡气回肠。我们为作者的文笔叫绝的同时,更为文化大师苏东坡的成熟感到振奋。  余秋雨对中国当代散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作者凭借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透过各种附丽于山水古迹的文化积淀,去挖掘中国传统的文化底蕴,去探寻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化的人格构成。另一方面是作者的散文写得大气,充满了理性。他对传统的散文观念、表现手法、审美规范和要求,都作了大胆的突破和创新,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责任编辑:陈晨〕

余秋雨文化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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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目录

自序

道士塔

莫高窟

阳关雪

沙原隐泉

柳侯祠

白莲洞

青云谱随想

白发苏州

江南小镇

寂寞天柱山

风雨天一阁

西湖梦

狼山脚下

上海人

五城记

牌坊

庙宇

夜航船

吴江船

信客

酒公墓

老屋窗口

废墟

笔墨祭

藏书忧

腊梅

家住龙华

三十年的重量

漂泊者们

华语情结

这里真安静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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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散文魅力

摘要: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都江堰》运用了比较、拟人等多种艺术手法和充满艺术魅力的灵动语言,造就了独特的“文化散文”风格,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关键词:《都江堰》;艺术手法;比较;语言灵动      鲁版高中语文教材第三册选用了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都江堰》,这是一篇充满文化气息和语言魅力的文质兼美之作,值得一读再读,且读每一遍都余味无穷。   一、 通篇用比,用意鲜明   《都江堰》通篇都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在对比中鲜明地表现了事物的差别与特征,更体现了作者鲜明的用意。散文的第一部分全部用来把都江堰和长城进行对比。在今天长城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和观景价值,表现了“人类意志力的骄傲”,但通过对比鲜明地表现了作者的倾向。在散文的第一段,作者即用对比的手法开宗明义:“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这不仅因为都江堰的建造更为古老,“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像这样的古老还只是“激动人心”的序曲,紧接着,作者分别从规模、时空、社会功用等方面具体比较,“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至此,作者由衷地赞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接下来作者又从细微处进行比较,“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通过这一系列从宏观到微观的比较,勾勒出都江堰更为含蓄、更为沉稳、更为丰厚也更具亲和力的形象,就像一位用乳汁滋润大地却不求名利的默默的“乡间母亲”。   散文的第二部分,一开头作者就把都江堰和葛洲坝与青城山作比,这里的用比看似随意,实则不然。“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连葛洲坝都看过了,它还能怎么样?”“只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乘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在看似随意的比较中,作者实则运用了先抑后扬的手法,以突出后文由都江堰带来的强烈震撼,暗合了“文似看山不喜平”的古语。在初步领受到都江堰水的魅力时,作者再次用比,把都江堰的水和海水进行比较,“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在比较中突显了都江堰水强悍的生命力和喧嚣咆哮的独有魅力。   写水最终是为了写人。在散文的第三部分作者才让李冰出场。人物一出场作者立刻用比,“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把李冰对政治含义的理解和热衷于官场的官僚作比,突显出李冰政治纲领的“冰清玉洁”。承接着前文和长城的比较,作者又很自然地把李冰和秦始皇进行对比,“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进一步表达李冰政治纲领的“冰清玉洁”。 接下来作者再次用长城作比,“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在此,余秋雨先生延续着他“文化散文”的一贯风格,通过一系列的对比,在散文中贯穿着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和思考,在历史与现实、现实与理想之间进行着富于时代意义的思想驰骋。   散文的最后一部分,作者又一次把李冰和全人类作了一个大大的对比,“但是,人类总是缺乏自信,进进退退,走走停停,不停地自我耗损,又不断地为耗损而再耗损。结果,仅仅多了一点自信的李冰,倒成了人们心中的神。”在和人类缓慢前行的整个历史的对比中,突出表现了李冰“对自然力的驯服,”“干得多么爽利。”作者不由地感慨:“如果人类干什么事都这么爽利,地球早已是另一副模样。”――无尽感慨溢于言表。   二、 语言灵动,不拘一格   《都江堰》在语言运用方面颇具魅力。这主要表现在余秋雨先生语言运用不拘一格,充满灵动之气。   (一)散文出色地使用了成对的反义词   譬如在第三部分中作者写道:“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在这种词义极大的落差之间,制造出意义的新颖与意蕴的丰厚,显示出词语间无限的张力。同时,这样的语言运用充满灵性和智慧,充盈着精神的美感,表达既丰富厚重又酣畅淋漓,显示出余秋雨先生超乎寻常的言语把握能力。   (二)散文在很多地方运用了拟人手法   譬如第二部分描写都江堰水的魅力,大段运用拟人手法:“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撒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这一段描写既洒脱奔放又收放自如,用拟人手法既写出了水跃动的生命力,更写出筑坝者高超的大智慧。在第三部分中还有这样的句子:“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这一拟人句可谓意味深长,李冰那把挖土的铁锹在与皇权、与武力的反复较量中,究竟谁更有力量?大众苍生的心里自有答案。在散文第四部分的最后,作者充满深情地写道:“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深切地表达了作者所寄托的无限期望。从全文来看,作者的每一处拟人运用都不落俗套,别致新颖,使得表达更具鲜活的生命力,读来耳目一新。   (三)散文多处运用了叠字   所谓叠字,谭永祥在他的《汉语修辞美学》中认为是“将音、形、义完全相同的两个字紧密相连地用在一起,造成形式上的整齐、语感上的和谐或加强形象的摹拟,这种修辞方法叫‘叠字’。” 叠字是汉语特有的构词形态和表现形式。《都江堰》中运用的叠字的重叠形式有:AA式,如:“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AAB式,如:“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ABB式,如:“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再看桥的另一边,它硬是化作许多亮闪闪的河渠,改恶从善”;AABB式,如:“但是,人类总是缺乏自信,进进退退,走走停停,不停地自我耗损,”“钟鼓钹磬,朝朝暮暮,重一声,轻一声,伴和着江涛轰鸣。”“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等等。这些叠字的运用,像一粒粒的明珠散落文中,增加了散文语言的音韵美,使得表达更为别致精到,散文的意境更具诗化特色。   (四)用看似平实的散文语言,传达深厚的思想和意蕴   譬如,散文开篇就这样写道:“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作者用毫无修饰的语言颠覆了十几亿人的传统思维,同时为下文设置了一个大大的悬念。作者依然平实地写下去:“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它,就是都江堰。”在此,作者用了看似极为平淡的语言,实则站在整个中华民族进程的高度考量这两个工程,于平淡中充溢着精神,尽显着深刻的历史思想和丰富的文化内容,同时应和着开篇对都江堰情有独钟的青睐,堪称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精彩之笔。   余秋雨先生用灵动的语言、独到的思想视角和别具一格的艺术手法,造就了《都江堰》独有的艺术魅力,读来余味无穷。

读余秋雨散文

最早了解余秋雨是看他的《霜冷长河》,为他那优美的文字所打动。后来开看始他的作品,了解他的成长经历。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市),

1962年毕业于培进中学,196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文化大革命”期间,余秋雨的父亲被同事诬陷错划为“右派”,叔父遭到红卫兵及造反派的残酷迫害而含冤自尽。1969年—1971年,余秋雨赴江苏吴江县太湖农场劳动(即下放五七干校)。1975年—1976年在恩师盛钟健先生的帮助下,到浙江奉化县一所半山老楼里苦读中国古代文献,研习中国古代历史文化。

当代中国文化史学者,文学家,散文家,作家,我国当代着名艺术理论家,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网》专栏作家、专家,“2006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首富。1968年,他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现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历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剧协副主席。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着有系列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摩挲大地》、《寻觅中华》等,文化通史《问学余秋雨》,长篇记忆文学《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等,学术专着《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论》、《观众心理学》等。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着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1987年授予)、“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现在还担任99读书俱乐部的荣誉董事长。其中,《信客》被选入人教版初二上册语文教科书。《都江堰》被选入新课标人教版高中选修《现代诗歌散文欣赏》语文教科书。2010年,余秋雨出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他的名字入载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

看到这些头衔和成就,我才知道中国当代又出了一个这样伟大的文化学者。

2006年我在浙江黄岩打工时,看到永宁公园中一坐大雕塑的铭文就是余秋雨给撰写的《创造颂》,反复去观摩研读,他仅用239个字就把一个台州人的精神表达得透澈入骨。以至我在写《孜孜矻矻》时都不能不把他的铭文附在文后。

这次到江苏工工作,整理了好长时间要带的东西,最后还是把《余秋雨精品集》放入了行囊。本地春日多雨,工作之余,就翻开看看,象与余先生对面交谈聆听他的教诲,又象是随他周游各地领略着中国博大的文化。

看了几篇之后,除感觉他的文章里思想深刻文字优美外,还有如下特点:

一、结构大多文章是3—5节,很少有6节的篇幅。象《道士塔》《莫高窟》《都江堰》等都是4节。每节50—几百字不等。开始时在不知不觉时介入文字,如:《都江堰》的开头: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风雨天一阁》: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五城记—开封》:它背靠一条黄河,脚踏一个宋代,像一位已不显赫的贵族,眉眼间仍然气宇不凡。这样的开头就像顶级跳水运动员,水波不惊就直入水中。又象是高手护士打针,在你不痛不痒间已拔出了针头。

这样的结构让人读起来层次分明,不累。还能让读者有歇下来回味的空间。

收笔时也很果断,但人想象和回味。如《庐山》的结尾:一阵云雾又飘到了我的眼前。《白发苏州》的结尾:该是什么样的人?我一时找不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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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余秋雨散文

当代文坛谈到历史文化散文,就不能不说余秋雨。余秋雨当年凭借《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等十分畅销的散文集成为文化散文杰出的开创者和领跑者,“为中国当代散文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提供了一种广阔的视野,从文化历史的画卷中展示文化人格的深度,开拓想像的新天地。”It然而,我们在为余氏散文“范式”出现叫好的同时,也不难发现,余秋雨在其部分历史文化散文中却有着“为文而造情”的虚假的“滥情”倾向。他创作中过分泛滥的感伤情调、主观情绪的过量投入使得文章结构和行文出现混乱,小说、戏剧成分的大量引入带来虚幻的文化感伤,抒情话语复杂化和陌生化及其修辞方式的不当使用给人以故作高深、极不自然的感受。显示着他的一种媚俗之态和“滥情”。

抒情是文章打动读者、感染读者的重要手段,“情动于衷”方能“形于言”,杰出的抒情往往能表现出深刻的人格和哲理底蕴。文学作品的根本价值就在于人的情感抒发的真实。余秋雨散文抒发情感的方式主要是把他对文化的多情和昂扬的生命激情这两者交融在其散文之中。他说:“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我应该尝试用生命和各种各样我的祖先的文化和陌生的外国文化进行对话,进行周旋。”“那是一种生命与生命的拥抱,生命和生命的冲撞,生命和生命的周旋。”以这种状态写出来的散文带有激情,固然能让人怦然心动,但某些“滥情”的弊端也随之浮现出来。

过分泛滥的感伤情调。余秋雨的大部分散文从标题上看均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景观、名胜,他让我们读到的不是外在的景物,而是这些山水背后的人文和历史。然而,看过许多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读者似乎都有这样的感觉:余秋雨每走过一个地方,记录一个地方,呈现给读者的都是褒誉之辞,似乎这些地方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历史,都那么令人依恋。也许是作者写作题材选择的刻意(基本取材于文化风景胜地和旅游景点),也许是商业炒作的必要,总之,余秋雨的这种“见一个爱一个”的写法让读者感到了一种阿谀奉承之意,真的每一个地方都那么值得写、值得赞美,还是他为商业目的而“滥情”?他在《文化苦旅·自序》中说道:“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在我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作者的这种“喟叹”使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他是否真是某种历史责任感的驱动,是无可奈何的叹息,是令人警醒的长啸,还是一种过于“滥情”的表现?作者感情十分细腻,爱憎分明,本以理性见长,但却在某些文章中把握不住情绪,往往极力渲染感情的幅度,渗入某种感情的夸饰,以至抒写一些“不必要的”感伤,给人一种矫揉造作之感,而文中的“诗化”倾向又使这一情绪过于浓重而走向泛滥。从《文化苦旅》中的道士塔、柳侯祠,到《行者无疆》中的佛罗伦萨、布鲁塞尔,很多篇什,余秋雨都在刻意营造着一种感伤的悲剧效果,让他笔下的“人文山水”,传达出低回与感伤。余秋雨在《千年庭院》中多处怀着深幸之感提及27年前在文革大串联时,偶然踏进长沙“岳麓书院”所产生的一种“受用终身”的神秘感。多年以后,他提到这事还是念念不忘:“我无法使他们相信,个匆忙踏人的庭院,也不清楚究竟是作什么用的,也没有遇见一个人,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一

竟然是我一生中的一个‘关键’。”“这项事业的全部辛苦、苦涩和委屈,都曾由岳麓书院的千年庭院见证和承载,包括二十七年前我潜身而人时所看到的那份空旷和寥落。空旷和寥落中还残留着一点淡淡的神圣,我轻轻一嗅,就改变了原定的旅程。”作者在此对自己早慧形象进行了刻意“张贴”,使自己上升到定高点来俯视,行文中过量投入了主观情绪,似乎不是深切的悟道而是刻意渲染,是通过“滥情”来得到读者的认可,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共鸣。散文打动人心,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点便是情感的抒发。但在情感“量”上的不加节制乃至夸饰却会适得其反,让读者感受到的不是感情的真挚,而是一种情的泛滥。

余秋雨散文

美丽的雪花飞舞起来了。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

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现在更迟一点,也曾见过雪。但那是远处山顶的积雪,可不是飞舞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的随着雨点洒下来几颗,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它的颜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像是雨点,并不会飞舞。一到地面,它立刻融成了水,没有痕迹,也未尝跳跃,也未尝发出唏嘘的声音,像江浙一带下雪时的模样。这样的雪,在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诚然能感到特别的意味,谈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却总觉得索然。

我喜欢眼前飞舞着的上海的雪花。它才是

山居笔记> 酣睡在寒风中

“文革”中有一件小小的趣事,老在我的记忆里晃动。

那时学校由造反派执掌,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清晨全体师生必须出操。其实当时学校早已停课,出完操后什么事也没有了,大家都作鸟兽散,因此,出操是造反派体验掌权威仪的唯一机会。

老师们都是惊弓之鸟,不能不去;像我们这批曾经对抗过造反派、现在已成瓮中鳖而家里又有很多麻烦事的学生也不能不去;只有几个自称“逍遥派”的同学坚持不出操,任凭高间喇叭千呼万唤依然蒙头睡觉。这很损造反派的脸面,于是在一次会上决定,明天早晨,把这几个人连床抬到操场上示众。

第二天果然照此办理,严冬清晨的操场上,呼呼拉拉的人群吃力地抬着几张耸着被窝的

床出来了。造反派们一阵喧笑,出操的师生们也忍俊不禁。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了,难道强迫这些“逍遥派”当众钻出被窝穿衣起床?如果这样做他们也太排场了,简直就像老爷一样。于是造反派头头下令,“就让他们这样躺着示众!”但蒙头大睡算什么示众呢?我们边上操边看着这些床,这边是凛冽的寒风,那边是温暖的被窝,真是让人羡慕死了。造反派头头似乎也觉得情景不对,只得再下一个命令:“示众结束,抬回去!”那些温暖的被窝又乐颠颠地被抬回去了。后来据抬的同学抱怨,这些被抬进抬出的人中,至少有两个从头至尾没有醒过。

由这件往事,我想起很多道理。

示众,只是发难者单方面的想法。如果被示众者没有这种感觉,那很可能是一个享受。世间的惩罚可分直接伤害和名誉羞辱两种,对前者无可奈何,而对后者,地实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一个人要实现对另一个人的名誉羞辱,需要依赖许多复杂条件,当这些条件未能全然控制,就很难真正达到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常受围攻的人名誉未倒,而那些批判专家劳苦半辈子都未能为自己争来任何好名誉的原因了。

让他们站在寒风中慷慨激昂吧,我们自有温暖的被窝,乐得酣睡。抬来抬去,抬进抬出,辛苦了。

闲读梧桐 余秋雨

梧桐就在我们住的那幢楼的前面,在花圃和草地的中央,在曲径通幽的那个拐弯口,整日整夜地与我们对视。

它要比别处的其他树大出许多,足有合抱之粗,如一位“伟丈夫”,向空中伸展;又像一位矜持的少女,繁茂的叶子如长发,披肩掩面,甚至遮住了整个身躯。我猜想,当初它的身边定然有许多的树苗和它并肩成长,后来,或许因为环境规划需要,被砍伐了;或许就是它本身的素质好,顽强地坚持下来。它从从容容地走过岁月的风雨,高大起来了。闲来临窗读树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某日,母亲从北方来信:寒潮来了,注意保暖御寒。入夜,便加了一床被子。果然,夜半有呼风啸雨紧叩窗棂。我从酣梦里惊醒,听到那冷雨滴落空阶如原始的打击乐。于是无眠,想起家信。想起母亲说起的家谱,想起外祖父风雨如晦的际遇。外祖父是地方上知名的教育家,一生两袖清风献给桑梓教育事业,放弃了几次外聘高就的机会。然而,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他不愿屈从于非人的折磨,在一个冷雨的冬夜,饮恨自尽。我无缘见到他老人家,只是从小舅家读到一张黑色镜框里肃然的面容。我不敢说画师的技艺有多高,只是坚信那双眼睛是传了神的。每次站到它跟前,总有一种情思嬗传于我,冥冥之中,与我的心灵默默碰

撞。

浮想联翩,伴以风雨大作,了无睡意,就独自披衣临窗。夜如墨染,顷刻间我也融入这浓稠的夜色中了。惊奇地发现,天边竟有几颗寒星眨巴着瞌睡的眼!先前原是错觉,根本就没有下雨,只有风,粗暴狂虐的北风。这时,最让我“心有戚戚”的便是不远处的那株梧桐了。只能依稀看到它黛青色的轮廓,承受着一份天边的苍凉。阵风过处,是叶叶枝枝互相簇拥颤起的呼号,时而像俄罗斯民谣,时而像若有若无的诗歌。不知怎的,外祖父的遗像又蓦然浮上眼帘,似与这株沉默的梧桐有种无法言喻的契合。不求巨臂擎天的闻达,但也有荫庇一方的坦荡。

次日醒来,红日满窗,竟是大晴。

惦念的是那一树黄叶。推开窗棂,读到的树,竟是一个显山露水的甲骨文字;没有昨日那遮天蔽日的叶子,剩下的是虬树挺干。我的心像是被谁搁上了一块沉重的冰,无法再幻作一只鸟,向那棵树飞去了。这一夜的风呵,就凋零了满树的生命!而风又奈你何,坠落的终要坠落,无须挽留,你还有一身傲骨与春天之前的整个冬季抗争!

于是,我读懂了梧桐的寂寞,不是慨叹韶华流逝的漠然,不是哀怨人潮人海中的孤寂,而是一种禅意,一种宁静和虚空的玄奥,服从自然又抗衡自然,洞悉自然又糊涂自然,任风雕雨蚀,四季轮回,日月如晦,花开花落,好一种从容淡泊的大度!不禁又感慨起外祖父的英年早逝,悲哀起他屈从天命的无奈、悲哀起那个年代里的人们。

又是一阵熟悉的树叶婆娑的沙沙声响,亲切地叩击着耳鼓。俯目望去,一个红衣女孩雀跃在那黄叶覆盖的小径,那模样似乎每一片叶子都在为她青春的步履伴奏。此刻,我的窗台上,扑进一阙蓬松的阳光,洒在案前昨夜未曾合上的一卷旧书上

评《余秋雨散文集》

我不知道能不能算作看过一本书,也不知道这能不能算作一本书。想必人们对余秋雨的散文所作的评论已是多如繁星的了,我此举不免有班门弄斧之嫌。我没有看过很多所谓的世界名著,只因自己没有这么高的品味。然而对这些著作等身的大作家评足论道,又不免太肤浅了。终究还是忍受不住激情的诱惑,心灵的撩拨。

秋雨散文历史的气息很浓。像《酒公墓》、《寂寞天柱山》、《阳关雪》等许许多多的篇章其中浓缩了历史,浓缩了人生。秋雨是年轻的,他能冲着王维的《渭城曲》而去寻访阳关雪,仅仅是为了一个多年的梦,为了一份童真。因而他又是洒脱的,试想在各种现代文明的烦扰下,又有谁有这么的一份闲情逸致呢。谁心中无一个饶撩的梦想,但谁依然有这么的一份纯真呢?我们对很多在年轻的心中是新奇的东西已见惯不怪了,甚至对于诸如抢劫、盗窃的现象也视而不见,不知道这些能不能看作麻木不仁,但至少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份童真,我们的心已经老了。

秋雨是年轻的却又如一位睿智的老人。在秋雨的心中历史虽然有许多美好的东西,更多的是给我们无穷的悔恨。在《道士塔》心中透露的就是这样一种情绪。人们往往把敦煌石窟的罪人归结为王道士。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当时的那种所谓“官员”的官员的错,一个国家都如此的了,又何况一个如此无助的人呢?王道士为生活的所迫也只能如此的了。作为华夏子孙莫不对此感到悲愤的,却很少人像秋雨那样洞察更深层的原因。对于往事的描述,秋雨能如一位老人用历史的心态看待,平和而非柔弱,悲愤而能决无忘其所然。秋雨应该对历史有很深刻的了解。

有纯真的童真,有老人的睿智,秋雨也不乏丰富的情感。在《老师》一文中,为在自己老师面前大声喧哗却能听于劝阻的学生表示感激。为昔日叫老师的绰号而悔疚。文中有这么一段“许多非主课老师却实在有点认不得了,这些非主课老师大多也早退休;今天特地赶来,静静地站在路旁,站在楼梯的拐角处,期盼往日的学生能认出他们。我的目光与他们一碰撞,立即感受到他们的期盼,便快步赶上去,一边呼喊着“老师”,一边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回忆起他们的姓氏。”由此可见秋雨心中更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友情对秋雨来说也有重要的地位,如他写道“日子一年年过去,连我们也渐渐老了。三十人的班级,已有四个同学去世,每次追悼会,同学们哭得像家属一样伤心。”也正如他所写的那样“来一次世间,容易吗?有一次相遇,容易吗?叫一声朋友,容易吗?仍然是那句话——学会珍惜,小心翼翼。”

读秋雨散文,就如读着一本厚厚的历史,更有万象的人生世态和丰富的个人情感.。秋雨的心是年轻的,他的心又是迟暮的。有着儿童的天真,有着老人的睿智,因而有了天真的向往新奇的心,有了发自内心的对历史的感悟。因此他的人生应是美丽的。正如他在散文集的序文中所写的那样他应该是一个“天使般的老人”即使他年老了,也会有一颗年轻的心的。

秋雨对梦想的初衷,对历史的感悟。更是由于他对人类历史的重视。他追寻的心中的“阳关雪”,他对对待敦煌文明隐没的遭受蹂躏的过去不再如别人所云的那样将罪过归咎于一个无力回天的王道士。历史的失落该有历史的更深层的本质的。历史的源远流长也正是因为它有令人悲痛的过去。有了老人的睿智,有了儿童的心情,方有正视历史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