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国民党现状

范文一:台湾国民党军衔

1931年4月,国民党政府颁布《陆军军官佐及士兵等级表》,沿用北洋政府时期的军衔制,衔级和衔称都不变。当时授军衔没有统一的机构,国民政府可以授,总司令部可以授,军事委员会可以授,甚至上级机关或军政长官也可以授。1932年,西北军阀马步芳曾把还在小学读书、只有12岁的儿子马继援,委派为青海省南北边区警备司令部的上校参谋长。更为荒唐的是,上报到南京中央军政部后,竟然给予正式命令,发给了委任状。另外,当时军衔和职务相比,衔高职低的情况比较普遍,军长大都授上将。一些地方军阀,手中不过万把人最多几万人,也自封为上将。1933年,当时蒋介石在一次纪念周上讲话说:“国民党军队同列强相比,战斗力特弱而将官特多,上将都数不清了。”

为了整顿军队军衔混乱状况,以适应其军事上的需要,国民政府决定对军衔进行修订。1934年7月和1935年1月,国民政府重新制定了陆、海、空军《官制表》和《士兵等级表》。1935年3月,颁布了新的军衔等级表,把上将分为第一、第二两级,增设特级上将。整个军衔等级为六等十八级:

将官: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少将;

校军: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准尉;

军士:上士、中士、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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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

海军士兵分八级,称谓与北洋政府时期相同。

国民政府时期的军佐衔,最初等级设置与北洋政府时期相同,但改变了称谓,即在军官衔的前面冠以专业名称,如“军需少将”、“军医中校”、“军法上尉”等。1934年以后,军佐衔改用新称谓,将级军佐衔统称“监”,校级军佐衔统称“正”,尉级军佐衔统称“佐”。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军队为适应全面内战的需要,对各级军官的服现役限龄作了大幅度降低:一级上将,62岁;二级上将,60岁;中将,56岁;少将,52岁;上校,46岁;中校,44岁;少校,42岁;上尉,40岁;中尉,38岁;少尉,36岁。这在当时主要军事国家中是比较低的。

国民党军队的上将衔,比较复杂。除了分特级、一级、二级三个档次外,还有中将加上将衔和追赠上将几种。

特级上将为最高军衔,授予陆海空军最高军事长官。实际上这一衔级是专为蒋介石而设的。

特级上将、一级上将和二级上将常服的军衔标志,抗战结束前都是金版领章上缀3颗三角星。抗战以后,常服的军衔标志,由领章改为肩章,二级上将为3颗五角星,一级上将、特级上将分别为4颗星、5颗星。因此,也分别被俗称为“三星上将”、“四星上将”、“五星上将”。也有人是死后才被追赠的,如张自忠、廖磊等;还有人生前死后都为正式晋升二级上将,如钱大钧、罗卓英等。

此外,国民政府于1934年12月对驻蒙古、新疆、西康、西藏等地的武职官员,颁行了一种特殊的官衔,共分三等十级,其称谓类似于清末的军官衔称:一等一级称都统、一等二级称副统、一等三级称协统,二等一级称都领、二等二级称副领、二等三级称协领,三等一级称都卫、三等二级称副卫、三等三级称协卫,此外还设有准卫一级。

1、陆军军衔:

特级上将

一级上将 二级上将 中将少将

上校 中校 少校

上尉 中尉 少尉准尉

一等士官长 二等士官长 三等士官长

上士 中士 下士

上等兵 一等兵二等兵

2、海军军衔:

海军上将 海军中将海军少将

海军上校 海军中校海军少校

海军上尉 海军中尉 海军少尉

海军一等士官长海军二等士官长海军三等士官长

海军上士 海军中士 海军下士

海军上等兵 海军一等兵 海军二等兵海军新兵

3、空军军衔:

二级上将 中将 少将

上校 中校 少校

上尉 中尉 少尉

上士 中士 下士

台湾军队现役的一级上将

目前台军在世的一级上将只有5位,罗本立退役后,除了“参谋总长”李天羽以外,只剩下高魁元、刘和谦、陈桀龄。而郝柏村、唐飞、汤曜明及现任“国防部长”李杰等人由于曾接任“行政院长”或“国防部长”等重要文职岗位而根据相关规定退役。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国民党政府以及现在的台湾当局授予部队的将军,分为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少将。国民党军的特级上将只有蒋介石一人,相当于大元帅。授予一级上将始于1935年,早年共9人授衔,其中包括8位陆军一级上将和一位海军一级上将,这些将领都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风云人物,陆军一级上将有:何应钦、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唐生智、朱培德、陈济棠,海军一级上将是陈绍宽。而国民党逃台后,又授予了一些一级上将。比如1950年授予薛岳、余汉谋陆军一级上将。薛岳为抗战名将,在长沙会战中曾战胜日军。之后,又先后授予周至柔、桂永清、王叔铭、高魁元、郝柏村、陈桀龄、刘和谦、罗本立、唐飞、汤曜明以及李杰等

人一级上将。这些一级上将很多都担任过台军“参谋总长”等重要职务,能成为一级上将已成为台军将领的军职终极目标。

范文二:5.台湾的现状和未来

台湾的现状和未来

台湾今日尴尬处境,直接的导火索是统独争议,而这个争议却是台湾历史和现实处境的集中反映.假定统一和独立的问题一旦解决,且没有外界干预,台湾人安心过自己的日子,台湾的政治经济生活便会走上正规.目前的乱像便会消失.统一了,问题也会解决。而独立了,问题也会解决。但是,统独问题没有解决,恰好说明了台湾不是独立的,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一部分台湾人现在要求正名,以便公开宣布独立,要去中国化,反映了什么,实际上,就反映了以前的台湾并没有完全独立,是中国的一部分,自郑成功收台以后,台湾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为以后的清所继承,为中华民国所继承,自中华民国迁台,事实上沦为地方政权以后,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台湾民是中国民,这个不仅有历史和文化的传承,而且为国际法所公认.台湾人要独立,就要否定这一切,摆脱这一切,所以,在岛内搞正名,在国外拼命搞外交,在联合国进行冲击,这些都说明,台湾不是独立的,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如果不承认这一点,你搞前面那些东西干什么?你不是中国的,你是独立的,干吗要去中国化,要冲击联合国?为了说明自己是独立的,或者应该是独立的,就要篡改历史,篡改国际法等.结果成为国际笑柄。

统读问题能不能马上解决呢,不能。

先看独立,岛上一部分人是想独立着,那么,你现在就公开宣布独立呀,为什么不呢?因为有许多牵制的因素.这个牵制因素首先来自与大陆.中华民国迁台以后,丧失了对于整个中国的主权和大陆的治权,只拥有对金马台澎的治权,因此在事实上便沦为地方政府,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便合理合法的拥有对台湾的主权,并且被联合国和国际法所承认.因此,台湾要独立,便要经过中央政府这一关.可惜的是,这一关是过不了的.为什么过不了呢,道理很简单,中央政府代表全中国拥有对台湾的主权,为什么要让台湾独立,而丧失自己的主权呢?这就像台湾岛上有些人想争取主权一样,中央政府自然不会放弃这个主权.逻辑是一致的。在一方要争取主权,一方要保持主权的情况下,到底情况如何,就看双方的力量对比.结果台湾比不上大陆,所以,台湾独

立便只是一个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壮大自己的力量,台湾上的独立分子,就要想方设法把日本拉进来,把美国拉进来,而不惜丧失自己的利益,其他不说,看看台湾当局对于瘦肉精的双重态度就注意到了.为了同自己的父母之帮对抗,不惜给外国当干儿子。

问题在于,日本和美国肯为了台湾独立而同大陆对抗吗,他们都是利用台湾,把台湾当成牵制大陆的砝码,一旦闹到大陆为了保持自己的主权同台湾兵戎相见的时候,边都缩到一边去了,看看现在小便同志要进联合国,美国和日本是如何说的?小便说美国会保卫台湾,美国国务院马上说,美国没有协防台湾的义务,看明白了没有,我的台湾兄弟?

中央政府不让台湾独立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近代历史上,多少次外国侵害中国,都是从台湾开始的,多少次外国把台湾作为侵犯中国的跳板?为了中国全体人民的利益,中央政府也是绝对不会让台湾独立的。 随着大陆国力的上升,两岸力量的对比以及国际舞台的力量对比的这个态势将会明显的表现出来.所以,台独,将永远是那些台独分子的梦想而已.与其以后无条件的被大陆一国一制统一掉,还不如及早和大陆谈判,而不是统独争议,进行内耗,抓住机会,同大陆讨价还价,以尽可能的条件在一国两制下完成统一.常言说,敬酒不吃吃罚酒,何必?

因此,有资格对台湾动手的,只有中央政府.日本美国,想对台湾动手,没有资格,先过大陆这一关,他们是有贼心无贼胆.大陆自己不动手,也不会允许外国对台湾动手,因为这涉及到中国的主权.这不是保护了台湾是什么。如果完全统一的,外人更没有资格和胆子对台湾动手! 大陆有资格对台湾动手,是不是就一定动手呢,这个,我们也说的很清楚了,尽可能和平统一,但是,台湾人搞台独重大事变,迟迟不同大陆谈判,等等,中央政府在仁至义尽以后,就必然对台湾动手.所以,我劝台湾兄弟,一定要抓住机会,别丧失了一国两制的机会,最后被大陆搞成一国一制.哈哈。

台湾目前的内乱,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台湾民众的生活,但是已经严重影响了台湾民众的生活,前者说明了台湾同大陆同一后保持原来

制度的必要性,后者说明统一而不是独立才是台湾的出路。

至于说台湾当局在国际上胡闹,出笑话,切莫沾沾自喜,须知,越这样干,台湾在国际上的印象越差,大陆统一台湾的障碍越小,理由越充分. 一个人出生以后,就是父母的子女,改不了.除非时光倒流,台湾,从出生的那一天,就注定了是中国的儿女,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现实的国际政治格局,决定了统一,是台湾的宿命,别同命相争,别同天相争.越胡闹,越没有前途,天作孽,犹可活,人作孽,不可活.台独分子听着.

一国两制下,收益的是两岸的老百姓,有所牺牲的是台湾当局,因此台湾当局要洗台湾人民的脑,要去中国化,不顾影响台湾民众的生活和在国际上丢丑。

范文三:国民党在北台湾情势

国民党在北台湾情势丕变 不转变策略则是坐等失败

过去,国民党在北台湾优势太强,迷信“持盈保泰”的无为策略。现在情势丕变,国民党已无盈可持、无泰可保。拿不出政策区隔,坐视失血继续,就是坐等失败发生。 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国民党需要选战大战略》,原文如下:

年底选战,国民党面临创党以来最大的选举危机。不但传统铁板优势选区基隆、台北陷苦战,还可能产生溢波效应,危及邻近的新北与桃园。以2008年与2012年的大选为例,2008年是顺势选举,马英九打出“台湾向前行”的选战主轴,以终结贪腐、和平两岸为核心主调,获得大胜。2012年马英九处于民调低迷的逆势选举,也打出调性较柔的“台湾加油赞”,诉求安心,相衬民进党在两岸事务处理能力带给人民的不安心,终以过半的689万票,惊险过关。

然而,年底县市长大选,却完全看不到国民党大方向、大战略的选举轴心理念,只能看着弊案野火燎原,中台湾陷入危困不说,更渐渐地快把国民党北台湾的铁板选区烧为焦泥。 情况为何失控至此?总结原因,就是国民党在这次选战中缺乏明晰的大战略。没有战略,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战术,更别说,个别候选人的战技还不太如人。

以基隆为例,黄景泰涉弊让国民党基隆选情陷危,国民党在郝龙斌、朱立伦的呼吁下废止黄景泰的提名,这不足以扭转基隆危局。要翻转这几近必败之局,国民党必须彻底扭转战略思维。

首先,国民党要有光荣战败的决心,才有光荣战胜的希望。基隆困局中,该做的不只是换人,更要谦卑倾听基隆人心声,找出基隆人最想要的事,做为选战的战略诉求,在心态上根本改变。引用KANO的经典台词,在基隆,国民党不要想着赢,要真心思考,如何让基隆“不能输”。

而近来被讨论甚多的基隆台北合并或基隆新北合并,不失跳出“人”的泥淖,把选战带进“事”的高度的一种战略可能性。而这也有助于让目前始终停留在“人格扒粪战”的县市长选举,导向公共政策讨论的建设面。这样的公共政策议题,看起来是基隆人关心的议题,但如果构思周延、论述得当,也不失为串连北北基甚至桃园的大战略发展议题。

从基隆角度言,蓝绿民调都显示,北基合并获得基隆人极高支持。2012年10月,国民党立委邱文彦等人发布民调,8成2的基隆人支持基隆与台北或新北合并;去年3月民进党基隆市长被提名人林右昌也发布民进党民调,47.1%基隆人最希望跟台北市合并,其次盼

维持现状的16.1%,希望并入新北市的15.9%,赞成北北基合并的2.1%。可见,合併在基隆存在高度共识,缺的是推动的决心。而这个决心的展现,也正是扭转基隆民心的关键。

从台北或新北的角度来看。北基合併议题,看起来台北人或新北市人的关心度不高,似乎不是吸引人的议题。其实未必,如果连胜文可以从“城市造梦”、“台北造港”的角度提出来,为内陆的台北城规画10年的海洋愿景,仍不失为拉高候选人格局高度的战略思维。特别是在柯文哲对北基合併,以“混蛋说”回应,等于封杀他当选市长后思考北基合并的想像空间,一直苦于被柯阵营在人格战上纠缠的连阵营,这也将成为超越人格战的一个“公共政策区隔点”,拉一条政策战线,在战略面与柯文哲对决。

从朱立伦的立场看,基隆人虽然比较希望和台北而非新北合并,朱立伦也可以从地理毗连的整合性提出基隆新北合并的论述,用开阔胸襟看待基隆人的期待。至少谦卑的说:“这要尊重基隆的意愿,一旦基隆市完成合併提案,新北一定会努力促成。”

这样的议题,甚至还可以从基隆海港的重生,把桃园空港的跃升议题连动带进来,形塑一个有宏观愿景的大计划,让民众看到国民党的建设企图与建设蓝本。当然,公共政策的提出没有全利全弊,北基合并也有缺点,适不适合做为国民党在北北基的大战略诉求,国民党还要周延思考。这个大战略可以不是“北基合并”议题,却不能没有这样的大战略。

过去,国民党在北台湾优势太强,迷信“持盈保泰”的无为策略。现在情势丕变,国民党已无盈可持、无泰可保。拿不出政策区隔,坐视失血继续,就是坐等失败发生。拿出大魄力、端出大政策、提出大战略,是国民党在败局中,唯一的胜机。

范文四:国民党是怎么看待败退台湾的

国民党是怎么看待败退台湾的

据蒋经国叙述,他父亲真正思考和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在引退于奉化之后。他说:“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亲引退,离开南京。回到溪口故乡之后,父亲便开始埋头研究战争失败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势和改造革命队伍的方案。”这样,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便根据他研究的“原因”,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蒋介石亲自主持,亲自督导,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训词”。在这些训词及其他各种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痛切的指陈。

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蒋介石的这种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党政军学,无一幸免。说“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似已稍有过分,而国民怎么就“不成其为国民”了呢?国民党以“国民”为号,国民政府以“国民”为纪,如果“国民不成其为国民”,那么这个党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又成了什么呢?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过去在大陆,国民党是不能被批评的,因批评国民党而被逮捕、囚禁、暗杀的,不计其数,甚至连国民党内元老级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济深、邓演达等也在所难免。到台湾后,蒋介石自己批评起来了,虽然只是泛论,没有具体指出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残民害民的中统、军统特务,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上层官吏,但能指出国民党的腐朽,甚至认为“早就应该消灭淘汰”,也算是一点进步。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过去,对国军也是不可以批评的。早在1946年,蒋介石说:“共党在国内外大肆虚伪的宣传,说本党如何专制,政府如何腐败,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们国民革命军如何扰民,甚至说我们军官人人都营私舞弊。”到了台湾,他大讲特讲“军不成其为军”的种种表现,这至少

证明过去人民对国民党部队的厌恶,并非“虚伪的宣传”。

在指责国军的作战不力时,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批评尤为严厉。他说:“我们此次大失败的耻辱,不仅是由于一般党员丧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义,尤其因为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蒋介石历来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对那些临战而未“成仁”的将领特别愤恨,即使是嫡系亲信,亦不肯有所宽宥。以汤恩伯为例,他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在国民党败退前夕,他不仅向蒋介石密告了自己的恩师陈仪,而且帮蒋介石秘密运走了国库所有的黄金、白银与外汇,最后将华东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带去台湾。所以蒋经国曾称汤恩伯为“国之干城”,说:“父亲引退之后交我们办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定海的飞机场建筑起来。到了淞沪弃守,汤恩伯将军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起飞的空军的掩护,才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而成为现在保卫台湾和将来反攻大陆的一支重要兵力。假使这一支部队在上海就牺牲了,对于我们重建武力将增加很多困难;乃至我们能否安然度过三十九年(指1950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时期,也许都成了问题。”蒋经国在这篇文章里着重描述了蒋介石对汤恩伯的爱护和倚重,但蒋介石本人并不如是观。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病逝,蒋介石发表演说道:“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的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当时在上海撤退的时候,未能为主义为革命捐躯殉职,却在五年以后的今日病死日本,虽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为千秋历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机会。”真是天威难测,连自己的儿子也摸不准。

又次,蒋介石把在大陆的失败还归咎于知识分子。他说:“我们在大陆的失败的最大的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作了共党的外围,成为敌人的工具。”他说:“一般知识阶级随风逐浪,道听途说,以共党所好好之,以共党所恶恶之,以共党之是为是,以共党之非为非,就是这样断送了我们的大陆。”他说:“一些自命为自由民主主义的人们,直接间接帮助共党,在政府区域内开展反内战运动。政府为剿匪的动员,特别是征兵征粮,到处遭受这一运动的阻碍。这些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饰其投共投俄的罪行。反共阵营因而动摇,而士气民心亦为之颓丧。”这里所指的是1947年在国统区开展的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一运动给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因而蒋介石每提到这一运动,就发出切齿之声。

蒋介石在大骂一通大陆的知识分子以后,话头一转,指向了台湾。“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反动分子,像过去大陆的所谓民主人士,假借其民主自由的口号,来摇惑人心,扰乱社会,企图混水摸鱼,投机取巧,以遂其卑鄙无耻、卖国害民的目的。”此处所说的“反动分子”,是指殷海光、雷震等人。殷海光是台湾大学教授,曾给美国一刊物写过一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尖锐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的本质。雷震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只是与知识分子交往较多。大陆解放前夕,他与胡适、傅斯年、王世杰等在上海搞了个“民主抗共”方案,还发表了个“上海宣言”,得到蒋介石的赞许。但胡适非常乖巧,只写了封《致润之先生(毛泽东)》的信,要求中共放弃武力,与国民党一起“民主建国”,接着便到美国任国民党大使去了。雷震不知自敛,到台湾后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民主政治,甚至还想组建一个新党。蒋介石不断以大陆知识分子为例,教训这些“反动分子”,后来忍无可忍,把雷震逮捕下狱。

此外,对于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还认为是由于美国支持不力。他说:“美国人对我们训政的必要,没有深刻的认识,加上共产党穿凿附会,恶意宣传,因此在美国人头脑中间,造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中国的政治是独裁的政治,国民党是独裁的政党。”在大陆时,

蒋介石对美国使团人员虽多有不满,但不敢恶语相向。到了台湾以后,越想越气,便经常开骂。如称史迪威“不自量力”,“余为总司令,史迪威只系余任命之参谋长,有何权力未经余之批准,即建议将武器分给共产党?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乃余之责任,彼绝对不能过问。”称赫尔利为“无知之辈”,“赫尔利对中国一无所知,彼从延安带来之协定草案,表面上都是民主、自由、和平、进步等民主国家人士最喜欢听的名词,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基本战略。故余对其„联合政府‟的提议加以拒绝。”在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曾要求美国出兵援助,被杜鲁门严词拒绝。到台湾后,他不敢指名骂杜鲁门,只是大骂“国际姑息分子”。他说:“铲除共产党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业,但由于国际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视,养虎贻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面。”

当时来中国的美国使团,大多数人对中国确实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比较,作出自己的结论。许多美方人员经过比较,特别是通过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区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一、“中共虽代表少数,但颇强。”二、“中共扩张其地区,系人民之拥护。”三、“中共占领区人民之生活,较国统区为优。”四、“中共之征兵与税收,亦较国统区公平。”五、“中共受进步之中产阶级拥护,有越封锁线而逃入共区者。”六、“中共之现行制度,较国民党民主。”七、“中国之小政党愿托附中共,可以得到保护。”八、“国共两党应有政治上之协定,组成各党派联合政府。”这些观点,当然也影响了美国的某些决策。但从根本上来讲,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是从不“姑息”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不是在美国“姑息”下发展壮大的。当蒋介石大骂“国际姑息分子”时,杜鲁门没有还骂。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其《口述自传》中说:“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三十亿五千万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三十万共军,共产党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蒋介石在检讨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也表现了自责的精神。如在《如何纪念国父诞辰》的演讲中说:“在今日纪念国父八十六诞辰的时候,不仅主义未行,历史垂绝,就是整个的革命基础,都将要在我们手里毁灭了。不知道大家对此一残酷的现实,曾经检讨过没有?在我个人来说,至少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无论怎样繁忙,总要抽出一段时间来,作为反省忏悔的功夫。”

但是,蒋介石的“反省忏悔”,常常把责己与责人、自责与自负混淆在一起。他说:“我们过去之所以失败,我固然要自愧领导无力,督率不严,应该负重大的责任,但你们大家过去不争气,不努力,尤其在同志之间,离心离德,自私自利,不肯协力互助,团结奋斗,而对于领袖的命令阳奉阴违,不能彻底实行,对于领袖的信任,表里不一,几乎无足轻重,这是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亦就是我们革命的致命伤。”绕来绕去,“致命伤”还是在“你们大家”。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蒋介石的检讨,只是一种愤怒的宣泄,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自我洗刷与自我标榜,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和历史的总结。这种检讨并不能真正回答他们父子提出的“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问题,更不能解决国民党的改造问题,而只能误导国民党由错误走向错误。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并不是局部的、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失败,也不仅是军事上战役上的失败,而是全面的彻底的失败。这种失败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只有冷静地对待历史,冷静地对待现实,并以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态度,来判断是非曲直,才有可能得出经验教训,明白致败之由。

范文五:国民党将领败退台湾多凄凉

“我们不应该到这里来”      1950年3月,胡宗南黯然来到台湾,暂且安身在花莲,当年曾统帅40万大军的他,身边只剩下了6名随从。   失败的阴影,前途的渺茫,都让胡宗南的心情极为低落。有一天,胡宗南走过花莲体育馆,来到海边,突然对他曾经的部下孔令晟说:“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自杀啊?这里真没有意思啊!”当自杀的念头闪过后,胡宗南对他的部下说:“我们不应该到这里来。”   1950年5月,台北“监察院”内,45名“监察委员”联名弹劾胡宗南。这一篇弹劾文列举了胡宗南进驻陕甘后的权力膨胀,历数了他在西北、四川的一连串败绩,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会“失去大陆江山”,胡宗南“应负重大之罪责”。   来台的胡宗南部属愤愤不平,要到“监察院”去闹事,都被胡宗南压了下来。领军多年的胡宗南,表现出了常人少有的镇静。最终,这一场弹劾案不了了之。但是,经历了这一场风波后,胡宗南“西北王”的历史彻底画上了句号。      阎锡山的山居岁月      和胡宗南比,山西的阎锡山到了台湾后,日子就更难过了。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让阎锡山把“行政院院长”给了陈诚,改领了一个闲差“总统府资政”。第二天,他就搬到台北偏僻的丽水街,半年后,他又带着40名部属,搬家到阳明山旁的菁山。来到山上,阎锡山自己动手建房子,时任阎锡山侍卫的张日明说,一开始,他们住的房子是木板墙和石棉瓦顶。这些生于山西,长于山西的人哪里见识过风急雨骤的台风?台风一来,石棉瓦就被吹飞了,他们就接着在屋顶上面铺草,结果台风又来了,草顶也不见了。   远离家乡,阎锡山很想念黄土高原上的窑洞,于是就用水泥,在菁山上建了两个窑洞,并命名为“种能洞”。在窑洞里,他把部属们召集起来像往日一样开会,并且加以记录。   在山上,阎锡山还租地建了一个“种能农场”,养鸡养猪,开梯田种橘子。那时阎锡山每月可以领5万元台币,但是这些钱要一群人来用,不免显得捉襟见肘,为了给部属们张罗生计,阎锡山开了一家印刷厂。但是部属们还是渐渐离他而去,他的部属王延年回忆:“我们都感觉没有意思了,靠他吃饭不如出来自己吃饭。”   1960年5月20日,蒋介石庆祝他就职“总统"12周年,阎锡山没有参加,这一天他正患重感冒,还有气喘。第二天的中午,阎锡山即被紧急送往医院,两天后病逝,时年78岁。      何应钦:左右不逢源      早在“西安事变”时,何应钦打算以军队讨伐张学良,使得蒋介石的生命受到威胁,由此两人结下了“梁子”。现在来到台湾,毫无疑问的属于寄人篱下,何应钦要想获得一席之地,不能不看蒋介石的脸色行事。   1952年2月,何应钦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复职”,同时谴责李宗仁“不忠不义”。国民党展开“改造”,要让“老人”们离开权力中心,何应钦却为“改造”积极献计,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评议委员”,但在“改造”结束后,何应钦也随之被挤出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剩下“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委”一个空头衔。到了1972年,“战略顾问委员会”不再设主任一职,何应钦成为委员,更加无事可做,闲在家里。   到了晚年,政治上的纷扰已彻底离何应钦而去,让他不能忘怀的,是家乡的山水和兰花。于是他用双手摆出贵州老家的景色,请张大千给他画了一张家乡山水画;还养了200多盆兰花,每有兰花展,他一定前往观赏。   95岁生日那天,何应钦很高兴地拍了很多照片,说要把这些照片寄给家乡人看看。1987年10月20日,他的血压突然下降,第二天上午就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终年99岁。

范文六:将军们的黄昏:国民党名将在台湾

将军们的黄昏:国民党名将在台湾

失败的阴影,前途的渺茫,都让胡宗南的心情极为低落。到花莲后,他时或出去散心,他在王曲军校的学生孔令晟则伴随着他。有一天,胡宗南走过花莲体育馆,来到海边,“突然”对孔令晟说:“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自杀啊?这里真没有意思啊!”

孔令晟回答:“要自杀,不如在成都,可以跟我们的部队一起自杀;到了西昌就没什么意思了,部队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在此时的台湾,不仅仅是胡宗南一个人感到“没有意思”,与他处于相似境地的还有阎锡山、白崇禧、汤恩伯、孙立人、薛岳……时任“代总统”的李宗仁虽然没有和他们一样去台湾,而是去了美国,但境遇的落寞则是一致。当年手握重兵的他们,如今不但成了败军之将,失去了叱咤风云的舞台,甚至还会面临来自国民党内部的人身威胁。

不过,虽然他们所处的环境差不了多少,但各人的反应却是不同,有的从容处之,有的却局促不安。

“我们不应该到这里来”

在花莲,当自杀的念头闪过后,胡宗南对他的部下说:“我们不应该到这里来。”此时,面对浩瀚的太平洋,他仍对自己的部队念念不忘。在他的第一军中,许多将官都是他一手从王曲军校带出来的,而这些人大都已在川西零落殆尽。

根据王曲军校学生徐枕的说法,胡宗南原本是打算留在西昌的,当时蒋介石让他飞往台湾,但是他不肯走,而是对部下说:“今天我跟你们喝一杯,送你们走。”最终,胡宗南是被部下“拉”上飞机的。

然而到了台湾,他的厄运并没有结束。刚刚飞到台湾时,蒋介石和陈诚都没有见他,到了花莲,也没有人来看望他。不仅仅如此,失去了部队的他,现在甚至要为整个国民党政府的失败负责。

1950年5月,台北“监察院”内,45名“监察委员”气势汹汹地联名弹劾胡宗南。这一篇洋洋数千言的弹劾文在列举了胡宗南进驻陕甘后的权力膨胀后,又历数了他在西北、四川的一连串败绩,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会“失去大陆江山”,胡宗南“应负重大之罪责”。

这一场弹劾案迅速在小小的台湾掀起轩然大波,来台的胡宗南部属愤愤不平,要到“监察院”去闹事,但都被胡宗南压了下来,他认为,是非自然会有公论,“假如应该我负的责,我当然要负责。”

领军多年的胡宗南,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常人少有的镇静。最终,这一场弹劾案在各方面的斡旋下不了了之,使胡宗南避免了“军法会审”。

但是,经历了这一场风波后,胡宗南那“西北王”的历史也彻底划上了句号。正如他认为国民党之败不属个人责任,而是整个体系的失败一样,蒋介石也是这么认为的。于是,败退到台湾后的蒋介石迅速对国民党展开了“改造”,全面更换旧的党政系统,原有的黄埔、中统、CC、政学系等皆被清除,一批完全拥护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新实力派被培养起来,这其中最为得力者即为陈诚的“土木系”。

那些国民党的“老人”们,则在这一场“改造”后几乎全部失势。胡宗南再也得不到蒋介石的重用,只一度担任了大陈岛“浙江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和澎湖防卫司令等职。虽然职位并不突出,但是胡宗南做得很认真,并短暂登上大陆的土地。

但是胡宗南和他的家眷、部属是再也没有机会真正回到大陆了。在担任澎湖防卫司令时,每次领到薪水,他只留1/3给自己和家人,其余的几乎都给了部属,以维持他们的生计。后来其部属王应文的儿子回忆说,那时有人到胡宗南家里去,坐沙发都要小心,因为“那个沙发太旧太烂,一不小心会给他坐摇晃”。

1962年,胡宗南66岁,这一年春节期间,他因心脏病发作,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他的王曲部属们,则每年为他举行低调的纪念仪式。

阎锡山的山居岁月

胡宗南虽经历了“弹劾”,但他毕竟属于黄埔系,相较之下,山西的阎锡山和桂系的白崇禧到了台湾后,日子就更难过了。1949年12月8日,阎锡山刚刚来到台湾时,他的身份还是“行政院院长”,不过,既然在大陆时,他这个“行政院院长”就已处处受蒋介石的掣肘,现在到了台湾,他自然更是没有用武之地了,于是在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就让他把“行政院院长”给了陈诚,改领了一个闲差“总统府资政”。

当时有人把《道德经》里的两句话“绝圣弃知,大盗乃止”送给阎锡山,他立刻表示,这正合他的心意,于是,在辞去“行政院院长”后的第二天,阎锡山就搬到台北偏僻的丽水街。半年后,他又带着40名部属,搬家到阳明山旁的菁山。

来到山上,阎锡山自己动手建房子,时任阎锡山侍卫的张日明说,一开始,他们住的房子是木板墙和石棉瓦顶。这些生于山西,长于山西的人哪里见识过风急雨骤的台风?台风一来,石棉瓦就被吹飞了,他们就接着在屋顶上面铺草,结果台风又来了,草顶也不见了。

山上没有电灯,没有电话,也没有自来水。蒋介石过去“慰问”闲居的阎锡山,看到他这里如此简陋,就送了他一个军用电话,以方便阎锡山的写作——在赋闲后,阎锡山就爱上了读书写作,写了《三百年的中国》等20多本书;蒋介石也乐得他这么做,更希望他真的是心境淡泊,超然世外。

远离家乡,阎锡山很想念黄土高原上的窑洞,于是就用水泥,在菁山上建了两个窑洞,并命名为“种能洞”。在窑洞里,他把部属们召集起来像往日一样开会,

并且加以记录。

在山上,阎锡山还租地建了一个“种能农场”,养鸡养猪,开梯田种橘子。那时阎锡山每月可以领5万元台币,但是这些钱要一群人来用,不免显得捉襟见肘,为了给部属们张罗生计,阎锡山也想着另外的生财之法——开了一家印刷厂。

但是部属们还是渐渐离他而去,他的部属王延年讲述当时的情况是:“我们都感觉没有意思了,靠他吃饭不如出来自己吃饭”,于是时间一长,“大家慢慢地散伙了”,有的部属在台北找到了事情做,就搬离了菁山。

阎锡山身边的人少了,山上又没有什么活动,有朋友担心他会寂寞,劝他信教,做教徒,他回信说:“我一天忙得很,不寂寞。”

1960年5月20日,蒋介石庆祝他就职“总统”12周年,庆祝大会异常热烈,但是阎锡山没有参加,这一天他正患着重感冒,还有气喘。第二天的中午,阎锡山即被紧急送往医院,两天后病逝,时年78岁。

在台湾度过寂寞的晚年后,死后的阎锡山迎来了属于他的隆重的葬礼。葬礼由何应钦主持,蒋介石亲临致祭,并送一块匾额,上写“怆怀耆勋”。

他在生前,即在每年的大年初一修改遗嘱、自写挽联。在他去世后,用的也是自己写的挽联,并且不止一幅,其中一幅是:“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

何应钦:左右不逢源

比起阎锡山和胡宗南,何应钦在去台湾前,就开始“未雨绸缪”了。1949年6月,刚刚卸任“行政院院长”,他就决定去台北了。

他先把家当运到台北,有床铺、办公桌、衣柜,还有他夫人的梳妆台,这些东西都重得很,是用最好的檀香木做出来的。

1949年年底,何应钦住进了台北牯岭街的家中,这里“冠盖如云”,住的都是国民党的一级上将们,他的女儿何丽珠那时17岁,记得“那个时候孙立人就住在现在的陆军招待所那边,离我们家很近,所以那时候孙立人常常到我们家来聊天,还有前面一个桂永清,那个时候他是参谋总长,是黄埔一期的”。

何应钦的邻居们晚上会到他家里来坐坐,“聊聊天,发发牢骚”,同时也观察着自己该做一些什么。

早在“西安事变”时,何应钦打算以军队讨伐张学良,使得蒋介石的生命受到威胁,由是两人结下了“梁子”。现在来到台湾,毫无疑问的属于寄人篱下,何应钦要想获得一席之地,就更加不能不看蒋介石的脸色行事。

于是在1952年2月,何应钦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复职”,同时谴责李宗仁“不忠不义”。国民党在台湾展开“改造”,本来就是要让“老人”们离开权力中心,何应钦却为“改造”积极献计,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评议委员”,但在“改造”结束后,何应钦也随之被挤出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剩下“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委”一个空头衔,到了1972年,“战略顾问委员会”不再设主任一职,何应钦成为委员,更加无事可做,闲在家里。何应钦又不像阎锡山那样能“闲得住”,还是要找事情来做,就这样,他参与了“国际冷战”。当时有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国际组织叫做“世界道德重整委员会”,1955年5月20日,这一组织与何应钦联系,希望他能帮助该组织访问台湾。何应钦立刻向蒋介石报告,正为“反攻大陆”而苦恼的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表示欢迎访问团到来。

从此何应钦积极投身于“冷战”,他在台湾成立了“世界道德重整联谊会”,并任会长,虽然这个“道德重整”的活动没有台湾官方的经费保证,可这毕竟是何应钦的新舞台。1961年,他还亲自带队,将一部反“赤化”的歌舞剧《龙》带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表演。

到了晚年,政治上的纷扰已彻底离何应钦而去,让他不能忘怀的,是家乡的山水和兰花。于是他用双手摆出贵州老家的景色,请张大千给他画了一张家乡山水画;还养了200多盆兰花,每有兰花展,他一定前往观赏。

95岁生日那天,何应钦很高兴地拍了很多照片,说要把这些照片寄给家乡人看看。1987年10月20日,他的血压突然下降,第二天上午何应钦终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终年99岁。

将军们的落幕

去了美国的李宗仁最终还是没去台湾,尽管在1950年2月21日,蒋介石指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向在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发出了最后通牒,限李三天之内返台,否则便视作放弃职权。

李宗仁选择了回大陆,在美国的6年寓公生活,让不甘寂寞的他最终坐不住了,于是在1965年7月,李宗仁和夫人一起飞回了大陆。在给李宗仁做口述历史的唐德刚的印象中,寓公李宗仁“最大的嗜好还是聊天、谈国事”,有时唐德刚甚至会带“一批谈客”去和李宗仁“谈国事”,这个时候李宗仁就会特别高兴,“谈笑终宵”,后来唐德刚不常去李府了,李宗仁每遇到重要新闻,还是打唐德刚家的电话要“谈谈”,遇到唐德刚不在家,李宗仁就要在电话里和唐德刚的夫人为“国事”谈上半天。

这让唐德刚觉得:“和这些青年的家庭主妇„谈国事‟,李„代总统‟也未免太委屈了。”唐德刚认为,这或许是李宗仁选择回大陆的原因之一,因为“北京的人民政协之内,胜友如云,吹起牛来,多过瘾!”

李氏夫妇回大陆的第二年,“文革”就开始了,不过由于受到周恩来的保护,他并没有受到冲击。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肺炎在北京逝世。

在台湾的白崇禧,则因为李宗仁的回大陆,日子更加难过。白崇禧与李宗仁同属桂系,在大陆时,白崇禧曾三度逼蒋介石下台,让蒋介石非常记恨。早在1953年,他在花莲打猎时,就曾遭到特务的暗杀,所幸逃过一劫。1966年冬天,也就是李宗仁回大陆的第二年,73岁的白崇禧被人发现暴毙身亡。关于他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不少人都认为是蒋介石指示人在白崇禧常喝的药酒里做了手脚。对此,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说,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也许要等相关秘密档案解封了才知道。在一定程度上,汤恩伯与白崇禧一样,也是死得有点“不明不白”。从大陆来到台湾后,汤恩伯只落得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空头衔,于是他便想去日本,但蒋介石又不允许,1954年5月,汤恩伯终于以治病为由去了日本,从此一去不返,死在东京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有传闻说,是因为做手术的医生有亲属死于侵华战场,所以趁机报复。

像孙立人、薛岳这样的抗日名将,同样在是台湾落寞终老。薛岳到台湾后,虽然蒋氏父子都给了这员功绩卓著的战将以表面上的礼遇,但是薛岳接到却是一连串的闲差,如“总统府战略顾问”、“中国国民党改造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行政院政务委员”、“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于是他只好隐退在台湾南部的嘉义乡间。闲云野鹤的生活让薛岳成为了“百岁老人”,他在1998年5月去世,享年103岁。

孙立人虽然也像薛岳一样以高寿而终,但是却在台湾走过了长长一段波折时期。1955年5月25日,孙立人因僚属郭廷亮等七人涉嫌叛乱被捕,之后就被当局软禁起来。在台湾公众的印象中,这就是迷雾重重的孙立人“兵变”事件。

在实施软禁期间,当局对孙立人实行了“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政策”,以软禁代替论罪,以“查考”代替自由。

三十多个年头过去了,一直到1988年3月,孙立人才恢复自由。这一年,台湾《自立晚报》独家发表消息,说孙立人将军还活着,就生活在台中市。这一消息很快就震惊了岛内外,台中民众尤其感到惊讶,多少年了,由于孙立人就像消失了一样,许多人早已相信了“孙立人已经仙逝”的传闻。

1988年11月27日,孙立人迎来90大寿,前来祝寿的老战友和各界人士有6000多人。1990年11月,也就是孙立人获得自由的第三年,他以91岁的高龄去世。

台湾的一位教授在孙立人去世后写到:“孙立人将军的丧礼确是倍极哀荣,自动前往吊唁者一万余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像孙立人这样的人去世也代表了一段岁月的结束,这个教授在看了人们排成一公里长的队伍为孙立人送葬后感到:“今后在台湾大概不可能再有同样的感人场面了……”

范文七:朱立伦能救国民党和台湾吗

2015年1月19日上午,国民党代理主席吴敦义(左)向新当选党主席朱立伦(右)移交印信。供图/CNSphoto   去年底,国民党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中遭遇重挫,马英九因败选而辞去党主席一职。在今年1月17日的国民党主席补选中,朱立伦以99.61%的“史上最高得票率”当选,从而开启了国民党的“朱立伦时代”。国民党的败选导致人心涣散、士气低落,朱立伦执掌党主席一职面临多重困难与挑战。   四大困难与挑战   由于败选,国民党在台湾执政的地方政治版图大幅缩小,22个县市中仅有六个为国民党执政。加之国民党长年累积起来的种种问题,朱立伦在国民党史上最弱的时期当选党主席,上台后面临的挑战是很大的。总体而言,担任国民党主席后的朱立伦面临四大困难与挑战。   一是如何促使国民党内部团结一致,凝聚党心,提升士气。在近15年间,国民党党员流失严重,党员人数从2001年的约93万人,下降到2009年的53万人、2015年的34万人。朱立伦上任后不到10天,即有党籍“立委”徐欣莹退党,以及传言其他国民党籍“立委”有可能跟进。因此台湾舆论认为,如今是“近十年来国民党面临的最坏年代”。朱立伦在这样的时刻担任党主席,其首要任务是凝聚国民党的党心,让国民党不再是散沙一盘,重振士气。除了整顿和调整国民党组织和人事外,接下来最为重要的是能打赢选战,让国民党气势不至于下滑。然而,要收拾国民党这一烂摊子可谓千头万绪,要打赢选战谈何容易。   二是如何面对民进党及其绿营人士和有关媒体对他的不时“追杀”。朱立伦才上任,绿营方面就放出话,说朱立伦是“第二个马英九”,或曰“马英九2.0版”,企图将其与马英九划等号。过去六年多来,民进党及其绿营人士和有关媒体竭力对马英九抹红抹黑,加之马英九较软的个人性格特质和相关行事风格,其在台湾民众中的支持度屡创新低。如果将朱立伦比之于马英九,则民进党及其他绿营人士可以将“打朱”成本大为降低,相对轻松地把对蔡英文在2016年竞选有威胁的人选打下去。所以,除了把朱立伦说成是“第二个马英九”,民进党及其绿营人士还对朱立伦进行歪曲宣传,例如,“朱立伦的核四立场打马英九的脸”、“面对黑金,朱立伦不如马英九”,等等。   三是在“仇富”、“反商”的社会心态下,如何赢得台湾民众的支持。自2008年以来,美国和欧洲国家经济不景气,为此台湾经济受到波及,若不是以与大陆经贸往来作支撑,台湾经济情况会更糟。然而,由于台湾对大陆的顾忌,加上去年的“反服贸运动”,台湾能从大陆得到的“大饼”硬生生地被缩小了许多。此外,由于经济不景气,台湾平均薪资较低,劳工福利待遇较差,年轻人的就业状况不佳,社会贫富差距逐渐加大。在饼未做大、而贫富差距又有所扩大的情况下,台湾社会的“仇富”与“反商”情结不断滋长。较长时间以来,国民党被贴上图利大财团的标签,降低了国民党在台湾民众中的声望,对该党的发展很不利。在这种社会政治经济的矛盾中,台湾民众有着较重的“集体苦闷”心理。因此,如何在这样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心理中,让台湾民众看到希望,走出这一社会政治经济困境,都是其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   四是如何消除台湾社会的“反共”、“反中”心理,发挥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上的优势作用。马英九上台施政六年多,最为成功之处就是两岸关系的大幅改善。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经过两岸的共同努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两岸和平红利不断溢出。但因历史原因,以及在某些民进党“台独”人士及其有关媒体的鼓噪下,台湾社会“反共”、“反中”心理仍然较强,进入深水区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向前推进的阻力重重。去年三四月间,台湾“反服贸运动”爆发后,两岸经贸关系的扩大与加深势头受阻,台湾本该享受更多的两岸和平红利被大打折扣,这不仅影响了台湾经济的发展,而且使得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上的优势不能充分体现。“反服贸”的台湾学生在两岸经济关系问题上是非不明,与长期来台湾对学生“去中国化”的教育有关,也与 “反共”、“反中”的台湾社会心态有关。在“反共”、“反中”的台湾社会氛围下,要在两岸关系上有所突破与建树,对朱立伦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   达成党内团结、提升民众支持度   一个政党组织的成功需要集体团队的共同努力,但这一政党组织领导人的个人性格特质也必定会对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据接近和了解朱立伦的人士介绍,朱立伦的个人特质有这么几点:一是务实,重视民意,不空谈理想、改革;二是精于算计,注重工作效率和团队纪律;三是重视个人形象,夫妻恩爱,家庭和睦,为政清廉。朱立伦的从政资历完整,从大学教授到“立法委员”、县长、市长、“行政院副院长”、党主席,加之他能讲闽南语、会唱歌仔戏,其个人经历和能力具备了可与各方沟通的条件和优势。从朱立伦出任党主席半月多的情况看,其改革方向和目标已列出,即重建智库、组织改造、检视党产,以达到国民党“内造化、志工化、战斗化”的目标。   在重建智库方面,朱立伦已有所动作。针对外界质疑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功能不彰”,朱立伦上任后即指示要“重建智库”。日前,朱立伦已与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一道拜会智库董事长连战,双方达成共识,决定今后由党主席兼任智库董事长,让智库人事制度化。朱立伦对智库有较高的期待,要让智库“发挥为党论述、掌握时代脉动的功能”,希望未来智库能投入选举,通过加强网络和大数据研究,以因应网络时代的来临。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林奕华表示:“智库的定位应是国民党的智库,未来方向,要有能对党的理念、方向和关注的公共议题建构理论基础并进行论述,也要培养党内论述和选举的优秀人才。”从中可以看出,与马英九的“小团队运作”有所区别的是,朱立伦将更加发挥国民党智库人士的集体作用,通过智库运作,掌握时代脉动,为国民党提供政策发展方向,培养优秀的选举人才。   为实现国民党党内团结与提升民众对国民党的支持度,朱立伦上任后即处理了两件事:一是有关王金平党籍诉讼案,对此朱立伦指示“缓办”。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已确定不会去更替诉讼代理人,意即不承接诉讼,如此的话,王金平党籍官司“预料会遭驳回”,党籍案诉讼就会自动结案。这样的处理方法,将有利于国民党团结一致,减少内耗。二是重视基层,吸引年轻人支持国民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队伍。担任国民党政策委员会执行长的赖士葆规划了一系列“UPolicy挑战政策”公听会,1月27日首度登场,讨论官方协助青年创业问题,并采取网络直播方式,了解网军心声,以掌握年轻人的思想脉动。此外,朱立伦将“行政院劳动部长”陈文雄指定为国民党中常委,以便更多地了解基层劳工状况,积极协助解决“关厂劳工”问题。朱立伦还提出优先将企业盈余分配给所有劳工,以提高劳工的薪水。虽然这些手法能否奏效还不能确定,但毕竟这是朱立伦上任后让国民党党意与民意结合的种种动作。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朱立伦出任国民党主席之职面临前述的多种挑战,要带领国民党走出目前困局,既要求他对一系列问题有周密思考、全面规划,又要求他积极行动、稳中求进,甚至是大开大合。人们从台北市长“柯文哲现象”可以看出,在四平八稳、温文尔雅的马英九执政六年多后,有着多重矛盾与困境的台湾社会似乎需要有另一种类型的政治人物上台领政。当然,这不是要求朱立伦要像柯文哲那样率性直言、口无遮拦地任性理政,而是要求朱立伦不能过于温吞、无个性,要求朱立伦有相对强悍的领军作风。台湾《中国时报》日前的一篇社论认为,“抢救国民党,朱立伦需有枭雄思维”。目前国民党面对的困难的确很大,抢救国民党其实也是抢救台湾。台湾著名学者张麟征教授认为,“要把国民党和台湾带出困境,朱立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救国民党和救台湾来讲,朱立伦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才能做到。 2014年4月10日,以“反服贸”为名的最后100多名台湾学生手执太阳花,整队由“议场”正门撤出。供图/CNSphoto   首先,朱立伦要有更宽阔的政治视野。在国民党的理念上要与在野的民进党有明显的区别,必须在党的核心理念上站在制高点,而不是随着民进党的理念与议题起舞。比如,关于“修宪”问题,朱立伦提出“内阁制修宪”议题,赞同推动“内阁制修宪公投”,如若实行,就多少为“台独公投”埋下了伏笔。自李登辉主政中后期,国民党逐渐放弃了追求中国统一的目标,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的大陆政策与民进党比的是“谁更爱台湾”,失去统一目标的国民党怎么都比不过民进党的所谓“爱台”。朱立伦在回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贺电时也高度肯定“九二共识”为两岸和平发展开创历史新局,但未提“一中”和反对“台独”。朱立伦认同的是孙中山的理念,作为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必须要有更宏观的政治视野与高度,在事关中华民族大义的两岸关系的理念上寻求制高点。因此,在“反独”与坚持一中、追求统一问题上,朱立伦能否让国民党回归到孙中山制定的核心价值下,登高一呼,让国民党在理念上有更高的制高点,当看他的选择。   其次,朱立伦要有更宏观的经济格局。朱立伦学会计出身,注重细节、善于精算是他的特长。我们注意到,朱立伦上任后关注台湾“关厂劳工”的问题,建议将企业盈余分配给所有员工,提出两岸和平红利“平均分配”,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是重要的,但朱立伦作为政党领袖,特别是在处理经济问题上,更需要有全面宏观的思考,而不仅仅是细小末节上的精确计算。解决当前台湾经济问题,必须首先要解决“经济路线”问题,在大陆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是认同民进党的所谓“让台湾从世界走向大陆”,还是坚持国民党自己的经济路线,“让台湾从大陆走向世界”。“让台湾从世界走向大陆”的路线已在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实行过,结果是走不顺、走不通。检视台湾经济和两岸经济关系,要推动台湾经济发展,重要的是减少台湾自设的与大陆经贸往来的种种限制,把台湾经济这块大饼做大,而不是自我陶醉在后继乏力的、盲目的“小确幸”中。   在“九合一”选举结束后,朱立伦可谓是临危受命,在纷繁复杂的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要带领国民党走出困境、开辟新天地,对朱立伦来说是任重而道远。笔者曾撰文认为,马英九当局“不统、不独、不武”的大陆政策没有统一方向感,在台湾“反共”、“反中”的氛围下,这一政策反而更加有利于“台独意识”在台湾的滋长,其直接受益者就是坚持“台独党纲”的民进党,而不利于国民党在台湾的发展与壮大。因此,接手国民党主席后的朱立伦能否在两岸关系上比马英九有更积极的论述,而不只是求稳定,或仅仅是两岸和平红利的公平分配(当然这也是处理两岸关系的重要方面)。在两岸关系上国民党比民进党更有优势,朱立伦领导的国民党要善用这一优势,即国民党必须站得高、看得远,必须要有自己明确、高超的政治理念,而不是随着民进党的理念与议题起舞,只有这样,国民党的前景才会光明起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范文八:国民党怎样败逃台湾?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10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宣称:“5个月之内打败中共军队!”    弹指一挥间,三年过去,历史翻过了旧的一页。    1949年10月,当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传出震天动地的礼炮声和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的声音时,败逃到孤岛台湾的蒋介石作为下台的国民党政府总统,只落得茕茕孓立,形影相吊。    一个政权由强大一时到迅速崩溃,有如一座巨大的建筑在一瞬间倒塌。    国民党在大陆的垮台距今已经半个世纪。现在仍然有人不解地问:国民党到底怎样丢失了中国大陆?    答案是多种多样的。不同身份、立场的解答者得出不同的结论。    李宗仁先生曾把失败归于“蒋先生统兵、治政的本领极端低能。”说“蒋介石三个字”,“成为国民党政权贪污、无能、独裁专制的代名词。”    国民党非常委员会把失败归于国民党内“一部分同志不信任总裁,不服从总裁,不受总裁领导的结果。”    美国的司徒雷登则声称国民党的失败不是美国军援太少,而是其军队腐化、指挥不力。    蒋经国以为,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党的腐败和政府官员的堕落。    ……    最饶有趣味的还是蒋介石逃台后的自我总结。蒋介石回顾历史,不无痛心地在部将们面前检讨失败的原因:    ――“我们自黄埔建军以来二十多年的过程中,遭受过许多的挫折,但从未失败到像今天这样严重。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军事力量,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得多,为什么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军事上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功夫,就被共军完全消灭了。共军行动飘忽,我军常不容易找到它的主力,和它进行决战。一个部队被困,指挥官勇敢沉着,选择要点,固守待援,本是我军捕捉和歼灭共军的最好时机。但每当增援部队快要到达的时候,被困部队就已被共军吃光了,结果总是扑了一个空,反而把其他部队也拖得筋疲力竭,给共军以更多可乘之隙。就这样,使得共产党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而我们则日益削弱。……北伐时期,我军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能以少击众,以一当十,而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尤以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子,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共产党人和追随他们的一些党派及社会上的一些人士,对于我个人及国民政府,攻击诬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说政府是如何地横征暴敛,说我是如何地有钱,说老百姓对我是如何地痛恨等等,而我们党内竟然有些人随声附和。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我党,本党同志不能一致团结起来对付它,反而这样离心离德,实在令人痛心之至!”    蒋介石还承认,“国民党党组织陷入瘫痪,已经成为一具失去活力的、昏庸的政治僵尸”:    l、做官不做事;    2、有私利而无公利,有小我而无大我;    3、重权位而不重责任,享权利而不尽义务;    4、有上层而无基础,有党员而无民众,骄奢淫逸,自高自大,而不知民众痛苦,与民众相隔离;    5、有组织而无训练,有党章而无纪律,有议案而无行动。    党员几乎成了一个特殊阶级,党在实际上不能帮助民众,当然不能领导民众,民众感觉不到党的存在对于他们有什么好处,不但对党冷漠,甚至要产生反感。……党的工作如此,如何还能推进革命!”    ……    孙中山先生有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国民党政权逆潮流而动,“洒向人间都是怨”,他们失败的命运是注定了的。蒋介石失败后的自嘲,以及其他人士的评断,对于了解和研究国民党丢掉中国大陆的缘由或许有所裨益,尤其是举国上下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今天,回眸历史的这一页,未尝不是快事。    (1999年第10期)

范文九:国民党在台湾立足的一个原因

作者:刘长江王守贵

唯实 1997年03期

1949年由中国大陆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于风雨飘摇中不仅逐渐在台湾站住了脚,而且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这不能不引起众多中外学者的兴趣,揭示国民党在台湾立足并取得经济上的成功的原因亦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焦点。到目前为止,众多学者的分析仍集中在如下几点:国民党败退台湾时从大陆带走了价值数亿美元的黄金、银元和外汇以及人数多达200万的科技、工商和管理人才;美国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为台湾提供了军事保护;美国为建立反对中国的包围圈向台湾开放国内市场等。这些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却是不全面的。因为这些分析没有涉及到国民党这一在台湾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行为主体,因而不能说明在大陆时由于内部腐败透顶,互相倾轧严重而尽失民心,不具备执政乃至生存能力的国民党,何以能在台湾立足、执政并取得经济上的成功。显然,要说明这个问题,就不能不对国民党本身进行研究,以弄清它怎样重新获得了生存能力并取得发展。

一旦我们把研究的视野投向国民党本身,就发现,由中国大陆败退台湾的国民党,于痛切反省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后,在1950年8月至1952年进行了自身的改造。经过改造的国民党在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正是国民党自身的变化使它具备了在台湾立足、执政并取得经济成功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前述各种客观因素才能起积极作用。

虽然国民党的改造运动是在50年代初进行的,但改造国民党的设想却早已有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的改造还是受到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运动的启发。

早在1947年,面对兵力、装备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不断遭到失败的现实,蒋介石就已经意识到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国民党内部存在着种种腐败行为。1949年6月蒋介石就谈到:“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各级军官对上级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至命令功用完全丧失。”而一旦打了败仗,“就彼此怨恨,互相攻讦,将自己的过失,尽量掩护,将打败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在1949年,蒋介石更是直言不讳地坦言:国民党军队“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结果,“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

由国民党军队内存在的腐败的分析入手,蒋介石在1947年已认识到,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其根源又在于国民党这个党的腐败。在1947年7月,蒋介石曾哀叹,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对前途产生如此的失望和悲戚。蒋介石认为:“我们的力量完全流于表面形式,而实际的内容却空虚到了极点。我们党和团没有基层组织,没有新生的细胞,党员和团员在群众间发生不了作用,整个党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上,这是我们真正的危机。”为此,蒋介石提出对国民党进行“改造”。

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及党团联席会议通过了《国民党改造纲领》。会议决定将三青团组织并入国民党,实行“改造”。当时预期改造工作6个月完成。岂料党团合并的改造不但未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使国民党党内派系倾轧更加变本加厉,腐败亦日益严重。同时,形势巨变,使国民党的改造已无法进行。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彻底改造本党的努力可以说是毫无成就。”而对国民党内的腐败,他也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在1948年1月的一次演说中,蒋介石措词严厉地谈道:“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象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象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蒋介石派往上海“打虎”的蒋经国失败而归后亦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商人可恨,但是党内的政客比之更可憎。”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再次下野,回到老家溪口。此时的蒋介石当然无心去过悠闲的田园生活,他“羞容满面,唯一的一缕哀思就是想想为什么失败了?”

也许人只有到了失败的时候才会真正放下架子,虚心向人求教。在溪口期间,对那些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蒋介石就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一一移樽就教。经过三个月的思考,三个月与来访者的探讨,蒋介石的答案是:“军事和政府部门对过去的失败都负有责任。但是最主要的责任,这一点不能否认,是因为党的瘫痪,党员、党的组织机构和党的领导方式问题重重。因此,党成了行尸走肉,政府和军队也就丧魂失魄,结果是军队崩败,社会动乱。”而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党内不能团结一致,同志之间,派系分歧,利害磨擦,违反党纪,败坏党德,以致整个的党,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党乘机一击,遂致全盘瓦解,彻底崩溃。”而且,国民党的“官吏不知责任为何物,对于主义政策不知尊重”,“败坏法纪,只知个人私利”、“升官发财”。党内“用人偏重感情与关系”,“论派系不论政策”,“赏罚不明,是非不清,以至组织涣散,纲纪荡然,道德沦胥,民心丧尽,党除为从政党员分谤外,不能有任何作用。”

在痛切反思的基础上,蒋介石与蒋经国等人多次交换意见,形成国民党改造的雏议。随后形成改选案,在1949年7月于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的中常会204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国民党的《本党改造案》。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前进的滚滚洪流已使国民党无法在中国大陆进行改造了。不过,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常会在认识国民党腐败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会议通过的文件承认,国民党的失败,“完全是领导国民革命军的本党组织瓦解、纲纪废驰、精神衰落、藩篱尽撤之所致。”蒋介石更认为,这些如果在台湾延续下去,“则党必归于毁灭,永无复兴的希望。”因而,《本党改造案》强调:“我们党员不能再有败坏纲纪、蔑视组织的行径。我们不能容许过去招致大陆沦亡的一切观念行为和作风用到台湾来。”并表示,“对原有党员有腐化贪污的事实,反动投机的倾向,毁法乱纪自私自利者,要严惩整肃。”

非常有趣的是,蒋介石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大加申斥,同时却又对他的老对手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毫不掩饰地表示欣赏。一位美国学者曾写道: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精神道德极为赞赏,而他所称道的共产党的优点,恰好是国民党所缺乏的。他认为,共产党不仅认认真真地研究和讨论问题,而且踏踏实实地完成任务。蒋介石曾说过:共产党“不容有一丝含糊笼统的观念,绝不允许哗众取宠,半途而废。”蒋介石在读了毛泽东的一些著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献后,承认共产党的特点就是坚持“科学的方法”。他认为,共产党的科学方法及组织性、纪律性与精神道德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慢慢教育培养的。因此,他也希望他的部下仿造这一运动,以加强国民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精神道德。所以,当国民党于1950年8月在台湾开始改造时,虽然仍顽固坚持反共立场,但其改造的内容乃至有关文件所用的术语,都会使人想到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运动和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于1950年1月由蒋介石亲自策划成立了“国民党改造案研究小组”。经半年多工作,完成了国民党改造的理论、政策和组织工作。1950年8月5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改造的开始。

由于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对中国共产党的强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十分重视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的经验。为了搞好国民党的改造,蒋介石把研究延安整风作为国民党改造的内容之一。蒋介石下令翻印了延安整风的有关文献,作为国民党改造的学习材料。尽管有许多人对此表示反对,但蒋介石力排众议,申言为了“打败共产党”,必须研究和使用共产党的方法。国民党的《本党改造纲要》与同一时期的其它文件大量吸收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的基本原则,有的直接使用了共产党用过的术语,有的则以别的求语来表述这些基本原则。

国民党的改造涉及到思想、组织、制度、纪律和作风等方面。

在思想方面,蒋介石认为,要通过政治训练,使党员认清国民党的本质属性。蒋认为:“本党组织涣散,纪律废驰,尚不及一个普通政党”,原因在于党员的“党性”观念淡薄,放弃了国民党的“传统精神”。所以,国民党的改造首先要解决的,是重新确立国民党“革命民主政党的性质”,并使党员了解党的性质。为此,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主持“训练工作,即在教育党员,训练党员”。党的高中级干部由蒋介石直接领导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培训,共办训练班20期。基层干部则实行巡回训练,“受训的基层干部达1万2千余人”。蒋介石根据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的经验,也把研究国民党党史作为政治训练的主要内容。根据蒋的意见,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党史委员会。《本党改造纲要》还明确规定:“每一党员要研究本党历史与革命理论。”

重建国民党组织是国民党改造的最重要的内容。重建国民党组织依据的是列宁主义的原则,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在党的组织基础方面,确定“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生产者等广大劳动群众为社会基础,结合其他爱国知识分子为党的构成分子”;在组织原则方面,规定“本党采取民主集中制,由选举产生干部,以讨论决定政策,个人服从组织,组织决定一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在组织系统方面,设立中央、省、县(市)、区委会和基层小组。“小组为党的基本组织”。《本党改造纲要》还规定将“党员纳入组织”,党员必须参加小组,其党籍方能有效。为重建国民党组织,国民党规定,从1951年1月4日至23日,以20天时间重新登记党员,凡在限期内未参加党员登记者,一律撤销党籍。同时,在民间吸收新党员。经改造,到1952年8月,国民党党员构成中,“农工分子”占49.31%,高中以上“知识分子”占29.77%,25岁以下青年占35.29%。党员人数由400多万降至28万。

鉴于党内腐败是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蒋介石下决心要在改造中整饬“党纪党德”。《本党改造纲要》规定:本党为淘汰腐恶分子,原有党员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彻底整肃。“①有叛国通敌之行为者;②有跨党变节之行为者;③有毁纪反党之行为者;④有贪污渎职之行为者;⑤生活腐化,劣迹显著者;⑥放弃职守,不负责任者;⑦信仰动摇,工作弛废者;⑧作不正当经营,以取暴利为目的者。”整肃采取检举、审议、核定、制裁的程序进行。党员整肃以类似于延安整风的方式进行,即经遣责错误,评议(包括调查、自我批评、评议)与处理三个阶段。两年多的改造、整肃是毫不留情的。以国民党六届中委为例,在全部六届中委589人中,除6人死亡,296人归队外,其余287人全部开除党籍。在整肃的同时,《本党改造纲要》专刊《党的作风》一章,规定:“每一党员应严守党的岗位,体察民众之心理,争取民众之信任”,“每一党员应建立为民众服务之观念,在生活与行动上与民众打成一片,深入民众”,“宣传党的政纲、政策。并将民众之情绪与要求反映于党内,使党的政策能代表民众利益”。“每一党员应以实事求是之工作精神,应用科学方法,使党的政策获得实际之效果。”“党员应破除派系成见,戒绝互相倾轧之恶习,以检讨求团结,以批评求进步,将意志集中于党,将力量贡献于党。”同时,要求党的干部必须是“接近青年及劳动民众,并能为其利益而奋斗者”;“有大公无私之革命精神者”;“有刻苦耐苦之生活习惯者”。

国民党改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制定党务制度,使党的运作走上程序化道路。《本党改造纲要》规定,国民党各级干部要改正侧重个人领导的习气,实行原则领导、一元领导和民主领导。要“以组织决定政策,以政策领导政治”。“党员应参加组织活动,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命令,执行党的决议。”与此相适应,还规定了党的纪律以及对党员违纪行为的惩处办法。在党政关系上,也制定了相应的制度,规定改变了过去“党直接领导政府”的方式,实行以主义制定政策,透过“民意机关及在政府服务之党员,依法定程序构成法令与政令”。“党对于政府及民意机关中服务之党员,应从政策上领导,而不得对其法定职权予以干涉”。同时也规定,在中央民意机关中建立党团或党部,政策制定前,应先由党团讨论,政府决策有关问题,均须提政治小组讨论,“以增进党政联系并谋贯彻本党有关政治决策诸问题”。

国民党在进行自身改造的同时,还把广泛进行社会调查,开展青、工、农、妇运动作为改造的重要内容,在开展上述诸方面活动时,强调要执行“群众路线”,党员与工、农在生活上一致,要打破“关门作风”,克服“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帮派关系”,“刻苦勤奋,深入下层”,“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影响群众,信赖群众”,“工作为群众表率”,“应持服务精神”。

为保持对军人的严密控制,国民党军队中重建了政治工作部。蒋认为,没有政工人员,对军官就没有监督和检查,于是什么样的贪污腐败的事情都发生了。

经过改造的国民党在组织结构、干部制度、工作方法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当然,国民党永远不可能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式的政党,但与在大陆时相比,改造后的国民党的确去掉了自身原有的不少恶习,从而使一个行将就木的政党重新有了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它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重要工作方法,注重社会调查,使其决策多少反映了民众的要求,它在台湾的执政能力基本原于此。所以说,国民党的改造是其在台湾立足的一个主要原因。

国民党的改造有不少东西是从中国共产党学来的。但其反共立场决定了它顶多也就是学了些皮毛,而难把握其真谛。正所谓,“习求其近,而性实甚远,故不可同日而语矣”。恰如江南先生所言,与中共比较,差之远甚。

范文十:浅析国民党退守台湾原因

浅析国民党退守台湾原因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不顾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的要求,在1946年6月挑起内战,中国共产党被迫应战。随着战争的进行,国民党节节败退。这样,蒋介石集团不得不考虑退路,而台湾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因素是国民党选择这里的重要原因,并且在退守台湾前做了充分准备

浅析国民党退守台湾原因

一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国民党的失败是必然的。

1946年6月底,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6月26日,国民党以刘峙、程潜、胡宗南所属约12个整编师20万余人的兵力发动了对中原军区的围攻,妄图在48小时将其一举歼灭。接着,从7月开始,陆续发动了对其他解放区的进攻。蒋介石依恃其强大的兵力,精良的武器装备,全面向解放区进攻。在国民党的疯狂进攻面前,解放区军民同仇敌忾,奋起自卫,各战略区的野战军,在人民的支持下,展开了大规模的运动战 。经过八个月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敌71万余人,虽然解放区失去了105座中小城市,但国民党每占领一座城市都要付出伤亡近3000人的代价,而且还要都派兵驻守,这就加剧了敌人战线太长和兵力不足之间的矛盾。至此,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被迫停止,改为对山东和陕北的重点进攻。

蒋介石实行的重点进攻,是企图将解放军堵在黄河以北,使战争继续在解放区内进行,进一步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进攻陕北和延安,还在于企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中国共产党的右臂,驱逐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进攻华北,达到各个击破之目的,针对蒋介石的政治军事意图,中共中央于1947年3月18日主动撤离延安。3月26日,在清涧枣沟做出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坚持斗争和组织前方委员会、后方委员会的决定。会后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的前委转战陕北,领导全国的工作并直接指挥西北的作战。1947年5月中旬的孟良崮战役的胜利,为华东野战军由防御转入进攻奠定了基础。6月底,当敌人发动第三次进攻时,华东野战军分头向鲁西、鲁南突击,迫使深入鲁中之敌西调。7月上旬,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被打败了。

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内线作战,共歼敌112万余人,其中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余人,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国民党的总兵力由430万人下降至373万人,机动兵力只剩下40个旅。人民解放军损失38.5万人,总兵力由120万人增至195万人,其中正规军达百万人,百万大军均可机动作战。装备改善了,军政素质大大增强。蒋介石实行重点进攻的结果,不但损兵折将,而且在军力部署上造成了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哑铃形态势:重兵拖在东西两翼,中原薄弱,国民党又缺乏第二线部队,这就为人民解放军实行由内线作战向外线作战的战略转变提供了有利条件。

蒋介石在发动内战的同时,对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一直采取高压政策,招致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各阶层人民除了团结自救,已经没有别的出路。驻华美军在平津沪等大城市制造的肆意侮辱和残杀中国人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国民党在前线失败的消息传来,国统区人民受到鼓舞,看到了希望。因此,从1946年冬起,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12月24日晚,在北平东单发生了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的暴行,这一事件激起了北平及各城市学生及工人、市民的抗议运动。站在最前列的是全国数十个城市的大约50万学生,他们响亮地喊出了:“美军滚出中国”的口号。这时全国9个省38个城市发动了饥民抢米风潮,学生的抗暴斗争逐渐同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相结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运动。5月4日,上海各校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内战,5月9日上海工人、学生8000余人包围市政府。从5月中旬开始,上海、北平、南京等城市学

生举行罢课游行,要求改革学制、改善生活、反对内战。

国统区以学生为主力的人民运动,形成了与人民解放军相互配合的反美反将斗争的第二条战线。这条战线的形成,标志着新的人民大革命高潮即将到来,蒋介石政府已经处在全国个阶层人民的政治围困之中。

内战打了一年之后,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不但在军事上丧失了大量有生力量,政治上也日益孤立,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作出了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转变的决策:举行全国性反功,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人民解放军经过半年的反攻共歼灭国民党军75万余人,不但完全打破了国民党在中原的防御体系,而且迫使其在全国处于防御地位。人民革命战争则结束了多年来的战略防御局面主动向敌人进攻了。这是人民革命战争的根本转折,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继续发动攻势,在各个战场上进一步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和战争形势。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作战,共歼敌264万余人,解放军总兵力增至280余万人,其中正规军达160万人。同时期,国民党总兵力却下将至365万余人,虽然在数量上还占优势,精锐尚存,但是,固有的矛盾日益加深,士气更加低落。

历时4个月零19天的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73个师154万余人,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几乎丧失殆尽,东北全境解放,华北及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除归绥、太原、安阳、新乡等孤立据点外,全部解放。人民解放军兵临长江。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暴露在解放军面前,并将很快解放。1949年4月21日南京的解放,标志着早已四分五裂的南京国民政府政权的彻底崩溃。

坚持内战独裁的国民党政权,军事上一败涂地,政治上尽失民心,经济上全面崩溃,被中国人民赶出大陆是不可避免的,蒋介石不得不在大陆以外的地方寻找退路。

二 台湾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因素是国民党选择这里的重要原因。

台湾是我国第一大岛,位于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地处东经119°18′03″至124°34′30″,北纬20°45′25″至25°56′30″之间。台湾东临太平洋,东北邻琉球群岛,相隔约600公里;南界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相隔约300公里;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相望,最窄处为130公里。台湾含台湾本岛、澎湖列岛、钓鱼台列岛、赤尾屿等,南北延伸380公里,东西宽20至150公里,面积35760平方公里。

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相隔约百里的台湾海峡把大陆与台湾分割成两个相对独立的陆地。 台湾海峡呈东北向西南走向,北通东海,南接南海,长约200海里,宽约70至221海里,平均宽度约108海里,是我国沿海的咽喉要道,是中国与太平洋地区各国海上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也是西太平洋地区一条重要的国际航道,东海和南海之间往返的船只只从这里通过,从欧洲、非洲、南亚和大洋州到中国东部沿海的船只也从这里通过,从大西洋、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到日本海的船只一般从这里经过,日均通过船只数达百艘之多,海上运输对资源、原料相对缺乏的我国南部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海峡是大陆与台湾的天然屏障,这无疑给解放台湾增加了难度。当时中国的军事能力比较单一,虽有一只强大的陆军,却没有强大的海空军,一时难以进攻台湾。如果只用渡河的木船强攻,没有海上战斗舰艇和空中力量的掩护,那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将暴露在国民党优势的海空军火力下,伤亡会相当惨重。 台湾这一重要战略位置,是我国东南沿海海防的天然屏障,可以作为重要战略点对我国沿海起到骨干支撑作用。台湾岛与海南岛相映,形成双目,北和舟山群岛相呼应,构成犄角,以台湾岛为中心和舟山群岛这南北两要点,就构成一条天然有力的战略海防线,足以掩护我东南沿海6省市及该方向的战略纵深,在这一方向上,居住着我国近五分之一的人口,以及沪、杭等工业基地,可以说台湾对我国东部海防所能起到的战略作用和影响是无法估量的。美国

也会千方百计地阻止大陆收回台湾这一重要战略位置,这样就更有利于美国封锁中国,增加解放台湾的难度。[3]

台湾是我国第一大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624年至1661年,台湾一度沦为荷兰、西班牙的殖民地。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1895年,由于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霸占了台湾。自清以来中国一有变故,台湾总是先牺牲,造成台湾人民的分割意识和被抛弃的情绪,政府对台弯的重视程度不够,致使台湾人民对祖国大陆的感情不深,并且对台湾的归属也开始麻木,这为国民党退守台湾提供了民众基础。必定国民党也是中国人,台湾人民很快接纳。当时共产党在台湾的活动很少,台湾人民对共产党并不了解,所以台湾人民很自然就会接受国民党的领导。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回到祖国的怀抱。国民党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了台湾,经过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台湾经济基础比较雄厚,台湾工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要远远好于大陆,特别是二战开始后,日本在台湾大力发展重工业,满足军事需求。抗战结束时,台湾工业比重超过农业,被蒋介石称为“模范省”,这些都为国民党退守台湾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

三 在退守台湾前,国民党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当大陆战场连连败退时,蒋介石不得不考虑退路,他采纳了历史学家出身的张其昀的建议,决定着手经营台湾,1948年12月29日,国民党经政院长孙科发布命令,正式任命蒋介石的亲信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毕业于保定第十八期炮科,黄埔军校成立时,他被延揽担任炮科教官。蒋介石北伐后,陈诚担任第一集团第11师师长,中原大战升任为第18军军长。从叙述不难发现,陈诚是蒋介石的亲信,所以1948年派他到台湾担任省主席。陈诚得令后,以惊人的效率于1949年1月5日迁入台北主持政事,1月18日,蒋介石再次任命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区总司令,3月再任命其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这样,陈诚总揽了台湾的党政军大权,开始替蒋介石经营台湾。作为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当然不愿意看见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所以他要选择退路。台湾良好的地理环境在大陆的军事范围外,台湾离南京比较近,为国民党撤退节省时间,作为今后的退身之所,他认为台湾的好处是退可守,进可攻,与大陆隔着一条海峡,即使大陆被共产党占领了,凭借海峡天险,和自己掌握的海空军力量,完全可以与当时尚无海空军的共产党周旋。

1949年1月10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在其上海的办公室里接见了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蒋经国拿出一封蒋介石的“手谕”,命令俞鸿钧尽快将全部库存的黄金、白银和美钞运往台湾。当时,国民党经过所谓的“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劵,强行将民间的几乎所有黄金和美元收回归国库。估计有库存黄金390万盎司以及7000万美元的外汇和相当于7000万美元的白银,合计约5亿美元。在蒋介石的指挥下,这笔巨额财富由海军舰只全部抢运到台湾。另外被抢运的还不只是金钱,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介石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布匹等物质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蒋介石海逼迫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将一些重要的工厂拆迁运台,将珍藏在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原北京故宫所载历代古玩字画精品,包括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1424箱,图片画册1334箱,历史档案204箱,估计文物23万多件全部运到台湾。对于搬不走的或来不及搬走的水电站、发电厂等,蒋介石则命令统统炸毁。总之,绝不留给共产党。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会时刻准备着反攻大陆,退守台湾,可以通过海峡窥视中国大陆的动向及发展情况,待形势发生了于己有利的变化时,再渡过仅有百公里宽的海峡,从厦门、福州等地登陆,反攻大陆,卷土重来,退守台湾,可以为美国封锁中国提供跳台甚至是前沿阵地,可以封锁大陆通往太平洋的航道,使中国处于半封闭状态,也使大陆的海防线被一分为二,这样进行战略封锁,

切断海上交通运输线或控制舰队出舰更由便利,失去台湾,中国大陆不仅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还得永远受制于人,大陆的软腹随时都会被插上一把尖刀。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台湾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国民党的提前经营是国民党退守这里的重要原因,所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决定退守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