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间

范文一: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文革时期,每天早晨,开始工作之前,人们集体站在毛泽东像前,先是三鞠躬,然后每个人用右手拿着《毛主席语录》,贴着心窝或者胸前正中的位置,在领队人员的带领下,众人高呼祝“毛泽东万寿无疆”之类的祝辞,喊的同时还要把《语录》有节奏地挥向头顶前面,之后领队人员会带头念几段语录,完后再由领队人员带头,众人齐唱赞颂毛主席的歌曲。

文革时期的儿童团

那年头

你想当流窜犯都没门 住宿要单位介绍信 吃饭要粮票 没粮票拿钱不卖你

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农民以生产队为单位劳作,每天记工分,生活靠生产队分粮食,蔬菜靠自留地种,工人靠工资收人购粮,粮食计划每人每月18-30斤不等,重体力劳动的粮食供应为45斤,机关工作人员的粮食计划每月30斤,副食品完全是计划供应,如:烟、酒、糖、肉及生活日用品如肥皂、香皂、电池等。那时的计划大约是(各地标准不尽完全相同):每月:肉0.5斤、烟5包(还要区分牌子)、白酒0.5斤、糖不是每月都有。农民基本没有烟酒供应,农民吃肉靠自己生产队喂猪,一般情况是端午、中秋、春节杀上一头猪,平均分配,每人也不过就是几两,另外如果农民家里要吃肉就是,喂两个猪卖一个给国家,可以杀一个,如果只喂了一个,就是自己只能吃半边猪。那时的生活应当说是非常艰苦的。这是我回忆答复你的,要找专门描述那时生活情况这类资料恐怕不好找,一般情况是不想回忆那段心酸日子的。

分为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城市里处于半无政府主义状态,一切工作和社会管理安排由革委会决定,另外,工纠队

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公民被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每类人群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人口居多,所以采取凭票的计划经济。几乎不存在失业,除了退休的老人之外,每个人几乎都有单位和工作。城市里繁华程度低,一些有理想的知识分子感到苦闷,推荐你去搜索“朦胧诗产生的背景”你就知道了。当时社会贫富差异小,每家几乎都很穷。

农村的话就惨很多了,文盲率高,统一的人民公社,饿了还不准进城寻找食物,该生产时生产,该睡觉时睡觉,没有私人劳动成果,一切归集体,3年困难时期饿死的人很多,生产力很低,首先要满足城市的需求,很辛苦的。

范文二:“文化大革命”不等于“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新中国经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祖国大陆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它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不过,“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有区别的,不能等同的。前者指的是这段历史所处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后者指的是在此期间所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在分析、评价这一时期的历史功过的时候,必须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同“文化大革命时期”区别开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是彻底否定这个时期的一切。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发展及其结束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成为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海瑞罢官》是明史专家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于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后不久开始写作,并于1960年底完成的京剧剧本。此前,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讲话中曾提出,要学习明朝著名清官海瑞刚直不阿、冒死上谏的精神。1959年7月下旬,庐山会议开始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后,毛泽东提出要区分“左派海瑞”与“右派海瑞”,彭德怀所表现的海瑞精神是“右派海瑞”。从1962年开始,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江青就对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负责人提出,《海瑞罢官》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应该停止演出,进行批判,但遭到婉拒。不过,江青伙同康生等人继续抓住这个剧本大作文章,他们将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等情节,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江青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与彭德怀问题有关。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但最终还是被“说服”。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时说道:《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些话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更浓重的政治色彩。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发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在社会科学领域开始所谓全面的“揭盖子”。

鉴于学术批评引起的紧张形势,同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会议,提出要把学术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并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称“二月提纲”)。同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批评了彭真,决定起草一个撤销、批判“二月提纲”的党内通知,还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前身)。“二月提纲”的撤销和“文化革命”任务的提出,显示了这场革命已由文化领域转向政治领域。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于5月 16日通过,故简称“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小组被江青等人把持,实际上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而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五·一六通知》及后来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这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十六条”则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重点、依靠力量、方法等作出了规定。“文化大革命”由此全面发动。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出现了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成为造成社会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1966年10月5日,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由中央文革小组参与起草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实际上是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这使无政府主义思潮进一步泛滥开来。但这种泛滥还只是在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工农业等经济领域还未涉及。而恰在这时,发生了“安亭事件”。11月10日凌晨,上海“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王洪文带领2000多人冲入上海北站强行登车,声称要赴京请愿。列车行至上海附近的安亭站被阻留。王洪文煽动工人卧轨断路,造成沪宁线全线运行中断30多个小时。“安亭事件”开了工矿企业的工人串联“造反”、“停产闹革命”的先例。此后,反映中央文革小组极左观点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先后下发。工厂、农村开始建立群众造反组织,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文化大革命”全面地扩展到工农业生产领域,这是导致全国大动乱的又一个严重步骤。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等人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号称“一月革命”。毛泽东肯定了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在夺权过程中,各地的造反派组织普遍形成两大对立面,加上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趁机煽动,在全国掀起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狂潮,许多地方发生大规模武斗,局势发展到几乎失控的地步。同年7月14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武汉宣讲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时,发表明确支持某一派的言论,因而遭到被压制的另一派组织“百万雄师”的强烈反对。7月20日,“百万雄师”一些人冲入武昌东湖谢富治、王力住处。出于激愤,群众和与他们观点相同的战士将王力打伤并强行带走。与此同时,武汉三镇数十万军民连续几天举行声讨谢富治、王力的示威游行,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议风潮。这就是所谓“冲击中央代表团住地”、“绑架中央代表”的武汉七·二○事件。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等人继续煽动派性斗争,特别是7月22日,江青提出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后,社会动乱非但没有得到控制,相反愈益加剧。8月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提出“砸烂公(公安系统)检(检察院系统)法(法院系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煽动夺外交部大权。1967年到1968年下半年成为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党、国家和军队处于最混乱、最艰难状态的一个时期。

范文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人

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遭迫害的文人

1966年,中国的现代作家老舍投太明湖自杀

1966年,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寓所双双自缢

1966年,新月派诗人陈梦家不堪文革9月3日自杀

1968年,著名作家杨朔,文化大革命中不堪迫害,服安眠药自杀 1968年,诗人远千里于6月22日用刀片割颈动脉而死

老舍先生为何要自尽呢?关于这一问题多少年来莫衷一是。而今,当初的众说纷纭大体归结为三种说法:抗争说、绝望说、无法承受说。

持抗争说观点的人认为老舍性情刚烈,正直品行使他对林彪、康生毁灭文化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最终以死表明自己。

持绝望说的人认为当时老舍的处境其实非常尴尬。一是因为写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再有就是因为当时我党对老舍这样知名的无党派人士采取两种策略,给官和安排,没有实际权力,但又在场面上忙得没有自己业余时间的名誉性职位。到1966年“红色八月”,红卫兵冲进北京文联对他进行当众侮辱和毒打,在孔庙进行“焚书坑儒”,老舍的绝望才达到顶点。

认为老舍是因为太脆弱,承受不了打击而自杀的人都是被历次政治运动折腾苦了的人。毕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的确有让人无法承受得起的问题和事情。

以上三种说法各有道理,只是老舍先生自尽的原因依旧没有准确的说法。舒乙在《爸爸的最后两天》中对老舍先生的自尽原因也有交待。中国老舍研究会理事傅光明在其文章《老舍之死和舒乙的人生选择》(原载《纵横》1988年第1期)

中支持了舒乙的看法:第一,老舍作品中好人自杀的多,而方式多是投水。第二,1941年日本人围逼重庆时,老舍就意欲投嘉陵江,有他写给王冶秋的信为证。第三,老舍在写于1943年的散文《诗人》里,透露出自己的生死观。老舍形容诗人平常狂放不羁,不修边幅,嘻嘻哈哈,但一遇到大悲痛、大祸患时,他会“投水、殉难、身谏”这无疑是给老舍之死的最好注解。舒乙由此推论,那是父亲在为自己寻找自杀之所了。第五,8月23日前几日,父亲对舒乙说,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和文物的大破坏。他预感到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并提到两位在前几次运动中不堪侮辱一头扎进什刹海的人的例子。

傅雷与妻子的死

傅雷(1908-1966),别名怒庵,上海人,一代翻译巨匠。幼年丧父,在寡母严教下,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性格。早年留学法国,学习艺术理论,得以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回国后曾任教于上海美专,因不愿从流俗而闭门译书,几乎译遍法国重要作家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数百万言的译作成了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他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1957年被打成“右派”,但仍坚持自己的立场。“文革”中因不堪忍受污辱,与夫人朱梅馥双双含冤自尽,实现了文格与人格的统一。

( 傅雷先生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琪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邦斯舅舅》《贝姨》《夏倍上校》《搅水女人》《于絮尔·弥罗埃》《都尔的本堂神甫》《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幻灭》等名著十五部;译作约五百万言,全部收录于《傅雷译文集》。他的遗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家书》等也深受读者喜爱,多次再版,一百余万言的著述也收录于《傅雷文集》。为表示对他著译的由衷礼赞,近年还出版多种插图珍藏本,如《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米开朗琪罗传》《贝多芬传》《罗丹艺术论》《艺术哲学》和版画插图珍藏本《约翰·克里斯朵夫》。

喜欢文学的人也许因为一部名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从而认识了他的译者傅雷,喜欢音乐的人也许从一张张动人心弦的钢琴曲唱片中认识了钢琴家傅聪,然而,如果没有读过《傅雷家书》,很少有人会知道朱梅馥,这位温柔贤惠漂亮能干的妻子,这位慈爱豁达顾全大局的母亲。

她是一位端庄秀丽性情随和的新时代女性,仔细看她的每一张照片,无论是二十几岁时的青春美丽,怀抱孩子时的沉静慈爱,还是知天命时的爽朗一笑,她的眼睛里从不带一丝生硬的成分,总是那般柔情似水。傅雷性格率真,愤世嫉俗,年轻时脾气异常暴躁,不仅两个孩子幼年时深受其害,作为妻子的她更是常常遭其折磨,那如疾风骤雨般不时袭来的责骂经常回荡在这个小家庭里,每次她都默默地承受着,为了傅雷的翻译事业,为了整个家庭,她的隐忍一次次浇灭了丈夫心头燃起的怒火。她是家里的调解员,气氛紧张时的中和剂,每当傅雷生气要朝孩子发火时,她总是抢在丈夫之前抢先去责骂儿子,以缓冲丈夫的盛怒;在儿

子跟前,她又温言劝诫,以减轻孩子对父亲的惧怕。

十四岁时她就与大她五岁的傅雷订亲,之后傅雷赴法国留学。在浪漫之都巴黎,远离家乡享受自由气息的傅雷和一位名叫玛德琳的女子“谈起了恋爱”,然而,他空有满腔热情,却始终得不到对方的任何回应,这对自尊心很强的傅雷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段时间,他陷入了极度失望的崩溃状态。走出这段感情的阴霾后,他痛定思痛,更觉未婚妻的可爱,于是回国后不久两人就结为秦晋之好。结婚后两人刚柔相济,傅雷依然经常无名的暴怒,梅馥则以她的至柔包容着丈夫的至刚,两人也算琴瑟和谐。然而,后来一位女子的出现却暂时打破了这种安定平衡的局面。这名女子是傅雷的一位非常要好的女朋友,二人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有一段时间,只要她不在身边,傅雷就像发了疯一样,几乎没法工作。妻子梅馥看见傅雷痛苦的样子,内心备受煎熬,他从没有埋怨过丈夫也从没抱怨过这位女子,她只是抱怨自己无能为力,无法安定丈夫。心病还需心药医,解铃还需系铃人,她认为只有把这名女子请到家里来傅雷才能安心工作,于是她主动打电话给这名女子,傅雷的精神果然安定下来了。以后每到这个时候,她就会给这位女子打电话说:“老傅不行了,没有你他没法工作。”等这位女子来了以后,她就一个人默默地躲到另一个房间里去,并适时地出来给两人端茶送水。时间一长,梅馥的善良伟大和宽宏大量感动了那位女士,后来她主动离开傅雷,去了香港。

叶永烈在《傅雷一家》这本书中曾如此评价这位伟大的女性:“如果说傅雷是铁锤,朱梅馥则是棉花胎,敲上去不会发出火花。她从不发脾气。”她的脸上总是堆着笑,她那与世无争、温和善良的脾性一如她的名字,“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面对傅雷的执拗和愤怒,她用悠悠的暗香来化解,然而,她的这种隐忍并不是摄于丈夫的威严,亦不是无原则地委曲顺从,她是为了顾全大局从而舍弃了“自己”这个小我,她的胸襟如大海一般宽广!1961年10月她在给儿子傅聪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当时你祖父受土豪劣绅的欺侮压迫,二十四岁上就郁闷而死,寡母孤儿(你祖母和你爸爸)悲惨凄凉的生活,修道院式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的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

杨朔(1913~1968),男,是现代著名作家、散文家、小说家。原名杨毓晋。山东蓬莱人。中共党员。1929年毕业于哈尔滨英文学校。1939年参加八路军,转战于河北、山西抗日根据地,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后到延安,在中央党校三部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战地记者,1949年后随铁路工人组成的志愿军入朝,回国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常设书记处书记,中国亚非作家常设局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1937年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抗日战争时期写过不少通讯和中、短篇小说。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新华社特派记者;抗美援朝时期写出优秀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解放后曾

去世,终年58岁。

范文四: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

1966年月51至7961年月由毛泽东0错发动误、林被和彪青两江反革命个团集用利给中、华民带族来重严灾难政治运的动全。“无称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产“革文”毛泽。东发动场运这动基是如于下判断的一大批:资阶产代表级物、人革命反修正主义的子,已经混进分共党中、内政府,文内等化部门多数单大位领导权的已经不马在克思义主者和民群人手众里党;内走资本义主路道当权派的中在央成一形资个产阶司令部级并,有条一正主义修政的治线和组织路线路,在省各、市自治区和、部各都有门代人理;去的过种斗各都不争解决能问题只,进有“行文化大命革”能把被“走才派”资夺的篡权重新夺回来力“;化文大革命实”上是质个一级阶翻推一个阶级另政治的革命大。这论点后来被概些括成为所谓无产“阶专政下级继续命革的理”。论169年56中共月央政治中局扩大会议8月和中共届八十中一会,是全文化大革“命”面全发动的标。志次会两议分别过《5.16通知》和《关于通产阶无级化大革文的命定决》,所对“彭谓真、罗瑞卿、定一、陆杨昆尚反党团集和”刘少奇、“小平邓司部”进行令斗争,改组中共中领导机央构,成立中“央文小革组,并让”它掌握央很中大分权力,对部泽东毛的个崇拜被人吹鼓狂热到程度的林。、彪青江人利用等中央“革小组文名义”在国全制大造规模乱。混967年2月1后,谭前林、陈震、毅叶剑、李富春、李英念、徐向前先、荣聂等臻,人在不的会同上议“文化大革对”提命出烈批强评,与林彪、并青等人江展开争斗,被诬“为月逆流二,”受到压制和打。击不朱德、久云也陈到批受。判各部门地各方政党构几乎机被夺全权改组。或19964月年行举的共中九大使文“大化革”的命理和实践论合化,并法加强了林彪江、青人在中等中共央的地位197。年0至179年91月发,生彪林反革命集阴团夺取最谋权高力策动,反革武命装变的政事件毛。泽、周恩来东粉等了政变碎在毛泽东。持支下,思来周持中主中央共工,作国形全势有了机。转179年2在批判彪过林程,周中恩来出要提判批极左思潮但被毛泽东否定,19。73年月8行的中共举十继续大中共九的大左”的“误,错并王让洪文任中共中央副席主江青。、春张、姚文元桥王洪文在、央中治政局结内“四人帮”,成江青一伙势的得到力强。加1974初,年在林批孔批运中,江青动等把矛头指向人周来恩1。759周恩来年病,重小平在邓毛泽东持下支主持中中共央日工作常着,对手方面工各作行整顿,进国形势明显全好转但是。泽东毛不容能忍小邓平系统地正纠“文化

大革”的命误,错又发所动谓“邓、批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反,全国度陷于混再乱1。7691年月周恩来逝。4月世国掀起全以天门事安件为代表悼念周恩来、反的“对四帮人”强大的议活动。中抗中共政央局治毛和泽东天对门安件事作出错判误,断撤邓消平党内外一切小务职9。毛月东泽世,江逝反革命集青加团紧取党夺和家最国高导领权阴的谋活动。01月上,中旬中共政央局治执党和行民人的意志,粉江青碎革命反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9187年1月2共十中一届中三全会,中共中央后始开全纠面“文正大革化”命的错误1。89年61,月中十共届六一全会通过中决议,底彻否了“文定化大革命。”

范文五: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内乱由此加剧。 1967年1月至2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康生一伙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之为“二月逆流”。

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到1968年9月5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1971年,江青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71年9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继承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1973年7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1975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北京、南京、

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判断,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错误地处理了邓小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为叛乱作准备。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炮制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范文六: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20多年了,然而文革这段历史却不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这段历史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巨大的遗憾和深深的伤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对这段历史的反思中如何得到真正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有用的财富。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是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经历了十年的动荡时期,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末期。1976年,是中国人民化大悲为大喜的一年。这年伊始,周恩来总理病逝。接着,众望所归的邓小平,在主持了周恩来的追悼会以后,被再次打倒。随之而来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批判浪潮。4月5日清明节前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席卷全国。四五运动虽然被镇压了,但是,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愿望并没有消失。它使中共中央领导层的相当一批人看清了人民的意志,并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尽管他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在人民心中仍然享有崇高的威望。人民深切地悼念他为共和国立下的不朽功绩。同时,毛泽东的去世,也为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这场内乱,铺平了道路。泽东去世后不久,一场党内健康力量同极左思潮的最后堡垒———江青集团的总决战,终于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这场较量,实际上是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同江青集团斗争的继续。斗争的结果,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江青集团,“文化大革命”终于以人民的胜利宣告结束。

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首先是思想混乱。建国以来十七年中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成就被否定了,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被当作修正主义批判了,而很多错误的东西则被当成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非被混淆了。生产活动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被作为“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政策和措施,被作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不应再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观点,被作为“阶级斗争熄灭论”进行批判。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乘机空前地活跃起来,无政府主

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也乘机泛滥开来。

其次是组织瘫痪。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普遍被冲击、改组,大批领导干部被批判、打倒,曾使各级党和政权机构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党员一度停止了组织生活,各种群众团体也停止了活动;干部队伍和群众队伍被分成派别,互相对立;各种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乘机钻进了党和政权机构,有的占据了重要领导岗位,进行了大量破坏活动。

第三是社会生活动荡。宪法、法律、党章成了一纸空文;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基层干部、劳动模范、各界群众,可以任意被批、被斗、被抓、被整;党纪、政纪、军纪被废弛,规章制度被抛到一边,武斗不止,派仗不停,打砸抢成风;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遭到了很大破坏,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陷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动荡时期将中国发展的脚步拖住了,使中国遭受了重大的损失。这是一次重大的历史灾难,我们在文化,经济,科技等各方面都限制了发展。然而,这未必不是我们的财富。因为这次的动荡,让我们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也对我们的思想进行了一次巨大的冲击。

范文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文物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圆明园遗址再次遭到破坏,建筑基址和山形水系仅存轮廓。

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并刨挖陵墓内存物抢夺一空,最后全部夷为平地。[2] 仓颉庙多处石碑被毁,陵墓遭刨挖。[3]

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圣尼古拉大教堂(又称喇嘛庙,建设时未用一颗钉子)一夜之间被毁。 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西藏大昭寺主奉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曲阜孔庙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孔子墓被铲平挖掘,其内孔子遗物与骨骇示众后焚毁,“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毁。庙碑被毁,孔庙的泥胎塑像被毁。[4]最早进行的破坏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的200余名师生组织,被摧毁的之前登记在册的文物就有6618件,其中画929幅,书籍2700余本,石碑1000余块,墓葬2000余。[46]

孔子的七十六代孙孔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安徽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受到破坏。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颐和园佛香阁、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毁。[5]

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塑像)全被毁平。[6]

新任太原市委书记下令砸毁庙宇。随即全市190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被保留外悉数被毁。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7]

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遭焚。

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 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参看包拯条目)。

河南荡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江南最古老经典千年建筑物杭州西湖灵隐寺,周恩来总理派遣一连队士兵堆垒包、架机枪驻守防范红卫兵破坏,仍不免有部份寺内石雕遭红卫兵翻墙入寺敲毁。

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

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明神宗万历皇帝及后妃遗骸自北京定陵里掘出,著龙袍骷髅吊挂于树上曝尸,然后和皇后骨骸一同焚毁。

明思宗崇祯皇帝自缢的景山槐树被锯断;现存为后再植新株。

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坟被夷成平地。

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

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墓被挖。

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者来此凭吊此故居和墓地。文革时《西游记》成“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被毁为一片废墟”。 红卫兵掘开《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坟,尸体被捣毁;墓里除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

建于1959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张之洞坟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至被狗吃掉。

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终。

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宋代诗人林和靖(967年或968年-1028年)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牺牲。

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有为墓,将其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像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街后康氏的头颅被贴上了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贪焚的中国商人盗割卖予西方俄、英、德等商人,卖到海外。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文革后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革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华山,死后弟子易其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襃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轼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今滁州市)琅琊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贵州省镇远县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龙洞内所有佛、道、儒三家供奉之像被砸坏,现仅余空房。[8]

广西桂林西山唐代石刻、叠彩山等处摩崖石刻佛像头部均被砸毁。

珠海陈芳梅溪牌坊群,原有三座,现仅存二座,右边一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用耕牛和拖拉机拉倒,已无法考证受赐人,据说红卫兵要拉倒另外两座牌坊时,梅溪村民都坐在牌坊下,红卫兵才罢手。

范文八:“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西藏(续)

记者: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和条件如何?

王小彬: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西藏经过民主改革,建立生产互助组,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牧业生产合作社。在西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央政府的既定方针,也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必然走向。因此,在西藏农牧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土地、草场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是西藏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要求。从实践上看,七十年代初西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可能的。西藏在平叛改革和稳步发展的基础上,民族区域自治政权日益巩固,民主改革的遗留任务基本完成,经济和文化建设得到一定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大批民族干部成长起来,并在实践中锻炼成熟,这就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

1960年2月,除西藏以外,中国大陆,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省区都已经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生产资料基本上实现了国有或集体所有,农村也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960年初,西藏一部分较早完成民主改革的地区,也开始了试办农业合作社工作。中央及时决定停止试办合作社,确定稳定发展个体所有制方针,5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当时立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机还不成熟。

到1965年上半年,西藏全区不仅在广大农牧区建立了2万多个农业生产互助组,而且建立了水电站、农具厂、汽车修配厂、筑路机械修理厂、水泥厂、皮革厂、面粉厂和木材加工厂等一批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小型工厂,初步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商业网。特别是大批民族干部成长起来,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成立了西藏自治区,为开展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证和思想、干部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如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上的西藏农牧业,以及个体手工业和私有商业不仅自身会发生新的分化,而且还会与已经建立的西藏人民民主制度和新兴的各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矛盾,与我国整体上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生矛盾。此时,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

1964年7月,中共西藏工委在林芝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西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和步骤。会后,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1965年3月,张经武传达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说:“西藏农业合作化原定在5年内不搞,现在民改过了5年,同时情况又已有了变化,可以着手搞一点人民公社的试点。第二步如何办,待试点后再定。”

1965年8月1日,西藏工委准备在9月初召开的自治区成立会议上提出西藏今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并下发各级党委作为试办人民公社的依据。应当说,在西藏试办人民公社的决定,是在全国其他地区已经完成建立人民公社数年之后,和拥有包括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丰富经验的情况下作出的。但是,在对待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央仍表现了慎重态度。因此,8月29日,中央发出《关于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复示》,同意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试办人民公社(先办初级社)。提出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暂不做专题的正式决定。

记者:请谈一谈西藏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王小彬:西藏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西藏工委于1964年冬季,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通嘎乡冲色村试办的(次年7月改为试办人民公社)。1965年7月,又在达孜县邦堆乡试办了一个人民公社。然后,各地区分别在有代表性的县试办人民公社。到1966年底,全区共试办人民公社150多个。在此期间,根据试办中出现的问题,西藏自治区党委及时发出指示,要求:坚定执行慎重稳进方针,不经批准,一律不准办社,不准轻易合并互助组,不准轻易搞公共积累。明确提出:牧区从1966年起3年不办人民公社,以利稳定牧民情绪,有利发展当前生产,为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更好的条件。总之,这一时期,西藏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试点比较慎重稳妥,发展基本健康。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西藏的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与“文化大革命”结合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权力被造反派夺取后至1970年,全区建人民公社数由1966年的150个猛增到1070多个,遍及全区各县,入社户占全区总户数63.6%,出现了较多的问题。

1970年,当“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指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到西藏,对西藏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此后,国家农林部和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共同组成调查组,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意见后,于1970年11月3日,向中央提出《关于西藏地区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12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指示》强调:要坚持自愿、互利原则,切不可强迫中农牧入社。指出:人民公社所有制,可以是两级,也可以是三级;生产队的规模不宜一律规定30户,可以大一点,也可以小一点,要因地制宜。对生产资料入社的办法,可以采取初级社的经验,也可以采用高级社的经验,或者采用内地人民公社的做法。这些都要和群众商量,由群众自己去决定,切不可强迫命令,简单从事。要注意按照党的政策,给社员留少量的自留地和自留畜。还指出:要提高办社质量。质量的标准之一,就是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指示》要求在办社过程中,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帮助和培养藏族干部。

此后,西藏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以整社为主要任务的阶段。

1971年,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西藏自治区党委贯彻中央指示,一方面推迟原定1973年完成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仍以整社为主。1973年1月10日,毛泽东在谈到民族问题时特别指出:“政策问题多年不抓了,特别是民族政策。”在此种背景下,中央和地方都突出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包括民族、宗教、统战政策。在牧区、半农半牧区的办社问题上,1973年8月西藏第三次牧区工作会议提出,生产资料入社一般可采用初级社经验;个别条件好、各阶层群众积极要求采用高级社的,要报经地市委批准。原已采用高级社经验的,个别条件太差,实在难以办好的,经与社员充分商量,也可以改为初级社经验。会议还明确指出,严禁社队之间“一平二调”。   这样,1964年,经中央批准西藏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试点工作,1965年8月开始在全区1929个乡中(不含阿里),有计划、有步骤地试办人民公社初级社。“文革”初期,初级社陆续推向全区并开始试办人民公社。1970年,西藏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全区范围内建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化在全区兴起。到1975年全区共建立1921个人民公社,除个别未改乡外,基本完成了人民公社化。

在农牧区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后,西藏自治区党委于1975年决定对全区城镇私营商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内容是,在拉萨、日喀则等几个城镇补划成分,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至1976年,这项任务基本完成。全区共划资本家206户,其中拉萨城区140户(商业资本家121户、房产资本家13户、手工业资本家6户);全区26个手工业行业成立了380多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的有8300多人。

记者:西藏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意义及局限是什么?

王小彬: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诸如以初级农牧业生产合作社或高级农牧业生产合作社为内容,挂人民公社牌子;实行两级所有,队为基础;在纯牧区,实际上是实行互助组或大互助组等比较适合西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灵活政策。西藏社会主义改造本身没有引起社会动乱,得到了西藏各族和各阶层人民的拥护支持。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西藏确立起来。从改造的实质上看,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它变个体农牧民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这个变化的突出表现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农牧业部门的建立。这种生产关系在农业方面不是“土地和劳动简单集中”,而是农民作为集体生产劳动者主体地位的确立。为西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其次,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总体上促进了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否发展是衡量其社会主义改造是否正确的主要标志。人民公社建立后,广泛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搞农田、草场、水利基本建设,改善了农牧业生产条件。同时,推广冬小麦和冬青稞等优良品种,推行农业机械化和施用化肥,改革耕作制度,开展植物保护,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在牧业上,推广土围栏和良种选育,引进优良畜种和优质牧草,培育西藏细毛羊新品种,有力地推动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这一时期,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1965年增长1.34倍。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西藏社会前进的作用。

但是,由于过去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没有完全搞清楚,此时,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严重“左”倾错误,特别是西藏社会主义改造是在“文革”中并与之结合进行的,因而不能不受历史局限,其结果就是使西藏社会主义改造出了一些偏差。表现在:第一,错误地划出富农、富牧和资本家的成分,脱离了西藏的实际,扩大了打击面,混淆了敌我界限。西藏民主改革以前大都处在封建农奴制阶段,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在客观上不存在富农富牧和资本家。划出资本家,脱离了西藏的实际,严重地伤害了一半工商业者,影响了城乡工商业的发展,影响了城乡交流和群众生活。在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作过粗,没有考虑地方特色、分散灵活、产品多样、对群众不同要求和市场变化适应性强等特点,实行集中生产和统一计算盈亏,在生产和经营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有些产品缺乏民族特色。第二,在办社形式上和办社方法上,照搬内地“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组织形式,实行人民公社化,超越了从初级到高级社逐步过渡的要求,产生了管理上的“大呼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也脱离了西藏农牧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给以后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损失,影响了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三,在办社规模上,把生产队搞得过大,没有充分照顾到西藏地域辽阔、居住分散的特点,不利于生产和生活,破坏了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以上失误,在西藏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挫伤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得以充分发挥。

虽然西藏社会主义改造和“文革”在时间上具有同步性,但却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事件,不能因为彻底否定“文革”而彻底否定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失误并不是西藏社会主义改造本身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改造中出现的失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逐步得到了纠正。

记者:在“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西藏的经济社会各项建设如何?

王小彬:“文革”波及西藏之初,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地方经济发展速度的下滑。“1968年西藏地区的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全面下降,工农业总产值下降9.79%,货物运输量、工农业主要产品都大幅度下降。到1969年地方经济继续恶化,工农业总产值下降3.95%以上。”但“文革”中后期,西藏经济社会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下,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在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社会意识形态及军队国防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可否认的突出成绩。

196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批示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的文件中,指示要“抓革命,促生产”,“迅速恢复交通运输,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事业,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1972年6月至7月,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西藏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西藏面临的形势,总结教训,提出恢复和发展交通运输,恢复被破坏的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等重大问题。这次会议是“中央在全国形势仍很复杂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有关西藏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要会议,对纠正文化大革命前期对西藏的冲击和破坏,稳定西藏局势,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工业方面:在实施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城镇工商业改造的同时,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兴建了一批“小而全”的工矿企业。虽然因质量和技术问题,后来不少工厂被迫关、停、并、转,导致资源浪费和原有优势产业的停滞,但是在当时,是中国面对敌对国家战争威胁和施压的一种反应。同时,这些企业还主要是为适应西藏人民生产和生活需要而建立的。除了1970年拉萨玻璃厂等部分企业报废外,一些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电力、建材、森工、纺织、印刷、食品等中小企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1966年11月,上海市派出500名职工、技术人员援助西藏建设的林芝毛纺厂建成投产。1970年9月,西藏自治区30%以上的县有了小型水电站,各地区还建了一批农业机械修配站。1974年与1965年相比,主要工业产品由18种增至70种,发电量增长了6.7倍,水泥产量增长了1.8倍,原木和锯材产量增长了1.6倍,百货用品销售额同比增长了59%。石油销售额同比增长80%。1978年,西藏地区国有商业和基层供销社的商业网点发展到1783个。据1979年底统计,西藏人民穿、用、戴的民族特需商品有449种,其中内地供货407种,当地生产42种。   农牧业方面:1973年2月20日,西藏自治区农牧业战线在拉萨举行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掀起了“远学大寨,近学列麦”群众运动。1973年,拉萨、山南、日喀则等主要农业区绝大部分县的粮食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阿里普兰县的粮食增长近两成。西藏牧区1973年的各类幼畜达到400万头,比1972年增长5%。1974年8月,由240多名县以上干部赴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及河北、河南、四川等地参观学习。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制定了《全区农牧业五五规划初步设想》。年底召开了全区农业牧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1974年,西藏粮食再次获得大丰收,总产量比1973年增长15%以上;全区水果产量达130多万斤,比1971年增长了8倍。1975年,全区至少有30家国营果园,25万多株各种果树,50多个品种。全区粮食总产量从1965年的29万吨,到1976年增至47万多吨。同期的牲畜总头数由1701万多头(只、匹)增加到2180万多头(只、匹)。1975年,西藏地方扩大冬小麦的种植面积,达到60多万亩,大部分单产超过了200千克(400市斤),获得了丰收。其他各种粮食、水果等也获得了大丰收。

交通运输业:“文革”期间,西藏修建了一批公路、桥梁、机场。“文革”初,由部队管理地方车辆,确保进藏物资的运输。1972年后,驻藏部队将交通运输业转归地方管理。1967年9月,中尼公路通车;1973年10月,滇藏公路通车。到1976年,全区公路总长达1.58万公里,比1965年延长了8.5%。建筑的桥梁有1966年8月建成的雅鲁藏布江上的第一座现代化公路桥――全长738米的曲水大桥;1972年,建成了西藏第一座无支架吊装连拱大跨度双曲拱公路桥――全长416米的岗噶大桥。从1967年至1974年,西藏共建大中小型双曲拱桥38座,总长2807米。修建的机场有分别于1966、1968、1971年建成的贡嘎、和平、邦达3个高原机场。1967年夏,北京-成都-拉萨客运航线全面通航。1975年兰州至拉萨、1979年西安至拉萨的航线正式通航。1972年5月,从青海格尔木至拉萨长达上千米的成品油输油管线正式开工,1976年11月修通,年输油量可达8万吨以上。

驻藏人民解放军军队建设方面:在“文革”时期,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在稳定西藏局势和发展经济等方面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驻藏部队在高原艰苦的条件下,刻苦训练、保卫国防,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同时,他们克服了任务繁重、运输线长、建材奇缺等困难,调动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边防建设,逐步改善了部队的住房条件、营区环境和生活设施,巩固了部队“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思想,保障了部队各项任务的完成。驻藏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有力地抵御了外来侵犯,巩固了祖国的西南边疆。仅在1966年至1967年1月,印度军队频繁越过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侵犯中国领土73次,印度飞机侵犯中国领空71架次。1967年7月12日至10月1日,印军仍然多次侵犯中国领土、领空。对于印军入侵,西藏边防军被迫奋起反击,巩固了国防,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同时,西藏军区还肩负起了反回窜、反骚乱、反破坏的斗争,有效地挫败了封建农奴主残余势力设在中印、中尼边境地带叛乱分子对西藏边境地区建设和稳定的破坏活动。

“文革”时期,驻藏部队继续发扬“老西藏精神”。各部队共抽调17800多人担负开荒生产任务。指战员克服种种困难,开垦荒地11万亩。从1972年至1973年间,部队所属各农场、农垦团组织上万人的水利队伍,投工51.9万个,开挖土石方60多万方,修建和维修水渠23条,长达137公里,平整土地4380亩,新垦良田4600亩。部队进行的这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给农牧区群众以极大的影响,推动了农牧区改变生产条件。西藏军垦事业的发展还对当地工、农、牧、林、副等各业的全面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运用起到了示范作用和传帮带的作用。在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同时,驻藏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承担了新建公路桥梁、铺设地下输油管道、重点整治川藏公路、修建中尼公路、铺设青藏公路沥青路面、新建现代化飞机场等建设施工任务,承担进出藏物资运输任务,还承担了内卫执勤、加强民兵建设、协助地方司法专政机关打击犯罪破坏活动等任务。此外,他们还经常支援农牧林副业生产,帮助农民劳动,为民治病防病等。为了保卫西藏、建设西藏,不少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66年8月12日,昌都军分区油库失火,保管员唐通义奋力扑救,保住了油库,自己被烧成了重伤。1967年6月,西藏军区政治部给唐通义记一等功。1968年5月8日,加查县发生森林火灾,步兵第32团通信连连长朱金科在扑灭大火时牺牲。西藏军区党委追记他一等功。1968年11月14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在运输战备物资途径川藏线帕龙时牺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团3营副教导员李显文等十人“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川藏运输线上的十英雄”光荣称号。1970年2月11日,国防部授予日喀则军区某部为保护群众牛羊而牺牲的战士普布扎西“爱民模范”称号。1970年8月11日,西藏军区独立3团炮连藏族战士、共产党员洛桑丹增,在日喀则县大竹公社为抢救遇险渡船光荣牺牲。1976年7月1日,解放军驻拉萨某部指战员刘华云、王正中同志,抢救4名落水儿童光荣牺牲。像这样解放军参加救灾抢险,为保护群众生命财产而献身的可歌可泣的例子还有很多。

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方面:“文革”时期,内地上山下乡运动、科技下乡运动,也影响到西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社会文化事业的正常发展,却带来了教育与实践、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科学考察更加直接服务于西藏各族人民的结果。1966年至1967年,中科院组织的一支考察队在珠穆朗玛峰地区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大规模多学科考察。考察队包括了全国23个科研、教学、生产等单位,近30个学科、100多名科技工作者。考察区位于雅鲁藏布江以南,东起亚东,西至吉隆。1973年至1976年,中科院青藏高原综合科考队对西藏广大地区进行多学科地质考察。1976年7月,考察队昌都分队脊椎动物组,在达马拉山西段,采集到恐龙化石4000多公斤。1973年5月,青海高原动植物考察队进藏对青藏高原东南部进行科考。1971年5月,自治区革委会决定恢复自治区师范学校和西藏民院。随后,西藏教育事业有所恢复。这一期间,西藏恢复和建立了很多农牧、卫生、电信、财经、师范、工业学校,每地市都有3所或3所以上的中等专业学校,到1975年底,新增中等专业学校10所,学校总数达18所。自治区中小学教材编译组、西藏人民出版社相继成立。随后成立自治区革委会科学技术委员会,筹建西藏自治区地震办公室、标准计量处、科学技术学会。1971年12月,西藏第一批少数民族工农兵上大学,是“文革”以来中央民族大学和西藏民族学院第一次在西藏招生。1974年10月,300名农奴被选送至内地上大学。1972年3月,西藏民族学院复院。到1976年,仅西藏小学一度达到6000余所。至1973年12月,建有医院84个,卫生所346个,区区都有卫生所,小型制药厂45座。在内地省市赴藏医疗队的帮助下,创办了4所卫生学校,还成立了西藏医疗器械修配所、西藏药品检验所。1976年7月,西藏自治区医学院成立,学生最大规模为600人。1970年6月,西藏建立农牧区电影放映队,能正常开展放映工作的有180个。   文物保护、寺庙维修方面:1972年1月6日,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维修拉萨地区寺庙的通知》指出:根据国务院有关保护文物的规定,哲蚌寺、色拉寺、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等处为保留寺庙。7月2日,又发出《关于重点文物古迹单位的保护、维修事宜》的通知,要求各地市立即组织力量,指定专人负责,对重点文物进行调查了解,搞清情况,如有破损者,应予维修,加强管理,防止盗窃。7月14日,革委会批转拉萨市《关于哲蚌、色拉两寺维修、保护、使用问题的请示报告》。规定一律不准占用拉萨三大寺的经堂。并要求对已占用空房、仓库,占用单位要负责保护、维修,严禁拆毁和破坏。同时要求昌都、日喀则、山南三地革委会着手组织检查和维修一些重点寺庙。8月22日,自治区革委会同意重点对大昭寺进行维修。大昭寺维修工程从1972年1月开始,到1975年7月基本完工,总投资60余万。维修后,大昭寺大殿和一些主要文物的外观及其摆设已恢复“文革”前的面貌。1975年8月,“拉萨市革命委员会大昭寺文物管理小组”负责整理、编写大昭寺的文史资料,以及大昭寺的管理、修缮、接待参观等工作。1972年10月5日,自治区革委会批转文教局《关于加强文物保护管理规定的报告》规定:凡是历史文物,要进一步做好登记、保护工作,防止将文物当作非文物处理。1973年11月,自治区革委会办事组要求:继续维修已保留下来的国务院和自治区管理的文物保护单位,大昭寺、哲蚌寺、色拉寺、扎寺、白居寺、萨迦寺、卓玛拉康,退还占用保留寺庙和清真寺。1976年2月14日,自治区革委会批转自治区文化局《关于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中认真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报告》。1975年,在藏北夏曲卡盆地发现了三趾马多动物化石;在林芝县发掘了一批新石器和同时代的人类头骨;在定日县的热久发现了旧石器等。1976年8月16日,自治区革委会批转自治区文化局《关于西藏自治区禁止文物出口的试行意见》。

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方面:“文革”时期西藏的社会主义事业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持续发展。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诞生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是西藏各族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比较漫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高潮。此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传播经历了1950年前的有限接触、1950年至1959年间的间接传播、1959年以后的直接积极传播三个阶段。随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西藏的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也影响到了千家万户,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觉悟、思想水平和政治认识。多数群众以朴素的感情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仅农牧民家中悬挂毛泽东的照片和绣像,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单位、生产厂矿的各种工作人员,甚至普通的孩子都在胸前别上了毛泽东像章,有的干部群众直到今天仍然保留着挂像的习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普及到了西藏的家家户户,形成了西藏全区、全社会宣传和学习社会主义思想的高潮。这也推动了西藏党建工作的发展。截至1974年7月1日,“全区80%的乡、社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全自治区的党员比1965年前增加了118%。县辖区的党委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党员”。这期间,西藏社会出现了难得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好局面。

范文九:“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陈再道

对于陈再道将军而言,“文化大革命”不啻于一场梦魇。“文化大革命”初期,在1967年盛夏的武汉“七二○事件”中,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被诬蔑为“策划‘七二○事件’的罪魁祸首”,受到了不白之冤和非人待遇,直到1972年恢复工作为止。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刚袭来时,陈再道感到不理解。

1909年1月24日,陈再道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一个贫农家庭。红军时期,陈再道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独立旅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与冀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是刘邓麾下著名的“三陈”(陈赓、陈再道、陈锡联)之一。解放战争中,陈再道率中原野战军二纵纵横中原,围歼高魁庄,喋血郑家寨,大战羊家集,屡建战功,被陈毅称为“再战之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再道担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1955年2月,他被任命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兼第一政委。

1965年底,“文化大革命”序幕拉开。起初,陈再道对这场运动不以为然,认为又是文化艺术界的“笔墨官司”。随着运动不断深入,面对党和国家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里出现的种种怪异现象,他对这场运动的目的仍然不能理解。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现正睡在我们身旁的暗示,更感到茫然。1966年11月,北京的街头上出现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幅标语。随后,同样的标语也在武汉的街头巷尾出现。陈再道很困惑,认为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且不说他们对革命的贡献,就他们担负的工作任务来说,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如果说他们在工作中有某些失误,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把他们打倒。况且,实际情况又不尽如此,就更不应该把他们打倒了。心直口快的陈再道曾经将自己的这个看法向周围的一些同志讲过。他们都为陈再道捏一把汗。陈再道未曾料到,他的这个看法后来真的成了被打倒的材料。中央文革的红人王力,曾经对来武汉的北航“红旗”造反派说:“陈再道在1967年,还在保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人民内部矛盾。”

1967年2月初,武汉和由北京南下的部分军内外“造反派”,强行占领了设在汉口的《长江日报》的红旗大楼,并在《长江日报》上声明,声称要“子弹上膛,刺刀上枪”,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等等。他们在这个声明发表之后,到处冲杀,到处抓人,把武汉三镇搅得乱糟糟的,许多干部和群众惶惶不可终日。更为严重的是,到了2月21日,他们竟兴师动众,冲击了军区“支左”指挥部,闹得乌烟瘴气。他们这些行动,引起了武汉军民的不满,强烈要求军区对造反派的声明和社论表态。

武汉军区党委在听取广大干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经过集体研究,于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批判了造反派声明中的错误观点,指出军区派部队到红旗大楼,是为维持正常秩序,防止发生械斗,绝不是支持这个声明。至于某些军内造反派,在这个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军区,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经毛泽东审批的“军委八条命令”,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以稳定武汉地区的形势。4天以后,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陈再道要求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用行动落实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此后,武汉乃至湖北全省的局势得到了稳定,赢得了广大军民的称赞。但同时也引起了“造反派”及林彪、江青的不满。江青4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曾直言不讳地讲: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多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军委扩大会议上,由于“泄密”,惹恼了江青,林彪也暗示将陈再道“烧掉”。

1967年3月下旬,中央军委通知陈再道和钟汉华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4月6日,林彪、关锋、戚本禹等人,针对“军委八条命令”,炮制出截然相反的“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全军执行。这使武汉军区一下子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境地。武汉军区的领导给在北京的陈再道打电话说,武汉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一段抓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大部分都被放了出来,造反派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军区“挑战”,提出要揪出陈再道这个“武老谭”,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武汉军区。

陈再道闻讯后很生气,他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说: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是表示坚决拥护的,想尽心尽力地把工作搞好。但是,从爱护军队的观点出发,为避免军队在“支左”中犯错误,我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一点,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进去,以便让各地都有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给工作造成损失。如果这个办法不行,也可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组接受指示。总之,既要把“支左”工作搞好,又要避免军队犯错误。

陈再道没想到,自己放的这一炮,竟捅了“马蜂窝”,被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黄、吴、李、邱说成是“公开扬言,妄图改组中央文革”。陈再道认为应该把武汉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做个汇报,以便把出现的问题处理好。钟汉华表示同意。周恩来也很快同意了陈、钟的意见。

4月19日,陈再道和钟汉华奉命到钓鱼台汇报武汉的情况。这次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出席了这次汇报会。陈、钟二人如实地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听完了汇报,在座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见。最后,周恩来让中央文革小组尽快地接见一次武汉的造反派,江青当即表示同意,并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安排在21日接见。

但到第二天下午,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江青派人送来了一份当天的《文革快报》。该报反映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十九日会议的有关指示。江青生气地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显然,江青对十九日会议“泄密”极为不满。

当天晚上,钟汉华与在武汉的军区领导通了电话,当即查清了这件事的真实情况,马上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书面报告,说明陈、钟在参加了十九日的汇报会后,钟汉华怀着一番好意,向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会议精神,为的是及时指导军区的“支左”工作。但是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钟汉华在传达时作了规定,只传达到军区党委常委这一级,绝对不准再往下传。武汉“记者”所反映的情况,是军区负责“支左”工作的一位同志,在列席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向“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风时走漏的。陈、钟并没有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去压武汉地区造反派的意思。当然,这件事没有处理妥善,他们是有一定责任的,他们表示接受批评,坚决改正。

江青却不依不饶,采取了“断然”措施。4月21日凌晨,大约两点左右,总政一位同志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来到了陈、钟二人下榻的京西宾馆,没收了他们19日的会议记录,并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会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

4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了。这时候,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接到了参加庆祝五一活动的通知。惟独陈、钟接到的是离开北京的“逐客令”:会议完了,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陈、钟回到武汉的时候,武汉已陷入混乱之中。从火车站到武汉军区大院,贴满了一批新的标语、漫画、大字报,火药味更浓了,什么“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什么“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什么“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等,举目皆是。

武汉地区的造反派之所以这么嚣张,直到“四人帮”垮台之后,陈再道才知道事情的内幕。原来是林彪、江青等人,通过军内外的各种渠道,特别是由北京南下的造反派从中不断进行策划、操纵的结果。早在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时候,林彪就多次向吴法宪等人交代:“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哪些是林彪所说的“不好的人”呢?吴法宪等人作为林彪的亲信,当然一听便心领神会了。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吴法宪首先看准了武汉军区空军,先后多次给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打电话,让武汉空军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要跟武汉军区跑。江青等人也通过中央文革操纵武汉局势。在这种局势下,武汉地区两派之间的冲突加剧了,武斗逐步升级。但此时中央文革小组却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罪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在康生的授意下,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的一份电报,严厉指责了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

毛泽东对陈再道是信任的,他对周恩来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按照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的电报“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的精神,陈再道与武汉军区领导同志经过研究,立即让各派群众组织选出了代表,军区也确定了赴京人员名单,很快做好了赴京汇报的准备工作。

7月10日左右,周恩来给陈再道打来电话,说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可以不到北京来了,我们要到武汉去,在武汉解决问题。在电话中,周恩来还指示,毛主席可能要到武汉游泳,要他们做好准备。接完电话,陈再道等人立即着手进行准备。

14日晚9时许,毛泽东的专列停靠在武昌车站。站台上赫然贴着几条大标语:“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毛泽东看后摇了摇头,对随行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毛泽东来武汉后,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谢富治和王力则住在百花二号。毛泽东等到达武汉,知道的人只有陈再道等少数军区领导,属绝密行动。由于东湖宾馆的服务人员分成两派,这使陈再道对毛泽东的安全十分担心。为了工作方便和在安全方面不出意外,陈再道和钟汉华经过商量,也搬到了东湖宾馆乙所,以随时处理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7月15日和16日的两个上午,毛泽东在听取谢富治、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汇报后,最后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让谢富治、王力派出专人,做好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会拥护陈再道。并让周恩来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

7月15日到7月18日,周恩来每天下午召集武汉军区的领导同志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开会,听取武汉地区“支左”情况汇报。为了保陈再道,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听了周恩来的讲话,陈再道深受感动。

7月18日晚,周恩来带领陈再道和钟汉华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地梅岭一号。一见陈、钟二人,毛泽东起身和他们一一握手,问:你们怎么样呀?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是个直性子,有点想不通。“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笑着解释说。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陈再道沉重的心情轻松了许多,赶忙表态: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毛泽东对陈再道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

大约到十点钟左右,陈、钟起身告别,毛泽东很客气地把他们送到走廊上。这时,正巧遇到几位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一看见他们,就把他们招呼过来了,要他们同陈、钟握手。毛泽东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接着,毛泽东又对陈再道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不打倒你!”

大家听了毛泽东的话,在互相握手的同时,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成为爆发“七二○事件”的导火索。

7月18日夜周恩来离开武汉之后,谢富治、王力便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发表了煽动性讲话。王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大声作出四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还高喊:武汉问题一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7月19日,造反派的高音喇叭在武汉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而“百万雄师”则以更大的势头开始反击。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的街头巷尾。后来“百万雄师”的人冲进王力下榻的东湖宾馆,抓走了王力。事情顿时变得复杂起来。7月20日,武汉三镇如同开了锅一样,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

7月20日上午,林彪避开回到北京的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劝说毛泽东离开武汉。在这封信的落款之处,江青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劝我去上海,”毛泽东望着信说:“我哪里也不去。”

武汉军民游行反对王力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深为武汉的事态担忧,再次返回武汉,劝说毛泽东暂时离开。在众人的劝说下毛泽东终于同意:那好吧。我到上海。”7月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安全抵达上海虹桥机场,住进了虹桥宾馆。事隔十年后,杨成武回忆随毛泽东到上海后一天夜晚散步时,毛泽东曾对他谈及武汉事件的情景:“毛泽东同志问:你认识陈再道吗?’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他会反对我吗?’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毛泽东这句话,道出了他对陈再道的信任。

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搞武斗,陈再道受到了非人的待遇。

7月22日下午,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林彪、江青等人组织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这两位“英雄”。当天晚上,由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体参加,听取了谢富治汇报。根据谢富治的汇报,林彪决定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喜欢标新立异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即“揪军内一小撮”。所谓“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揪出军队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他们看来,百万雄师”敢于抓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那是因为“百万雄师”有后台――得到武汉军区“一小撮”即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支持。

7月23日凌晨3点,中央发电通知陈、钟等人到北京去“开会”。去“开会”的人员共15人,除了陈、钟以外,还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独立师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政委巴方廷等。24日凌晨,陈再道等人抵京,被安排在京西宾馆。当天上午,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授意下,北京文艺界的“造反派”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几百人冲进了京西宾馆。奉周恩来之命保护陈再道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一见情况紧急,立即派人把陈再道他们藏进了电梯,而后把电梯开到两层之间停了下来。后来,有人问陈再道:电梯内滋味如何?”陈再道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像战争年代打地道战。”

7月25日下午5时,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的百万人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开会前2小时,原本不拟出席大会的林彪突然电话通知中央文革决定参加。大会所喊口号,重复最多、语气最激烈的有两句: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委一小撮走资派!”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向北京造反派头目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交了底,要他们行动起来,“揪军内一小撮”。

大会刚结束,杨成武从上海飞抵北京。他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将陈再道“保护起来”,并请周恩来向陈再道转达毛泽东三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杨成武拿出毛泽东亲笔所批电文,其中提到陈再道名字处,毛泽东增加了“同志”两字。

林彪也接到毛泽东在“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通知”上的批示,全文五条,其中第二条提到陈再道。看到毛泽东在陈再道名字后面加的“同志”二字,林彪一怔,他原以为陈再道必倒无疑,顺陈再道这条线,就可以解决原四方面军的“问题”。现在自己“声讨”大会上亮了相,跟着喊了口号,主席却又加个“同志”!在那样特殊的岁月,加“同志”两字,便意味着陈再道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所加的这两个字,无疑救了陈再道一命!林彪脸色苍白,有一种不祥之感。“你的目的达到了,我的目的还没达到。”林彪一晚上只讲了这么一句“著名”的话。

这次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召开。陈再道一走进这个会议室,就感到会场气氛紧张,出席者表情严肃,似乎正酝酿着一场风暴。武汉军区的陈再道和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就坐。所谓的“就坐”,却是不准坐下,只准站着,如同等待接受审判一样。陈再道首先听到一声厉喝:你们站着听!”谢富治开头炮定调:“‘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吴法宪大骂:“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他接着直取主帅:徐向前,早在2月你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他不是三反分子。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徐向前气得两手发抖,写个条子递给周恩来,愤然离开了会场。吴法宪一腔火气无处发泄,猛冲过去左右开弓掴了陈再道两个耳光。顿时会场哗然,陈毅和谭震林一声不响起身就走。周恩来立即呵斥吴法宪,江青却轻描淡写打圆场:“这个吴法宪就是造反派脾气。”斗争会开了7个小时,陈再道弯腰7小时。他见康生始终神情冷淡,以为是不满这种搞法,便大声向康生呼救。不料康生阴沉沉地说道:人可以变!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在这次会议上,陈再道据理进行了申辩。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们也不让陈再道喘口气。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由于受到了他们的煽动、驱使,也向陈再道冲了过来,继续对他进行拳打脚踢,场面十分混乱。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搞武斗,这在党的历史上恐怕是史无前例的。

蒙冤6年的时间内,陈再道既有痛心之处,但也感到了人间的温暖。

自1967年7月26日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被批斗后,陈再道便步入了一段极度艰难的时期。“三军造反派”在京西宾馆对陈再道展开了武斗,拳打脚踢,勒令他交代搞“兵变”的计划,交出“黑后台”。批斗会接二连三,成了家常便饭。

毛泽东在上海呆了近两个月后,于9月23日上午回到北京。29日晚,毛泽东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集训干部会议的900多名成员。毛泽东朝台下张望,大声问道:陈再道来了吗?”陈再道满怀惊喜,高举右臂,我是陈再道,我来了!”来了就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曾经打过陈再道两个耳光的吴法宪,望着面无表情的林彪,沮丧地垂下了头。

不久,林彪、江青等人为把陈再道等彻底“批倒批臭”,又想出了新点子,将陈再道和钟汉华拉到三总部、空军、海军大院,去接受群众的批斗和“示众”。有一次,陈再道在一个军种大院挨批斗,有一个曾经与陈再道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冲着他大声呵斥起来,说早在红军时期,就发现陈再道是修正主义,追随张国焘、徐向前,以后又是邓小平的黑干将。陈再道的心像刀割一样疼痛。若是年轻人胡说几句,自己是可以谅解的,但这样的老同志也跟着落井下石,确实让人痛心疾首。

当陈再道在北京遭受揪斗的时候,他的夫人张双群在武汉也被同时揪了出来,成了他在武汉的“替罪人”。五个子女受到了株连,和母亲一道被逐出军区大院。到了1969年10月,陈再道因林彪擅自发布的“一号命令”,被逐出北京,先来到福州军区,尔后到江西省高安县部队农场“劳动改造”。

陈再道在高安县部队农场化名陈新,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重新操起了镰刀、锄头。大多数干部战士都很关心他的生活,处处照顾他。江西夏天酷热,连队的司务长就帮他到老乡家里买来竹床。这张竹床伴随陈再道在农场度过了两个夏季。后来陈再道到了福州和北京工作后,一直将它带在身边作为纪念。冬天,战士们给他端来暖烘烘的火盆,外出采购的同志经常帮他捎来水果、蔬菜及肉、蛋。陈再道与战士们接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干部战士和他保持书信联系达20多年之久,直到1993年将军去世为止。这让陈再道深切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

复出后,陈再道先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和铁道兵司令员,兢兢业业地工作。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中国政局从此有了转机。1972年1月,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在此后不长时间内,有175位将军相继得到平反。

一天,周恩来找来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指示解决陈再道和钟汉华的问题。到此时为止,因1967年的所谓“七二○事件”而被打倒的陈再道与钟汉华,已蒙冤6年之久。

陈再道被“解放”后,武汉军区司令员已另有其人,再回去比较困难。考虑给他安排一个与原级相当的职位,可是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各有其主,不太好办。最后田维新经请示周恩来,只好先委屈一下陈再道,安排他在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

陈再道重新工作的消息不胫而走,同志们纷纷祝贺,但又都为他被降职使用而表示遗憾。陈再道自己心里很清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别说让自己当副司令员,就是真的让自己去农场拔草也愿去。

1974年3月,陈再道到中央党校第3期学习班上海组参加学习。上海组的许多成员,是张春桥、王洪文等准备在四届人大会议之后塞进中央机关工作的。为了提高这些人的“路线斗争觉悟”,他们把陈再道当“活靶子”和“反面教员”。但陈再道正气凛然,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多次面对面斗争。他有理有节,对方无计可施就到江青那里告状。江青便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子,斥责陈再道“翘尾巴”,但陈再道一如既往,毫不畏惧。学习班结束时,学员合影,有人在前排给陈再道摆了张椅子。陈再道却坚决不坐。他语意双关地说:我怎么能和他们坐到一块儿呢!”

1975年8月,陈再道调任中央军委顾问。退居二线以后,陈再道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为加速我军全面建设,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1976年,周思来、朱德、毛泽东等老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逝世,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陈再道旗帜鲜明地拥护党中央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采取的断然措施。同时他积极呼吁让邓小平重新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1977年2月,他给中央写报告,希望中央领导同志尊重民意,尽快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7年9月,陈再道重返第一线,担任铁道兵司令员。1978年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再道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82年,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铁道兵将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在铁道兵的兵改工大会上,陈再道一字一顿地说:“铁道兵撤销了,我们的队伍还在,我们的事业还在!铁道兵的历史功绩,永垂史册!铁道兵的创业精神,永放光芒!”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陈再道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3年5月,他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再道是解放军高级将领中比较有个性的一位,他晚年喜欢散步,常独自至阜成门立交桥下,遛马路,逛商店,观街景,有时挤进人堆里看别人下棋,为一子之得失,与素不相识者争得面红耳赤。某日,陈再道回乡,参加纪念黄麻起义大会。秘书为他准备了发言稿,他照稿读着读着,突然说:“我回家了,还念稿子干啥?”于是把稿子放到一边,想啥说啥,自由发挥。下面掌声不绝。1987年,陈再道来到湖南桑植考察。他虽已78岁高龄,仍不顾同志们的劝阻,踩着泥泞的山路,冒雨看望贫困山村的农户。当他看见一些农户家无存粮,屋漏衣破的情景时,动情地说:“老区人民还这么苦,我们有责任啊!”

1988年7月,陈再道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3年4月6日,陈再道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范文十:“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秘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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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书 史 话

期问我 国的 秘书 工作  目 文化 大革 命

P-   - m

实地遵守保密纪律 ,不 向造 反 派 提供 “ 走资

派 ”的 “ 罪证材料”而被作 为 “ 保皇派”,受

到 打击 迫 害 。

树  森

说到文革期间秘书人员受到的  击 ,不能  中

不 提到 文 革初 期 被迫 害 致死 的 田 家英 。   田 家英 白14 年 1月 至 16 年5   8 O 9 9 6 月任 毛 泽东

一 ,

“ 革 ”对 秘 书 工 作 的 冲 击  文

秘 书 ,长达 1年 之久 。 毛泽 东 与 田家 英在 长 期  8

以16 年 5 中 其 中 央 发 出 “ 一 六通  相处 中建立 了深厚感情 ,曾让田家英当儿子毛  96 月 五

知”为标志 ,到 17 年 1 月 “ 人 帮”被粉  岸英 的 国文 教 员 。 田家 英 为 毛 主 席整 理过 诗  96 0 四 碎 ,长达十年之久的 “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  词 ,并 自始至终参与了 《 毛泽东选集 》1 4 ~ 卷

政治 、经 济 、文 化和 社 会 生 活各 方面 都 造 成 了 的编辑工作。解放初期 田家英 受命为毛泽东处    极大 的破 坏 。

理人民来信 ,15年毛泽东请 田家英起草 “ 96 八

“ 革”的矛头~开始就指 向 “ 文 党内- /  大 ”开幕词 ,6年代初受毛泽东派遣深入农村  - i x O

撮走 资本 主义 道 路 的 当权 派 ”。 在 “ 革 ”初  调 查 研究 。 就是 这 样一 位 曾经 深受 毛 泽东 信任  文

期 ,上至党中央副主席 、国家主席刘少奇 ,下  又 有较 高 理 论修 养 和深 厚 文化 功 底 的秘 书 ,因   至基层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大大小小的领  为对毛泽东晚年的某些思想和做法有 自己的看

导 ,都 以 “ 资派 ”的 名义 受 到批 斗 ,秘 书 部  法 ,自i6年后逐渐被毛泽东疏远。16 年1  走 92 95 2 门作 为直 接 为领 导 服 务 的机 构 也 受 到 严 重    月初 ,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  中 击 。具体 表现 为 :

恩奇、关锋 到杭州 ,研究为几部马列著作写序

其一 ,秘 书部门的负责人 ,包括各级党政  言的事 。毛泽东在 会 上 没 有谈 多少写序言的

机 关 的秘 书 长 和 办 公厅 ( ) 任 也被 当作  事 ,却讲了一通哲学问题 ,特别是对姚文元批  室 主

“ 走资派”批斗 ;许多兢兢业业 为党工作的秘  判新编历史剧 《 海瑞罢官 》的文章 ( 江青策划  书工作人员被称为 ” 走资派的忠实走狗” ,受  的为发动文化大革命造舆论的重点文章 ) 了 作

到 批斗 和 歧视 ;还 有 ~些 秘 书工 作 人 员 因为忠

些 评 价 。其 中 有这 样 一段 文 宇  “《 海瑞 罢

?《 -秘书之友》 0 6 2 0 年第々期 2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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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 帝罢了海瑞的官。

连秘书人员履行正常职责也不可能。这种无政

彭德怀是海瑞 ,我们罢 了彭德怀的官。”田家  府主义状态导致了建 国以后  成的许多切实可  英作 为序言编写组正式成员和毛泽东秘书 ,在  行的秘 书工作制度被废止。   整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 。提出不要把这段与

其三,在 “ 文革”初期的  段时问  些

编写马列着作 序富无直接 关l的话写进去 ,并  档案保 管部门受到另 有用心的人的冲 击 ,许多  聚 I   在整理关锋 、艾思奇提供的纪要稿 时删去 了这  宝贵酌档案材料散失了 有的J蔓档案被严_ 、 万 重

段话。尽管后来 发表时恢复 了毛泽东的原话 。

歪曲篡改 , 了瓠’ 成:   叛徒一  ’   ’ 揪  ”  每 的

“ 重磅炸弹 ”:   一

但关锋将这÷事件I 陈伯达 江膏告了密。就  向

在 ” 五一 六通知 ’发 出几天之后 ,一项 “ 『 l 篡改

。 文化犬革命“井始后, 彪、 四人      琳  。

毛主席著作”的罪名栽到田家英头上 , 月 2  帮  为7打 倒刘少奇 ,抓住1 3年  批共产党  5 2    6 9 日田家英被宣布 l ” 佛职反省  。并被限令搬出  人出狱。事大做文章 僚 生和中央文革小组的

中南海。 在巨大的精神打击下_ 团家英选择7  成员 再桃动红卫兵渣巍所谓 犬十 人叛徒    l   朋友们不 希望他选择的道路—一在 中南海 自己  案 ”。在这种鼓动之下  全 国竞 。 内掀 起了 圈

家中的图书室自尽 j临死前田家英 留下了振 聋

不会 冤 沉 海 底 !”

“ 徒、揪特务  的牲潮 ,许 多地方造反派  抓叛 ‘

查 阅档案 ,断章取义地摘取旧档案中的’ 片 只言

发聩的遗言 : “   相信 党会把闽题搞清楚,相信  冲击档案管理部门 ,破坏档案工作制度,违章  作为最高领导人曾经信 赖的秘书 ,田家英  语用于批判 “ 走资派”。造反派二 旦盔到谁 曾 。 ‘   在文革初期被迫 害致死是发人深省的 。从此事  经被 国民党逮捕过 ,谁就成了当然的叛徒;查

也可以想见 当时秘书队伍 受到的冲击有多么严  到谁解放前 曾在旧政权任过职 ,谁就成宁驾然

重。

的 国 民党特 务 。

其二 ,在1 6年 1 9 7 月由上海掀起 的波及 全  国的 ” 夺党 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的狂潮中 .

对档案肆意伪 造 和 断 章 取 义最典型的

料 ,莫过于江青等人直 接控制的专案组向中央  审查报告 》。该报告的写作 “ 采取弄虚作假、

许多党政机关的秘书机构直接受到造反派的冲  提供 的 < 关于叛徒 、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

击。

月风暴 ”的发源地 在上海 。16 年 1 97

断章取义 、逼供信等恶劣手段 ,拼凑虚构的、

月3 日,文汇报社造反派夺取 了报社的领导权。 牵强附会的材料 ,伪造证据 ,报送 中央 ”。党

1 曰 ,以王洪 文 为 头 目的 ” 月5 上海 二 人 革命 造  】 二

的八届十二 中全会在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  反总司令部 “等1个群众团体联台在文汇报上  状态 下 通 过 了这 份 < 1 报告 >和 附件一一 < 罪  发表 了 《 告上海全市人 民书 》,掀起了所谓的  证 》,宣布 ” 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 销其    撤

月风暴 ”。1 8,经 毛泽东同意 ,中央  党内外的一切职 务 ,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  月9 人民广播 电台向全国播发 了 < 告上海全市人民  伙叛 党叛国的罪行 ” , 成了共和国历史上最  造 书 >。以表示中央对上海造反派夺权的支持。   大的一桩冤案。 ( 以上材料弓 自 < l 中共十一届

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和数百名干部被揪到人民  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 )

广场 公 开批 斗 ,上 海市 委 、市 人 民委 员会 ( 即

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16年l月1 9 9 1 2臼被迫 害

人民政府 ) 所有机关的工作陷入瘫痪。

致死0从这一冤案可 以想见文革时期我国档案  这一 时期 ,上海掀起的夺权狂潮迅速蔓延  工作受到  击的程度 0 中   到全 国,致 使几乎所有城市党政机关和部分县  :. “ 文蕈 ”中秘书队伍素质卞 降、

级机 关无法正常开展工作d在这- 形势下,不  . -

“ 文革 ”期间 ,我国秘书工作者的整体素  .

用说秘 书工作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无法执行 ,就  质 明 显 下降  其 主要 原 因 有二 :   40   《 秘书之友》2 0 年第々期 0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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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里 诂

是在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 中,一些工作  17 年 8 90 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他配 合林彪就

多年的富有责任心和工作经验的同志被迫离开  设 国家主席问题发动突然袭击 ,遭到毛泽东的  了秘书 工 作 岗位 。例 如 ,文 革 尚 未 正 式 开  怒斥。毛 泽 东 写 下 了 《我的一点意见 》,称  始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就被打成 “ 彭  “ 我跟陈伯达这位 天才理论家之间 ,共事三十

( )、罗 (

卿 ) 陆 ( 一 )、杨 (   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从来就没有配合过 , 真 瑞 、 定 尚

昆) ”反党集团主要成 员而靠边站。再以毛泽  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我们只有站在马列主  东身边的秘书为例,15年 ,中央正式任命 了 96   义 的立 场上 而决 不 能跟 陈 伯达 的 谣言 和 诡辩 混

毛泽东 的 “ 五大秘书” :陈伯达 、胡乔木为政  在一起 ”。九届二中全会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   治秘书,田家英 为日常秘 书,叶子龙为机要秘  查 ,1 7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 ,陈伯达被投     91 书 ,江青 为生活秘书。前三位都是中共党内著  入 监狱 。   江青本是负责毛 泽 东 生 活 事 务的生活秘  养 ,都参加过 《 毛泽东选集 》的整理和 出版工  书 。16年以后江青渐入政坛 ,文革初期担任  92 作 。这 几位秘书在文革中的情况如何呢?   “ 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实际上掌握着 “   中

田家 英 文 革前 即遭 冷 落 ,文革 初被 迫 害 致  央文革”的领导权 。从理论水平、写作能力和

死。

名的 “ 杆 子 ” ,有 较高 的理 论 水平 和 文化 素  笔

综合素质看 ,江青远远不及陈伯达 、胡乔木、

胡乔木15年庐山会议时 因赞同彭德怀等  田家英 ,但在文革这一 特 殊 时 期 江 青飞黄腾  99

反 “ 左”的主张 ,差点难以过关 ,好在他长期  达 ,成 为 中央政 治 局 委 员 ,直 到毛 泽 东逝 世 、   担任毛泽东秘书 ,毛泽东对他 印象不错 ,终于  “ 四人 帮 “被打 倒 。   摆脱 了危机 。16年 ,胡乔木因健康状况不佳  91 从毛 泽 东 主 要 秘 书 人 员 地 位 变 化 之一  “ “,可以窥 见秘书队伍整体素质下降之全  斑

需长期疗养 ,经毛泽东 同意离开毛泽东身边。

断地写检查 ,根本不能 参 加 正 常 工 作。直到

胡 乔 木 在 文革 中先后 被 揪 斗 、游 街 、抄 家 ,不  貌 。

在 “ 夺权”以后新成立的 “ 革命委员会”   1 7年邓小平重新主持 中央工作后 ,他才被任  的秘 书 机构 中 ,一 些 造反 派 或 极 左思 想 严重 的   5 9 命 为国 务 院政 策 研 究 室主 任 ,恢 复 工作 ,但 再  人 占据 了负责人的位置。   也没有回到毛泽东身边 当秘书。   二是文革期 间我国教 育 事 业 遭 到 严重破

陈 伯达 自13年 起 即 为 毛泽 东秘 书 ,早年  坏 ,全 国高 校 16 —17 年停 止 招生 ,17 年  99 96 90 91 做 过 一 些 有益 的 工作 ,是 中 共党 内杰 出 的 “ 理  以后 则 不经 考 核招 收 了为数 有 限 的基 础 水平 参

论家”。此人

善于见风使舵 ,迎合毛泽东的政  羞不齐的 “ 工农兵大学生”。这些人上大学 的  治主张 ,在文革前期受到毛泽东重用 ,曾主持  任 务主 要 不 是 学 知 识 ,而 是 为 了 “ 、管 、 上   起 草 “ 一 六通 知 “ ,不 久 被 毛 泽 东 提 名 为 五   改 ”,即上大学、管理大学 、改造大学。这 使  “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这个小组后来实  得学校管理一片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真  际上取代 了中央政治局 。八届十一 中全会上 ,

正 想学 习知识 的 学 员也 难 以学 到 真正 的知 识 。

陈伯达被选为政治局常委 ,成为中共第五号人  这 一 时期 不但 高 校 多年 不 招生 ,就 连 中小 学 教

物 ,并主持起草了 《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  育的正常秩序也受到严重破坏 ,我国公民特别

化 大 革命 的 决 定 》 ( “ 六 条 ” )。但是 毛  是青年 的文化素质普遍下降。在这种形势下 , 即 十

泽东对陈伯达的 信 任 是 有 限 的。l6年 “ 99 九  因缺少 受过正规教育的新鲜血液的补充 ,导致  大”前 ,陈失 去 了 毛 泽 东 的信任 ,他起草的  秘书队伍整体素质普遍下降。

” 大 ”政 治 报 告毛 泽 东 没 有 拆 封 就退 了回 九

三 . “ 革 ”时 期 的公 文 文风  文

去。 “ 九大”以后 ,陈 伯达 开 始 投 靠林彪 ,

文 革 时期 ,党 的 实事 求 是 的正 确 思想 路 线

■《 书 之 友 》2 0 年 第  期  秘 0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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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抛 弃 ,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也受到严重破

坏 ,思想 、组织路线上的错误也影响到公文文

风。毛泽东在延 安整风运动时曾作 了 < 反对党

八股 》的著名演讲 ,倡 导 生 动 活 泼 的文风 。

15年 ,毛泽东在 为中共 中央起草的 《 98 工作方  法六十条 ( 草案 )》中指出 : “   文章和文件都

应当具有三种性质 :准 确 性 、鲜 明 性 、生动

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 问题 ,这些

都是逻辑问题 。鲜明性和生动性 ,除了逻辑问  题外 ,还有词章 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  中央和 中国政府 ”所作 的 国 庆 讲 话 中却总结  是 :第一 ,概念不 明确 ;第二 ,判断不恰当 ; 说 ,文化大革命 “   取得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 ,   第三 ,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  受到的损失最小 最小最小 ”。文革期间的公文  逻辑性 ;第四  不讲求词章 。看这种文件是一  中类似 “ 文化 大 革 命 就 是 好 l就是好 !就是  种大灾难 ,耗 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  好 !” “ ’ 谁反对

文化大革命 ,我们就砸烂谁的    这种不 良风气 。”   狗头 I”一类毫无道理可宫的语言随处可见。

为了说 明文革期间公文文风 的状况  下面  讲逻辑 ,这无疑是正确的。遗憾的是 ,由于种  弓录 16: 月1 I 99  ̄4 日林彪在 “ 九大 ”上所作政治  种原 因,毛泽东 晚年未能坚持这一思想。在文  报告的最后一节  ,以供 . 赏.   “ 欣 ”:、 革这一特殊的历史 时期 ,我 国公文文风不正的  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

毛泽东反对形式主义的文风 ,反对文章不

“ 全党团结起来  金; 国入民团结起 来  高

一   举毛泽东思想伟 大 红 旗  下 定 决心  不怕牺  ,   是形式主义泛滥。如 :任何公文正文前  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 !     都必须 引用 “ 最高指示 ” (   林彪发明的对毛泽  “ 产 阶 级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伟 大 胜 利万  无

东语录的称呼 );公文中凡是引用毛泽东的原  岁 !   话都 必须 用 黑体 字 印 刷 ,以表示对 “ 最高指  “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I   l

示 ”的绝对重视 ;等等。   二是个人 崇拜盛行  这一时期公文中口号  岁 I

“ 伟人的 、正确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

。 。

连篇 , “   万岁泛滥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

“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毛泽东  到了登峰造极 的地步 ,甚至 认 为 毛 泽 东 的话  思想 万 岁 I   . ” 句句 是 真 理 ,一 句 顶一万句 ”。在l6 一 9 7  “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I万岁 !万

l6年各省 、市 、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  98

万 ”   岁l 黝

给党中央 、毛主席 的贺 电 中 ,文 头普遍 写有  圭蔓参考文献 -   “ 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  [] 1 胡绳.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 . M] 北

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的称呼 ;文尾则写的  京 : 中共党 史 出版社 ,1 9 . 。 1 9

是 “ 衷心敬祝伟 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万寿  无疆 !祝毛主席 的亲密战友 林 副 主 席 身 体健

康 !永 远 健 康 』”

[] 2 逢先知. 泽 东和 他 的 秘 书 田 家 英  毛

[ ] 北京: 文献 出版 社 ,l9 M . 中央 9

[] 3 杨树 森 ,张树_ 中国秘书 史 [ ] 文. r _ M .

三是弄虚作假不讲逻辑。明明 因为武斗升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0 3 . 2H .  0.

。 、   ,

级使 国民经济遭 到严重破坏 ,正常工作秩序受

[] 4 叶永烈. 泽 东l 秘 书 们 f ]上  毛 的一   . M

到严

重干扰 ,林彪在16年 “ 97 代表毛主席、党  海 :上 海人 民 出版社  I 9 .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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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之友》 0 6   期t 2 0年第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