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纪实

范文一:文化大革命

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骂造反者、诸如骂李自成为“闯贼”,骂洪秀全为“长毛造反”“流寇”,骂梁山农民起义为“梁山贼寇”,骂“山大王”为“贼寇”,但农民却不这么看,不管成功于否?都称赞他们是农民英雄或绿林好汉。再如上个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国民党骂共产党是“共匪”,共产党骂国民党是反动派”,都是不同阶级使用的不同阶级标准的结果。

全国解放后,共产党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运动。对此,不同阶级有不同标准,有不同结论。站到共产党的立场上,站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认为三大运动是革命运动,好得很。如果站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敌对立场来看,则是糟得很,这是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现在来评价文革肯定意见相左。当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公开申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所以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遭到资产阶级和走资派的反对和诅咒是理所当然的。

文化革命开始至今已经40多年了,资产阶级分子以所谓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以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以所谓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带着还乡团杀回来了。霎时间,工农由主人变成弱势群体、公有制变为私有制、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旧社会沉渣泛起,头号帝国主义赞扬“中国回来了”。过去,人民看不清,而今看清了党内确实存在着一小撮走资派,而且是一小撮影响力不可轻估的力量,他们是叛徒、内奸、走资派;是地、富、反、

坏的总代表;是复辟资本主义核心力量;那么当年毛泽东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有远见之举,它的伟大意义现在已经充分显露出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亡党亡国;而中国的叛徒、内奸、走资派,至今还不敢公然打出资本主义的旗号。这是为什么?这正是中国人民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

二、解放后,中共坐了天下,为巩固新生政权,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如果现在把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及其子女召集起来,让他们评价土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会说自己的父兄剥削农民多少代,多么残酷。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有助于解放生产力,有助于时代进步,是革命行动。他们只有反对、仇恨共产党,一有机会就翻案,四川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的后代,不是已经翻案了吗?

现在资产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都在攻击、诅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在进行妖魔化宣传,都把赃水泼向毛主席,这正说明毛泽东同志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划清了界限,不象有些人的头象,连续两月登在美国〈时代周刊〉杂志上,受到美国高度吹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三、如果有人认为毛泽东已经过世,政权几易其手,历史发生了异转,评价文革可以向着得势的一方倾斜,那么,就大错特错了!须知真理在于人民,公道自在人心,你有权你可以任意摆布,但人民不认可,等于白废,你可能蒙蔽人民于一时,但不能蒙蔽人民于长久。

四、例如1927年,湖南发生了农民运动,打土豪,分田地,地主、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去考察,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搞糟了”、并诬之是痞子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去湖南考察,高度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这就说明对人类社会问题的评价,离不开阶级观点,也就是说各阶级有各阶级的标准,脱离阶级、资产阶级是剥削者,是没落的、腐朽和反动的,也不可能对事物得出正确科学的结论。

比如,共产党完成了辛亥革命未竟事业,推翻了封建主义,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推翻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及时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工业国,“雄才伟略千古雄,工农掌权第一功;„两弹一星‟制成后,三足鼎立苏美中”,这就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在历史上的贡献,这是比较客观的

很多人对它的评判都很情绪化,觉得那时虽物质不丰富但过得舒心的人,和受批受难的人,他们的叙述似乎是不相干的两个世界。所以一个笼统的评价可能没什么意义,会让后人迷惑。所以我说,可能不是悲剧吧,例如你锻炼身体曾摔过跤,就说是悲剧,是想表达什么意思?说毫无意义,又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当时社会大的风气是宣扬反对剥削、反对贪污,而且大张旗鼓,理直气壮,跟现在是有区别的,所以剥削贪污是极不光彩的。似乎现在人们也反对这些,没有经过两个时代的人,可能比较难理解两个时代的差别,有人要钻空子,也可以说那时也有剥削贪污,但他是想混淆这种区别,不会细细分析。文革是不是悲剧我不想说,只想说那时有很多悲剧,现在是不是悲剧我也不想说,只想说现在也有很多悲剧,就如你问题中提到的。这些不一定要归罪于某个领袖或某种社会制度,而是都源于我们一直都很愚昧。过去是有一些好的事物,就连原始社会还有很多好的事物,例如那时生态是完美的,人类没有文明病,但也不能归功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归功于人类的蒙昧无知。所以,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就是不好的,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哪个时代都是这样。说文革的好话,只要说的是事实,不用羞羞答答,怕被人说成落后和野蛮。但只说它的好和只说它的坏,本质上都一样,是愚蠢的,对后人恐怕是有害的。

范文二:文化大革命

浅议政治体制改革——文革启示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20多年了,然而文革这段历史却不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这段历史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巨大的遗憾和深深的伤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对这段历史的反思中如何得到真正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有用的财富。

文革发生的原因至今仍然是争论不休,主要是围绕着毛泽东的责任到底应该占什么地位。然而,关于文化大革命更深层次的原因,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经过与老师和同学们的讨论中,笔者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认为,毛泽东应该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负主要责任。同时笔者更加倾向于政治体制的根源性影响。

在毛泽东领导发动文革这一因素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文革的主要责任在毛泽东,但根本上的原因则是政治体制的不完善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尤其是法治文明的不健全。其他原因还包括国家建设方略的不够坚定,国际形势的影响,另外一个原因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进一步恶化了政治气候,扭转了政治指导思想。这一点我认为是要归根于政治体制不健全的范畴。追溯毛泽东发动文革这一历史现象的深处,实际上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忽略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责任。只不过在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能够得出对当前现实的借鉴,才是最重要的。历史的作用就在于此。在与同学们的交流中同学似乎太注重批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我们在对这段历史的反思中得到的财富不应只是这些,更进一步的体制原因显得更加深刻,至少对当前有着更加深层次的启示,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报告中极其精辟地提到“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在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职务领导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弊端今天已发展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①这番言论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更加富有震撼力。因①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

此防止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的最有效的、也是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政治制度的完善与健全。

首先,关于个人崇拜。对毛泽东的这种个人崇拜,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封建社会的时期很长,又没有经过成功的资产阶民主革命的洗礼。支撑封建社会的儒家文化,是期冀明君从圣人之言以施仁政,并主张严格的等级制度。即使最受称道开明纳谏的唐太宗,也只是问政于朝中大臣魏征等人,他虽关心百姓疾苦,但并不有意地问政于平民百姓。民贵君轻之说,只不过强调民为社稷之根基,告诫为君者要重视百姓,体恤百姓,否则水可覆舟;并非要求皇帝抛开等级观念,提高普通百姓的政治地位。即便今天所说的“利为民所谋”,与让民众直接参政议政、主动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是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向和行为主体。从施恩于民跨入民自为主,不是一呼即至的,还将有一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历程。几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总是把一切希望寄托于为民着想的好皇帝、好总统、好主席。中国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迎来的自我解放,仅仅认为是毛泽东的恩赐,党和群众常常异口同声地畅言:毛主席是大救星,饮水不忘挖井人。这种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期盼救世主的思想,在包括广大共产党员在内的中国人民心里是根深蒂固的。

二是当中国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人民大众需要寻觅一位文武兼备、胸怀雄才大略、特具魅力的领袖人物。此时显山露水的毛泽东,不论性格才智、胆识谋略、斗争实践、诗文创作,无不显示出崇高的政治理想和豪放的革命气魄。又是他首先举起了工农武装革命的火炬,谋划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率领红军完成了倾倒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大智大勇地深入敌后与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作殊死搏斗,不仅迎来了民族战争的最后胜利,而且壮大了人民武装,获得了全民拥护,不负历史厚望,迅速完成了跨时代的民主革命。

三是全党需要毛泽东的领导和权威。在革命的艰险时刻,全党迫切需要毛泽东这样一位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领袖和团结一致的党中央,坚强有力地领导全党继续战斗。绝大多数老同志把坚决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和党的团结,视为党的生命和个人的党性原则。认为对毛泽东的任何依从和支持,都是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革命的需要。即使有些同志对毛的某些意见和做法并不赞同,但面对党内斗争,只能别无选择地支持毛泽东。

四是毛泽东需要个人崇拜。他的基本个性和崇高理想,令他不时地、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一种附属心理:他敢为人先和彻底革命之举,需要有崇拜他的人坚定有力的支持。特别是遵义会议之后,他被推上党的最高领导地位,根据他以往在党内外残酷斗争的经历及其感受,深知权力和权威对他有多么重要。这在建国后的历史中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

五是党的制度环境是滋生个人崇拜合适的土壤。中国共产党是在艰险的秘密斗争和残酷的武装斗争环境中建立和发展的,其组织原则,党政关系、干部制度,工作方法等等,都缺乏必要的民主程序和完善的监督机制。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对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难以制约。这是产生个人崇拜的组织根源。①即便是个人崇拜,组织制度根源是最重要的。

六是列宁、斯大林的一定影响。个人崇拜本来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由于从列宁开始,在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上只强调其一致性,不重视党和群众对领袖监督的必要性,不强调只有坚持民主原则的领袖才可能真正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而夸大了领袖个人的意志和作用。斯大林则更为甚之。我们的革命和建党都是以俄为师的,毛泽东难免会受到“老师”们的一定影响。

上述六大缘由,使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自然崇拜成为历史的必然,这是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潜伏着从自然崇拜转化为权力崇拜的可能,则是消极的一面。能否长期保持积极的一面,杜绝消极的一面,主要取决于毛泽东本人的修养和意志。 而恰恰不幸的是,毛泽东没有走出“王者、皇帝”的怪圈,还是由“大救星”到了另一个极端,在文化大革命中,使人民又一次陷入了“水深火热”,至少是犹豫和茫然之中。

其次,党政不分的严重后果。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在国家各机构中,有着大量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直接而有效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为国家经济恢复与建设、为国家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建国之初的政治生活是正常的。

但是,自从整风运动的开展继而反右派扩大化的发生,这种政治生活的民主,就渐渐地得到摧残,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才逐渐恢复。

举一个例子:建国之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组成人员如下,总理周恩来,①徐亚峰.如何认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http://bbs.chinacourt.org/index.php?showtopic=222407

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政务委员谭平山、谢觉哉、罗瑞卿、薄一波、曾山、滕代远 章伯钧、李立三、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秘书长李维汉。而到了第二届国务院,组成人员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理周恩来;副总理16人,他们是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谭震林、陆定

一、罗瑞卿、习仲勋。秘书长——习仲勋。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没有一人进入。

或许我们不应该这样讲,但是实质上表现出来的“党天下”,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这一点中共应该认识到了。但是,面对当时党外人士的中肯意见和善意批评,很可惜的是中共尤其是毛泽东没有接受,反而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攻击,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党政不分已经成为当时乃至现在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尽管当前中共一直强调民主,强调政治体制的改革。但是,这种口号式的行动效果微乎其微。

当然,其他的体制缺漏有下面几个方面:决策结构和决策方式上的少数人决断;自上而下的信息渠道受阻,造成信息失真;各种权力机构间缺乏监督和制衡;缺乏法制观念和依法治国的措施;干部体制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等。这些体制上的问题,到今天还是没有完全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是缓慢的,是艰难的。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似乎邓小平的报告最有代表性,即使是现在也不过时。

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报告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标志性的文件。他在其中所剖析的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可以说是根本性的。

“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①

“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①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

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①

党的一元化领导,比较不恰当地说就是一党专政。现在我们强调多党合作,但是实际政治运作中,又是另一番情况。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在现实比较突出。权力过分集中,“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②这在实质上就是人治的异化,政策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一人手中,这对建设政治文明几乎没有好处。首长负责如果单纯地被理解成一把手说了就算,那么这种机制是失败的。

“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我们的组织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说的是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下级必须执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相互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③

邓小平的报告对当前政府的启示应该很大,但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改革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平坦的。中共和中央政府对政治发展作了很多阐释和“创新”,但是,成效甚微。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努力与我国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继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

③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 ①②

参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发展基层民主,保证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①这些精神,在很多人看来是很有见地的。最为关键的是,由于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和阻碍性因素的制约,当前改革也只能是“说说而已”。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开展,不改革社会主义没有明天。但是难度又极其之大。这令当前局面陷入了两难境地。也许,当政府真正有决心、百姓真正有信心的时候,政治体制改革或许才能提到日程上来。

“文革”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却不能忘记,更不能回避。其他历史也是如此。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也许政治生活才会有新的发展。 ——“文革”后记 参考:王海光《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① http://news.qq.com/a/20070626/000015.htm

范文三:文化大革命

浅析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历史

关键词:陈独秀,第二次北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大革命失败,大革命时期,右倾机会主义

1925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使跻身于新民主革命时间不长的中国共产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和创伤。陈独秀作为党的第一任最高领导人,不管其所奉行的路线政策是自觉主动的还是被迫违心的,都逃脱不了应承担的领导责任,他因此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离开了连任五届中共最高领导岗位。由于种种原因,“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这个政治结论无人问津,延续至今已有70余年。近几年来,随着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学者们发现过去所能见到的有关大革命的历史资料,并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真实的全景画面,进而意识到在总结陈独秀右倾错误教训的同时,不能不深究共产国际对大革命失败的责任。

一个不愉快的开局

建党初始,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关系一度比较紧张。因为马林是按照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体制来指导中共工作的,经常指手划脚,所以陈独秀对马林的装腔作势态度很反感,他说:“苏俄党是苏俄党,中国党是中国党,各有各的国情、风尚。我们犯不着去做共产国际的支部”。可是,中共二大还是加入了共产国际,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经费主要靠国际的资助。这样一来,中共必须向共产国际定期交送工作计划和预算,领导机关的会议也要有马林参加。其实,陈独秀不同意这样做,不愿意有这种监护关系,他曾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这表明陈独秀是一个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

马林来华不久,即向中国共产党提议,改变过去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起初,中共党内自上而下一致表示反对这一主张,1922年4月6日陈独秀致信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局长维经斯基,申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等六项反对的理由。马林的建议遭到拒绝后,不得不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求援,共产国际决议命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为贯彻执行这一战略任务,是年8月,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重返中国。在他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在杭州

西湖召开会议,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经过马林的劝说和施压,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同意加入国民党。

国共合作之后,两党在多方面进行了友善的协同与配合,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但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过。国民党右派分子极力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要求用国民党的纪律对共产党员的权力和活动加以限制。为解决两党纠纷问题,1924年8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会,讨论“党内共产派问题”。会议根据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国民党总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建议,并经鲍罗廷与孙中山商议,决定设立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共产国际代表三方参加的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国际联络委员会”。该委员会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凡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政策和命令须先交给该委员会过目,实际上等于在国民党内成立干涉共产党事务的机构。陈独秀闻讯后大怒,指出这是国民党束缚中共的工具,是“鲍罗廷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并立即召集中央紧急会议,反对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会后,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执会说:中国共产党是独立的组织,共产党员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因此,国民党只能决定同它有关的问题,而不能决定同共产党无关的问题。由于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坚决抵制鲍罗廷这一妥协政策,国际联络委员会实际上并未成事实。

以上的碰碰撞撞,表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开始就存在着集中领导体制与要求独立自主的矛盾,这使俄共(布)和共产国际觉得陈独秀的“头”不太好剃。

所谓“三大让步”的真相

一般史书上指责陈独秀犯“右倾机会主义”,一向以中共1926年对国民党的“三大让步”为首要标志。殊不知,这些让步的源头,恰恰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

第一次是政治上的让步:在国民党召开二大前夕,中共党内讨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执委会的人数时发生了争执,陈独秀起初提出7人,鲍罗廷表示反对,主张不超过国民党一大时的3人,理由是“不吓跑中派和无谓地刺激右派”。陈独秀作了让步,最后一致同意4人。虽然选举的实际结果是7人,但仍未能达到36名国民党中执委员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安排下,1925年12月24日,陈独秀、瞿秋白和张国焘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就国民党二大有关事宜同国民党政要孙科、叶楚伧和邵元冲谈判。陈独秀表示国民党的事应由国民党负责,中共无意包办,也不希望增加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执会的名额,

并说服戴季陶、孙科等同意去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之后,陈独秀特将商谈结果致函广东区委,告知:因等待戴、孙等人返回广州,国民党二大须延期召开。

第二次是军事上的让步: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令中外震惊的中山舰事件,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和监禁李之龙等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等。事件发生后,正在广州进行工作考察的联共(布)布勃诺夫(时任联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使团,非但没有谴责蒋介石的反动行径,反以左派力量不足以对抗蒋介石为由,要求中共对蒋让步,说现在“需要赢得时间,而要赢得时间就要作出让步”。布勃诺夫使团采取的妥协方针得到共产国际的完全支持。在上海的陈独秀起初不完全了解情况,未立即表态,当他得知真情后,先是派张国焘去广州“查明事实真相”,后又派彭述之去广州商讨“反蒋计划”,结果被刚返回广州的鲍罗廷所阻止。鲍罗廷奉莫斯科之命,对蒋介石采取和解政策,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于是撤回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

第三次是组织上的让步: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步步进逼。为了消除这次事件所造成的“误会”,维持国共合作,鲍罗廷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要中共党员必须留在国民党内的决定,对蒋介石采取了更加容忍的态度,在未同中共中央协商的情况下,事先曾多次同蒋介石商谈,擅自作出让步,与蒋介石达成“君子协定”,答应蒋提出的所谓《整理党务案》,主要包括: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的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条文。在鲍罗廷的促进下,蒋介石的这个提案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得以顺利通过。会后,陈独秀在报上看到《整理党务案》非常气愤,并准备退出国民党,同时又不得不派张国焘到广州去贯彻执行。

显而易见,在上述几个关键问题上,陈独秀开始并不主张妥协,提出过不同意见,结果都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能说共产国际对陈独秀的所谓“三大让步”不负主要责任吗?

陈独秀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何以屡屡受阻

陈独秀主张退出国民党,是指责他犯“右倾机会主义”的另一大“罪状”。

国共合作伊始,陈独秀几乎把全部精力用于发展国民党本身的工作。可是不久,他便发现,共产党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从此萌生了退出国民党的念头。

1924年7月陈独秀写信给维经斯基,首次流露出准备与国民党分离的迹象。1925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扩大执委会,陈独秀正式提议中共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但遭到共产国际代表和其他中央委员的强烈反对,其主张被否决。中山舰事件后,国共合作面临着严重危机,陈独秀在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建议将“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或另组第三党以代替国民党,又遭到莫斯科的严厉批评,被斥责为“错误的倾向”。随后,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来上海纠正陈独秀的行为。1926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全会,陈独秀和彭述之提出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的决议案,但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仍未予通过。随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批评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倾向,迫使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会上违心地承认提出准备退出国民党的策略是“不正确的”,检讨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不过,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陈独秀又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要求退出国民党,更激起共产国际的强烈不满。

实行“党内合作”是中共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在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可行的策略和有益的尝试。不如此,便不能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推动国民革命和共产党自身的发展。问题是,采取这种方式从一开始就束缚了共产党人的手脚,使之经常遇到两党相互关系问题的困扰,始终处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两难”选择。因为中共既要保持和巩固同国民党的联合战线;又要妥善处理政权组织、军队武装、土地问题和工农运动等各种矛盾,坚持共产党独立的政治面貌。因此客观上造成陈独秀“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的犹豫和动摇。用陈独秀的话说,要么留在国民党内,同国民党保持联合战线,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当国民党的尾巴,那就谈不上共产党的独立性;要么干脆退出国民党。陈独秀虽多次建议退出国民党,但都因自己“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而落空。其实,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控制下,如果陈独秀真的能“主张坚决”,后果又会怎么样呢?恐怕总书记的座椅早就让位他人了。

陈独秀主张退出国民党,其本意是想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摆脱国民党的束缚。在大革命日渐危机的形势下,这并非一种不可取的选择。但他的主张同共产国际的意愿背道而驰,因为共产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和大革命的领导者,要求共产党必须屈从于国民

党。在共产国际看来,退出国民党等于把革命领导权让给国民党,主动放弃阵地,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直到汪精卫集团公开反动,国共合作已经破裂,共产国际还命令中共“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这正是陈独秀主张退出国民党屡屡受阻的真实原因,而陈独秀辞去总书记职务,也恰恰是与这个问题有关。正如他后来所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共产国际要求立即没收土地可行吗

陈独秀主张推迟开展土地革命,是指责他犯“右倾机会主义”的又一大“罪状”。

实践证明,“减租减息”这种和平方式是符合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实际状况的,同时又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等各方所接受。五卅运动后,中共提出了没收大地主土地的主张。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和农民运动的不断高涨,农民运动出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时机。但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怎样进行土地革命?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乃至共产国际,谁都拿不出一种有效的可行办法来。为此,共产国际代表之间、国共两党内部,经常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案》,强调土地问题是“目前形势的中心问题”。布哈林在报告中要求中共着手“在革命军占领的地区实行土地改革”。这次会议的决议于1927年初传到中国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各地党组织贯彻执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既主张第二次北伐,又主张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斯大林强调要“以全力展开土地革命”。5月,共产国际召开执委会第八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重申农村实行土地革命等政策。

这期间,湖南农民首先开始了自发平分土地的运动,其所反对的不只是大地主,还反对中小地主,甚至反对富裕农民;同时两湖农民没收地主土地时出现乱捕乱杀等过火行为,引起军官和部分士兵的不满。在此紧要关头,中共五大通过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提出了没收大、中地主土地,而不没收小地主土地的要求。当时,维经斯基赞成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鲍罗廷也认为目前不应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激进措施,以避免指挥人员和军队发生分化。陈独秀说,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共产党的纲领,开展土地革命,应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可是目前需要同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对小地主还不能进行剥夺,主张暂不没收小地主和北伐

军官的土地,因为如果现在提出没收土地的要求,那就会导致与国民党决裂;而土地问题的解决必须经过国民政府的同意和批准;此外,没收大地产,多少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宣传时期。他提出,党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先进行第二次北伐,再进行土地革命;还要注意纠正和防范农民运动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以对国民党作必要的适当的让步。陈独秀的这些意见,说明当时不具备开展土地革命的条件,显然有悖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布哈林6月4日在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全会上的报告中,严厉批评陈独秀主张推迟开展土地革命是极为有害的,是“一个更加荒诞离奇,更加令人吃惊的想法”。共产国际还指责陈独秀反对农民运动过火,“实际上是向农民运动进攻”。

不言而喻,土地问题是国共联合战线的组成部分,土地问题的解决应服从联合战线的大局。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面要求中共执行土地问题的指示,一面又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一面要求大力发展工农运动,一面又要保持国共联合战线。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求没收一切土地,只能是一厢情愿;而陈独秀反对农民运动过火行为,推迟进行土地革命,正是引导农民运动健康发展,保护农民运动的必要举措。

陈独秀敢于对共产国际说不

陈独秀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关键和导火线,是他拒不执行共产国际的五月紧急指示。

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动军官相继叛变,革命形势急剧恶化的形势下,为解救革命危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5月30日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其内容包括:1、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但只应没收大中土地占有者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还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2、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以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3、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自己可靠的新军。4、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同蒋介石保持联系并唆使士兵去迫害人民的反动军官。这就是著名的《五月紧急指示》。

陈独秀看到电报后,百思不得其解。6月7日,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五月指示。他说:“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全面解释不能执行指示的原因,指出农

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妨碍了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当先纠正过火行为,否则不能谈及土地问题;“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在我们不能同军阀将领断绝往来的情况下,“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组建革命法庭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最后表示:“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陈独秀等肯定五月指示的精神是好的,但害怕引起同武汉国民党的分裂,主张应当服从国民党,对指示采取完全拒绝的态度。当时,除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外,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也都认为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形势,指示无法执行。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再次讨论共产国际的电报。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发出《致共产国际电》,指出:“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在汉口召开联席会议,陈独秀说:“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莫斯科根本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重申目前党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独立的,“群众运动也应当服从国民党。”“如果我们想取得政治独立,那我们就应退出国民党。”

陈独秀公然对五月指示说不,令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十分恼怒。6月1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布哈林的讲话,指责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阳奉阴违,执行不力”。罗易认为,中共的答复电报,“只是表面上接受”国际的电令,实质上并没有真正解决态度问题。接着,罗易向斯大林控告陈独秀,从而直接导致陈独秀的被迫下台。

总体上看,五月指示提出了挽救时局的关键问题,从理论上讲有其积极意义,但幻想依靠汪精卫集团能同中共合作来执行这些指示,事实上是根本办不到的。按照陈独秀的话说,这“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毛泽东回忆说:“看来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七年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的命令,中国共产党显然甚至无权不接受。” 共产国际寻找替罪羊

共产国际给陈独秀错误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主要出自两个基本原因:

一是寻找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众所周知,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十分关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并给中国大革命以巨大的指导和帮助,因为中国革命的成败,不仅关乎着中国和亚洲的命运和前途,也影响着

苏联自身的建设和稳定。从1925年4月起专门成立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并由它决策着中国大革命的方针政策。有学者考证,从1923年至192年,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问题122次,共作出738个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都要经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形成决议后,交付共产国际执行。这些决定大部分是通过其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贯彻执行,一小部分是由他们督促中共中央去贯彻执行。由于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都是中央集权制,缺乏民主政治,中共的一切行动,都必须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办事;况且他们远离中国数千里之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中国形势的估计往往不正确。所以,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与错误,本来同联共(布)、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革命失败了,莫斯科理应主动承担直接领导责任,可是,它们却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了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并给陈独秀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陈独秀果真成了它们的替罪羊,政治上的牺牲品。

二是回击联共党内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需要。陈独秀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还与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之间的论战关系极大。中国革命事态的发展往往被用来在论战中攻击对方的炮弹。斯、托之间对中国大革命主要分歧的焦点之一,是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斯大林等多数派认为,中共必须同国民党进行合作;托洛茨基等少数反对派则主张共产党必须保持独立性。当大革命岌岌可危时,斯大林所关心的,主要不是及时调整其战略和策略,以适应中国革命形势的需要来制定新的政策,而是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攻击面前为自己辩护,极力证明过去政策的正确性。托洛茨基等认为,中共犯机会主义的“原因在于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政策”,要求中共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立即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斯大林等则认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就是退出战场,就是放弃阵地,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把国民党的旗帜交给国民党右派。直面无法挽救的大革命危局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强硬攻势,斯大林和布哈林等利用各种机会,反复说明,中共领导机构中的机会主义不是产生于共产国际的路线,恰恰相反,而是中共抵制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就这样,斯大林召回鲍罗廷,派罗明纳兹和牛曼作为共产国际的新代表来华。罗明纳兹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召开中共“八七”紧急会议,撤销了陈独秀党内领导职务,首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宣布“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酌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从此,“机会主义”一词,在中共党内斗争中成了很流行的名词。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又被升级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

该不该还历史一个公道和清白

平心而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反革命势力过于强大和资产阶级集团的叛变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在阶级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即使领导正确,也很难保证革命一定取胜。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既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又缺少革命斗争实践,一开始就投入了激烈的大革命斗争,犯错误乃至失败是难以避免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核心问题是对国民党的政策和策略之错误。为了保持国共联合战线的不破裂,他在革命的主要问题上对国民党采取全面退让的右倾策略,甚至最后发展到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幻想以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让步政策来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结果适得其反。陈独秀和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大革命的失败,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陈独秀对自己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并不服气。因为他自以为这些右倾错误,主要来源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他在当时无处申辩的情况下,曾私下同好友王独清说:“斯大林派本身在中国革命方面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所以,把过错推到我和中国党身上是不公平

的。”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党籍。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历数在共产国际指挥下被迫执行其旨意的苦衷。对于大革命的失败,他没有推卸应承担的主要责任,同时认为自己是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等的机会主义政策,坦言“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 勿庸置疑,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莫斯科始终都是大革命的主角,而实际权力有限的中共中央则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莫斯科要求中共必须服从它的领导,不管其是否符合中国实际。谁要是不听从它的旨意,不遵从它的指示和决议,便一概斥为破坏了共产国际的路线和纪律。所以,讲清楚大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公正评价陈独秀的关键所在。问题的实质不在于陈独秀的这些右倾错误是否构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而在于谁应该是这些错误的主要承担者?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根源于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共产国际、联共

联共(布)、共产国际一向以“老子党”、“太上皇”自居,标榜一贯正确,从不作任何自我批评,但也不乏明智之举。1927年3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驻中国代表阿尔布列赫特给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皮亚特尼茨的信,首次提出维经斯基应对中共党内严重的“机

会主义倾向”负责,并要求撤换维经斯基。7月23日,福京等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同样认为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不仅中共应承担责任,而且几年来一直是共产国际代表的维经斯基也应承担责任。后来,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作政治报告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共之所以没有坚持在国民党内的独立性,共产国际代表“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1930年,维经斯基以求是的态度检讨说:“陈独秀的错误是不久前才成立的殖民地国家的年轻共产党所犯的错误”,“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如何认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见仁见智,有的学者认为,不提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而用“右倾机会主义”的说法比较符合历史实际;有的则尖锐地提出,没有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有联共(布)、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莫斯科应对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学术大师胡绳生前指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要中共去给共产国际做“苦力”,“那时候要中国共产党去帮资产阶级的忙,这主意的确是从共产国际来的。所以说那时候的右倾,实在是从共产国际来的”。他认为把失败“责任都归在陈独秀身上确实有点冤枉”。

历史应该是公正的,任何歪曲或伪装,最终会大白于天下。该不该还陈独秀一个公道和清白?近期公布的苏联档案已作了最好的诠释。

范文四:文化大革命文件

文化大革命文件:

邓小平写给毛主席的信 原文地址:文化大革命文件:邓小平写给毛主席的信作者:东方风雨 邓小平写给毛主席的信

按: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主席写信,表示“保证永不翻案”,同时揭发批判林彪,提出想做一点工作。全文如下: 主席:

前天,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

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反革命集团。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 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

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注,应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

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

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

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

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

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

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

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

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范文五:回眸半个世纪: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夜的文化

回眸半个世纪: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夜的文化

作者:赵焕焱

来源:博客中国

来源日期:2005-3-8

本站发布时间:2005-3-8 8: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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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的中国农村里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也被称为“农村四清运动”,是解决农村干部思想、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不良问题的运动。许多机关干部和学校老师参加了“四清工作”,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一个叫桃园的地方蹲点调查后总结了一个“桃园经验”,这个经验连同她本人和她的丈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次年受到批判和斗争。在以后的几年里,王光美是漫画丑化的最佳对象,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记录片都作为“反面教材”播放并且加以批判。同是女性,江青对王光美无法容忍。上海街头的小孩歌谣有:“刘少奇的老婆只有16岁,参加了美国跳舞队”,后面的内容更加离奇,俨然是当时的黑色幽默。后来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被斗争时拿着《宪法》说自己是国家主席也无法幸免,含冤死后的遗体连一个真实姓名也没有,真是一个时代悲剧。

1965年时的图书馆还是丰富多彩的,这也是文化盛宴即将结束的前夜。我在这一年看了莫伯桑、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歌德、笛福、莎士比亚、屠格涅夫、契可夫、列夫-托尔斯泰、阿-托尔斯泰、德莱赛、马克-吐温、惠特曼、欧-亨利等人的作品,把眼睛也看近视了。

当时还没有电视,在广播电台里,我可以听“第三世界”(即发展中国家)的音乐,有时播放社会主义国家的音乐作品,我记得其中有朝鲜的小提琴曲《在望得见高炉的海边》是经常播放的。

1965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文化方面的消息不少。

1965年秋,毛泽东把中国原子弹爆炸和苏联赫鲁晓夫下台联系起来发挥了一下,写了《念奴娇-鸟儿问答》:“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首词最早发表在《诗刊》1967年1月号。

当时有郭沫若、袁水拍等人经常发表诗作,郭沫若以才子的水平写诗得心应手,袁水拍的政治讽刺诗也很机智。

1965年8月1日,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在人民剧场举行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演出。

1965年,米哈依尔-肖洛霍夫“用于他在描绘顿河的史诗式的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米哈依尔-肖洛霍夫(M.A. Шолохов,1905-1984),前苏联作家,生于顿河维辛克镇克鲁日林村的一个磨坊主家庭。1926年肖洛霍夫开始构思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经过14年时间,四卷本分别于1928、1929、1933、1940年出版。该作品和小说主人公在苏联引起多次争论,但由于它在苏联文学史上,别开生面地反映了广阔的历史画面,生动真实地表现了哥萨克民族在1912年至1922的动荡岁月中的历史,这部小说仍然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并于1941年获得斯大林资金。短篇小说有《憎恨的科学》(1942)和长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56-1957),从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和心灵创伤的角度来写战争,对战争进行反思,开拓了战争文学的新邻域,在国外引起强烈反响。我看过《静静的顿河》和《一个人的遭遇》。后来,中国对这两部作品都作为修正主义的思潮进行了批判。

在《泰坦尼克号》出现之前,电影史上最卖座影片的交椅一直属于的《音乐之声》。1965年,《音乐之声》一上映就引起了巨大轰动,最终击败《乱世佳人》,成为电影史上最卖座的影片,并且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五项奥斯卡金像奖。《音乐之声》中维也纳的秀丽风光即便是修女也会放声歌唱,难怪维也纳成为音乐之都。玛丽亚的心灵可以说是和山水同美,圣洁之地养育了纯洁之人。当然,《乱世佳人》里的平原风光和田园风光交汇也很优美,俨然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世外桃园,主人公在战争和和平中演绎着曲折变幻的人生也非常吸引人。情、景、音的交融,是电影成功的重要要素之一,这两部电影都是不会轻易离开我的脑海的。

几年后,江青在自己小范围里观看《乱世佳人》时大声叫好,声称如果自己是女主人公也会象她一样做。“文化大革命”以后,《音乐之声》是中国较早开放的好莱坞电影,我是较早时候的一家杂志编辑部赠送的内部电影票在“新光”内部电影院的招待场上先睹为快的,对《孤独的牧羊人》、《多来米》、《宝雪花》、《音乐之声》等歌曲感到非常好听,我在1993年春节的新亚集团本部联欢会上用蹩脚的英文唱《宝雪花》,还得了二等奖。

1965年7月,北京地下铁道举行动工典礼,李先念、邓小平、朱德、彭真、罗瑞卿、陈叔通参加。

1965年4月,温家宝加入中国共产党。温家宝1942年9月生,天津市人, 1967年9月参加工作,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研究生毕业。

1965年6月29日晚,美国部队紧跟西贡政府的部队第一次在越南执行战斗任务。6月初,美国国务院透露总统约翰逊授权美军在南越要更大规模参战。

(时代录音)1965年的一首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毛泽东《七律-长征》)当时上演的《长征组歌》是话剧和歌剧的结合。从1966年开始,毛泽东将进行结果完全不同的新的长征。

范文六:美国文化大革命

作者:吴怀连

国外社会科学 1996年09期

海外思潮

美国60年代大动荡,始于1964年夏季的黑人运动。这一年同种族骚乱纠缠在一起的还有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学生造反、反战、生态运动、性解放和女权运动。1964年前,这些运动就在全国各地展开,成为困扰美国政府的严重问题,只不过同后来相比,问题的严重程度稍轻一些而已。

黑人种族问题是一个老问题。这个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反映在白人各个方面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和种族间不平等上。当然,不能说60年代黑人反种族主义运动高涨,就是因为美国种族歧视与不平等日趋严重;而恰恰相反,战后美国黑人处境在逐步改善,只不过改善的步伐远远赶不上黑人觉醒的步伐。随着这种差距的日益扩大,到了60年代,美国到处都堆满了供种族仇恨之火燃烧的干柴。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形成燎原之势。

美国的种族冲突,过去主动挑衅者都是白人,黑人都是被动反应的一方。1964年是美国黑人运动的转折年。这一年,马尔科姆·爱克斯成立了黑人民族党,主张以暴力对抗暴力。黑人从自己的斗争实践中深深地认识到,非暴力主义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处境,黑人要解放,必须拿起武器来战斗。从1964年起, 黑人反抗更多地带有暴动的性质。 1967年,更激进的黑人组织——黑豹党成立。这个组织同以往的黑人组织不同的是,它的大部分成员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他们主张以激进的思想和激进的斗争方式来保卫自己,争取民权。1967年,一群黑豹党成员带着自动武器进入加州议会,抗议“技术控制法案”,引起全美的震惊。黑豹党强调自卫,在黑人居住的街区,当时可以看到这个组织武装巡逻、维持社会秩序的活动。黑豹党的一个分支,名为“黑人解放军”,在70年代甚至将武装防卫概念发展到进攻概念,必要时,可以袭击白人警察〔1〕。但这种斗争方式在美国是不能持久的。

在这个运动的另一面,从经济上、政治上争取黑人权利的斗争也在同时展开。1966年,一个叫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黑人领袖提出了“黑人权利”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有许多涵义。它不仅包含着过去民权运动的主题,如民族自豪感,关注美国黑人历史及其过去在非洲的情况等等,而且还意指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解放。这个概念认为黑人应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政府机构中有自己的代表。在经济上,许多黑人领袖指出,黑人和白人在经济上的差别以及这些差别背后的制度机制,是影响黑人权利行使的原因之一。因此,改变这种状况是最重要的。在“黑人权利”概念的启发和民权组织的推动下,黑人的斗争形式已不限于街头的暴力对抗了,还采用罢工、投票等多种形式,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要将60年代黑人运动仅仅理解为一场争取人权和种族平等的政治运动,就太肤浅了。毫无疑问,这场斗争最浅层的原因是最直接的目标,自然是反种族歧视和要求人权;但它的深层次的问题,我以为反映了处于急剧变革时期西方人观念与现实不适应性的冲突。60年代以来,黑人作为接受现代观念如人权观念等最快最广泛的一 群,面对他们自我感觉到的处于社会经济、政治最底层的现实,心理上产生剧烈的不适应与冲突,是这一时期他们大造其反的社会心理学根源。只要产生这一心理冲突的文化制度的基础存在,美国黑人运动便不会停止。

在6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运动还有性解放和女权主义运动。中国格言“饱暖思淫欲”一点也没错,在“二战”中发了横财并继续在五六十年代保持繁荣的美国,此时没有料到的是,妻子和女儿们开始厌倦金屋藏娇、锦衣鼎食的生活。正象这个国家把每一个公民都变成了政府—公司体制下毫无生命的“齿轮和螺丝钉”一样,它也把妇女变成了服服贴贴地在男人卵翼下生活的真正的“家内生物”。贝蒂·弗里丹在她的《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写道:50年代社会所设计的“幸福的家庭主妇”形象是这样的:“唯一的梦想就是当无可挑剔的贤妻良母,最大的奢望就是生5 个孩子并拥有漂亮的住宅,唯一的奋斗就是找到中意的丈夫并保持稳定夫妻关系。”〔2 〕但是在这幸福的外表下,藏着一颗不快乐的心。到了60年代,在其他运动的影响下,美国妇女也开始造反了。纵观六七十年代妇女解放运动和与妇女有关的运动,她们从两个方面向社会发起了进攻,一是性和婚姻,二是女权。

在寻求社会地位的男女平等和妇女充分就业方面,一些妇女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她们采取游行示威和参政议政以及更激进的方式,宣传女权主义的观念,使妇女地位在60年代有了明显的改善。妇女解放形成了国际性的潮流,甚至联合国组织对妇女问题也十分重视,每10年一次的世界妇女大会就是明证。

60年代美国正处于一个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时代。随着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也在发生变化。黑人追求种族平等,反对种族歧视;妇女追求男女平等,反对性别歧视;以及学生们对主流价值观念和异化的生活方式的摒弃,反映了居于这个社会的边缘部分的觉醒。当然,严格说来,美国60年代以来的文化大革命,还应该包括社会的中心部分参加的反战、反科技文明和生态环保运动。

美国公众在反对越南战争的同时,关注着另一场更为险恶的战争:“生态战争”。“生态战争”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它意指人类破坏生态系统内部平衡,类似战争的行为。反对这场战争的运动又叫生态环保运动或绿色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欧洲还产生了绿党。

反科学技术文明的人认为,科学技术是造成人类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他们看来,人们面临的环境污染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直接后果。工业废弃物,特别是放射性沉降物和致癌物质对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森林的砍伐,动植物物种灭绝等对生物圈的破坏,无一不是科技进步“阴暗面”的表现。这还不算,由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反省,进而发展到对科技文明本身的反省。埃里奇·弗罗姆警告说:“一个幽灵在我们之间徘徊……。这是一个新的幽灵:一个全部机械化的社会……由计算机控制着;在这个社会进程中,人类自己被转变为整个机器的一个部件”〔3〕。曾在美国航天局工作过的英国工程师J.拜雷姆在他的一本书中把技术的过分发达和全面渗透叫做“技术危机”,这本书的副标题已经明示了技术危机的后果:“世界的毁灭”。他认为,解救世界之道在于反技术危机。“反技术危机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简化人的生活,把妇女的威信提到应有的水平,从根本上减少地球上的人口数量,尽量使工业生产非机械化,停止对生态系统的暴力,国家的经济以农业优先发展为指针,非城市化,在教育和政治领域进行根本改革”〔4〕。这种观点, 在美国颇有市场。

科学技术不能解决美国人面临的根本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由美国学者威·莱易斯首创,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随后跟进,形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新品种,被西方某些评论家说成是一种“创造性的分析”,并预言它可能会发展成一种指导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流派和学说。

他们认为,第一,资本主义的过渡生产和过度消费,势必加剧人的异化,造成生态危机。第二,现代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种转移性反映,是资本家操纵消费的结果。第三,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第四,必须重新评价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主张劳动闲暇一元论。第五,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谓“稳态”,实际上就是一种既能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又不损害生态系统;既可同自然和谐一致,又可以彼此平等交往;既可防止不合理的过度生产和消费,又能防止异化、分裂人的存在的社会状态。威·莱易斯说,这种模式既能“逐步拆散庞大规模的工业经济体系,尽可能减少个人对这一体系的依附性”,又能“向人们提供非异化的、创造性的劳动,使人们从不必要的、有害于生态系统的消费心理中摆脱出来”,从而使人们的消费“真正植根于人与自然的完全和谐一致之中”。第六,主张用小规模的技术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第七,提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三步构想:第一步,批判资本主义那种集中化、官僚化、掠夺性、违反自然和人性的倾向;第二步,在适当时候创造条件解决所有制问题;第三步,把生产过程的非集中化、非官僚化和工人的民主管理结合起来,建立“稳态”经济的社会主义。〔5〕

说起来,人们也许不相信,美国(及整个西方)文化大革命的精神领袖,是人称三M——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除了毛泽东之外, 另一位明星人物当推赫伯特·马尔库塞。此公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和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一生的著作很多。代表作有《理性与革命》(1941年)、《爱欲与文明》(1955年)、《单向度的人》(1964年),等等。其《单向度的人》是马尔库塞对发达的工业社会批判最有力度的一部著作。马尔库塞认为,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的进步带来了经济繁荣,但也造成了不同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上的同化或一体化,工业无产阶级丧失了对现存制度否定的革命性而成为保守的社会力量,整个社会变成了没有对抗的社会,即单向度社会。这个社会上的人也成为单向度的人。所谓单向度的人“就是内心生活完全僵化,缺乏反对的、创造性的思想,成为一切按照技术合理性的要求行事的单纯工具”。〔6〕马尔库塞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潜能的衰落使他们不能担负起革命的重任,他把希望寄托在对现存制度实行“大拒绝”的人身上。他在这本书最后写道:

“无论如何,在保守的大众基础之下,有一些亚阶层,如被遗弃者和被排斥在外者,被剥削被压迫的其他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全都是在民主过程之外存在的;他们的生活最直接最现实地要求结束不可容忍的条件和制度,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也是革命的。”〔7〕

在《单向度的人》出版的时候,美国学生运动也开始发展起来,马尔库塞对发达的工业社会冲突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学生们也从马尔库塞的著作中找到了斗争的理论武器,将他奉为造反者的精神领袖。但马尔库塞对学生运动中的某些过激行为如炸毁公共建筑等并不赞成。他在同新左派人士的接触中意识到,学生运动只是一种催化剂,一种自由的“潜在力量”,不可能是摧毁现存制度的那个革命的“能动力量”;同时,那些受剥削最深的亚文化层也不是直接的革命推动力量,而只是“希望的酵母”。他认为真正的革命力量,有可能是具有最先进的人道意识的最受剥削的力量。〔8〕至于说这个力量是什么人? 在发达工业社会到底起什么作用?他没有说明。但不管怎么说,马尔库塞的理论较好地分析了“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社会的新发展,提出了在资本主义新时期革命的新型战略与策略,显示了理论对于实践的解释功能和指导意义。

三“M”中影响最为久远的一个M是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天敌。但是,无论哪一个M,都没有从组织上对60 年代这场文化大革命施加过影响。这场运动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传统的分析方法解释不了这个问题。因为按照阶级分析方法,那一定是美国经济危机,劳动人民痛苦不堪,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而事实恰恰相反,五六十代是美国有史以来经济最为繁荣,阶级矛盾最为平淡的少数时期之一。从造反者的造反要求和运动形式来看,这场运动也完全超出常规。资产阶级政府不理解,当时的正宗马克思主义者也不理解。一直到现在,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也不愿意与这批“饱食终日的”人“同流合污”,给他们一个心平气和的分析。其实,60年代以来的美国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美国公众(包括无产阶级)对其主流文化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叛与反省,是大革西方文化的命的运动。不论是黑人运动、学生造反、妇女解放,还是生态环保运动和反战,我们在无数次非理智冲动的背后,看到美国公众(尤其是青年)对新时代、新文化、新生活方式的理性探索与追求。正是因为战后的经济繁荣导致了资本主义体制批判力量的丧失以及这个体制日益强大和官僚化,对社会的总体性统治和人的全面异化,探索者才感觉到个人精神家园的毁灭而产生难以言状的痛苦。这种痛苦导致对人的存在本身进行探讨,导致对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但是60年代兴起的对资本主义的深层拒绝与否定的热潮,却全面化、经常化、制度化了。

注释:

〔1〕奚广庆、 王谨主编:《西方新社会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87页。

〔2〕贝蒂·弗里丹著:《女性的奥秘》中译本,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5页。

〔3〕威廉·曼彻斯特著:《光荣与梦想》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版,第1527页。

〔4〕奚广庆、王谨主编:《西方新社会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81页。

〔5〕奚广庆、王谨主编:《西方新社会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93~201页。

〔6〕江天骥主编:《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73页。

〔7〕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中译本,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216页。

〔8〕江天骥主编:《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76~81页。

作者介绍:吴怀连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范文七:文化大革命教案

年 学 教 目

级 科 学 标 过程与方法 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 历史 知识与技能

主备教师 课题 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文化大革命

授课教师 总课时

审编教师 1 授课时数 1

了解和掌握“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全国动乱局面的出现;二月抗争;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国民经济出现转机;粉 引导学生对十年内乱原因、经验教训的思考,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通过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使学生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个伟大的党,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教 教 教 教 检

学 学 法 学 测

重 难 学 准

点 点 法 备

“文革”的发动; “二月逆流” ;粉碎“四人帮”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讨论分析,合作探究,讲解法 多媒体及相关图片 教师指导 学生活动 个 性 设 计 合 作 展 示 个 性 设 计

展示刘少奇的追悼会图片, 进行 导入: 为什么他的追悼会十年之 后才开? 一、自主学习 【1】明确学习目标及任务 展示学习目标, 引导学生通过预 习课文,自主学习完成下列问 题: 1.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 “文化大 革命”? 2.“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间和指 挥机构分别是什么? 3. “文革” 中最大冤案是什么? 4. 什么是“二月逆流”? 5. 什么是“九一三”事件? 6.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是什 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意义 学生从书中搜寻到有效知识点。 2、 1966 年 3、 刘少奇同志被迫害致死 4、 老一辈革命家对文革的反对 5、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没 6、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 让学生有针对性地阅读教材。 1、 为了纠正修正主义 组员分工, 以小组为单位汇报, 解决教学重点。 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精神。 学生从教材中圈点勾画。 调动学生兴趣

【2】自我检测 二、合作探究 【1】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www.wenku1.com)教 师 指 导 【2】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学 生 自 学

个性设计

合作展示 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发展社会生产力放

个性设计

学生回答,教师做适当提示。

在首位;正确处理阶级斗争;要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

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概 况能力

三、

精讲点拨本课的重点难点 领导者发起的,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对党、 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什么?

四、小结:

锻炼学生的归纳、概况能力 “文革”是一场历史性的动乱和灾难。走过沧 桑,文革中的一代人绝不会忘记,更希望我们 的子孙能从一个离奇荒唐而又毛骨悚然的故 事里和屈死的冤魂们一声声的呐喊中,寻找到 悲剧的成因和防止悲剧重演的有效途径,因为 只有痛定思痛

,才能真切地体会创伤的悲伧和 它所蕴含的价值。 合作探究 释疑解惑 个性设计 文化大革命 板 书 达 标 检 测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小组讨论;结果展示) 根本原因: “左”倾错误发展的结果; 具体原因: a、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做出错误判断. b、 被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 c 、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个人崇拜现象

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突破难点。

目的: 时间: 发起者: 开始: 二月逆流: 两大反革命集团: 结束: 性质: 影响: 做练习,加强记忆 学生抽题,做达标检测

教学反思 检查记录 检 查 人: 检 查 时 间:

范文八:文化大革命教案

第七课“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课程标准】

简述“文化大革命”中民主法制和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主要史实,认识“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1、掌握“文化大革命”发动、全国动乱局面出现、二月抗争、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及粉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史实。

2、了解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一月风暴”的史实。

3、知道国民经济出现转机的史实。

4、理解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认识它的发生是“左倾”错误发展的结果,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及启示。

过程与方法:通过对十年内乱过程的思考,培养高度概括、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1、通过简述“文化大革命”中民主法制和国民经济遭受破坏的史实,认识“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2、通过讲述二月抗争,使学生认识到,一些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出,代表了党和人民的意志,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无私无畏的凛然正气。

【教学重点】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危害、“二月逆流”。

【教学难点】

认识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谈到十年人们总是颇多感慨,十年,有历练有成长,有经历有沧桑。也许正因为如此,陈奕迅的一首《十年》被奉为经典。今天我们要讲的事件也经历了十年,这十年是疯狂的十年,混乱的十年,让人痛心疾首的十年,让人不堪回首的十年,这是一段我们中华民族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今天我们来学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一、首先来明确一下本课的学习目标,(2分钟)再次明确本课的课程标准和重难点。(见学案)

二、学生自主学习,梳理本课知识,在自学中掌握最基本的史实(知识框架见学案);完成自主学习后,同桌或小组的形式相互核对答案,疑难问题老师指导解决。提问学生:在自主学习后,你能否简单描述一下文化大革命即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和它给你的印象。真正的文化大革命是否如你所想,那接着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三、创设历史情境,让学生深切体会到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突破难点。

(一)、在学生对本课的史实有一定掌握后,播放《“文化大革命”视频》,让学生感受特殊年代的特殊历史场景,引起学生心灵强烈震撼,让学生产生心灵共鸣。

在学生看完影片后,师趁势导学:你们在影片中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

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里,人性被扭曲、人格遭到侮辱、肉体遭到摧残、民主与法制被公然地践踏、社会生产徘徊不前„„

(二)、学生小组合作,探究解决与主题相关的问题(今天讨论时分三大组,当然三大组当中前后四人一小组,以小组形式代表大组,那么我们今天看看最后是哪组独占鳌头抑或是三足鼎立。)

(通过刚才的视频,引导学生注意到视频当中的人物毛泽东和红卫兵)

1、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结合本课内容和前两课的知识)

指导学生结合前面所学内容进行分析: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 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是对我国国情分析不够,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一种“左” 的错误。这种“左” 的错误后来不仅没有彻底纠正,而且在不断发展,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的全面发动。引导生认识:这是党内“左”倾错误严重发展的结果。 总结:(1).毛泽东错误认为党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

(2).是党内“左”倾错误严重发展的结果。

2、通过图片等信息让学生认识到红卫兵运动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从此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大肆进行开来,通过认知红卫兵以大中青年为主,深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政治上长期动乱,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被严重摧残)。通过图片形式展现文

革时期最大的一次冤案,让学生认识到文革时期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环。

3、再次整体感知文化大革命,出示文化大革命的进程,通过本课的整体感知,让学生讨论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与评价“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由谁发动,谁在叫嚣宣传,鼓噪,它真的是一场革命吗?它有革命的进步作用吗?)

最后教师总结,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4、反思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长达10年的内乱中,民主法制横遭践踏、社会秩序混乱,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将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那么,我们应从“文化大革命”中吸取什么教训?(讨论)

总结: (1). 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安定团结至关重要;

(2).发展经济是立国之本,到什么时候都要必须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

(3).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4).必须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5、牢记历史,在历史中成长

周恩来说,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

最后,齐读:

“文革”是场灾难,走过沧桑,文革中的一代人绝不会忘记这段噩梦,更希望我们的子孙能从一个离奇荒唐而又毛骨悚然的故事里和屈死的冤魂们一声声的呐喊中,寻找到悲剧的成因和防止悲剧重演的有效途径,因为只有痛定思痛,才能真切地体会创伤的悲伧和它所蕴含的价值。

四.课堂小结:

你归纳出本节课重要的时间和事件?

1966年

1967年2月

1971年9月13日

1976年10月

【板书设计】

文化大革命动乱、灾难、浩劫 (1966——1976)

粉粹江青反革命集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教学反思】

范文九:浅谈文化大革命

浅谈“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5月,止于1976年10月,历时十个月之久。后人对此无不是持批判态度,作为当代大学生,对此我也有一些微末见解。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引发的。期间,无数文人遭到批斗遇害,遭奸人所害死于非命,其中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更是首当其冲,纷纷被安上无须有的罪名而含冤,其中以“刘少奇冤案”为最,刘少奇被加以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等罪名而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最后含冤而死。在“一月风暴”中,陈丕显、曹荻秋等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被批斗,并且引起连锁反应,迅速向山西、黑龙江、贵州等省蔓延,进一步搞乱了全国,造成派性分裂,迫害了大批干部。此外,全国所有的学校被逼进入停课状态,高考被取消,以至于无数高材生被拒之于大学门外。“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内,中国各级、各大教育机构基本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图书馆藏书被焚烧,在校园内发动武斗,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知名学者往往不堪羞辱,选择自杀。在“文革”后期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一篇文章,作为导火线,掀起中国革命的浪潮,致使中国进入国内动荡的乱世——正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具有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当然,毛泽东当时发动革命时的出发点是美好的——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等现象,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并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监督和管理寻找一条途径。但是他当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了严重的错误估计,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整个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唯有采取“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这些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力重新抢夺回来。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但也是一位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且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是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因而,他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提出了一些主要论点,他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却是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严重地北背离了客观实际,明显地脱离了毛

泽东思想的轨道,因此被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利用并加以煽风点火从而掀起“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狂潮。

不过,“文革”之所以能发动,党内之所以接受“文革”,是因为我们党是经过长期而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而且,当时大部分人都对毛泽东有强烈的个人盲目崇拜,无论毛泽东说什么他们都相信是对的并且毫无疑问地行动起来。

此外,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面临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致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由是当他自己承认自己有错,并对错批“二月逆流”承担责任时,却不允许别人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后继续“左”倾错误方针,使更多的干部、老革命家陷入阴谋中。

然而,随着林彪、江青等反革命派的阴谋不断得以实现,他们也开始逐渐地表现出他们的野心。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时,林彪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展现自己的观点,被毛泽东察觉到他们的宗派活动,并开始对陈伯达实行审查,知道事情暴露的林彪铤而走险对毛泽东进行密谋杀害未遂后在仓皇出逃时坠机身亡,此后林彪反革命集团被毛泽东在周恩来等协助下领导全党粉碎。此后,在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纠“左”整顿。经过近两年的调整和整顿,各方面工作都有明显起色。可是,在毛泽东看来,批判极左思潮是同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着的。他认定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而不是批判极左。这样,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努力被迫中断。因而“左”倾错误得以继续。中共十大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组成了“四人帮”,其中王洪文更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继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企图利用筹备四届全国人大之机达到“组阁”的目的,却被毛泽东识破且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批评,使得其“组阁”的图谋遭到挫败。

四届人大确定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副总理之职,令人大掉眼镜的是,周恩来在会后突然病重而不能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于是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来主持。但是,此时经过八年“文化大革命”,已然问题成堆,困难重重。经过邓小平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开始有了明显好转,可谓妙手回春。起初,邓小平的整顿工作是得到毛泽东的支持的,可到了后来整顿涉及到“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及其政策本身时,毛泽东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又来了,他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且

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给了“四人帮”可乘之机,又一次将全国带入了混乱中。

但峰回路转,在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全国悲痛,因而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运动,转而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可当时政治局和毛泽东对此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继而错误的撤销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然而,就在这一年的9月9日,毛泽东也逝世了,“四人帮”意识到情势危急而加紧了谋权行动,最终邪不胜正,在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下,江青反革命集团彻底粉碎,而后举国欢腾。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十年磨难和挫折后,终于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当然,“文化大革命”这十年取得的成绩也挺大的。倘若没有这十年,中国也就很难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走出来,更不用说把完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倘若没有这十年,也就没有这么快就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更不用说探索出专属于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倘若没有这十年,也就不会那么快明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更不用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正因为这十年,中国才有经验教训作参考,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中国才得以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中国才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党和中央应当吸取教训,不再犯相同或类似的错误,在发现有错误存在的时候应当及时改正,然后进行彻底的反思,还要善于听取他人意见,不要一意孤行、专断独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该产生骄傲之气。我们作为大学生也一样,应当学会听取他人的意见,不要以为只有自己的论点是正确的而他人的都是有误的,学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此所谓“吃一堑,长一智”也,知道自己做错了就要改正过来,经常与他人交流学习经验,从中借鉴借鉴,以完善自己的不足。

总的来说,“文化大革命”即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又是中国快速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座桥梁。它既使中国经济向后倒退十年,又使中国走出迷茫的探索道路,踏上正途,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它既展现出党和人民的意志之坚强,又体现出社会主义具有顽强的生命之力。

范文十:文化大革命原因

试论述“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及其启示

张锴 Y200910212 思想政治教育

【摘要】: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场严重的政治灾难,它使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造成这场“大灾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也有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因素以及国际形势的影响。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政治;文化;经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执政党的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以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做出决定并号召全民参加,笼罩着防修反修的神圣光环,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性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形式是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党和国家的黑暗面,全面夺权。显然,这样的‘文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其做出了如下定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历史已经证实了此判断的科学性与正确性,这场革命给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扭曲的人性在这场革命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各种荒谬绝伦的事情在这场革命中也一一上演。这样的一场空前“大浩劫”是怎样发生的呢?促使它发生的原因有哪些呢?我认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和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因素都是文化大革命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是,当时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影响也对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影响。

一,毛泽东同志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是其产生的直接原因

不可否认,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美好的,他的主观愿望,是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等现象,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并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监督和管理寻找一条途径。因为在当时中国所处对的国内国际环境中,这些问题是确实存在的:首先,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对毛泽东产生强烈的刺激,使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正面临着修正主义的危机;其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 促使毛泽东提高

了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最后,国内不安定因素和部分右派的疯狂进攻, 使毛泽东产生了一种资产阶级即将复辟的错觉和忧虑。综合以上的因素,毛泽东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做出严重的错误估计,甚至认为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整个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因此,毛泽东同志认为,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上述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利重新夺回来。最终,“文化大革命”在神州大地爆发了。

二,促使“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政治因素

1,党的思想建设逐渐脱离实际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认识根源:“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得以确立,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群众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与落后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群众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们需要之间的矛盾。由此决定,党的基本任务也由打破旧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转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八大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新的设想和方针,制订了正确的路线。但是党的八大提出的许多具有创造性的设想还没有付诸实践,就发生了逆转和反复。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导致对国内政治形势估计失误。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由“纠左”变为“反右”,认为党内存在着阶级斗争,继而掀起了“反右倾”斗争。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已经把阶级斗争放在“纲”的位置上。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批判也由文艺界逐步扩展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对马列主义某些设想和观点的误解和教条化导致对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错误的估计和对待,并且继续沿用用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方式来处理新时期出现的阶级斗争问题,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得“左”倾理论不断完善和升级。

2,民主集中制度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导致党内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不断扩大: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制度和组织原则,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但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得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立即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之中,为了适应残酷的战争环境,就必须高度集中统一,实行党决定一切、管理一切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新中国成立后,在战争环境中形成的党的一元化领导、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被沿用下来,虽然已

经不再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但是一时之间,无法得到改善。结果,导致了党内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之风盛行,为文化大革民的爆发买下了伏笔。

三,促使“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经济因素

1,从领导阶层的方面来看:首先,当时中国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起到了根本性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时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决定了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产生的必然性。其次,尽管当时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已经显露出固有的弊端,但是毛泽东却固执的坚持“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视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的对立物,不顾其他领导人的建议和意见,最终使中国经济走上了错误的发展道路。

2,从群众的方面来看:中共八大已经对国内的主要矛盾作了基本正确的判断,但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主要矛盾又回到了“社”与“资”斗争中。所以当时的经济状况并未得到改善,人们之间的差别尤其是经济差别仍然十分明显。多数农村地区的温饱没有解决,城市里人们的生活也很困难,各种工种之间的差别问题也十分突出,干部与群众享受到的待遇也是天壤之别。造成这些差别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水平的普遍落后,但由于对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致使这些状况根本无法得到改变。平均主义的大力宣传,使人们对社会现实产生了强烈不满。不满就会寻找宣泄不满的渠道和途径,“文革”的造反恰好给与了人们改变命运的机会。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在最高领导者的反对“特权阶层”的号召下,加之维护自身利益的强烈作用,便十分踊跃地加入了这个能改变自己不平等地位的革命运动中。

四,促使“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文化因素

1,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最高领导者顶礼膜拜意识的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帝王思想、尊君思想等意识的影响,渗透中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新中国的元勋们也充满了顶礼膜拜的感情,使领导者具备了一呼百应的能力。这是导致当时中国个人崇拜盛行的群众基础,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买下了伏笔。

2,“‘文革’前的革命理想教育、阶级斗争教育、大学解放运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学校里和社会上的文化气氛,已经在一代人身上孕育了渴望革命,急欲‘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激情,使得广大人民群众有一种参与

革命,创造新世界的热情与冲动,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奠定了群众的思想基础。

3,对战时政治文化的继承也是促使“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因素。新民主主义战时政治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发展起来的,带有浓厚的军事主义色彩。它要求每个参加者都必须为了集体的需要而贡献自己的所有,因而逐渐形成个人服从集体的政治心理,这种特殊环境产生的特殊政治文化倾向,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不断的胜利,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共的敬仰爱戴之情不断增加,中共领导集团和其中的领导人物,成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神”,无所不能,神通广大,个人崇拜不断发展扩大,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五,当时中国处于苛刻,艰难的国际环境中,也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

1,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危机:1956年2月14 - 25日, 苏共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次全体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当天, 向二十大代表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主要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和严重破坏民主和法制的错误。这本来是反映了苏联人民合理的正当要求, 但问题在于西方报刊抢先公布了这个秘密报告, 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极大被动和混乱。在一段时间内, 不仅引发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动荡, 波兰和匈牙利等国相继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动乱和武装冲突, 而且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陷入了困境, 造成许多人脱党、退党。受其影响, 我国也先后发生了数十起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等事件。因此, 毛泽东吸取苏联和东欧出现问题的教训, 认为他们没有抓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于是在中国狠抓阶级斗争, 致使我国逐渐走向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误区, 并最终导致“文革”的发生。

2,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发动“和平演变”。 50年代, 在冷战的环境中, 美国一些政治家在继续推行武装侵略和干涉政策的同时, 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战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示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 又说:“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着现状, 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深深感到“和平演变”的危险性。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 深深地为社会主义前途担忧, 为了维护和实现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道路, 为了实现一个共产党

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毛泽东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此来对抗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进行的“和平演变”。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地破坏,以史为鉴,我们要吸取这次“大浩劫”的教训,不再让此类的悲剧再次重演,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第一,在政治方面,健全民主与法治,否则,面对一些丑陋的社会现象,人们必然会产生各种不满情绪,如果人民群众没有合理的合法的广泛的发泄不满的渠道和途径,如果这种不满的因素愈来愈多,当各种不满纵横交错,膨胀,那么,总有一天会成为喷薄而出的火山。

第二,在经济方面,缩小贫富差距,因为,当前处于弱势群体的人,已经成为引起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我认为,如果弱势群体中出现恣意闹事,饶乱社会纲纪的情况,那么发生社会骚乱也是十分可能的。

第三,在文化方面,在每一个社会中,都会有或多或少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结构存在不满的人。在当前的中国,这样的人也没有消失。例如,在“藏独”分子恶意的怂恿和破坏下,的确有极少数对社会存有“怨恨心理”的人行动了起来,对社会进行报复。因此,对于这样的危险分子,我们要重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挽救他们仇视社会的心里。

最后,,对比现在的社会整体状况,可以看出,类似“文革”的大规模政治运动虽不会再发生,但“不发生政治运动”并不是我们的最高目标,实现和谐、建立和谐社会才是我们奋斗的终极目标,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就必须尽量减少社会上存在的不和谐因素和不稳定因素。为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和谐,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参考文献

〔1〕,杨晓慧,刘焕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以及对当今的借鉴,湖南医科大学学报,2008年11月第十卷第六期

〔2〕,颜延平,“文化大革命”起因的党建因素探析,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1月第十一卷第六期

〔3〕,刘丽丽,杜宾,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诱因,赤峰学院学报,2010年2月第二十八卷第二期

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试论述“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及其启示

课程负责人 凡 丽 课程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专 业 2009级 思想政治教育 学 号 Y200910212 学生姓名 张 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