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

范文一:毛泽东本想三年结束“文化大革命”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运动之初,毛泽东曾设想以较短的时间结束“文化大革命”,然而,动荡不定的局势,远远出乎他的意料。他一次次地修订时间表,但是于事无补,以致这场历史性的灾难,竟然绵延十年之久。

两个五个月

1966年8月8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勾勒出一个时间表,他说,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他设想:“文化大革命”进行得顺利,到“明年的一个适当的时候”,便可以告一段落,然后再顺理成章地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他发动群众最直接的办法,便是支持刚刚兴起的红卫兵运动。8月18日,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百万青年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并且佩戴“红卫兵”袖章。望着浩浩荡荡的群众游行队伍,他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破四旧”活动,整个社会形势混乱不堪,党内外人士对此很不理解。可是,毛泽东却坚持认为,这正是他所设想的群众性的大风暴,放任这种风暴发展,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国。为此,他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这样,红卫兵运动有如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停课闹“革命”,进行全国性的大串连,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各地党政干部,一些领导干部被迫回避,甚至隐藏起来。毛泽东知道后很不满意,认为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地面对群众,哪有马克思主义者害怕群众的道理?他说:“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不能草草收场。8月28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负责人唐平铸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为了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他宁可牺牲一切,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于是”。偌大的中国就像一锅烧滚的粥,沸反盈天,至矣尽矣。党内很多高级干部怎么也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非得要乱了自己的阵脚。他们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不敢公开提出异议,只能采取较为婉转、隐蔽的手法,抵制“文化大革命”。

10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认识问题,毛泽东批评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只有五个月,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他认为,尽管中央发了通知,报刊发了文章,还是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可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的意义在于“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步骤时,他说:“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

从1967年1月起,“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国内形势已是波谲云诡,每况愈下。为稳定局势,毛泽东派解放军到地方“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3月13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说:“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

毛泽东开始着急了,他也不希望动乱的局面再持续下去。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这是他不得不采取的强制措施,以使运动纳入他所预期的轨道。他预计,到1967年5月,“文化大革命”可以看出一些眉目,理出一些头绪。但是,动乱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局势的发展便难以预料,各地派性武斗逐步升级,事态已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大概要三年

到了5月,“文化大革命”非但看不到眉目,反而越来越乱。毛泽东在会见刚果(布)政府代表时,不无担忧地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同时,他又说:“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日益恶化的国内形势,此起彼伏的派性斗争,好象都在他意料之中。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按照这样的筹划,从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时算起,也就是1967年4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决战的关键阶段”,把这样的“主题”、“正题”做好了,“文化大革命”就会看出眉目,有条不紊。7月13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肖华、杨成武等人开会,他说,发动群众的阶段已经过去,“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8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国友人时,仍然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只需三年时间。他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疼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

9月,毛泽东在南方视察途中,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干部,彻底消除派性斗争,尽快实现“革命大联合”。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临近尾声了。他说:“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据陪同视察的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文化大革命”最明显的标志,便是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这时,毛泽东考虑“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显然是在做“文革”的“扫尾”工作。

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这篇经毛泽东批准的社论,实际上是以公开的方式,传达毛泽东南下视察的讲话精神,向全党全国传达这样的信息:“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全面胜利”。换句话说,结束“文化大革命”已经是为期不远的事情。

9月7日,全国除台湾以外的二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即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宣称:“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斗、批、改阶段。”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斗、批、改”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扫尾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亲自为几个“斗、批、改”的调查报告写“编者按”,以期向全国推广。他在与外国友人交谈时说:“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他已无意再去发动急风骤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是迫切地期待着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从而顺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

10月13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仍持肯定的态度。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在批评所暴露的问题和错误时,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他赞成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这些。”他仍在坚持自己的时间表,用三年或略微长些的时间,到1969年,“文化大革命”也就进行“到底”了。

还有一点尾巴

毛泽东在筹备中共“九大”时,已经是有意无意地进行“扫尾”工作了。中央文革小组在送呈的报告中说:“解决不仅在实质上、而且也在组织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问题,顺带也就解决了国家主席问题。”毛泽东当即批示:“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他对中央文革的态度开始转变,中央文革在草拟的国庆标语中有这样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他在审阅时立即删去,并且批示:“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口号称赞自己。”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就要结束了,那么应运而生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就完结了自己的使命,应该淡出历史的舞台。以往凡是重大决策发文,总是依次署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这次筹备“九大”,毛泽东一反常规,不让再署“中央文革”,他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他还提出撤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文革碰头会。

1969年4月,“九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显然,这个胜利也有他所构想的“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审阅党章修改草案时,他看到这样的条文:“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他立即修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并且确定“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

这一切,毛泽东似乎早已深思熟虑,胸有成竹。可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委托周恩来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领导“批林整风”,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并且开始中美两国的高级会谈,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在正常恢复中。这些应该说都是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准备。1973年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邓小平,又被毛泽东重新恢复工作,委以重任。这无疑也是一个信号,“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这年6月,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访华时问毛泽东:“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

毛泽东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他不愿意党和国家总是生活在动乱之中,但是,他又不允许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说三道四,甚至全面否定。他想以平和的方式结束“文化大革命”。1974年8月,他在武汉时说:“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当有人说,“批林批孔”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后,他很不高兴,批评道: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他感到,八年的“文化大革命”时间太长了,不能再拖延了,所以,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975年1月,周恩来的病情日见沉重,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不久,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开始全面整顿,整顿之初,毛泽东是采取支持的态度的。他的前提是先肯定“文化大革命”,然后再通过整顿,恢复秩序和建设,以结束“文化大革命”。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回忆:“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九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毛主席的意思,你(邓小平)要写个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还定了口径:三七开。小平婉言拒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毛泽东生前终究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这是他晚年政治悲剧之所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和民族终于从十年浩劫中解放出来,中华民族复兴的朝阳又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责任编辑 刘金旭

范文二:“四次抗争”未能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探析

[摘 要]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持续的、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比较集中的有四次:1967年的“二月抗争”;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以及1976年的“四五”运动。这四次抗争均有可能成为结束内乱的契机,但均未完成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对毛泽东主观方面的原因和历史的客观原因,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体制方面的原因作粗浅分析。科学地总结“四次抗争”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国当前的民主法制建设,有助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的伟大事业。

[关键词] 四次抗争 “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 社会历史根源 制度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证明了上述论断的正确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作为我国历史发展的一段特殊时期,为我们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且沿着这条道路胜利前进提供了深刻教训。本文拟探讨“文革” 中“四次抗争”未能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以期对我国当前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对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所启示。

一、“四次抗争”的回顾与评价

1、“二月抗争”。“二月抗争”是指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出,在不同的会议上,代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意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同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当时被诬称为“二月逆流” [1](P403)。“二月抗争”发生的主要背景,就是当时全国掀起了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为,出现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全面夺权”的混乱局面,严重危害了国家、社会和军队的安全。抗争的核心问题是坚持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稳定军队。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因此也就关系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是非评价问题。毛泽东在听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后,对这些老同志很不满意,因为这种抗争实际上是力图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也就是根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套荒谬做法。他对这些老同志进行严厉的指责。中央文革小组又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组织对他们的围攻。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

2、1972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这次斗争出现的历史背景,最主要的是“九一三”事件(林彪反革命事件)对于全国政局的影响。“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使纠正“左”倾错误的契机开始产生。“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在这期间,周恩来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这是1967年2月许多中央领导人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但是,周恩来为清除极“左”思潮在各个领域的影响而作的努力,遭到了江青集团的反抗。这时,毛泽东又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等的主张。因为批判极“左”思潮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因而他作出林彪集团是极右而非极“左”,因而只许批极右、不许批极“左”的错误决断,使周恩来等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再次造成了严重混乱。

3、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这是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又一次重要斗争。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从1975年初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努力排除各种干扰,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并迅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是继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出现的又一次新的转机。全面整顿势必触及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并对这些错误进行系统地纠正,这就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于是在1975年底就发动了一场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这就使得正在走向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再度陷入混乱,刚刚回升的国民经济又遭到新的挫折。

4、1976年的“四五运动”。这是人民群众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反对“四人帮”的集中表现。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逝世。周恩来逝世后,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但是,“四人帮”却竭力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面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全国人民群情激奋,因而迅速在全国掀起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4月4日,是农历的清明节,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当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并决定清理花圈和抓“反革命”。联络员将政治局会议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这就是“天安门事件”(四五事件)。这次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通观“四次抗争”,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就是“乱”,而“四次抗争”的核心就是反对“乱”。“二月抗争”,周恩来、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都是直接反对“乱”,而“四五”运动则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的集中表现,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长期内乱的憎恶和不满。毛泽东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对社会严重混乱状况采取肯定的态度。他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认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他看来,这种“乱”说明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2](P22)

“四次抗争”的要害就是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而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因为“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心目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曾把这件事作为他一生中做过的两件大事之事之一(另一件是领导建立新中国)。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文化大革命”不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而且正是由于毛泽东的作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一次次抗争才遭受重大挫折,致使这场内乱一直持续到毛泽东逝世以后,达十年之久。历史已经做出结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关于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作为党的第一、二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陈云同志曾在1978年说过:“如果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去世,中国人民将会把他作为伟大的领袖来怀念。如果他在1966年去世,他将会仍然被看作是伟大的。但他是在1976年去世的,我们能够说什么呢?”[3](P269)但问题是,为什么毛泽东错误的意见和主张会成为党中央的意见和主张?为什么毛泽东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在长时间里左右整个局势的发展方向?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究竟在哪里?

二、“四次抗争”未能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1、毛泽东主观方面的原因。由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中已经建立的伟大功绩,加上长期对他个人崇拜的宣传,使他成为不容怀疑的政治领袖和思想权威。必须看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建立在他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基础上的,与他在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一贯代表正确路线是分不开的。对此,我们只要把毛泽东与华国锋比较一下就很明白。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从一定意义上讲,华国锋在当时拥有的权力比毛泽东还要大,因为华国锋除了担任毛泽东曾经担任的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外,还担任毛泽东不曾担任过的国务院总理一职,但不久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就受到了人们的坚决抵制和尖锐批评。出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毛泽东政治智慧的无比信任,尽管广大党员干部、包括许多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反常现象日益产生怀疑,但是仍然很难抵制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左”倾观点,很难阻挡“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

然而,当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达到高峰的时候,他却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把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虽然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的谈话中就提出了共产党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途径――走民主之路,但建国后特别是“文革”中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是不够的。这与毛泽东的个性有关,也与他的知识结构有密切关系。众所周知,毛泽东一生非常喜爱读书。但除了马列著作外,毛泽东所读的书大多是中国历代典籍。外国的书籍,特别是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述很少。相反,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不屑一顾,这在1976年元旦毛泽东与尼克松的女儿女婿的谈话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有诸多评述,但对外国的思想家评述不多,至今我没有看到过毛泽东对卢梭、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及其著述的评价。毛泽东熟读二十四史,对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诸子百家了解透彻,这无疑对他一生所不断进行的政治斗争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毛泽东对法制建设也重视不够。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在谈到上层建筑时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住?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不记得。我们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4](P8)“文化大革命”就是违背民主、践踏法制的恶果。邓小平在1979年6月指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我们吃够了动乱的苦头。” 因此,要避免“文化大革命”时期犯过的错误,必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对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民主法制教育,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2、社会历史根源。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不是很容易肃清的。我们党在迅速进入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之后,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由于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这就使得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问题、新困难的时候,容易习惯性地照搬过去熟悉的经验,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是阶级斗争,把新条件下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占主要地位的斗争,仍然采取大规模群众性斗争的方法去处理。战争年代在革命队伍里行之有效的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经验,也容易用来作为规划理想社会的某种根据。长期以来,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一系列“左”倾的理论观点和某些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被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使人们日益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中,甚至把坚持这种迷误作为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事业的重要途径,使对这种迷误抱怀疑态度的人也难以理直气壮地起来反对。

另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而出现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同时,六十年代我们党正被迫同苏共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方针等问题进行激烈论战,这种国际背景对国内政治生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常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严重斗争,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的观点,而这些“左”的观点持续发展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3、制度根源。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建国后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存在许多不健全的地方。这种制度方面的缺陷使为人民尊重的领袖毛泽东在犯错误过程中未能受到应有的限制,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分子能够得势横行,终于无法制止“文化大革命”这场严重灾难的发生和发展。

诚如邓小平在198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的:“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5](P330)这就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破坏。关于这一问题,邓小平在同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这个教训是极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党的高度重视。”[5](P333) 这一见解是非常深刻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斗争是最终决定“文化大革命”结局的主要力量。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斗争在毛泽东生前并没有阻止“文化大革命”持续发展的原因却是值得人们深思的。科学地总结这一问题的经验教训,必将有利于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有利于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参考文献:

[1]杨树标,梁敬明,杨菁:当代中国史事略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名词解释[M].北京:长征出版社,1981.

[3]威达:改革前后备忘录――巨龙复苏[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

[4]于晓雷:毛泽东、邓小平法制思想比较[A].毛泽东思想[J].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2003(5).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张荣辉

范文三:八年级历史下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怎样结束的》文字素材1华东师版

“文化大革命”是怎样结束的

毛泽东一桩未了的心愿从1969年召开中共九大之日起,如何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提上了议程。在此以前,毛泽东曾经多次谈到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但都因为条件不成熟而作罢。

在毛泽东看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解决了刘少奇的问题,全国也建立了省、市、自治区一级的革命委员会,“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再经过“斗、批、改”,这个运动就基本上可以结束了。因此,他向中共九大提出了这样的希望:“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①

毛泽东的希望落了空。他没有料到,党面临的是一场更加惊心动魄的斗争,其始作俑者正是那位“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在精神上陷入极大的痛苦和自责之中。然而,毛泽东毕竟是饱经风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以非凡的毅力尽力弥补已经觉察到的过失,积极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周恩来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提出了要集中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这使结束“文化大革命”有了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看法不同。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②

还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③尽管周恩来是在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提出要批透极左思潮的,但是,这个口号本身,毕竟触及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等深层问题。这不但是靠“文革”起家的江青等人所不能容忍的,也遭到了毛泽东的否定。接踵而来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又把中国卷入了无休止的动乱之中。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努力再次落了空。

1973年起,毛泽东多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始主持中央工作。

毛泽东希望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前提下,结束“文化大革命”。事实证明,这只是空想。1975年11月20日,毛泽东提议要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婉言拒绝了这个提议,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④这年年底,毛泽东批准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再度陷入混乱之中。

毛泽东真诚地希望结束“文化大革命”,却无力回天。他曾经无奈地形容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产生这种巨大矛盾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不仅不愿意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始终认为这是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性、战斗性所必需的。他讲过,他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一群小岛上去,另

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可见“文化大革命”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他看到并且亲自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错误,包括像“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样重大的错误,但却始终坚持“三七开”的结论。邓小平后来说:“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⑤这时,毛泽东已经不能正视错误,否定自我,像以往那样奇迹般地从困境和曲折中走出来。

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斯大林:“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⑥像毛泽东这样的时代巨人,同样不能超越历史的局限。结束“文化大革命”,也就成为毛泽东的一桩未了的心愿。

邓小平的整顿

历史进到70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不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无法结束“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曾经说过:“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⑦

邓小平整顿的纲领是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邓小平在中央读书班的一次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的三条意见: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说:“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⑧随后,他又要人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对“三项指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总纲》虽然重复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内容,重复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结论,但是把锋芒对准了极左思潮及其表现———拉山头、打派仗,并批驳了盛极一时的所谓“造反”、“反潮流”精神,剥掉了极左思潮的马列主义外衣。

尤其重要的是,《总纲》集中批驳了极左理论家挥舞的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大棒,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和关于社会生产力标准的观点。《总纲》援引列宁的话:“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又引了毛泽东讲过的话:“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接着

指出:“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这实际上是1975年整顿的指导思想,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明确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全党的大局。⑨会后有人说,这是“复辟纲领”。⑩

就这样,一场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变革,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帷幕。这场变革,来得突然,但却有纲领,有理论,有步骤,有策略。从1975年2月到9月,邓小平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钢铁工业座谈会、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农村工作座谈会等一系列的会议,并听取了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汇报,开始了全面整顿。

邓小平大胆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整顿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领导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他还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但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

就是割裂。”

⑾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全国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形势明显改观,党、政、军、民、学等各个方面有了新的气象,长期受到极左思潮压抑的知识分子开始扬眉吐气。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同江青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迫使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了书面检讨。

了极左思潮的气焰。

1975年底,正当整顿逐步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系统纠正的时候,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提出:“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还对这件破天荒的稀罕事,极大地打击整顿的纲领提出尖锐批评,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且再次重申

对“文化大革命”“三七开”的评价,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就这样,一场整顿与变革,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扼杀了。接下来,是一场很不得人心的大批判运动。然而,这次整顿唤醒了人们长期受到极左思潮压抑的理性思考,促使人民群众朦胧地感到了中国未来的方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批判火焰,实际上为彻底否定自身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批判越猛烈,不满和反抗就越强烈。人心向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柳暗花明又一村”

1976年,是中国人民化大悲为大喜的一年。这年伊始,周恩来总理病逝。接着,众望所归的邓小平,在主持了周恩来的追悼会以后,被再次打倒。随之而来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批判浪潮。2月2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毛泽东没有让江青集团染指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

从1月到4月,人民悼念周总理的各种活动有增无减。4月5日清明节前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席卷全国。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都是靠运动群众起家的。但是,他们最终逃不脱群众运动的惩罚。这是人民的抗争。

四五运动绝非偶然。它是林彪事件以来,人民群众对极左思潮多年观察反省的结果。这场运动,集中地表现出人民群众对极左思潮的代表者———江青集团的痛恨,表现出人民群众对党内健康力量的代表者———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怀念和呼唤。为了表达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意

志,许多人甘冒受批判、被关押的风险。

四五运动虽然被镇压了,但是,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愿望并没有消失。它使中共中央领导层的相当一批人看清了人民的意志,并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再次作出了错误的决断。他在听取了关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汇报后,表示: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他还提出:开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但是,毛泽东在作最后一次重大人事安排时,仍然没有让江青集团染指党政军大权,而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尽管他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在人民心中仍然享有崇高的威望。人民深切地悼念他为共和国立下的不朽功绩。同时,毛泽东的去世,也为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这场内乱,铺平了道路。用叶剑英的话说,人们没有了“投鼠忌器”之虞。

毛泽东去世后不久,一场党内健康力量同极左思潮的最后堡垒

———江青集团的总决战,终于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这场较量,实际上是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同江青集团斗争的继续。斗争的结果,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江青集团,“文化大革命”终于以人民的胜利宣告结束。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局,表面看富于戏剧性,却揭示了历史的必然。实际上,这个结局本身,正是10年生聚的必然结果。

“文化大革命”10年间,人民群众和党内健康力量同极左思潮的斗争较量,从来就没停止过。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挫折,使人们逐渐悟出一个道理:不彻底否定极左思潮,“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结束。这样,就使得人民的抗争开始进入更高的形态:否定“文化大革命”。促使人民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的,正是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在邓小平同江青集团的较量中,邓小平暂时失败了。但是,他却因此成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四人帮”表面看是胜利者,却从此彻底脱离了群众。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范文四:_四次抗争_未能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探析_常凤亮

2007年第2期

淄博师专学报

JournalofZiboNormalCollege

总第8期

“四次抗争”未能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探析

常凤亮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山东淄博255130)

摘要: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这一全

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持续的、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比较集中的有四次:1967年的“二月抗争”、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以及1976年的“四五”运动。这四次抗争均有可能成为结束内乱的契机,但均未完成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究其原因很多,我们试图对毛泽东主观方面的原因和历史的客观原因,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体制方面的原因作粗浅分析,科学地总结了“四次抗争”的经验教训。这必将有助于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有助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面小康社会等伟大事业的建设。

关键词:四次抗争;文化大革命;结束;原因

D65中图分类号:

A文献标识码:

(2007)02-0071-04文章编号:

Abstract:“TheCulturalRevolution”fromMayof1966toOctoberof1976isacivilstrikewhichbroughttheseriousdisastertotheParty,thecountryandpeopleofallnationalities.Astotheserious

left-leaningmistakethatisnationwideandlasting,themassesandcadrescarriedoncontinuousresist-anceandstruggleinvariousdegrees.Therearefourtimesthatarerelativelyconcentrated:“ResistinginFebruary”in1967;Criticizingultra-lefttrendofthoughtwhichChouEn-lailedaftertheincidentof“913”of1971;OverallrectificationthatpresidedbyDengXiaopingin1975;“AprilFifthMovement”.Thesefourresistancesmaybecometheopportunityofterminatingthecivilturmoil.Butnoneofthemcompletedthehistoricalmissionofceasing“theCulturalRevolution”.Tracingittherearealotofcauses.WeattemptstoanalyzethereasonofMaoZedongssubjectiverespectandobjectivecauseofhistory,especiallytheParty,nationalleadershipsystem,reasonofthesystemmakeanelementaryanalysis.Summarizetheexperienceandlessonsof“resistingfourtimes”scientifically,willcontributetothedemocracyandlegalsystembuildingofourcountry,contributetobuildingsocialistpoliticalcivilization,greatcausebuildingthewell-offsocietyinanall-roundway.

Keywords:resistforfourtimes;theCulturalRevolution;terminate;reason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收稿日期:2007-04-08

作者简介:常凤亮(1971-),男,山东泰安人,硕士,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讲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研究。

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

的政治局面。”这一目标是在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作为我国历史发展上的一段特殊时期,为我们正确地找出一条有中国特

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沿着这条道路胜利前进提供了深刻教训。本文探讨其中“四次抗争”未能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以期对我国当前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对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所启示。

一、“四次抗争”的回顾与评价

“二月抗争”是指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的会议上,代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意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同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进行了大义凛然的

[1](P403)斗争,当时被诬称为“二月逆流”。“二月抗争”

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这是党和

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又一次重要斗争。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从1975年初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努力排除各种干扰,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成效显著。这是继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出现的又一次新的转机。这一场整顿实质上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恢复党的正确路线。这就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于是1975年底就发生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这就使得正在走向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再度陷入混乱,刚刚回升的国民经济又遭新挫折重创。

1976年的“四五运动”。这是人民群众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反对“四人帮”的集中表现。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逝世。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但“四人帮”却竭力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全国人民,全国迅速地掀起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4月4日,是农历的清明节,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当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并决定清理花圈和抓“反革命”。联络员将政治局会议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这就是“天安门事件”(四五事件)。这次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通观“四次抗争”,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就是“乱”,而“四次抗争”的核心就是反对“乱”。二月抗争,周恩来、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都是直接反对“乱”,而“四五”运动则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的集中表现,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长期内乱的憎恶和不满。而毛泽东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对社会严重混乱状况采取肯定的态度。他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认为,天下大乱会达到天下大治。在他看来,这表现出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

发生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全国出现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全面夺权”的混乱局面。抗争的核心问题是: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保护老干部,要稳定军队。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因此也就关系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是非评价问题。毛泽东在听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后,对这些老同志很不满意,因为这种抗争实际上是力图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也就是根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套荒谬做法。他对这些老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中央文革小组又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组织对他们进行围攻。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

1972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这次斗争出现的历史背景,最主要的是“九一三”事件(林彪反革命事件)对于全国政局的影响。“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使纠正“左”倾错误的契机开始产生。“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在这期间,周恩来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这是1967年2月许多中央领导人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但周恩来为清除极左思潮在各个领域的影响而做的努力,遭到了江青集团的反抗。这时,毛泽东又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等的主张。他作出林彪集团是极右而非极左,因而只许批极右、不许批极左的错误决断,使周恩来等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造成了再次的严重混乱。

`天下大治'”。“四次抗争”的要害就是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而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因为“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心目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曾把这件事作为他一生中做过的两件大事之事之一(另一件是领导建立

[3](P550)新中国)。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文化大

[2](P22)

但是仍然很难抵制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左”倾观

点,很难阻挡“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的时候,他却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虽然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的谈话中就提出了共产党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途径———走民主之路,但通过深入考察,我们发现,毛泽东的思想实际上很缺少民主思想。这与毛泽东的知识构成有密切关系。众所周知,毛泽东一生非常喜爱读书。在他的书房里、卧室里到处都摆满了书。但除了马列著作外,毛泽东所读的书多是中国历代的书籍。外国的书籍,特别是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述很少,几乎没有。相反,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不屑一顾。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有诸多评述,但对外国的思想家评述不多,至今我没有看到过毛泽东对卢梭、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及其著述的评价。毛泽东熟读二十四史,对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诸子百家了解透彻,这无疑对他一生不断进行的政治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毛泽东对法制建设也不重视。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在谈到上层建筑时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住?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不记得。我们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文化大革命”就是违背民主、践踏法制的恶果。邓小平在1979年6月指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我们吃够了动乱的苦头。”所以,要避免“文化大革命”时期犯过的错误,必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对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民主法制教育,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2、社会历史根源

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不是很容易肃清的。我们党在迅速进入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之后,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由于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这就使得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问题、新困难的时候,容易习惯性地照搬过去熟

[5](P8)

革命”不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而且正是由于毛泽东的作用,广大干部和群

众的一次次抗争才遭受重大挫折,致使这场内乱一直持续到毛泽东逝世以后,达十年之久。历史已经做出结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关于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作为党的第一、二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陈云同志曾在1978年说过:“如果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去世,中国人民将会把他作为伟大的领袖来怀念。如果他在1966年去世,他将会仍然被看作是伟大的。但他是在1976年去世的,我们能够说什么呢?”[4](P269)但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毛泽东错误的意见和主张会成为党中央的意见和主张?为什么毛泽东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在长时间里左右整个局势的发展方向?  二、“四次抗争”未能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与启示

1、毛泽东主观方面的原因

由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中已经建立的伟大功绩,加上长期个人崇拜的宣传,使他成为不容怀疑的政治领袖和思想权威。必须看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建立在他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基础上的,是与他在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一贯代表正确路线分不开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把毛泽东与华国锋比较一下就很明白。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从一定意义上讲,华国锋在当时拥有的权力比毛泽东还要大,因为华国锋除了担任毛泽东曾经担任的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外,还担任毛泽东不曾担任过的国务院总理一职,但不久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就受到了抵制和批评。出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毛泽东政治智慧的无比信任,尽管广大党员干部、包括许多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反常现象日益产生怀疑,

悉的经验。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是阶级斗争,把新条件下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占主要地位的斗争,仍然采取大规模群众性斗争的方法去处理。过去战争年代在革命队伍里行之有效的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经验,也容易用来作为规划理想社会的某种根据。长时期以来,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一系列“左”倾的理论观点和某些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被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进行了广泛宣传,使人们日益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中。坚持这种迷误竟被认为是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事业。对这种迷误抱怀疑态度的人,也难以理直气壮地起来反对。另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而出现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同时,六十年代我党正被迫同苏共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方针等问题进行激烈论战,这种国际背景对国内政治生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常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严重斗争,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3、制度根源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建国后我们没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存在许多不健全的地方。这种制度方面的缺陷,使为人民尊重的领袖毛泽东在犯错误过程中未能受到应有的限制,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分子能够得势横行,终于无法制止“文化大革命”这场严重灾难的发生和发展。

如邓小平在198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讲:“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6](P330)这就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破坏。当时盛行的“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得百族共蹁跹?”的吹捧、“一句顶一万句”的叫嚣都说明了这一点。关于这一问题,邓小平在同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

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这个教训是极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党的

P333)

高度重视。”[6](

邓小平同志的见解是非常深刻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20多年后的今天,在某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着一个人说了算,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的不正常现象。这告诉我们,实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党的十六大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一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斗争是最终决定“文化大革命”结局的主要力量。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斗争在毛泽东生前并没有阻止“文化大革命”持续发展的原因却是值得人们深思的。今天,我们科学地总结这一问题的经验教训,必将有利于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有利于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杨树标,梁敬明,杨菁.当代中国史事略述[M].杭州:浙江人

民出版社,2003.

[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名词解释[M].北

京:长征出版社,1981.

[3]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4]威达.改革前后备忘录———巨龙复苏[M].成都:成都科技大

学出版社,1993.

[5]于晓雷.毛泽东、邓小平法制思想比较[J].中国人民大学复

印报刊资料,2003,(5).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黄加成)

范文五: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

1966年月51至7961年月由毛泽东0错发动误、林被和彪青两江反革命个团集用利给中、华民带族来重严灾难政治运的动全。“无称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产“革文”毛泽。东发动场运这动基是如于下判断的一大批:资阶产代表级物、人革命反修正主义的子,已经混进分共党中、内政府,文内等化部门多数单大位领导权的已经不马在克思义主者和民群人手众里党;内走资本义主路道当权派的中在央成一形资个产阶司令部级并,有条一正主义修政的治线和组织路线路,在省各、市自治区和、部各都有门代人理;去的过种斗各都不争解决能问题只,进有“行文化大命革”能把被“走才派”资夺的篡权重新夺回来力“;化文大革命实”上是质个一级阶翻推一个阶级另政治的革命大。这论点后来被概些括成为所谓无产“阶专政下级继续命革的理”。论169年56中共月央政治中局扩大会议8月和中共届八十中一会,是全文化大革“命”面全发动的标。志次会两议分别过《5.16通知》和《关于通产阶无级化大革文的命定决》,所对“彭谓真、罗瑞卿、定一、陆杨昆尚反党团集和”刘少奇、“小平邓司部”进行令斗争,改组中共中领导机央构,成立中“央文小革组,并让”它掌握央很中大分权力,对部泽东毛的个崇拜被人吹鼓狂热到程度的林。、彪青江人利用等中央“革小组文名义”在国全制大造规模乱。混967年2月1后,谭前林、陈震、毅叶剑、李富春、李英念、徐向前先、荣聂等臻,人在不的会同上议“文化大革对”提命出烈批强评,与林彪、并青等人江展开争斗,被诬“为月逆流二,”受到压制和打。击不朱德、久云也陈到批受。判各部门地各方政党构几乎机被夺全权改组。或19964月年行举的共中九大使文“大化革”的命理和实践论合化,并法加强了林彪江、青人在中等中共央的地位197。年0至179年91月发,生彪林反革命集阴团夺取最谋权高力策动,反革武命装变的政事件毛。泽、周恩来东粉等了政变碎在毛泽东。持支下,思来周持中主中央共工,作国形全势有了机。转179年2在批判彪过林程,周中恩来出要提判批极左思潮但被毛泽东否定,19。73年月8行的中共举十继续大中共九的大左”的“误,错并王让洪文任中共中央副席主江青。、春张、姚文元桥王洪文在、央中治政局结内“四人帮”,成江青一伙势的得到力强。加1974初,年在林批孔批运中,江青动等把矛头指向人周来恩1。759周恩来年病,重小平在邓毛泽东持下支主持中中共央日工作常着,对手方面工各作行整顿,进国形势明显全好转但是。泽东毛不容能忍小邓平系统地正纠“文化

大革”的命误,错又发所动谓“邓、批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反,全国度陷于混再乱1。7691年月周恩来逝。4月世国掀起全以天门事安件为代表悼念周恩来、反的“对四帮人”强大的议活动。中抗中共政央局治毛和泽东天对门安件事作出错判误,断撤邓消平党内外一切小务职9。毛月东泽世,江逝反革命集青加团紧取党夺和家最国高导领权阴的谋活动。01月上,中旬中共政央局治执党和行民人的意志,粉江青碎革命反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9187年1月2共十中一届中三全会,中共中央后始开全纠面“文正大革化”命的错误1。89年61,月中十共届六一全会通过中决议,底彻否了“文定化大革命。”

范文六: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内乱由此加剧。 1967年1月至2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康生一伙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之为“二月逆流”。

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到1968年9月5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1971年,江青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71年9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继承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1973年7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1975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北京、南京、

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判断,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错误地处理了邓小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为叛乱作准备。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炮制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范文七: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20多年了,然而文革这段历史却不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这段历史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巨大的遗憾和深深的伤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对这段历史的反思中如何得到真正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有用的财富。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是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经历了十年的动荡时期,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末期。1976年,是中国人民化大悲为大喜的一年。这年伊始,周恩来总理病逝。接着,众望所归的邓小平,在主持了周恩来的追悼会以后,被再次打倒。随之而来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批判浪潮。4月5日清明节前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席卷全国。四五运动虽然被镇压了,但是,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愿望并没有消失。它使中共中央领导层的相当一批人看清了人民的意志,并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尽管他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在人民心中仍然享有崇高的威望。人民深切地悼念他为共和国立下的不朽功绩。同时,毛泽东的去世,也为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这场内乱,铺平了道路。泽东去世后不久,一场党内健康力量同极左思潮的最后堡垒———江青集团的总决战,终于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这场较量,实际上是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同江青集团斗争的继续。斗争的结果,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江青集团,“文化大革命”终于以人民的胜利宣告结束。

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首先是思想混乱。建国以来十七年中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成就被否定了,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被当作修正主义批判了,而很多错误的东西则被当成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非被混淆了。生产活动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被作为“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政策和措施,被作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不应再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观点,被作为“阶级斗争熄灭论”进行批判。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乘机空前地活跃起来,无政府主

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也乘机泛滥开来。

其次是组织瘫痪。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普遍被冲击、改组,大批领导干部被批判、打倒,曾使各级党和政权机构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党员一度停止了组织生活,各种群众团体也停止了活动;干部队伍和群众队伍被分成派别,互相对立;各种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乘机钻进了党和政权机构,有的占据了重要领导岗位,进行了大量破坏活动。

第三是社会生活动荡。宪法、法律、党章成了一纸空文;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基层干部、劳动模范、各界群众,可以任意被批、被斗、被抓、被整;党纪、政纪、军纪被废弛,规章制度被抛到一边,武斗不止,派仗不停,打砸抢成风;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遭到了很大破坏,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陷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动荡时期将中国发展的脚步拖住了,使中国遭受了重大的损失。这是一次重大的历史灾难,我们在文化,经济,科技等各方面都限制了发展。然而,这未必不是我们的财富。因为这次的动荡,让我们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也对我们的思想进行了一次巨大的冲击。

范文八:文化大革命文件

文化大革命文件:

邓小平写给毛主席的信 原文地址:文化大革命文件:邓小平写给毛主席的信作者:东方风雨 邓小平写给毛主席的信

按: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主席写信,表示“保证永不翻案”,同时揭发批判林彪,提出想做一点工作。全文如下: 主席:

前天,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

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反革命集团。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 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

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注,应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

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

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

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

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

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

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

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

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范文九:美国文化大革命

作者:吴怀连

国外社会科学 1996年09期

海外思潮

美国60年代大动荡,始于1964年夏季的黑人运动。这一年同种族骚乱纠缠在一起的还有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学生造反、反战、生态运动、性解放和女权运动。1964年前,这些运动就在全国各地展开,成为困扰美国政府的严重问题,只不过同后来相比,问题的严重程度稍轻一些而已。

黑人种族问题是一个老问题。这个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反映在白人各个方面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和种族间不平等上。当然,不能说60年代黑人反种族主义运动高涨,就是因为美国种族歧视与不平等日趋严重;而恰恰相反,战后美国黑人处境在逐步改善,只不过改善的步伐远远赶不上黑人觉醒的步伐。随着这种差距的日益扩大,到了60年代,美国到处都堆满了供种族仇恨之火燃烧的干柴。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形成燎原之势。

美国的种族冲突,过去主动挑衅者都是白人,黑人都是被动反应的一方。1964年是美国黑人运动的转折年。这一年,马尔科姆·爱克斯成立了黑人民族党,主张以暴力对抗暴力。黑人从自己的斗争实践中深深地认识到,非暴力主义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处境,黑人要解放,必须拿起武器来战斗。从1964年起, 黑人反抗更多地带有暴动的性质。 1967年,更激进的黑人组织——黑豹党成立。这个组织同以往的黑人组织不同的是,它的大部分成员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他们主张以激进的思想和激进的斗争方式来保卫自己,争取民权。1967年,一群黑豹党成员带着自动武器进入加州议会,抗议“技术控制法案”,引起全美的震惊。黑豹党强调自卫,在黑人居住的街区,当时可以看到这个组织武装巡逻、维持社会秩序的活动。黑豹党的一个分支,名为“黑人解放军”,在70年代甚至将武装防卫概念发展到进攻概念,必要时,可以袭击白人警察〔1〕。但这种斗争方式在美国是不能持久的。

在这个运动的另一面,从经济上、政治上争取黑人权利的斗争也在同时展开。1966年,一个叫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黑人领袖提出了“黑人权利”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有许多涵义。它不仅包含着过去民权运动的主题,如民族自豪感,关注美国黑人历史及其过去在非洲的情况等等,而且还意指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解放。这个概念认为黑人应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政府机构中有自己的代表。在经济上,许多黑人领袖指出,黑人和白人在经济上的差别以及这些差别背后的制度机制,是影响黑人权利行使的原因之一。因此,改变这种状况是最重要的。在“黑人权利”概念的启发和民权组织的推动下,黑人的斗争形式已不限于街头的暴力对抗了,还采用罢工、投票等多种形式,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要将60年代黑人运动仅仅理解为一场争取人权和种族平等的政治运动,就太肤浅了。毫无疑问,这场斗争最浅层的原因是最直接的目标,自然是反种族歧视和要求人权;但它的深层次的问题,我以为反映了处于急剧变革时期西方人观念与现实不适应性的冲突。60年代以来,黑人作为接受现代观念如人权观念等最快最广泛的一 群,面对他们自我感觉到的处于社会经济、政治最底层的现实,心理上产生剧烈的不适应与冲突,是这一时期他们大造其反的社会心理学根源。只要产生这一心理冲突的文化制度的基础存在,美国黑人运动便不会停止。

在6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运动还有性解放和女权主义运动。中国格言“饱暖思淫欲”一点也没错,在“二战”中发了横财并继续在五六十年代保持繁荣的美国,此时没有料到的是,妻子和女儿们开始厌倦金屋藏娇、锦衣鼎食的生活。正象这个国家把每一个公民都变成了政府—公司体制下毫无生命的“齿轮和螺丝钉”一样,它也把妇女变成了服服贴贴地在男人卵翼下生活的真正的“家内生物”。贝蒂·弗里丹在她的《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写道:50年代社会所设计的“幸福的家庭主妇”形象是这样的:“唯一的梦想就是当无可挑剔的贤妻良母,最大的奢望就是生5 个孩子并拥有漂亮的住宅,唯一的奋斗就是找到中意的丈夫并保持稳定夫妻关系。”〔2 〕但是在这幸福的外表下,藏着一颗不快乐的心。到了60年代,在其他运动的影响下,美国妇女也开始造反了。纵观六七十年代妇女解放运动和与妇女有关的运动,她们从两个方面向社会发起了进攻,一是性和婚姻,二是女权。

在寻求社会地位的男女平等和妇女充分就业方面,一些妇女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她们采取游行示威和参政议政以及更激进的方式,宣传女权主义的观念,使妇女地位在60年代有了明显的改善。妇女解放形成了国际性的潮流,甚至联合国组织对妇女问题也十分重视,每10年一次的世界妇女大会就是明证。

60年代美国正处于一个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时代。随着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也在发生变化。黑人追求种族平等,反对种族歧视;妇女追求男女平等,反对性别歧视;以及学生们对主流价值观念和异化的生活方式的摒弃,反映了居于这个社会的边缘部分的觉醒。当然,严格说来,美国60年代以来的文化大革命,还应该包括社会的中心部分参加的反战、反科技文明和生态环保运动。

美国公众在反对越南战争的同时,关注着另一场更为险恶的战争:“生态战争”。“生态战争”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它意指人类破坏生态系统内部平衡,类似战争的行为。反对这场战争的运动又叫生态环保运动或绿色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欧洲还产生了绿党。

反科学技术文明的人认为,科学技术是造成人类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他们看来,人们面临的环境污染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直接后果。工业废弃物,特别是放射性沉降物和致癌物质对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森林的砍伐,动植物物种灭绝等对生物圈的破坏,无一不是科技进步“阴暗面”的表现。这还不算,由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反省,进而发展到对科技文明本身的反省。埃里奇·弗罗姆警告说:“一个幽灵在我们之间徘徊……。这是一个新的幽灵:一个全部机械化的社会……由计算机控制着;在这个社会进程中,人类自己被转变为整个机器的一个部件”〔3〕。曾在美国航天局工作过的英国工程师J.拜雷姆在他的一本书中把技术的过分发达和全面渗透叫做“技术危机”,这本书的副标题已经明示了技术危机的后果:“世界的毁灭”。他认为,解救世界之道在于反技术危机。“反技术危机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简化人的生活,把妇女的威信提到应有的水平,从根本上减少地球上的人口数量,尽量使工业生产非机械化,停止对生态系统的暴力,国家的经济以农业优先发展为指针,非城市化,在教育和政治领域进行根本改革”〔4〕。这种观点, 在美国颇有市场。

科学技术不能解决美国人面临的根本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由美国学者威·莱易斯首创,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随后跟进,形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新品种,被西方某些评论家说成是一种“创造性的分析”,并预言它可能会发展成一种指导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流派和学说。

他们认为,第一,资本主义的过渡生产和过度消费,势必加剧人的异化,造成生态危机。第二,现代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种转移性反映,是资本家操纵消费的结果。第三,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第四,必须重新评价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主张劳动闲暇一元论。第五,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谓“稳态”,实际上就是一种既能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又不损害生态系统;既可同自然和谐一致,又可以彼此平等交往;既可防止不合理的过度生产和消费,又能防止异化、分裂人的存在的社会状态。威·莱易斯说,这种模式既能“逐步拆散庞大规模的工业经济体系,尽可能减少个人对这一体系的依附性”,又能“向人们提供非异化的、创造性的劳动,使人们从不必要的、有害于生态系统的消费心理中摆脱出来”,从而使人们的消费“真正植根于人与自然的完全和谐一致之中”。第六,主张用小规模的技术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第七,提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三步构想:第一步,批判资本主义那种集中化、官僚化、掠夺性、违反自然和人性的倾向;第二步,在适当时候创造条件解决所有制问题;第三步,把生产过程的非集中化、非官僚化和工人的民主管理结合起来,建立“稳态”经济的社会主义。〔5〕

说起来,人们也许不相信,美国(及整个西方)文化大革命的精神领袖,是人称三M——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除了毛泽东之外, 另一位明星人物当推赫伯特·马尔库塞。此公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和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一生的著作很多。代表作有《理性与革命》(1941年)、《爱欲与文明》(1955年)、《单向度的人》(1964年),等等。其《单向度的人》是马尔库塞对发达的工业社会批判最有力度的一部著作。马尔库塞认为,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的进步带来了经济繁荣,但也造成了不同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上的同化或一体化,工业无产阶级丧失了对现存制度否定的革命性而成为保守的社会力量,整个社会变成了没有对抗的社会,即单向度社会。这个社会上的人也成为单向度的人。所谓单向度的人“就是内心生活完全僵化,缺乏反对的、创造性的思想,成为一切按照技术合理性的要求行事的单纯工具”。〔6〕马尔库塞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潜能的衰落使他们不能担负起革命的重任,他把希望寄托在对现存制度实行“大拒绝”的人身上。他在这本书最后写道:

“无论如何,在保守的大众基础之下,有一些亚阶层,如被遗弃者和被排斥在外者,被剥削被压迫的其他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全都是在民主过程之外存在的;他们的生活最直接最现实地要求结束不可容忍的条件和制度,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也是革命的。”〔7〕

在《单向度的人》出版的时候,美国学生运动也开始发展起来,马尔库塞对发达的工业社会冲突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学生们也从马尔库塞的著作中找到了斗争的理论武器,将他奉为造反者的精神领袖。但马尔库塞对学生运动中的某些过激行为如炸毁公共建筑等并不赞成。他在同新左派人士的接触中意识到,学生运动只是一种催化剂,一种自由的“潜在力量”,不可能是摧毁现存制度的那个革命的“能动力量”;同时,那些受剥削最深的亚文化层也不是直接的革命推动力量,而只是“希望的酵母”。他认为真正的革命力量,有可能是具有最先进的人道意识的最受剥削的力量。〔8〕至于说这个力量是什么人? 在发达工业社会到底起什么作用?他没有说明。但不管怎么说,马尔库塞的理论较好地分析了“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社会的新发展,提出了在资本主义新时期革命的新型战略与策略,显示了理论对于实践的解释功能和指导意义。

三“M”中影响最为久远的一个M是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天敌。但是,无论哪一个M,都没有从组织上对60 年代这场文化大革命施加过影响。这场运动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传统的分析方法解释不了这个问题。因为按照阶级分析方法,那一定是美国经济危机,劳动人民痛苦不堪,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而事实恰恰相反,五六十代是美国有史以来经济最为繁荣,阶级矛盾最为平淡的少数时期之一。从造反者的造反要求和运动形式来看,这场运动也完全超出常规。资产阶级政府不理解,当时的正宗马克思主义者也不理解。一直到现在,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也不愿意与这批“饱食终日的”人“同流合污”,给他们一个心平气和的分析。其实,60年代以来的美国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美国公众(包括无产阶级)对其主流文化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叛与反省,是大革西方文化的命的运动。不论是黑人运动、学生造反、妇女解放,还是生态环保运动和反战,我们在无数次非理智冲动的背后,看到美国公众(尤其是青年)对新时代、新文化、新生活方式的理性探索与追求。正是因为战后的经济繁荣导致了资本主义体制批判力量的丧失以及这个体制日益强大和官僚化,对社会的总体性统治和人的全面异化,探索者才感觉到个人精神家园的毁灭而产生难以言状的痛苦。这种痛苦导致对人的存在本身进行探讨,导致对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但是60年代兴起的对资本主义的深层拒绝与否定的热潮,却全面化、经常化、制度化了。

注释:

〔1〕奚广庆、 王谨主编:《西方新社会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87页。

〔2〕贝蒂·弗里丹著:《女性的奥秘》中译本,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5页。

〔3〕威廉·曼彻斯特著:《光荣与梦想》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版,第1527页。

〔4〕奚广庆、王谨主编:《西方新社会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81页。

〔5〕奚广庆、王谨主编:《西方新社会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93~201页。

〔6〕江天骥主编:《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73页。

〔7〕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中译本,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216页。

〔8〕江天骥主编:《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76~81页。

作者介绍:吴怀连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范文十:6文化大革命

晋城八中2014—2015学年初二历史第二学期教案

主讲:____ 主备: 辅备: 时间:_____ 学时课题: 文化大革命 (2课时+20分钟)

【内容标准】

简述“文化大革命”中民主法制和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主要史实,认识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简述“文化大革命”中民主法制的国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主要史实,认识“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惩的灾难。

2、过程与方法:通过收集资料,认识“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惩的灾难。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正确认识评价“文化大革命”,总结“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带来的经验教训。

【教学要点】

重点:文化大革命的危害。

难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历史教训。 本课时要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过程。

【导入新课】

第一课时

复习上一课时重点知识。

“大跃进”和人发公社运动带来的困难,经过几年的调整到 1964 年底已基本克服,国发经济形势超向好转。但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严重估计了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进而于 1966 年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从而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新课探究】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的原因

“左”倾错误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党内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期盼依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防修”、“反修”,于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二、经过:

1、开始标志:

1966年《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

2、“全面夺权,全面内战”:

①起点: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指挥上海夺权活动。

②兴起:上海夺权后,夺权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出现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

③扩大: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④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夺权的活动。

3、两个反革命集团

林彪集团、江青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两个反革命集团。

“四人帮”就是江青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4、结束

1976年10月,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标志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

第二课时:本课时要点:文化大革命的危害与教训。

【导入新课】

复习上一课时重点知识。背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对此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不同时机、不同范围的抵制。

【新课探究】

三、正义的抗争

1、“二月逆流”

1967年2月,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同江青、张春桥等展开激烈的斗争。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二月逆流”实质上是老一辈革命家忧国忧民、坚持正义的抗争。

2、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

林彪因迫不及待地图谋提前“接班”,甚至还秘密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林彪乘飞机仓皇外逃,于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 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事件)——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3、周恩来、邓小平全面调整

①林彪问题解决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纠左,还促成邓小平的“复出”。

②1975年起,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日常工作,对军队、工业、农业等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国民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4、四五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976年清明节前夕,首都百万群众聚集天安门广场,沉重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江青等人的滔天罪行。4月5日,遭到“四人帮”的镇压。

四五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5、粉碎“四人帮”

(1976年《天安门诗抄》:“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这首诗中“江桥摇”实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四人帮”成员,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粉碎“四人帮”。)

四、“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与教训

1、“文革”造成的严重灾难(影响)

①“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持续十年之久,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的“全面内乱”。(性质)②国民经济发展迟缓,错失发展机遇。拉大了中国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③人民生活动荡不安,基本没有提高④政治运动接二连三,民主法制遭到严重的破坏,干群心情压抑。

2、历史教训

思想上: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组织上: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政治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

【总结巩固】

文化大革命( 1966 —— 1976 )

毛泽东发动错误决策 反革命利用 全面夺权 全面内乱 危害国家

林彪叛逃 客观失败 灾难与教训

【教学实践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