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现状

中国社会现状

中国社会现状.txt22真诚是美酒,年份越久越醇香浓型;真诚是焰火,在高处绽放才愈是美丽;真诚是鲜花,送之于人手有余香。一颗孤独的心需要爱的滋润;一颗冰冷的心需要友谊的温暖;一颗绝望的心需要力量的托慰;一颗苍白的心需要真诚的帮助;一颗充满戒备关闭的门是多么需要真诚这一把钥匙打开呀!

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是处在一个以片面理解的经济发展观为唯一导向的、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而这个腐败阶段正是欧洲两百年前****革命的温床。

中国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患难,打倒了西方帝国主义,赶走腐败的蒋介石政权,到头来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导向,又极为讽刺地把中国带回了两百年前以及类同蒋介石政权的腐败窘境。对外而言,这种单纯强调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重蹈日本覆辙──出口激增、以邻为壑──带来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与汇率的制裁。对内而言,各地政府放弃了本身职能,变成了个大商贩,招商引资、卖地筹资搞政绩工程,盲目发展经济,造成中国特有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大量浪费现象。

表面上看,中国的GDP每年以百分之九的水平高速增长,但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说,全国省级统计数据约有四成水分,县级高达八成,如果再扣除环境污染的成分,按照中科院的计算,大幅缩水的GDP还要再缩减七成八,而且还以每年两千亿美元的利润形式流向海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这种资源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能源浪费是先进国家日本的九倍,欧洲的五倍和美国的二点五倍。其他问题如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低落、四分之一城镇有着严重的政绩工程等更是不胜枚举。

这些经济表面现象的恶化还不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社会在以简单的经济发展为纲的改革开放下,整个土壤变坏了,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才是最令人担忧的。

举例而言,我在二零零四年提出「国退民进式的国企改革让少数国企老总暴富,而同样贡献的职工却被贱价买断工龄」这种社会不公现象时,主流经济学家的答覆令我感到震惊。他们认为民企比国企更有效率,所以应该进行改革,就算改革中出现一些腐败问题也是可以接受的。

国企改革天怒人怨

我在此必须郑重地申明,我谈的绝对不是国企或者民企谁有效率的问题,而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相当多的案例显示,国企收购者贱价买断工龄,将下岗职工推向社会,由失去了国企的政府和社会大众来负担,但收购者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或铲平工厂就地起高楼图利自己,但是改革成本却

由全社会负担,这就是我所批评的天怒人怨的改革。这些收购者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置下岗工人于死地,还能吃得饱、睡得好,甚至在台上口沫横飞地大谈自己「产权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不懂他们怎么还能这样毫无羞耻心,甚至还睡得着觉。

这个坏土壤所孕育出来的既得利益者处理「教改」的手法更是匪夷所思。虽然大学仍是公立大学,由政府补贴,但是政府却允许大学巧立名目、提高收费,让大学教职员中饱私囊,而其成本却由社会最底层的穷人负担,因为大学乱收费的结果阻断了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管道。但我们看不到一点既得利益者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同情,反而以市场化为手段,以个人利益为目的,透过教改,大事搜刮,中饱私囊。更有甚者,在这个社会一切往「钱」看时,北大和清华的教职员利用前人苦心经营的校誉,搞了个北大系和清华系的企业集团,在股市上呼风唤雨,操纵股价,利用北大清华的清誉坑害股民,图利自己。

(真是敢说啊!)

类似的现象在医改问题上也是让人扼腕痛惜。所谓的「市场化」的医改措施,让穷途末路的病人挂急诊病号竟然要先交付保证金,否则放在走廊上等死,难道我们的医院连一点最起码的人性关怀都没有了吗?医改的结果,不止穷人看不起病,甚至连一般人也视去医院为畏途。

此外,腐败的地方政府官员和地产开发商合谋,利用黑道对付手无寸铁的拆迁户的手法更是令人发指。为了逼迫拆迁户接受不公平的补偿,不但利用黑道直接殴打当事人,甚至威胁当事人的子女。在腐败的司法制度下,拆迁户投诉无门,甚至连主动协助拆迁户打官司的律师,竟然也被利益团体利用腐败的司法力量将其入狱,置于死地。中国大地什么时候竟然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

当老百姓投诉无门而转向司法体系寻求正义时,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待遇呢?基本上是中午吃原告晚上吃被告的待遇。在很多时候,司法机构包括法院和公安不是故弄玄虚的不受理,就是和利益团体勾结,侵害百姓利益。

当老百姓的权益受损,因投诉无门而上街游行抗议冲击地方政府的时候,地方政府是什么处理态度呢?军警围剿甚而对外宣布是国外恶势力操纵,民众因而被捕下狱。你竟然看不到一点地方父母官解决百姓困难的情怀,那种人吃人的凶狠劲让人感到寒心。

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资产

更有甚者,目前中国这种人吃人、侵吞弱势群体的水平,还上升到了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资产、司法暴力审判、行政暴力合法的超高水平。最着名的例子

当推港商嘉利来的股权被侵吞案。一九九五年,香港嘉利来与北京市二商集团、北京恒业房地产公司组建公司,共同开发世贸中心项目。二零零零年时,二商集团个别项目负责人垂涎于嘉利来的股权,于是勾结社会恶商,买通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外经贸委的个别公务人员,组成合谋团夥,侵吞嘉利来股权。

二零零一年年底,嘉利来提起行政覆议,商务部其后撤销了北京市商务局的行政批覆,但北京商务局拒不执行。其后经国务院领导批示,国务院法制办查核后,国务院办公厅零三年七月责令商务部等单位督促北京市商务局立即执行中央政府行政覆议决定。八月十四日商务部也明确再次要求北京市商务局立即执行。为遮掩商务局违法行政的错误,北京二商集团依据伪造的复印件合同,在北京市二中院起诉商务部,北京市二中院竟然判中央政府败诉。北京市政府内部的腐败分子这种操纵司法、暴力判定行政暴力合法的判决将尽失民心,而严重动摇国本。

这些年来农村的衰败也不遑多让。三农问题的严重,让人感到怵目惊心。农村破败的基本原因,还是因为农产品的附加价值远低于工业品的附加价值,因此经济越高速发展,农村就相对地越破败,而其必然结果就是农村资金大量流入城市追求高附加价值。但是农村资金缺乏的结果,是与各种权力高度相关的地方干部亲属和非农经营业主,透过高利贷进一步剥削穷困不堪的农民。

(多少代农民已经做了无谓的所谓的剪刀差牺牲,还被受益城里人歧视,可怜啊!不公啊!)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的调查,类似于国民党时期的高利贷在很多农村地区就重新泛滥起来,而且情况是极其严重的,与国民党时期的乱象相比,毫不逊色。举例而言,月息在一点五至二分之间的民间高利率借贷占了百分之二十点五;月息二分以上的高利贷约占百分之四十三。其中月息二分至四分的高利贷占了百分之十八点二,月息超过四分的恶性高利贷占近百分之二十五。而且目前农村的农民借款中只有百分之十一的借贷是用于农业再生产,其他百分之八十九的借款都是消费性的借款,而不会投入生产的循环使用,因此就很难想像百分之八十九的借款者用什么来还钱。此外,高利借贷与买卖婚姻、赌博等现象相关,诱发了一系列的民间纠纷,有的债主请黑道讨债,有的发生斗殴致伤,还有的与黑恶势力结合,殴打无力还贷的农民、强行拉牛抓猪,影响了基层的政治稳定。

其他少数既得利益者剥削社会大多数人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例如上市公司剥削股民、民企

老板克扣民工工资等等现象,我们见得少了吗?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把中国这个古老传统的国家带到了这个绝境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块土壤出了问题,我们这块土壤的坏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仅见。”

社会之坏五千年仅见

我分析有三个原因使得我们的土壤变坏了。第一,中国这一代人是五千年来的唯一不敬鬼神的一代,古人「抬头三尺有神明」、做坏事下地狱的简单封建理念,到了这一代荡然无存。我虽不主张迷信,但是当一个民族到了一切向钱看而无所畏惧的时候,人吃人的社会就成形了。

此外,土地改革将地主阶层一扫而空,我绝不否认恶地主的存在,但是地主阶层,也就是以前的乡绅,在中国文化中是中华礼教的维护者。举例而言,以往封建时期的修桥、铺路、建学校、建庙宇都是谁做的呢?都是地主阶级。例如,以往被所批判的四川地主刘文采,最后也被实事求是的态度翻案了,原来他是个大善人,他耗尽家产建立了闻名遐迩的文采中学。如此例子不胜枚举,山西几个大地主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包括乔家、王家,到了分土地打土豪的时候,农民不忍心占据地主庄园,所以才将这些古迹保存了下来。可是地主阶级不分好坏地全部清除,其结果却使得广大农民不知何为礼教。

最后,中国从来就是个没有法治的国家,一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地方干部和恶霸在历史上一向为所欲为的传统到了新中国没有丝毫的改变。这样一个不敬鬼神、没有礼教束缚、无法治约束的一代就是人吃人的一代人。今天以简单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执政哲学使得中国这一代人更往「钱」看,但是不敬鬼神就无所畏惧,不知礼教就寡廉鲜耻,无法治约束就贪赃枉法,这不就是今天中国人的社会吗?

就是因为这些改革的少数既得利益者侵吞大多数弱势群体的现象太过严重,因此五中全会「国内和谐化」的理念就特别地具有时代意义。从我前面所分析的问题看,目前在这片坏土壤上以简单经济发展为唯一考量的发展观,已经造成了社会的极度不和谐,而国内和谐化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经济发展停滞的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湾就充分说明,一个社会绝无可能在社会极端不和谐的情况下发展经济,而且不和谐的社会将使得政府的执政基础迅速沦丧,造成社会进一步的动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的不稳定、的频仍以及经济的停滞发展,不正说明社会和谐的重要吗?在社会不和谐的危机之下,学者专家却仍然高喊着以经济发展为唯一的目

标的理念将会如同菲律宾等国一样,使得中国经济体系迅速瓦解。

以法治挽回政府信誉

宗教信仰是靠历史的传承,礼教的建立要靠文化的积累,绝对无法而且也不需要靠行政命令建立这套系统。透过长期的法治化建设形成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以规范每个个体的行为应当是政府长期努力的目标。

但在短期之下,政府必须利用严刑峻法解决老百姓痛恨的国资流失、以强欺弱、治安恶化、行政司法、政府腐败和三农等等问题。可是严刑峻法的推动脱离不了各级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的执行。但很不幸的是,由香港嘉利来的案例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包括司法机构的嚣张气焰,不但无视中央政府的存在,而且其作为已经开始动摇国本。有这样的地方政府,我们还需要敌人吗?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官商勾结的既得利益者,使得国内和谐化的改革越发艰难。在此我呼吁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执政能力,以严刑峻法贯彻以民为本的思维,整肃吏治,因为没有一个廉洁有效率的政府就很难彻底解决老百姓痛恨的问题,也无法推动以民为本的法治化建设。

其具体做法应重新定位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首先我们要确立一个理念,何谓正确的政府职能。各级政府的职能不应以经济建设为唯一的目标,更不是像目前各级政府一样的大商贩的身份。协调发展才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只有解决好人民最不满意的问题,才是各级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标。

但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要有一个如同香港和新加坡一样的廉洁和高效的政府。中国各级政府的全面腐败与低效率曾经引发了大面积的体制改革的讨论。一些食洋不化的专家学者提出西方式的民意监督包括民主(议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是体制改革的唯一良方。但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意监督能否到位还遥遥无期,而以简单经济发展为纲的错误思维已经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动汤和不和谐。

民主和民意监督根本解决不了中国各级政府的腐败以及低效率。我认为这一切应该归咎于我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解太过肤浅所致。举例而言,一九九七年之前的港英政府不但清廉而且高效率。但是当时的香港有民主吗?有民意监督吗?有舆论监督吗?都没有。五六十年代香港本地媒体胆敢批评港英政府,政治部的官员就上门抓人以「不受欢迎的外国人」递解出境。这种威权体制下的港英政府竟然是最廉洁与最高效率的政府。清廉的新加坡政府也和香港类似。可是,亚洲其他地区包括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台湾等等,在法治不健全的环境下引进了民主与舆论监督,但是政府的

腐败和低效依然严重而不能解决。而这也是我为何主张单靠民主与舆论监督不能解决腐败与低效的主因,因为民主与舆论监督必须在法治化的框架下才能发挥作用,而这也是为何民主与舆论监督在法治化的西方国家有效而在亚洲大部分国家无效的主因。

以香港和新加坡的案例而言,政府的廉洁和高效来自于英国人建立起来的严格的流程式管理。那么流程式的管理有多重要呢?以土地协议转让为例,如果规定要竞价拍卖,那么竞价拍卖本身就是流程化的管理,而不再由领导拍板决定。以往领导有很充分的空间去讨价还价,由于没有一个价格机制在,因此需求量是无限大的,太多人需要土地。而竞价拍卖就是一个规范的流程,减少了官员腐败的空间,而且由于价格的调整使得需求减少。如香港批地就是流程化的公开竞价,港府官员没有贪污的空间。而如何补偿拆迁户都有一整套的程序,双方都没有议价的空间,因此大幅减少司法和黑道威胁。

最后我想提出,五中全会的「三和理论」将是继「三个代表」之后的重要里程碑,也和「三个代表」一样肩负着不同时代的不同使命。毫无疑问,「国际和平化」及「两岸和解化」的推动,与「国内和谐化」的日益恶化,更显现了北京推行「三和理论」的迫切性,而解决「国内和谐化」是重中之重。在国内法治化的建设还未完成的前提下,我们应以严格流程化的管理解决各级政府的腐败和低效的现实情况,然后以严刑峻法解决人民最不满意的问题,才是各级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标。

社会环境

所谓社会环境分析,就是对我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制环境、科技环境、文化环境等宏观因素的分析。社会环境对我们职业生涯乃至人生发展都有重大影响。通过对社会大环境包括国际、国内与所在地区3个层次的分析,来了解和认清国际、国内和自己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法制建设、政策要求及发展方向,以更好地寻求各种发展机会。

总体来说,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好的宏观环境,社会安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并与全球一体化接轨,法制建设不断完善,文化繁荣自由,尖端技术、高新技术突飞猛进。因此,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职业环境的变化。

中国社会现状

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是处在一个以片面理解的经济发展观为唯一导向的、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而这个腐败阶段正是欧洲两百年前****革命的温床。

中国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患难,打倒了西方帝国主义,赶走腐败的蒋介石政权,到头来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导向,又极为讽刺地把中国带回了两百年前以及类同蒋介石政权的腐败窘境。对外而言,这种单纯强调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重蹈日本覆辙──出口激增、以邻为壑──带来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与汇率的制裁。对内而言,各地政府放弃了本身职能,变成了个大商贩,招商引资、卖地筹资搞政绩工程,盲目发展经济,造成中国特有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大量浪费现象。

表面上看,中国的GDP每年以百分之九的水平高速增长,但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说,全国省级统计数据约有四成水分,县级高达八成,如果再扣除环境污染的成分,按照中科院的计算,大幅缩水的GDP还要再缩减七成八,而且还以每年两千亿美元的利润形式流向海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这种资源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能源浪费是先进国家日本的九倍,欧洲的五倍和美国的二点五倍。其他问题如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低落、四分之一城镇有着严重的政绩工程等更是不胜枚举。

这些经济表面现象的恶化还不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社会在以简单的经济发展为纲的改革开放下,整个土壤变坏了,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才是最令人担忧的。

举例而言,我在二零零四年提出「国退民进式的国企改革让少数国企老总暴富,而同样贡献的职工却被贱价买断工龄」这种社会不公现象时,主流经济学家的答覆令我感到震惊。他们认为民企比国企更有效率,所以应该进行改革,就算改革中出现一些腐败问题也是可以接受的。

国企改革天怒人怨

我在此必须郑重地申明,我谈的绝对不是国企或者民企谁有效率的问题,而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相当多的案例显示,国企收购者贱价买断工龄,将下岗职工推向社会,由失去了国企的政府和社会大众来负担,但收购者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或铲平工厂就地起高楼图利自己,但是改革成本却由全社会负担,这就是我所批评的天怒人怨的改革。这些收购者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置下岗工人于死地,还能吃得饱、睡得好,甚至在台上口沫横飞地大谈自己「产权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不懂他们怎么还能这样毫无羞耻心,甚至还睡得着觉。

这个坏土壤所孕育出来的既得利益者处理「教改」的手法更是匪夷所思。虽然大学仍是公立大学,由政府补贴,但是政府却允许大学巧立名目、提高收费,让大学教职员中饱私囊,而其成本却由社会最底层的穷人负担,因为大学乱收费的结果阻断了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管道。但我们看不到一点既得利益者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同情,反而以市场化为手段,以个人利益为目的,透过教改,大事搜刮,中饱私囊。更有甚者,在这个社会一切往「钱」看时,北大和清华的教职员利用前人苦心经营的校誉,搞了个北大系和清华系的企业集团,在股市上呼风唤雨,操纵股价,利用北大清华的清誉坑害股民,图利自己。

(真是敢说啊!)

类似的现象在医改问题上也是让人扼腕痛惜。所谓的「市场化」的医改措施,让穷途末路的病人挂急诊病号竟然要先交付保证金,否则放在走廊上等死,难道我们的医院连一点最起码的人性关怀都没有了吗?医改的结果,不止穷人看不起病,甚至连一般人也视去医院为畏途。

此外,腐败的地方政府官员和地产开发商合谋,利用黑道对付手无寸铁的拆迁户的手法更是令人发指。为了逼迫拆迁户接受不公平的补偿,不但利用黑道直接殴打当事人,甚至威胁当事人的子女。在腐败的司法制度下,拆迁户投诉无门,甚至连主动协助拆迁户打官司的律师,竟然也被利益团体利用腐败的司法力量将其入狱,置于死地。中国大地什么时候竟然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

当老百姓投诉无门而转向司法体系寻求正义时,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待遇呢?基本上是中午吃原告晚上吃被告的待遇。在很多时候,司法机构包括法院和公安不是故弄玄虚的不受理,就是和利益团体勾结,侵害百姓利益。

当老百姓的权益受损,因投诉无门而上街游行抗议冲击地方政府的时候,地方政府是什么处理态度呢?军警围剿甚而对外宣布是国外恶势力操纵,民众因而被捕下狱。你竟然看不到一点地方父母官解决百姓困难的情怀,那种人吃人的凶狠劲让人感到寒心。

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资产

更有甚者,目前中国这种人吃人、侵吞弱势群体的水平,还上升到了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资产、司法暴力审判、行政暴力合法的超高水平。最着名的例子当推港商嘉利来的股权被侵吞案。一九九五年,香港嘉利来与北京市二商集团、北京恒业房地产公司组建公司,共同开发世贸中心项目。二零零零年时,二商集团个别项目负责人垂涎于嘉利来的股权,于是勾结社会恶商,买通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外经贸委的个别公务人员,组成合谋团夥,侵吞嘉利来股权。

二零零一年年底,嘉利来提起行政覆议,商务部其后撤销了北京市商务局的行政批覆,但北京商务局拒不执行。其后经国务院领导批示,国务院法制办查核后,国务院办公厅零三年七月责令商务部等单位督促北京市商务局立即执行中央政府行政覆议决定。八月十四日商务部也明确再次要求北京市商务局立即执行。为遮掩商务局违法行政的错误,北京二商集团依据伪造的复印件合同,在北京市二中院起诉商务部,北京市二中院竟然判中央政府败诉。北京市政府内部的腐败分子这种操纵司法、暴力判定行政暴力合法的判决将尽失民心,而严重动摇国本。

这些年来农村的衰败也不遑多让。三农问题的严重,让人感到怵目惊心。农村破败的基本原因,还是因为农产品的附加价值远低于工业品的附加价值,因此经济越高速发展,农村就相对地越破败,而其必然结果就是农村资金大量流入城市追求高附加价值。但是农村资金缺乏的结果,是与各种权力高度相关的地方干部亲属和非农经营业主,透过高利贷进一步剥削穷困不堪的农民。

(多少代农民已经做了无谓的所谓的剪刀差牺牲,还被受益城里人歧视,可怜啊!不公啊!)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的调查,类似于国民党时期的高利贷在很多农村地区就重新泛滥起来,而且情况是极其严重的,与国民党时期的乱象相比,毫不逊色。举例而言,月息在一点五至二分之间的民间高利率借贷占了百分之二十点五;月息二分以上的高利贷约占百分之四十三。其中月息二分至四分的高利贷占了百分之十八点二,月息超过四分的恶性高利贷占近百分之二十五。而且目前农村的农民借款中只有百分之十一的借贷是用于农业再生产,其他百分之八十九的借款都是消费性的借款,而不会投入生产的循环使用,因此就很难想像百分之八十九的借款者用什么来还钱。此外,高利借贷与买卖婚姻、赌博等现象相关,诱发了一系列的民间纠纷,有的债主请黑道讨债,有的发生斗殴致伤,还有的与黑恶势力结合,殴打无力还贷的农民、强行拉牛抓猪,影响了基层的政治稳定。

其他少数既得利益者剥削社会大多数人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例如上市公司剥削股民、民企老板克扣民工工资等等现象,我们见得少了吗?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把中国这个古老传统的国家带到了这个绝境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块土壤出了问题,我们这块土壤的坏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仅见。”

社会之坏五千年仅见

我分析有三个原因使得我们的土壤变坏了。第一,中国这一代人是五千年来的唯一不敬鬼神的一代,古人「抬头三尺有神明」、做坏事下地狱的简单封建理念,到了这一代荡然无存。我虽不主张迷信,但是当一个民族到了一切向钱看而无所畏惧的时候,人吃人的社会就成形了。

此外,土地改革将地主阶层一扫而空,我绝不否认恶地主的存在,但是地主阶层,也就是以前的乡绅,在中国文化中是中华礼教的维护者。举例而言,以往封建时期的修桥、铺路、建学校、建庙宇都是谁做的呢?都是地主阶级。例如,以往被所批判的四川地主刘文采,最后也被实事求是的态度翻案了,原来他是个大善人,他耗尽家产建立了闻名遐迩的文采中学。如此例子不胜枚举,山西几个大地主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包括乔家、王家,到了分土地打土豪的时候,农民不忍心占据地主庄园,所以才将这些古迹保存了下来。可是地主阶级不分好坏地全部清除,其结果却使得广大农民不知何为礼教。

最后,中国从来就是个没有法治的国家,一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地方干部和恶霸在历史上一向为所欲为的传统到了新中国没有丝毫的改变。这样一个不敬鬼神、没有礼教束缚、无法治约束的一代就是人吃人的一代人。今天以简单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执政哲学使得中国这一代人更往「钱」看,但是不敬鬼神就无所畏惧,不知礼教就寡廉鲜耻,无法治约束就贪赃枉法,这不就是今天中国人的社会吗?

就是因为这些改革的少数既得利益者侵吞大多数弱势群体的现象太过严重,因此五中全会「国内和谐化」的理念就特别地具有时代意义。从我前面所分析的问题看,目前在这

片坏土壤上以简单经济发展为唯一考量的发展观,已经造成了社会的极度不和谐,而国内和谐化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经济发展停滞的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湾就充分说明,一个社会绝无可能在社会极端不和谐的情况下发展经济,而且不和谐的社会将使得政府的执政基础迅速沦丧,造成社会进一步的动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的不稳定、的频仍以及经济的停滞发展,不正说明社会和谐的重要吗?在社会不和谐的危机之下,学者专家却仍然高喊着以经济发展为唯一的目标的理念将会如同菲律宾等国一样,使得中国经济体系迅速瓦解。

以法治挽回政府信誉

宗教信仰是靠历史的传承,礼教的建立要靠文化的积累,绝对无法而且也不需要靠行政命令建立这套系统。透过长期的法治化建设形成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以规范每个个体的行为应当是政府长期努力的目标。

但在短期之下,政府必须利用严刑峻法解决老百姓痛恨的国资流失、以强欺弱、治安恶化、行政司法、政府腐败和三农等等问题。可是严刑峻法的推动脱离不了各级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的执行。但很不幸的是,由香港嘉利来的案例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包括司法机构的嚣张气焰,不但无视中央政府的存在,而且其作为已经开始动摇国本。有这样的地方政府,我们还需要敌人吗?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官商勾结的既得利益者,使得国内和谐化的改革越发艰难。在此我呼吁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执政能力,以严刑峻法贯彻以民为本的思维,整肃吏治,因为没有一个廉洁有效率的政府就很难彻底解决老百姓痛恨的问题,也无法推动以民为本的法治化建设。

其具体做法应重新定位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首先我们要确立一个理念,何谓正确的政府职能。各级政府的职能不应以经济建设为唯一的目标,更不是像目前各级政府一样的大商贩的身份。协调发展才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只有解决好人民最不满意的问题,才是各级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标。

但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要有一个如同香港和新加坡一样的廉洁和高效的政府。中国各级政府的全面腐败与低效率曾经引发了大面积的体制改革的讨论。一些食洋不化的专家学者提出西方式的民意监督包括民主(议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是体制改革的唯一良方。但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意监督能否到位还遥遥无期,而以简单经济发展为纲的错误思维已经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动汤和不和谐。

民主和民意监督根本解决不了中国各级政府的腐败以及低效率。我认为这一切应该归咎于我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解太过肤浅所致。举例而言,一九九七年之前的港英政府不但清廉而且高效率。但是当时的香港有民主吗?有民意监督吗?有舆论监督吗?都没有。五六十年代香港本地媒体胆敢批评港英政府,政治部的官员就上门抓人以「不受欢迎的外国人」递解出境。这种威权体制下的港英政府竟然是最廉洁与最高效率的政府。清廉的新加坡政府也和香港类似。可是,亚洲其他地区包括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台湾等等,在法治不健全的环境下引进了民主与舆论监督,但是政府的腐败和低效依然严重而不能解决。而这也是我为何主张单靠民主与舆论监督不能解决腐败与低效的主因,因为民主与舆论监督必须在法治化的框架下才能发挥作用,而这也是为何民主与舆论监督在法治化的西方国家有效

而在亚洲大部分国家无效的主因。

以香港和新加坡的案例而言,政府的廉洁和高效来自于英国人建立起来的严格的流程式管理。那么流程式的管理有多重要呢?以土地协议转让为例,如果规定要竞价拍卖,那么竞价拍卖本身就是流程化的管理,而不再由领导拍板决定。以往领导有很充分的空间去讨价还价,由于没有一个价格机制在,因此需求量是无限大的,太多人需要土地。而竞价拍卖就是一个规范的流程,减少了官员腐败的空间,而且由于价格的调整使得需求减少。如香港批地就是流程化的公开竞价,港府官员没有贪污的空间。而如何补偿拆迁户都有一整套的程序,双方都没有议价的空间,因此大幅减少司法和黑道威胁。

最后我想提出,五中全会的「三和理论」将是继「三个代表」之后的重要里程碑,也和「三个代表」一样肩负着不同时代的不同使命。毫无疑问,「国际和平化」及「两岸和解化」的推动,与「国内和谐化」的日益恶化,更显现了北京推行「三和理论」的迫切性,而解决「国内和谐化」是重中之重。在国内法治化的建设还未完成的前提下,我们应以严格流程化的管理解决各级政府的腐败和低效的现实情况,然后以严刑峻法解决人民最不满意的问题,才是各级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标。

社会环境

所谓社会环境分析,就是对我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制环境、科技环境、文化环境等宏观因素的分析。社会环境对我们职业生涯乃至人生发展都有重大影响。通过对社会大环境包括国际、国内与所在地区3个层次的分析,来了解和认清国际、国内和自己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法制建设、政策要求及发展方向,以更好地寻求各种发展机会。

总体来说,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好的宏观环境,社会安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并与全球一体化接轨,法制建设不断完善,文化繁荣自由,尖端技术、高新技术突飞猛进。因此,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职业环境的变化。

日本的老龄社会:现状·影响·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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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年第40 期 日本问题 究研

的老本社会龄:状现・ 影・响策对

车维汉

上(海经大学国际工财管商理学 院海上2 0043)3

日本是当世今界龄化问题老最重的国家之一。据严日有关机本构统,计56岁上以的老

龄者

占人口总数的比率(以下龄者老的年龄含皆义为5岁以上),1695年仅为0.94,%1959

年至14升.8%2,004年达到19%。预到计0125将年过超25,也就%是每4说日个人中本

一个有是龄老,者本日进入真将正意义的老上社龄会。而2到050年一比率将这达32.到

3%。另外,l5—54岁就的业口己人1于995为拐点趋年于减。少估计据到0250就业年。人

口只现有的在成6左右与。其发他国达家相,日本人比进口老入龄社会化速度的较。快

统计,法、瑞国典、美、英国利国德国,老化率从龄7上%到升41%倍年数化,分为114年别

、82

、69年、年4年和642年,日本仅而2为年。①4国中发展是国家中潜在的中老化龄题较问

严的重家,预计到国200年5口的人老化龄率将比达23%左到。这右个字数高同期韩国于

l%的水2,高于发展平国家中均15平%和世界平1均.64%水的。②显然,深平研入究本日的

老龄化

问,题对于国我来说具有重的要鉴借意义。

一 日本、快进较入龄老化社会原因的现状与

.1本日较快入进龄化社会老原因的分析

根据西方经学家的济人口转理变论,国人口一年龄结构的及变动与该其国所的处经济

发阶段密展切相。③从欧关发洲国家达发展历程看的几,乎都经了人历老龄口的这化阶

。段这个从意义上看,日人本老口龄是战后日化经本高速增长济和济社经发会生变的化

一个

反。日本人映口老化的龄因有二:其原,一随生着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服活务条件的善改,

本日的平均寿命在人延。据长统,从计179年到09159,日本人的年均平命约寿长了5延

。19年89年日男性本的均平寿为7命.716岁女,性84为.0岁,已1到达世界最水高平其。

二,出生率降低的。统据,计1995年的总特计殊出率生女(性人一均中的生生孩子数为)

142,仅.相隔3的1年98年又降低至1.39。这远低82于0.人9“人的口换水准置出生率”

(使孩一代子人口的不于少父母代一的人口应达所到的出率生)出。率生的低主要下是因

为晚婚

和婚不人的比增加。率195年9日女本性

的未率为婚50.8,男性%为8.9%2战后。

05代初年日本曾,出现生育过高峰但,从是07年代初始出,生明率显下降。原因战是后

初年出生女性的,虽在7然年代己0到婚结和生育年龄但,在生活水平提高和就是业机增

会多的条

下件,她中们的多许并未人择结婚,尤选其未择生孩选,因子稳定的收入为体面的和

作,增工加了孩子的机生成本。会还应指出的,经是高速济增期长的城间市有具种某“抑制

口”的功能随。着批劳动大力流城市人在,口人别性结上构出现男性多了于女性的况状

由性别不平于导致衡配率低婚出生率下降和另外,进。入城打市工的男青年,当其女回返农

村时,婚其时间配被迟,从而又延降了低村的农出生。

.2日老龄本社会特的和征现状

已及论,本人口老日化的龄著显征特是在时间,它上欧美比国进入家龄化社老会速

度快。外,日本的此老龄人在口空上间布不分,即老龄人口均占所比,农村率高城于市,济经

相落后地对区于高发达地。一据国势调区,19查8年5本神奈日川县龄人老的口比率为.57%,

[日①]日本总厅(务现总省)务国《势查》;调厚省国立生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所:究<日将来人本

口推算》的,198年9。

② [

]日本情日报育研教究:(会201年日0的本书》,白文清:00社1年,版第85页。

③ 熙保:《郭经发济——理论展政策》与.国社中会学出版社科2000年版,:l5第一455l页

维。资普 讯tthp/:www/.cqvip.ocm

日 的本龄社会老现:・影响・对状策

而岛根县的高达51.3。%1909国全龄人老所占平均比口率为21.1%而,村农达20.高8%。

老龄人

口的分布均,不增了对之加进行合治综的理度。难

尽医疗保管已达健较到水高,但平老年体多病弱的然自律规可抗拒不因,老此者的健龄

康问仍题老是社会最突出的龄题。据日本情问报育教究会研001年的2计资料,日统本龄老

者的诉有者(率于每人中自感我觉有者病的率)为比530.,达到50%以3。由上体弱于病

原因影响日常而生(包活外括出作工家、务活动等、的老)者为2龄3.30达,2到%以上。近0

一 半龄者老卧有在病累床计间在3年以时经上历。6岁以5的单上身老者人均龄日每单

生活时为间2l时l小8(分人均为独单生活时间2倍的)加,上睡时间眠为,O2小时43分,

可见

身单老每日人儿乎在是独孤中度的。过每千人龄者中,需要家老庭理护

员的有4.78

,需在老龄院特护殊的理有2.l人,需住7院治6个月以疗上有的51.6人,随老着龄者人

数的

增,上多述比率还增人。7O会岁上以老的龄者人均的医疗费国民为均人的额.34。倍

①于年由体老弱等原因老龄,参加社会者活受到不同动度程的响。有影参意与愿但能不

与参的1为.84,拒%绝与的占32.6参。%有2.46%老的龄者对住宅件条满不。意有约

40%老的者感到龄入不便,出中有1其4.5的%是因人梯陡楼坡道和、路等。老窄龄者死于

交通故人数的事率有比上的升势,199趋9年交通事为死者故数总3的%5死。于火灾的龄老

者约占火灾

者总数的~半死犯。殃及罪龄者老事的,19件9年8比9917上升年了1%8。②

日本、人口老龄对化经运济的行影

响2

世纪90O代以年,日来经本一济直于低处状态,迷重要其原也因包人括口的老龄化问

题人。口老龄的化对济的影响经要主体现在下方以面 :’

1.

对劳力动给供的束约

出生率

低下结的是劳动力人口果减的少,将这直接起抑到经济增制的长作。据统计,

从2000年至0252,年本的劳动日将力0以.55的%年率减,少2从250年2050年至,少的减

幅度大更,其少减的年率1为.4。男性老%者和女龄性的就业上升会在率定一程上抵度消

低出

生率带来劳动力的减的负面少响影但,长期看,这又使低出生率的来状况到得延续,

这实是一在两个的问题难。

.对2储及蓄资投的响。影

依储据的蓄生周期命论,日理本老龄比者率的增,意加着味参储加蓄11数量人减的,少

这势

必设备对投资产负生影面响从。求面上需看,动劳的力减,少将为省力化设备投资成的

重要原因但是。从供面给,看果如其他条件定给,劳动的力持减少续将导资致本收益率低

下,又影会响资。投观宏储率蓄下低另一个的重要原,因作是为社保障会转的移支出由家

须庭

蓄储来弥,补转而支出移不于设同投资和备会资本投资社它,仅产生能刺激费的效果。消

日本老者龄子与同居的比女较率高,可这在一定度上程缓减储蓄下率的速降。度可今是后

随伴龄者独老立家数庭量增加的,储率蓄有将一步下进的可降能。③

.3资本对市的场影

日响人本老龄化口不仅对实经体,济且而资本对场也市很大的有响影。一般来,说济经增

减长速与资,本收益率降、股低票和券的价债降低有格关老龄。比者率增不加使储蓄仅降率

低,会还拥使有融资产和金地房产

的阶层减少这在一定条件,会产下生制国抑内产资价上

升的效。果国在际资市本场资的金给供具有弹性前的下提如,能果及时进引外,便可弥补资

内储蓄国的不,在一定足度程上缓解人可老龄口化负的影面。响本日来可将要进能这样

一 种状:态即人在口老龄化之进前行蓄储并形成外资产对当老龄,化峰高来到,又不时得不

引入

本资以稳定宏经济。问题观O是CED各尤国是其欧洲发的国家达,均在存不同度的程

①[日 日本]情教报研究会育(2001:年本的日书白,清文社》0201版年,第3页。

② 同①,6第4。页

日][八尚宏・前田代芳昭“储:生命蓄周期说是适否用日于”本,日本《经济研究》27第,1号994

普维讯资h tt:/pww/.cqviwpcom.

的老龄本会:现状・影社・响对  策 3

化龄题问国。资际市场本无法时满足这同国些因家老化问龄题带来所的巨大资缺金。口

.对4政和收入财再分配影的响

随着

本日老化龄进的,展过税制通和社保会险制度进收入转移的行模规也扩会,大可

养在金老负的、发担放运营和等方面对经济,生抑产制果效。一第由于老,者比率龄大增,对

1于695后年生出人口的说来公共,老金养发的放开已变始得不入敷出”。①如果老和养医

疗保险的

负增担,在由加劳者动和企对业半担的承况情下,对企业于和家来说,这庭异于无增

加未来的税收

,会使们人就愿业望退,导致减对业雇用企抑的。制二,日第本前目做的法,

公养老金共放的前发是劳动提须者劳从动场市出退这实,上起到对际龄老就者征业的效税

。第果三公,共养老金运营成增大本目。日本前公养共老金的管费已高理达际发实放的额

1%0。本对日公养共老一直以财政金融投的资形式行进资本营运其,收率非但益不高而且

由于治政力等因素,压其中部分养老因投资金目不项,当转化已为良不产资。资本市在国

际、化民资间本运用效率高提今天的将,老金养期交长给激励无制机的公共门部营,运疑

存在无大很风险的。

三日、本应对口人龄化老政的措策

面对龄社老的会变化新新和题,问日本政府取了采一系列对措应,施大致可分为以四下

个方

:面

I.

将对老龄社会治理的为作本国基策

本日于199年制5定颁行了《老并社会对策基本法》龄该法,成了处构理龄化老题问的

制度

架。框在该架框,内设立了内以总理阁大为会臣,长阁成员内为员委老的社会对策龄会

议度。制9961年会议制该通定

过了老《龄会对策社大纲,作》政为应对老府龄的化本基

。针政府的对策及涉龄老者就业、的收、入康健福利、、活生环、境习和学会社动活诸多方等

面。应对为些方面这老的龄化题问,每年有都一般会专计项预作算支持。20为00年的项该

预算高达额O兆15969亿日。②元

改革养老.金社等会保障度制

日前人口的本龄结构是年金塔型字。此在人口结下,还存构在通过公养老金共度制

向老龄进行收入者转移能性。然可而随老龄着口人的增,养老金加发透支放的况日情严益

重,也

增了对大财的压政力。目,前养老制金度改革遵循是的“益者受负担”原的则目,是的

解决养金等社会保障老的源财问题具体做。是法在高提老保险养的金比的同时率削减,养

金发老额,以放恢养复老金积累发和放的衡。均199从4年,将养老起险保金比由率收入月

的1.4%5高提至6.1%5,年次又提高08.%。5从0210年,养老金起的放发龄年6O岁分由

阶段地提高到65岁③。论无老龄是者继续否就业,都保对其证放发养的老的金总额变不,

以恢复“保

数理上的险平公”。性对老针龄口人部内存在收入的、健康偏好等和诸多方的面

差,采别行同不的收入分再政策。配

3.立建学完善的老科龄供养体者

系日本着

构建力老龄者供的体养:系是由政府一企业和成的组会社养。供要体现为政

府资支出老持事业和完善社会龄福利设,施业为企龄老者付交老、医疗等养保金险为老龄,

提供就业者岗等;位是二来自于子的女家供养庭,要主体为现顾老龄照者的常日生活身和心

健康:三等是老者在龄力能及所前提下继的续业就行自实我供养老。龄者的再业是一项

综合性社的工会程,涉企业及年轻就业利等多者方面的益利,因此需政要府出面进引行导

调。日协于19本59修订了《年老者龄雇佣安法定,确立了老龄》雇佣者及其佣助雇成制金

度即,对于提高退年休、提供龄业就岗位6和O以岁上老龄就的业的比率达到者10的%

① []经济日划企厅:《编济白书》经大藏,印省刷1局99年版6。

② [

]日日情报本教研究会:育2(001日本的白年》,书文社2清001年版第,7O。页

复旦 大日本研究中心编学《日本:社保会障度制—兼—中国补论会障保制度革》改,旦大复学出版

:社9196年,版381—38第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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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 的本龄社老:现状会・影响对・策

业,府予政以放发助成金。

为弥补动力劳供不给足注,发重现挥劳有动的潜能力,不对利于

已婚女性老和者龄业就的税收制和度会社险制保进行度改革促进劳,力动产业在问、业企问

自流动。由

期短来,看老者就龄业的上升率在会一程度上定抵消动力劳减少负的影响,面但期长来

看,出生率适度的复恢是才经济稳步长增的必可少不的件。条据根oKas,Saitioan d ashiYr

的o论,养育子理历来女是家内庭的动,如活一旦使其社会果化出生率,有可能恢就复”①。日

政府本19于99制定年《了子化对策基本少方》,针大了加立设和善各项完社保会设育施的

力度从。200年始扩0儿童抚大津贴发放养的年范围,从原来的龄岁提高3至学入。前

4为.老者营造舒龄适向上生的环活境

为丰富老者的龄精神文生活化日,本强加对民馆公图书、馆博物、馆和妇女中等心化

施的设建设开设以老,龄者对为的象类讲座各和培训鼓;励龄者老其以丰的富知和经识验,

通过授

、课导等方式辅为社服务会予以并贴补。在路道、建物等筑通交公共和所场配有利备

老龄者行出方便各的种设和施全标安等。2识00年起0行《实介保险法护,》形了成由各级

政府

个和人共同承担的理服护保务体系。在市町险成村老龄者保健立心中,善完身健康复、

各等保种设施。组织健学医科人技加强员老对年病疾的研和防究;资治助立研究所研国制

便于

老者生活龄的种各福利器械维。老护疾年患者和老病年活能生力下低者合法的权

。利⑦

人口的老龄是化经济社发会展中的种一阶性趋段。向在老龄面化前人,们所能做到

只的是尽能可减少地它带来所负面影的。响如何应人口对老的龄化将,成为日民本今族后长

面对的具期很有难大度课题。中国的是人口也老龄化为严较的重国家,然与虽本日情国不

同,但在龄化问题的老许多面方两国都,有可比性相似和。因此性,及跟时有踪日关本龄老

化问

并加题研究,以疑无一项十是有分义的工作。意

参考献文

.日[中谷]监严修日本合研综究编所《日:本济经性化的活条件》东洋经济,报新社:

19

4年9版。

2.[日]

本日务总厅现总务省)《国势调查》(厚;省生立国社保障人会口题研问所究:

日本《来将I1人推的算,》991年。8

3.[

日日]本情报育教研究会(:201年0本日白的》书,文清2社00年版1

.[4日八]代宏・前尚田芳昭“:蓄生命储期周是否说适用于本”日《,本日经研济》第究

7号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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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

日]本报情育教究会:研1997年日本的《书》白清,社1文99年7版《;1999日年

白的》书清文社1,99年版9

.7oKasi,uYata,kJu naiSto and Nahioo Yrshaior[918]“Deligc oPpulaton iadSus—

atind Econoemic rGowt:haCTh ey Coexit?A”A EPaers apd Pocerdingse,Ma.y

.熙保郭《经济发展:—理—与政策论,中》社国科学出版社2会00年0版复旦大。日

学本

研中究编:《心本日社保会障制——兼度论国社会保中制度改障》,革旦复学出版大社

199年6版。

.陈建9:《安战后本日会保社障度制研》究,复大旦学版出社199年版6。

(责

编辑:裴桂芬任)

① KsaoiY,ukat,Ju naiS tndaN oaio Yashml[189“]eDlcin Pogupatlona d usSinedt Eonocim

rwtoh:Ca thy eoexCi?tAE”A apPrseand Pr coediegsnMa,.y

⑦[日]本日报情育教研会究:(919年日本7的书白,》清社文:1979年:版1<999年本日的白》,清书

文社1

999版;(年200年1本日的书白,》清社文:2001年版。

日本的超高龄化社会现状

日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未来,请看如下文章:

每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日本的“敬老日”,刚过去的9月15号是今年的“敬老日”。当天,一位日本女性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她,就是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世界最长寿女性”、现年116岁的大川操。目前居住在日本大阪的大川女士出生于1898年。那一年,中国大清王朝的西太后仍然健在,距离举世闻名的辛亥革命的爆发还有13年。

敬老日当天,大川女士收到了曾孙响贵等家人、邻居和朋友们送来的花束,同时也得到了“健康长寿”的衷心祝福。她品尝着自己最喜欢的咖啡,高高兴兴。

多年来,大川女士一直身体健康,无病无灾。虽然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站起来,但是她每天都会坐在轮椅上外出散步,一日三餐也是准时准量。

每逢敬老日,日本厚生劳动省都会发布一份名为《百岁以上高龄者》的报告。这份报告显示,2014年日本百岁以上老人的人数达到58820人,较去年增加了4423人,连续第44年刷新了“百岁以上高龄者人数纪录”。其中,百岁以上女性人数多达51234人,占整体人数的87%。男性方面,现居住在日本埼玉县的111岁男性百井盛是日本的最长寿男性,同时也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所认定的“世界最长寿男性”。

厚生劳动省的报告还显示,到目前为止,每10万日本人中有46.21位百岁以上老人。但是,预计在今年年内,百岁以上老人将新增29357人。所以,日本即将迎来人类历史上首个“百岁以上老人人数占人口总数0.1%”的“超高龄化社会”。

即使不以“100岁”为基准线,日本的高龄化社会现状同样让人咋舌。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全日本65岁以上高龄人数为3296万,占日本人口总数的25.9%。也就是说,每4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但是,仅仅九年前,这个比例数还是“5:1”。由此可见,日本的高龄化日趋严重。长此以往,“3:1”的情况预计将会出现在21年后的2035年。

超高龄社会的到来

就这样,日本成为世界各国的“先驱”,率先进入了超高龄化社会。那么,所谓的“超高龄化社会”会对一个国家造成什么样的改变呢?

如果你来日本实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东京的出租车司机基本都是老年人,在麦当劳里打工的老年人也越来越多,乘坐东京都内公交车的乘客大部分还是老年人,以至于车内的“老年人专座”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在我居住的这幢位于东京中心地带的高层公寓里,240户住户中有一大半是老年住户。其中,尚有能力下厨的老人们每天都给附近的大型超市打电话,订购一日三餐所需的食材并要求送货上门。而那些无力下厨的老人索性就向

附近的“711”便利店“电话订餐”。当然,前来送食材或送餐的人大多并不是日益减少的日本年轻人,而是在各处兼职打工的以中国人为主的外国留学生。

在这些老年住户中,身体硬朗的人会经常去附近的健身房锻炼身体。说到健身房,现在东京都内各大健身房的会员,半数以上都是老年人。我家附近的一家健身房,老年会员人数比例甚至高达八成(大部分为老年女性)。每次走进这家健身房,我都有一种进入了“老年人中心”的感觉。

有这么多身体健康、可以去健身房健身或者外出购物的老年人,也就自然会有很多疾病缠身、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而在这些老年人所患的疾病中,“认知障碍”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各位市民,附近一位身着蓝色衣服、灰色裤子的80岁左右男性目前行踪不明。如有线索,请联系市政府。”

走在日本街头,我们可以越来越频繁地听到类似这样的广播。众所周知,一旦上了年纪,人类的大脑和身体会同时衰老。当一个人的大脑衰老到无法控制自身行为的时候,这个人就患上了“认知障碍”。目前,身患这种疾病的日本人多达800万人,较20年前翻了6倍。换句话说,现在每15个日本人里就有一个认知障碍患者。

认知障碍的第一个症状是“健忘”。比如,患者会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吃过饭,明明刚吃过,没过一会儿又吃一顿,这样会造成患者体重激增;又比如,患者明明没有吃饭,但却误以为自己已经吃过了,这样的“节食”就会导致患者体重急剧下降。除此之外,忘记银行卡的密码无法取钱、去超市买回和昨天一模一样的东西、放在冰箱里的东西忘了吃,最后只能白白扔掉等等都属于这类情况。

认知障碍的第二个症状是“乱走”。有些患上认知障碍的人虽然记忆力衰退,但是身体还依然十分健康。如果他们耐不住寂寞外出散步,那么很有可能走着走着,就忘记了回家的路。最后,他们只好在住宅区附近“瞎转悠”。

以前在晚上走过住宅区,我们经常会看到瘫倒在路边或是步履蹒跚的醉汉。但是现如今,我们遇到的一般都是“穿着睡衣散步”的老年人。通过他们与众不同的着装,我们很容易判断这些人都是找不到家的认知障碍患者。在他们的衣服口袋里大多会放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他住在……如果您发现了他,请致电……”。但是,如果他们出门的时候忘带了这种卡片,那么即使被找到了,也无法被送回住处。

另外,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夫妇双方都患上认知障碍的案例急剧增多。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做“夫妻双方认知障碍”。据统计,在日本的80岁

以上的夫妇中,每11对夫妻中就有1对夫妻都患有认知障碍。在这些不幸的夫妻身上,悲剧很容易上演。比如,妻子忘记了自己正在用煤气灶做饭,而丈夫也忘记了关火,那么这样就一定会引发火灾。或者夫妻都忘记了打扫房间、忘记了定时丢垃圾,那么家里的垃圾就会堆积如山。更有甚者,这种“夫妻双方认知障碍”还会引发一方把另一方杀死之类的恶性犯罪。

现在,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会在超市偷窃,也会伤害他人或者杀人。所以,日本的监狱已经变成了满是老人的“敬老院”。但是,这些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却并不记得自己犯了罪。

如此一来,如果家里有认知障碍的父母,那么子女就只能辞职在家看护。这样的情况也有一个称谓——认知障碍停职。很显然,伴随着这种认知障碍停职案例的增多,日本经济肯定无法持续发展下去。

超高龄社会的到来已经让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改变。

比如,被誉为日本社会“安定象征”的“养老保险体系”已经深陷全面崩塌的危机之中。日本法律规定,在日本居住的所有年龄在20岁至60岁的居民(包括在日本生活一年以上的外国人)都有按月缴纳“国民养老金”的义务。凡缴纳满25年者,可自60岁退休时起领取养老金。

这一体系曾对从上世纪中期开始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在1985年,日本政府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下限”提高到了65岁,现在又在讨论将这一下限再次提高到70岁。可是,由于缴纳养老金的人数(即日本的年轻人)远远少于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即日本的老年人),所以无论将“年龄下限”提高多少,养老保险体系的崩塌都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罢了。

在2009年的大选中,日本民主党通过向民众承诺“严防养老保险体系崩塌”等方式,获得了执政大权。在之后的三年时间里,民主党虽“励精图治”,但依然逃不过“下野”的命运。取而代之的自民党安倍晋三政权自成立后便将大量养老储备金(GPIF)投进了股市,以求通过股票收益缓解“养老金危机”。但事实证明,在全日本范围内对日本股市持乐观态度、同时力求通过“安倍经济学”促进股价上扬的就只剩下安倍首相一个人了。一旦股价下跌,已经出“管涌”的“养老储备金大坝”必然顷刻倒塌。

社会结构与经济动向的变化

如果日本真的成为了这样一个超高龄化社会,那么日本的年轻人无疑会最先“殉葬”——他们身上背负的担子将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越来越重。

尽管如此,现在日本的年轻人也并不是都在抱怨自己“时运不佳”。举个例子,被誉为“战后日本年轻人最艰苦战

役”的大学入学考试已经变成了“虚设”。由于希望进入大学深造的学生人数少于日本各个大学的定员数,所以除了极少数名牌大学外,只要你参加入学考试就一定能“金榜题名”。于是,不少日本的大学干脆取消了入学考试,单凭“资料审查”和“面试”来招揽学生。如果这样做都招不满学生,那么这些学校就打着“国际化”的招牌,大量吸引外国留学生。我所任教的明治大学是东京六大名牌学府之一,但是我的班上也有近四成的学生是外国留学生。

另一方面,伴随着日本老年人的增多,年轻人的逐渐减少,原本依赖年轻人的众多产业也随之遇到了巨大的发展阻碍。比如,东京虽然得到了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但却陷入了“大量缺乏劳动力,以至于无法建设体育场馆和奥运村”的窘境之中。

获得了举办权却无法举办奥运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唯恐做出如此贻笑大方的事情。所以,他开始动员日本的女性进入社会。在9月3日进行的内阁改组中,安倍擢升5位女性出任内阁大臣,以此表达希望更多的女性进入社会的“美好愿望”。

日本社会一直保留着源自中国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儒教思想和传统,女性一旦结婚就会辞去原来的工作,专职在家“相夫教子”。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基于这一模式而形成的——如果家里有无收入的专职主妇,那么这个家庭每年可以扣除最高35万日元的税金。如果妻子的年收入超过135万日元,那么这个家庭就要交纳更多的税金。

很显然,安倍首相只希望尽快通过动员作为“社会潜在劳动力”的女性进入社会来解决已经蔓延到了各个领域的“人手严重不足”的问题。据厚生劳动省统计,日本女性的产后继续就业率仅为26.8%。所以,估计安倍首相真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提倡像中国那样的“男女平等”。

除了以上的变化之外,随着超高龄化时代的到来,日本的消费动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例如,在20多年前我还是个青春少年时,每逢2月14日的情人节和12月24日的平安夜,各种“商战”百花缭乱。所有的商场里都摆放着面向年轻人的各式精美礼物,各大餐厅都推出了迎合年轻人口味的特别菜单。但到了20多年后的今天,“情人节商战”和“平安夜商战”很一般,取而代之的则是每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的“母亲节商战”和9月的“敬老日商战”。

近年来,“敬老日商战”愈演愈烈,而且每年都有一个关键词。今年的关键词是“青春重现”。所以,能够让人看起来年轻几岁的美容器械、色彩斑斓的时装、花哨的手机都成为了热销产品。9月8日,日本内阁府刚刚发布了一组令人沮丧的数字——

由于从4月1号的消费税税率的提升(由原有的5%提升至8%),2014年第二季度(4-6月)GDP按年率计算的增长率萎缩7.1%——这场充满了“活力”的“敬老日商战”就立即让人们看到了“青春重现”的希望。

事实上,现在牵引着日本经济发展的正是我们口中的“高龄者”。总务省开展的“家境调查”结果显示,将储蓄额减去负债额后,30岁阶段户主的平均资产为-342万日元,40岁阶段55万日元,50岁阶段1139万日元,60岁阶段2052万日元,70岁阶段2101万日元。由此可见,日本的绝大部分资产都掌握在“高龄者”的手上。也就是说,老年人才是日本消费的主力人群。

由于老年人最希望得到的是一个“放心、安全的社会”,所以在今年2月举行的东京都知事选举中,承诺“让老人放心,让老人安全”的日本原厚生劳动大臣舛添要一以压倒性的支持率成功当选。目前,舛添知事正在积极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将因少子高龄化而倒闭的学校改为养老院,将东京都变成一个充满无障碍设施(无楼梯)的都市等等——毕竟,当老年人成为社会的“主角”时,我们就必须要优先满足他们的要求。

不过,与得到了“老人钱”的东京等大城市相比,很多地方性小城市就悲惨了许多。比如我母亲的故乡、除冲绳之外的日本最南端的九州鹿儿岛县就出现了严重的“人口过少化”现象。因此,母亲不得不在10多年前就把先祖的墓移到了九州地区的最大县福冈县的郊外。

刚过去的中秋节,我去福冈扫墓。在郊外,我看到了一排又一排的空屋,这让我大为震惊。对于一个居住在东京的人来说,这样的单门独栋的房子让人羡慕不已。但是,面前的这些房子都是数十年前的建筑。时至今日,房屋的主人或是驾鹤西游,或是住进了养老院。他们的孩子们也因为房屋地理位置上的不便而搬去了市区。白天的时候,由于有阳光的照射,这里一片祥和。但是到了晚上日落之后,由于没有灯光,这里立刻变成了一座“鬼城”。

不过,虽然身处“鬼城”,但是仍有一家生意兴隆、分店多达26处的店铺——高山典当行。这是一家专门收购老人的珠宝和贵金属制品的“当铺”。如果老人的子女继承了这些遗产,就需要缴纳高额的税金,所以还不如趁早把这些东西卖给典当行换一些实实在在的现金。

在这样一个“人口过少化”严重的地区,究竟有谁会来典当行买上这些珠宝呢?怀揣着这个疑问,我走进了高山典当行。对于我的提问,店员用手指了指身旁的柱子。柱子上贴着一张海报,上面赫然写着7个中国字“欢迎使用银联卡!”。过了一会儿,一个中国旅游团进入了这家典当行,争先

恐后地购买珠宝。我和其中的一位中国游客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说,这里的翡翠价格不到中国国内的三分之一,其他的珠宝价格不到中国国内的一半。

后来,我对一位九州经济调查协会的干部说起了高山典当行的情况。他微笑地对我说:“现在,中国人买的是珠宝和翡翠,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会来买田置地。从大连坐飞机来福冈只要一个小时,从上海到福冈也只要一个半小时。美丽的大海、清新的空气、新鲜的海鲜、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发达的社保,这些足以吸引中国人的眼光。反过来说,九州这个高龄化和人口过少化严重的地方也只有靠中国人的力量才能得以生存吧。”

这样的情况不一定是在九州。步入超高龄化社会之后,全日本必须进一步借助中国的力量。

但是,中国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迎来超高龄化社会。2011年4月,中国政府发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65岁以上人口占中国人口总数的8.87%。全球最大的超高龄社会已经离中国不远了。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似乎有必要从现在开始认真研究一下日本社会了。

2011年社会现状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中国出现1958年大跃进式严重问题:1、为了钱,不择手段,不惜生命代价;2、过度开发资源;3、环境日趋恶化;4、政府权力过大;5、乱花钱大建楼堂馆所;6、大量占用耕地;7、房地产开发随意性;8、太依赖土地财政;9、腐败现象制约体制改革。

二〇——年

拉登被毙了;卡扎菲也死了;乔帮主去世了没有爱疯5;凤姐移民了;芙蓉85斤了;峰芝还是离了,冠希老师在准备新作品;

广电限娱,潘币发行了;城管依旧威武,国足还是老样;老人还是不敢扶,动车的事也没回复;您想买的达芬奇是假货,

您喝过的拉菲是在轮船灌的,我们都还好,就是没船票…

温州动车亲嘴,上海地铁追尾,北京火车出轨,湖南轮船落水,飞豹战机坠毁,南海领土只能动嘴,到了泰国,人也变成了野鬼。

如今的中国,老人跌倒不敢扶,小孩被碾没人救,中华民族怎么了?

电视和电脑的区别:一开电脑:就觉得社会黑暗,官员腐败,恶势力横行,民不聊生,仿佛马上就要灭亡了···

一开电视:就觉得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载歌载舞,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一百年都不会出事 。

电脑是生活照,电视是婚纱照。

当今中国三大扯蛋四大怪事五大谎言六大成绩:

一、当今三大扯蛋:

靠工资买得起房那是扯蛋,靠努力工作能升官那更是扯蛋,说你没外遇那也绝对是扯蛋

二、当今四大怪事:

做人的不如做狗的受宠爱,做事的不如告密的受信赖,在行的不如外行的提的快,忽悠的比敬业的更豪迈

三、当今五大谎言:

中石化说亏损,警察说保护百姓,小姐说俺是第一次,老板说我亏不了你,领导说好好干有机会

四、现代人的五大悲哀:

一手好字被电脑废了,一个好胃被酒废了,一个好家被情人废了,一个好官被人民币废了,一个石油把大盘废了!

五、改革六大成绩:

房产改革口袋掏空,教育改革父母逼疯,医疗改革提前送终,企业改革下岗停工,政府改革机构臃肿,婚姻改革同居成风

六、送朋友们一副对联:

上联:该吃吃,该喝喝,遇事别往心里搁

下联:泡泡澡,看看表,舒服一秒是一秒

日本社会现状

对学习《日本社会的现状》之后的认识

在学习日本社会现状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了如何去通过一个国家的文化来分析这个国家的社会现状。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很简洁明了的了解一个国家。

日本是岛国, 与文明中心地的中国以及中国的邻国朝鲜隔海相望。在近代以前的日本, 这个距离, 某种意义上给予了与外界交流的主导权。也就是说, 顺应时势或必要时日本经由大海从大陆引进所需文化, 时运不济或不必要时再次利用大海一时关闭交流的大门。日本利用有力的地理环境, 建立起统一的国家以来, 一千多年间没有受到外来的侵略和征服, 也没有像弥生时期的大规模的外族人种的迁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的占领, 日本之前从未有过外国军队的进入。这与当时的亚洲大陆和欧洲频繁征战, 发生民族冲突不同, 日本文化得以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常常根据自国的需要有选择性地接收。这种开放和封闭的地理环境同时带来的是日本文化的两面性。开放的同时关闭, 一时开放一时关闭的外来文化的吸收也具有两面性。

日本人自古以来信仰多神论认为世上万物皆有神, 神支配人们的幸福与不幸。六世纪时佛教传到了日本。现在在日本人的生活与习惯中一般来说喜庆时以神道仪式庆贺,不幸之事采用佛教仪式。这种多元化的思维方式给日本文化带来了极大地融合性, 使外来文化和土著文化保持其不同的同时得以并存。

日本画吸收了中国画的传统模式,从而确立了它独有的民族风格,它的艺术品位和学术价值得到了世人的认同。日本民族善于吸收外来的文化,来改造东、西方一些先进的、有价值的文明。对世界新鲜的东西抱有积极学习的热情,在此基础上改装革新。在古代,日本抱着谦虚的态度向中国学习,认为日本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日本画就脱胎于中国画这一母体。同样,日本也大力学习西方现代文化,吸收西方现代主义的精髓。日本艺术家一方面潜心钻研传统艺术和西方艺术,一方面累积超越它们的勃勃雄心。

在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日本一直以谦和开明的态度加以吸纳,在十分重视传统的基础上,不断的发展提升。和中国提倡的“洋为中用”相似,日本画家提倡“和魂洋才”的精神,以日本本土精神和现代精神吸收引入西方的文化。现代日本艺术不断的走向了成熟,不但形成了一种完善的文化模式,而且也形成

了具有多种涵义的综合体。这种模式下,不排除在外的能吸收各种不相容的因素,而其自身又不具有紧密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西方现代艺术趋于衰弱之时,日本开始摆脱对他人的模仿,在后现代模式的探索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日本插画家村上隆曾说,西方当代艺术迥然不同于日本的艺术创作,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拘泥于固有的某一种文化体系,要能创造出属于自己民族的最本质的东西。所谓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能体现民族心灵深处的特质和情感,也就是民族的哲学和审美观。

当然,我们青少年一味地迷日本动漫,冷落了中国的动漫。作为一个中国人,也应该支持国产,有优秀的动漫作品,也要去欣赏。同时,对于日本动漫也要辩证地对待,因为近几年,日本动漫界一味追求商业利益,在动漫中过多地加入色情、暴力等元素,而且尺度越来越大胆,手法越来越夸张,很多动漫不追求故事本身的情节内容和精神实质,而是靠大量露骨的性描写及血腥残暴的暴力画面等感官刺激为噱头上位。这致使日本动漫有向低俗化发展的不良倾向,尤其是对青少年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甚至还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问题。 食物是一切文化的基础。在饮食文化方面,作为“世界第一的杂食族”,日本人的饮食结构是很值得探究的。因为它能反映日本人的精神结构、社会结构及认识事物的方式,反映日本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色。

日本人在饮食中兼收并蓄的特性,和他们的思想观念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中国“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日本人认为,万事万物均以“平衡”为第一要义。由于各种食物均有“阴阳”之分,自古以来,日本人始终贯彻杂食的原则,以保证“阴阳”的平衡。正是这种观念,使杂食成为日本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

最近几十年,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在各个方面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剧烈的变化莫过于日常饮食。今天的日本,随着人们口味的多样化和西方文化的不断影响,各种食品充斥市场,烹调方式也各有千秋。

从欧式面包到方便面,从麻婆豆腐到通心粉,从十六世纪传自葡萄牙的“天麸罗”(油炸食品)到十九世纪中叶一些离经叛道的医科学生发明的“寿喜烧” (音译“司盖亚盖”,意为煎烤牛肉),从法式大菜到韩国烧烤,从麦当劳汉堡包、肯德基炸鸡到泰国、印度小吃,应有尽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的日本已成为

“世界食府”,它与日本多元的民族文化特征互为表里。

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饮食文化”。中国菜讲究“色、香、味”,日本菜讲究“色、形、味”。变了一个“形”字,日本饮食文化的特征就出来了。日本菜肴虽不讲究吃出什么滋味,但很注重“形”,所以说日本菜肴是用眼睛吃的。在整个日本饮食环境里,处处洋溢着含蓄内敛却依然让人不可忽视的美。而重视历史的日本人更是把古人的饮食习惯一丝不漏地继承了来。为此,把烹饪出来的菜肴也作为自然风物中的一束花朵,用以点缀人们的生活。 都市传统音乐,它们的旋律多数是取材于日本都市的传统音乐,而都节(市)音阶则是构成这种典型日本味儿旋律的基础:都节音阶它虽然也是一种5 声音阶,但与中国和东方许多民族常用的无半音5 声音阶不同,包含了两个小2 度(半音)音程,这种特殊的5 声音阶便成为构成通常人们所熟悉的日本音乐风格的最基本要素。日本音乐的曲调常用do、mi、fa、ra、xi五音,而中国民乐则常用宫、商、角、徵、羽五音,这使得中国民族音乐充满了富丽堂皇之感,而日本民族音乐则蕴含了浓浓的物伤情结。

和服种类繁多,无论花色、质地和式样,千余年来变化万千。不仅在男女间有明显的差别(男式和服色彩比较单调,偏重黑色,款式较少,腰带细,附属品简单,穿着方便;女式和服色彩缤纷艳丽,腰带很宽,而且种类、款式多样,还有许多附属品),而且依据场合与时间的不同,人们也会穿不同的和服出现,以示慎重(女式和服有婚礼和服、成人式和服、晚礼和服、宴礼和服及一般礼服)。和服本身的织染和刺绣,还有穿着时的繁冗规矩(穿和服时讲究穿木屐、布袜,还要根据和服的种类,梳理不同的发型)使它俨然成了一种艺术品。设计师不断在花色和质地上推陈出新,将各种大胆的设计运用在花色上,使现代印象巧妙地融入了古典形式之中。

以此可以看出日本的文化是很多样性的,而且大多都是从其他的国家发展过来,并且通过自己很多年的演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日本的社会也是这样,他们的社会体制也是通过其他国家的演变过来的,不过他们自己形成了一套军国主义特色。这套军国主义特色也给许多国家带来了很多严重的后果。

中国社会现状

中国社会现状深度分析

——挤不进去,你永远是穷人

第一节: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用来供养ZF工作人员

第二节:国民经济是由权力阶层操纵的非正常经济

第三节:土地是权力阶层的主要掠财源泉

第四节: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平民失去翻身的机会

第五节:权贵富可敌国,人民一穷二白

第六节:污染和妓女是这个国家的代名词

第七节:权贵们才是“暂住中國”

第八节:人格的扭曲,民族的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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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用来供养ZF工作人员

我国需要民众供养的ZF人员究竟有多少?这绝对是一个世界之谜,有关方面的统计是“截止2003年底,公务员的总数是636.9万人”,请无论如何记住一点:在ZF机构的人员中,公务员所占比例并不大,2005年官方非正式估计“吃财政饭的人员约有4500万人以上,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利实行自收自支”。

我认为财政饭有三层意思,第一种财政饭是法理许可的财政支出,比如公务员的部分帐面工资就是合法的吃财政饭。第二种财政饭是ZF有关规定赋予的“自收自支”权利而获取的,如工商,城管等部门庞大收入的一部分。第三种财政饭是法理法规皆不许可,但是却被社会完全默认的财政来源,也就是每一个ZF部门皆在干着的收费经营搞实业拿干股,这个是ZF默认也是被社会默许的“潜规则”范围内的“财政饭”,而这个财政饭要比合法的财政饭大得多,简直是深不见底。

强调一点,以上三种ZF收入皆是被社会默许的财源,与当今国人思维中的“贪污腐败受贿”并不是一个概念。

这些数据就能够大致得出老百姓需要赡养的人员总数了吗?绝对不是,我可以举几个例子以证明:我所在的国有企业(可以依此来类推ZF情况),几乎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办公室都有“借调”人员,什么是“借调”人员?就是不属于编制内,但实际就是靠他们干活的员工,这些人都是隐身人,是不在正常的统计报表内的,但是数量惊人。在城市街头经常可以看到一辆小型客货两用车突然出现,上面跳下来几个穿制服的城管队员和不穿制服的农民工,一阵鸡飞狗跳后,在城管的指挥下,农民工将缴获的战利品搬上汽车扬长而

去,大家注意了,城管是可以吃部分财政饭的人员,而这种农民工就是俗称“白员”中的最底下最贱层。高级的白员是什么人?是有头面的小官员的家属们,他们被安插在ZF各衙门里,活得也不比一般ZF小职员差,慢慢也会“进化”为正式的ZF员工,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白员”群体,比如交警部门的暂扣车辆停车场,很多(我不能说全部)交警部门的停车场都是由地方上的地痞流氓“管理”的,你可以贿赂他们来要回自己被扣的车辆,这些人实际上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白员”,是黑白结合的一种常态。

大家注意观察一下就会发现:ZF部门,国有垄断企业,大部分的事业单位,它们的正式员工多是“皇帝般”的员工,多是不用太劳神不太有压力地工作的,至少在本职工作上,脏活苦活累活伤脑筋的活都是雇佣非正式员工来干,也就是上面所讲的“借调人”、“白员”,而现在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已经成了理所当然必须雇佣的“合同工”了。可能每一个上述部门的正式员工后面都有一串的“另类白员”,警察的后面有辅警,有保安,有联防,电信局供电局整天爬电线杆的不会是正式工,现在连环卫工人都雇人扫马路了,可想而知,我们需要供养的ZF人员数量有多庞大,我国ZF部门的“收入”有多骇人听闻。

我举这些例子目的很简单:除了包括600多万公务员在内的,在党政机关中“国有”身份的员工1000余万人,以及科教文卫金融等等事业单位3000余万员工外,ZF机构里还有数量极其庞大的靠“合法”或“非法”的“财政”吃饭的人,这些人的数量比公务员本身的数量还要多得多。严格的说,那些所谓行业协会也是属于吃自收财政饭的群体,因为它们之所以有威慑力四处敲诈勒索获取丰厚利益,还是要靠ZF赐予的老虎皮。

现在大家应该有个大致的印象了,我国除了四千多万国家承认的吃财政饭的人员外,还有数量惊人的属于潜规则范围内的吃财政饭的人员,我没有能力得出他们的实际数量,但是,两千万人总是要有的,我不认为这个数字被夸大了。

请注意,农村这块地方还没计算呢。根据官方数字,1995年,乡、镇、村还有吃三提五统的1400万人,还不包括 700万村官,又说是500万村官,我就不明白了,ZF怎么连自己的职员都统计不清楚?经过改革,现在的数量也许少了,我只能说但愿如此,问题是:难道把这些“乡村皇帝”们都饿死吗?

好几千万人的吃财政饭大军需要多少财富来供养?根据官方公布数据,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246637亿,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近五万亿元,而根据中/央党/校教授、知名学者周天勇的估计,我国 2007年实际财政收入达到9万亿元人民币。

这些“数字蛋糕”怎么分配?我可以提供其他一些数据以分析:“八五”期间,公车车辆消费占到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38%,2003年国家财政收入约为 21715亿元,而由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企业和村民交费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业供养费用高达14266亿元,加上公安和武装警察的 1500亿,达15766 亿元。占2003年GDP的13.52 %,由这些被供养的公务人员所消耗;国家预算收入、有统计的预算外 5000亿收入、没有被统计的 3000 亿预算外收入,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中的 37.58%,由被供养的行政公务人员所消耗;又有政府部门统计表明:官员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年花费达9000 亿元。请注意,以上这些都是官方的数据。

从以上眼花缭绕的官方数据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被ZF人员消耗掉了。

公布了官方的数据,我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官方认可的六百

多万公务员为例,这些人一年实际需要多少钱供养?中组部原部长张**说:政治弊端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中国共有 33个省级行政单位(扣除台湾),2,861 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那么由此推算:全国各地就至少有一千多个省级干部,两万个厅级干部,好几万到十来万个县级干部,至于京城及军、警等等方面有多少官员我就不能得知了。

现在沿海地区ZF部门里一般职员年收入十万元是很平常的,属于中低收入,在很多地方这是低收入,很多“发达”地方的ZF普通公务员年收入二十万元也极普遍,年终发个十万元奖金不是什么稀奇事,也不是仅仅税务这些部门才有这个财力。注意,这是“合法”的收入,是可以拿出来“晒”的收入,养一个公务员绝对不止薪水这一块,医疗交通吃喝拉撒贪污受贿等等需要供养的地方太多了,现在很多地方ZF小职员每月的车贴就比民工辛苦一个月的薪水还要多, ZF人员买个床单内衣都要开个发票去报销。可以说,国家除了没给ZF职员配备法律意义上的配偶外,其它都是必须提供的。

至于那些村王乡王县王市王省王府等等的书记及某长们,这些人及其家族一年需要多少财富来赡养?简直没法想象。

大家现在自己可以估算一下:一千多个省级干部及其家庭一年要花费多少钱供养?两三万个厅级干部及其家庭需要多少钱供养?好几万到十来万个县级干部及其家庭又需要多少钱供养?再统计全国好几百万金光闪闪的公务员又需要多少财富来为他们全方位服务?

党政机关其他几百万上千万人员呢?还有三千余万事业单位人员,还有几百万村官一千多万乡村混饭吃的人员,还有千百万个ZF雇佣的形形色色的白员。党政机关其他几百万人难道就是省油的灯?事业单位难道就是后娘养的吗?你以为街道办事人员收入就低?我可以完全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很多地方街道的工作人员月薪万元根本就很平常,大家可以去调查。

因此我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国民收入的至少半数以上都装进ZF人员的口袋里去了。中国就是一个超级二元社会,一部分相对数量很少但是绝对数量很庞大的中国人早已过上发达国家水准的生活,而其他中国人则是标准的贫穷国家的国民。

最近得知,某地海关因为经济不景气,收入被砍掉一半,结果此地海关全体人员近乎“疯狂”,办理任何事情不把钱送到位就不办事。很难想像:一个国家的工作人员的薪水可以象弹簧一样大幅度增加或减少。

第二节:国民经济是由权力阶层操纵的非正常经济

中国的经济组成笼统地说是由公有经济、外资和私有经济组成,但是所谓的公有私有经济形式已经完全变味,公有经济未必公有,私有经济未必私有,实际上皆是由特权阶层操纵着,它们是由特权阶层操纵的非正常经济,勉强可以称之为官僚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因为它比通常所称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更加特权化。

公有经济的最主要表现形式是垄断国有企业,这种垄断形式有两种,一是电信石油之类的在国内外仍然有一定竞争对象的企业,另一种是水电气之类的完全垄断的经营实体。

有一段时期,公有经济实体里的职位还是一个鸡肋,而现在它们却是香饽饽,电信石油烟草之类靠着高度垄断和半执法

者的地位以超烂的管理却能获取骇人听闻的利润,而水电气之类的经营管理者更是以狂赌烂嫖的管理方式照样获得无法形容的丰厚利益,即使它们年年巨额亏损,以至于曾经代表高尚体面的外资白领职业完全黯然失色,现在谁还好意思以外资白领职业为荣呢?

其他国家也有中国这两种国有经济形式,一种是ZF认为需要国有的如核工业之类的企业,一种是供水供电之类的服务企业。但是这类国有经济是被压缩到最小范围内,更要接受公众的严格监控,总之,不能因为你的特殊性就骑到民众头上去,而中国这些公有经济实体却是实实在在地骑到民众头上作威作福了。

公有经济实体为何能如此?是因为公有经济实际上已经完全成为官僚权力集团的私家后院,只不过挂着公有名义的羊头而已,如果说普通老百姓做公务员的机会已经很小,那么你想进入待遇极其丰厚工作极其轻松的垄断公有经济实体成为一个“正式”的员工则是更难(请注意“正式”这个词,下文将会解释),因为这个公有实体已经基本上对老百姓关上大门。

国有企业的真实面目是拥有国有企业特殊权力的私有企业,

通常称为官僚权贵资本,我们的还要加上有中国特色的权力,有了这种权力的官僚资本经济实体对于其拥有者来说等于有了一台光速印钞机。

当今国有经济实体还有一个原罪,那就是残酷剥削“合同工”,如果你能做一个光荣的垄断国企正式员工,那你发达了,你可以躺在那里享受惊人的丰厚待遇,如果你只是公有经济实体里的临时工,那么你只是一头干活的驴子,从电信烟草到水电气交通等等各类公有企业都招募了巨量的临时工人,给予其和正式工相比微不足道的薪水和待遇,可以说,国有垄断企业之所以有那么高的利润,也和雇佣了很多只需要给予微薄待遇的合同工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临时工合同工,水电气交通等ZF经营实体简直难以想象还要亏损到什么程度,是国有经济实体中“非正式工”的汗水把正式工的钱包浇灌的无比丰厚,真是同处一片天地却是冰火两重天,这是令人发指的剥削,是完全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行为。

私有制的蓬勃发展极大的冲击了这个社会的一潭死水,然而对于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私有经济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因为中国这种私有制有别于通常所称的私有制,它的主要形式仍然是官僚资本,由特权阶层控制的私有经济占据了私有

区域的最主要部分。

特权阶层通过掌握国家权力而获取自己经营上的便利,如每一个国有经济实体的背后都有很多特权阶层拥有的私有企业为其“配套”服务,这种“服务”的利润自然是很高的,这是转移国家资产的一种微妙方式,掌握国家权利的阶层将ZF工程项目交给自己阶层经营的实体承做,这块区域是今天中国暴发户产生的主要源泉之一。而各个ZF衙门利用自己区域范围的管理权力垄断了这些区域的产业经营权,不容民众染指或者极力打压普通民众的正当经营,至于那些“纯粹”的草根私有经济实体则时刻面临ZF各部门的“法规”威胁,如环境保护,税收,劳动保障,不规范的法律条款随时可以要你的命,迫使你乖乖的卷缩在特权阶层的淫威下苟且生存。

外资尤其是西方资本的进入可以说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是对中国的负面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一是环境污染的转移,二是西方面对利益的诱惑丧失了他们的道德标准而纵容黑暗的肆虐。我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外资项目----扬子—巴斯夫化工项目,它的污染是显而易见的,而其配套企业的污染更是惊人,但是扬巴这个项目如果建在德国恐怕就不是

这个样子了,今天中国的市场对西方确实有很强的诱惑力,甚至可以用来要挟西方,资本家的根本目标就是利润,这种诱惑迫使西方人经常放弃他们的道德和价值观。

这里提一下我国一种特有的经济形式,就是ZF建筑里的楼台馆所,大家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屁大的ZF机构都要建个大楼,虽然屁大的官员都拥有面积超大装修超豪华的办公场所,但是在如此情况下各个ZF大楼仍然有巨量多余的空间,这个空间自然就用来经营了,或出租或自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力量,再加上那些数量极其惊人,由ZF部门、社会事业部门及军、警等所拥有的商业建筑,这些是ZF利益集团的很可观的一笔“额外收入”。

第三节:土地是权力阶层的主要掠财源泉

我认为,二十世纪末本世纪初影响中国最大的事件恐怕就是波澜壮阔的“圈地运动”了,这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大事,也是世界性的历史事件,我想未来的世界历史将会给它一个应有的地位的,对于这场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可以说是“十年之间,家不见家,国不见国”。

圈地运动的目的何在?你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可以

说是掠财的需要,我认为,在圈地运动的初期,因为中国自身环境的局限性,多数国人还没有看出土地的巨大财富价值,那个时候圈地运动的主要目的除了官员政绩的需要外,不能否认发展经济的因素,然而就如股票的疯狂一样,当特权阶层普遍发现土地的巨大利益后,圈地运动就变得极其残酷了,从这以后,我认为圈地的唯一主要目的就是掠夺财富,有时候这几乎成了ZF唯一感兴趣的事情。既然资本家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不惜走上绞刑台,而这场圈地运动的利润早已不是百分之三百的事了,而且特权阶层还拥有资本家所不具备的完全掌握国家机器的权力,所以,当今的圈地运动是一场不可能被阻止的历史事件。

通过圈地而获取的财富是今天中国暴富集团获取财富的最大源泉,将来仍然是特权阶层掠财的主要方式之一,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陆,谁掌握了土地,意味着谁就有取之不尽的财富,即使是今天的乡级“首长”,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村长也常常可以敛财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原因就是土地的使用权甚至可以任由一个村长支书来决定,由他任意使用,为了这个目的一个村长往往可以通过土地售卖分赃集团调动可怕的国家力量来实现他的目标,这也是乡村变乱的一个主要因素。

疯狂的圈地运动造成对资源及环境的极大浪费和破坏,这是当今利益集团对民族的生存和未来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也是对全人类犯下的严重罪行。

第四节: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平民失去翻身的机会

和家乡村里老人聊天时他们常说:还是你们那时读书好,有分配哦。其实我这等草民只是毕业后仅能够安家糊口,还算没连累父母。我绝对不赞成“有分配”之说,但现在的农村确实又回到“读书无用”的时代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我读小学中学的时候,那时有过“读书无用”的争论,不过那仅仅是针对一小部分群体而言的,比如对那时有城镇户口的孩子来说,读书还真的无用,反正将来总有工作,你大学毕业后分配的工作往往还不如高中毕业直接分配的工作待遇好,如一些大型国企的职工子弟等等。

而对我们这些农村户口的孩子而言,读书几乎是唯一可能改变命运的道路,那时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都不高,就我这里来说,除了少数非常困难的家庭之外,都是可以供得起孩子读书的,那时中小学的学生流失也比较严重,原因多为他们学习成绩太差,实在不愿意再读,因为那个时候中考高考的

录取率实在是太低了,他们根本没可能升学。那时的教育总体环境也确实很差,我读小学时教室里一到下雨天都可以养鱼,但是对农村孩子来说,只要你想读书,愿意读书,还是可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

现在呢?首先要承认现在社会发财致富的机会应该说是大大的增加了,读书并不是“独木桥”,然而对于任何国家和社会来说,发财总是少数人的机会,创业更是少数人的成功之路,比尔.盖兹的成功并不能代表美国其他勤学青年没有能耐。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对教育投资结果的感觉普遍是负数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必定有大问题。而对于中国的平民来说,对教育投资的普遍感觉已经是负数了。

现在的读书成本究竟有多高早已有无数的版本,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显示:中国30年来高等教育学费上涨了25倍。可以说,上个学校没有几万元你甭想拿到毕业证,对于年收入一两千元的农民来说,这是几十年拼命劳苦才能够积攒到的数字。

这仅仅是大学的花费,小学中学的花费也不小,我的印象中没有人认真统计这方面的数据,原因可能是各地差别太大吧,不好统计,但是有一点,既然现在教师的待遇有了很大

提高,而国家并没有对教育投入多少,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不管你是城市还是农村,一概不能免俗,我这里想读县中的高中部,几年前的价格就是差一分一万元,还要有门路才行,有人会说:干嘛花钱读?县中不额外收钱的高中班就那几个,其它全是收费的,这叫“请君入瓮”,教育是要好的环境的,不然大家为何总是挤破头读重点中小学?现在教师正常课程不愿教,热衷于补课,你敢不补吗?要你掏钱给孩子进课外班,你敢不出这血吗?不管城市还是农村的中小学,三头两头让学生交费用,名目五花八门,真是难为我们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能想得出来那么多花样。

在中国什么职业好?公务员,事业单位,大型垄断国有企业,水电气等等特殊国有企业单位,确实,公务员是公开招聘的,事业单位等等职位也是招聘的,先统考再面试,但地球人都知道这里面的潜规则,我有不少同事也进入政府机关,其他同事为何不去考?凡去考试的人之前都找好关系了,这才去考试去面试,考试也许是真,面试就是做个样子。自然,我不能说平民一定进不了政府机关。

今天的中国,孩子的就业能力是由其老子或家族掌握的权力来决定的。今天的中国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某些大型国企等少数职业可以给你好的福利待遇之外,还有多少职业能够给

予?不要太抱怨私有企业,一些私有企业确实是够黑的,但是就总体情况来说,他们要是按“规矩”办事的话,早就死光光了。

公务员等等之类的超高薪职业现在基本上给利益集团垄断了,我们的现实就是“官员世袭化,公务员世袭化”。

现在大学生就业薪水竟然低到几百元的地步了,我估计,薪水低到如此地步的职业恐怕也不可能给你各种国家规定的劳保福利了。一方面,获取国家权利的部门及企业的员工薪水之高令人乍舌,今天中国相当一部分权利部门员工的生活水准早已达到或超过港台韩国这些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水平。而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廉价劳动力极其丰富的国家,劳动力便宜得跟奴工一样,因此而获得众多的外国投资,我们并且以此为荣,以大学生十几年寒窗苦毕业后却只能获取几百元的薪水为荣。

前两年南方地区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我不得不佩服某些国人的无耻程度,在这个国家里有数亿人迫切需要一个工作来养家糊口时,而一些人竟然说用工紧缺,要求民工们不要过分挑剔,而就在如此低廉的劳动力的情况下,竟仍然有层出不穷的奴工黑窑工事件出现,真是让人惊叹。

而去年以来因为经济危机造成大量企业倒闭,又造成民工大量失业,本来这个国家的用人成本已经低贱到如此地步,却仍然有人将企业倒闭归罪于“劳动力成本增加”,让人不得不惊叹这个国家某些人的寡廉鲜耻。

读个十几年书能把自己的家庭读得倾家荡产,那可真是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如果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毕业即失业,毕业后还不能够养活自己,那么现在普遍发生在女大学生中的性交易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贫困并不可怕,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有贫困群体,可怕的是将平民翻身的机会彻底堵死,而现在的现实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晋升机会已经基本被堵死,贫民的后代永远是贫民,官员的后代永远是官员。

民众不信神,民众不相信因果报应,民众没有希望和未来,那么民众还能干什么?这个社会的治安为何混乱到如此地步?为何群体性事件总是以打/砸/抢收场?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第五节:权贵富可敌国,人民一穷二白

权威部门的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至 2006 年3月底,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

几年前就有正式披露:大陆银行体系存款中的百分之八十,集中由百分之二十的存户持有。我认为这样笼统的统计方法是非常不符合国情的。请看国家统计的数据:2004年年末全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年末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按年人均纯收入 669-924 元的标准,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人。而2005年社会科学院分析,如果按照低收入现行标准,即人均年收入低于882元(仅相当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1/3),目前还有8517万人口也属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上公认的人均1天1美元以下就属贫困的标准,我国目前还有2.1亿贫困人口。

什么叫没有解决温饱?就是还没有解决吃饱穿暖的问题,通

俗地说就是肚子保持饿着,身体保持冻着,我为何这么废话?因为对于中国很多人来说根本没法想象这种事情,很多饕餮者觉得野菜窝窝头好吃,他们也许会认为那些需要靠野菜窝窝头来糊口的人真是太有口福了。

那些一年收入不到九百元的八千多万农民,他们的财富实际为零,在这个国家里他们的财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两亿多每天收入在一美元以下的人,他们拥有的财富也是极其微薄的,中国有***亿农民,其中也有很多人生活比较富裕,但是多数人的状况可以用三个字表达:还活着。也就是勉强使自己的生活运转着,为了这种“运转”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打工或者在自己那点土地上拼死拼活的刨食,这里面有多少艰辛和血泪已经不需要再重复,城市里的贫民或多或少还可以得到一定的国家救济和照顾,这个群体的数量也是很大的,一般的估计在三千万左右,这个统计数字小得真是太具“中国特色”了。我的家乡属于中国中上等水平的农村地区,我这里的农民生活还算过得去,楼房普及,但孩子缀学厉害,主要是因为学费太高,很多家庭觉得供不起读书更划不来,农民如果生大病多数去医院治疗几天之后一般也就出院了,撑一天算一天,环境污染很严重,癌症是普及了,等死而已。

从以上分析我可以认为:中国近十四亿人口中有近一亿人属

于被遗忘的群体,这个世界与他们无关,或者说他们与这个世界无关。有一亿人基本不存在拥有财富的问题,也就是说“财富”这个概念不适用于他们,还有至少四亿人不存在“购买”能力,他们仅仅能保证糊口,商品生产者不必考虑他们的消费能力。

那么我对中国阶层的分类是这样的:第一个阶层(也是处于最顶端的王者阶层)是由几百个家族组成,他们拥有骇人听闻的财富,是这个国家的掌控者。在他们之下是第二个阶层——地方性的豪族,数量也许是几万家,这些人控制着地方的权力,自然也拥有无与伦比的财产。第三个阶层是由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垄断国企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以及顶级白领阶层等这些群体中的人员组成。第四个阶层是生活比较安逸的一般民众,他们经济上还算比较宽裕,但是社会地位不高,对社会没有什么影响力。第五个阶层是由城市平民和农村中生活比较好的农民组成。第六个阶层是贫困群体,也就是四亿没有购买能力的民众。第七个阶层是一亿没有财富的赤贫阶层,第八个阶层就是最后那一亿灾难性赤贫的阶层。

中国的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属于前两个阶层的手里,有六亿人拥有的财富微乎其微,平(贫)民阶层拥有的财富不及第一

第二个阶层所拥有的财富多,主要财富掌握在前三个阶层的手里。

第六节:污染和妓女是中国的代名词

十来年二十年前,污染这个词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而现在,它成了中国人最熟悉最流行的词语,可见二十年间江山变化之大。

都市人可能不了解,现在农村中的癌症村非常多,这些村里的中青年人不是偶尔死一个,而是成批的死亡。为什么?是因为工业转移,城市要保护环境,污染企业都转移到农村去了,而本来农村那些小化工小染织等等已经是超级污染源,所以,现在农村的污染情况比城市还要恐怖得多。中国的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把污染企业转移到其他地方,难道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中有一些不属于中国人的?

一个国家,几乎所有的河流都被污染,几乎所有的土地都被污染,几乎所有的空气都被污染,这真是空前绝后的成就。

台湾早在几十年前就得出结论:工业只能在限定的范围内发展,而且工业必须分类布局以便于污染的治理。而现在的大

陆仍然是工业遍地开花,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去治理中国的污染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况?难道我们的官员都是二百五吗?不是,原因在于我们的体制要求官员都要去搞GDP,体制要求官员拼命增加税收,有税收就有钱花,有GDP就有官做,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永远不可能得到缓解,我们的国土注定要成为死亡地带。

这是一场真正的“生化危机”。

中国究竟有多少妓女?不好统计,也不许统计,古时妓女只有较大型城市才存在,后来中小城市也有了,但是“据点”范围很受限制。现在的中国,城市里哪条街道没有妓女营业?别说大中小城市,就是集镇有哪个没有妓女存在的?别说市镇,有些地方连村里都开始普及妓女了。再偏远的地区,国道两旁都是妓馆连立,“妓”满天下。咱们的农村,水电气化没实现,倒是首先普及妓女了,咱们的领导干部天天“闻妓起舞”,“妓”中报国。

那些高尚的、上层社会的妓女咱不谈,人家都代表咱们了。我们只谈中下层妓女,除了纯粹靠卖为生的妓女,还有无数

兼职型妓女,在沿海“发达”地区,白天工厂里打工,晚上“做”的打工妹不计其数,此为“工妓”,价格低到三十元,市场不好,供过于求,生存实在是不容易,可以说,现在农村出去打工的女孩,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妓为业的,或全职,或兼职。大学每到周末,校园停满了小汽车,都是接美女学生为官僚资本家们服务的,数量更多的女学生则纵横于色场中,此为“学妓”,其数目无法统计。至于街头那些属于中老年享受型的“摸妓”等等不纳入妓女范围,否则范围太大,有“反妓扩大化”之嫌。

而中国妓女也早已走出国门纵横世界名扬天下,成为一个国际丑闻和问题。

中国妓女之普及,这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成就,其数量也许是大几百万,也许是一千来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全世界其它国家妓女数量的总和也根本无法与中国的妓女数量相比。中国妓女数量占了世界的绝对多数。很难说这是一个值得炫耀的事情。

可笑的是,即使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仍然宣称禁止色情业,拒绝承认色情产业,这个正验证了我的一贯观点:垃圾国家

制定有关环境保护劳动安全以及反色情等方面法规制度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捞钱。

第七节: 权贵们才是“暂住中国”

前两年的某一天,我突然发觉一个现象:现在出国跟二十年前农民进城见世面般容易,同事某某的女儿出国了,某某的儿子也出国了,花些钱就能去欧洲留学了,真是简单。

再仔细瞅瞅,原来官家的子女更是了得,就说咱这国企吧,不谈级别挺高的老总书记们,就是那些处长的子女也普遍出国留学了。

现在媒体也披露了,中国出国潜逃的巨贪成千上万,如果公布一下所有“潜逃”的贪官数量,肯定是个骇人听闻的数字,这是官方认定的“贪官”,至于那些将自己的妻儿将自己的财产转移到国外的官员数目,我可以肯定:其总数比一些小国寡民的国家的人口还要多。而他们转移到西方国家的财富规模之巨,已经不是“空前绝后”“史无前例”这些词语能够形容的了。

中国的王朝更替频繁,皇帝轮流坐,今年到我家。但是历史

上所有的王朝,不论哪个皇帝和官员,不论他们如何折腾,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必须玩到底,也就是说皇帝及官员们必须和自己的王朝同生同灭,是没有退路的,你玩好了,活得也爽,玩完了,自己的小命包括自己的家族也得和自己的王朝一块儿完蛋。

如果权贵们有了“出国”的退路的话,那么历史上如严嵩、和坤等人恐怕就不会那么“清廉”了,因为他们有退路,那还怕啥?尽情地折腾,玩完就走路,所谓“我走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现代中国人的更加不幸就在这里,今天的权贵们根本无所畏惧,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无法无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敲骨吸髓破坏一切毁灭一切吸干一切,他们使人民“生不起,死不起,活不起”,他们把这片土地污染成为“死亡地带”,他们将自己的财富转移到国外,他们让自己的妻儿家属获取外国居住权,他们的家族在这片土地上玩命地掠取财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尽情地享乐和折腾,因为即使洪水滔天,他们也能随时全身而退。

这片土地实际上是一个“Colony”,因为治理这片土地的权力阶层现在或将来注定是外国人,这片土地是一个由拥有外

国国籍的官僚权贵阶层统治的具有封建主义、colonialism、资本主义混合体特征的“异形”。

第八节:人格的扭曲,民族的沉沦

一个民族不会因为贫穷落后而灭亡,但是民族失去文化和精神后注定要灭亡。

“谎言重复一千遍可以成为真理”,在一个“全控型”社会里,说真话者注定要从肉体上或精神上被消灭,整个社会运行中除了谎言就是谎言。无数遍谎言后,甚至连奴才般的民众也会不自觉地认为掌权者的统治是理所当然的。

长期以往,这种国家的国民自觉不自觉的便把谎言当成真理,把真话当成“病态”,而在“真理”和现实的极度扭曲中,这个社会的民众并产生一种“扭曲现象”:他们一方面认定周围一切官员都是贪官污吏,另一方面却又相信某些伟人或远处的高层人物是清廉高尚的,所谓“皇帝是好的,都是下面官员贪腐”。他们一方面无比羡慕西方,崇拜西方的物质和文化,并以自己的子女家属能够去西方为荣,另一方面却又在现实中极端仇视西方,不惜对那些公开宣称欣赏西

方的同胞以最恶毒的攻击和伤害。他们一方面了解这个社会的全方位阴暗,另一方面又强烈抵触西方对中国的批评。这是中国人人格扭曲的三个最普遍特征。

在这种“真理”和现实的极度扭曲中,中国人,所有阶层里的大部分人,都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安慰自己灵魂的理论:西方不也有腐败吗,克林顿不也搞女人吗。这种以西方社会腐败的个案来为中国体制辩解的理论,是国人的精神鸦片。

在无尽的谎言和扭曲的人格下,权贵们一边蹂躏这片土地,一边又高举爱国主义大旗来当作自己的遮羞布,而民众还真的不自觉地响应这种无耻之极的喧嚣,但是民众的“口号爱国”激情却又是建立在“让别人流血流泪”的基础上的,他们会被这种喧嚣激动得热泪盈眶,却又不愿为此受到哪怕一点点的损失。这种扭曲的人格倒是有历史传统的,大家看看明朝那些生吞袁崇焕肉块的民众就明白了。

这个国家另一个空前绝后的扭曲现象——数亿赤贫民众和无数的摩天大楼形成强烈的对比。壮观的城市高楼群成为大部分国人阿Q式骄傲的麻醉剂,那些高楼大厦有那一座地基不是用民众的血泪堆砌起来的?那些以中国城市的“壮观”为荣的人,他们愿意成为“地基”吗?而对于大部分国人来

说,那些高楼大厦与他们又有什么关系?这种漠视别人的生命和痛苦,和让别人去流血的“口号爱国”异曲同工。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从会说话识字开始一直到死亡的那一刻。我们的一生都生活在谎言和两种人格分裂的世界里,我们从小反复被要求热爱这个热爱那个,而教导者自己都不相信这些东西,我们被教育要正直正义遵守道德公德等等,而教导者自己完全明白:在这个社会里,遵守这些规则的人注定要被这个社会毁灭,我们的宣传机器中所宣传的一切,如官员的丰绩,社会的进步,经济的成就,政府的功业等等所谓正面报道,这些宣传连我们的小孩子都知道全都是谎言和欺骗。这个社会教育我们的东西,和这个社会实际运转的完全相反。

对于这些扭曲现象,我们这个民族已经完全接受,并且以此为正常现象,而那些公开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极少数分子反而成了精神不正常的异类。而多数遮遮掩掩的嘀咕“皇帝没穿衣服”的分子,如果他们“跑步上位”进入利益阶层后,马上就舒心地赞道:此地甚好,中国这样已经非常不错了。

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以两种完全相反的方式运转的,说的、宣

传的、法律条文规定的是一套,实际运行的则是完全相反的另一套,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总规则”。

这种扭曲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的结果就是整个民族的沉沦,我们以无耻为荣,以人渣为有本事,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个社会中生存的更好,才更有机会出人头地。

这样的民族竟然也喧嚣“民族崛起”,一个“崛起”的国家,其上层社会却整体将自己的财产和国籍转移到西方去,天下有这样的“崛起”吗?

当今社会现状

第一、情欲的时代

后末世的男子尽是情种。情欲汹涌,满腔阴柔,外强中干,遇上个事就心潮激荡,要么心里紧张推卸责任,要么暴戾凶狠。古人讲的心如古井身似磐石;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登高望远所以心胸开阔,心生悲悯所以普泽天下。这些儒家修身之德,现在怎么就如此罕见了呢?

说到底这就是心弱、心理素质差,也是邪心自我膨胀。眼里就只有私利,没一点丈夫气,放纵欲望,玩物丧志,心中的浩然之气早就消磨得一干二净了。这样的人能不被邪魔所侵吗?衰朽的身体能不被邪气侵入吗?自大自负正是自卑的表现,暴戾正是懦弱的表现,放逸正是心浮气躁的表现,自私吝啬正是心虚的表现。所以后世女人长命,男子反而寿命渐减。 第二、物欲的时代

儒家讲修身养性格物致知齐家治国平天下,但西方物质文明一来,老祖宗的智慧积淀就不要了,没人看得上眼。钱成了第一位,任何东西都成了商品,包括良心、道德、肉体、体力、机心、聪明等等,如果你要赚钱,就必须先得出卖自己的某样东西,如果没人看得上你就倒霉了。

西方经济制度就是努力培养物欲膨胀的人,因为消费欲才是金钱流动的动力。所以必须努力打动人心,并且注重影响并培养幼小的客户群,最好形成物欲至上的社会风气,于是资本主义大行其道蒸蒸日上。

全球化是无法避免的,但也应该有智慧应对吸收,古人总讲文韬武略、刚柔并济、左手执花右手持剑,儒家也讲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自己心虚却装腔作势跟别人竞争,这是迟早要吃亏的。对手只要刺穿你盔甲就可以让你毙命,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原来自身的肌肉骨髓是空的,早就被自己阴柔放逸之情给蚀光了,果真是虚弱的胖子!

第三、恐慌的、无暇的时代

西方社会中的下层民众最恐慌。他们的家底本来就没几个钱,消费有高,物价、房价一飙升就怕,如果刚好丢了工作,那肯定撑不了三个月,半年不工作就没房没车,甚至老婆也跑了。真是让人恐慌的社会。如果不必每天为生计疲于奔命就是理想的生活了。即使他们有了工作,也得高效率、多加班,否则就会被淘汰。做人就像个傀儡一样,拼命赚钱,然后尽情享乐消费,再拼命赚钱,再尽情享乐消费,周而复始,只有流浪汉露宿街头,每天去吃一顿简单的慈善救助的午餐,才可以真正有时间享受闲暇的阳光。但这样的闲暇没几个人愿意,大多数人宁愿做个傀儡,直到死亡才让他们稍微休息一下,真不知道做了鬼后他们的心能不能闲下来!

所以后世信众总乐衷于学习研究风水财运、交际技巧、权谋兵法,就想现在的台湾一样,生计总得让人全力以赴,世人就这样被急迫待解决的生计所占据,却把重要的佛法抛于脑后,或者只是做个样子,不知不觉便堕入世间法的罗网。殊不知准提法、莲师法就已具足息、增、怀、诛,只此一招就足以获得世间丰足安乐和出世间的成就,干嘛还一头扎进纷繁机巧的世间法论中死用功呢?

哀哉!古代藏智于民,穷能独善其身,达能兼济天下,现代咋就没个明眼人?民众所好尽是哗众取宠的声色娱乐,尽是女子情怀的激情爱乐;民众所学尽是数理应用的赚钱技术,满街尽是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人才,咋就没个有精神的人?

真应了古人那句话“世风日下,子孙益蠢。”放眼望去,尽是弄钱、弄情的高手! 难道中华真的是金钱第一?

究竟啥是中国特色呢?

拜金将使民族退化

张艺谋导演的影片《山楂树之恋》上映后,剧组公布了一段挑选该片女主角静秋人选的短片,

六个导演组到各个城市,甄选了五六千名艺校学生,但仍旧没有一个人入老谋子的法眼。张艺谋开玩笑说:“现在的孩子越生越难看,漂亮姑娘都不和帅哥生孩子,全去找煤老板、有钱人、老男人,所以现在的‘90后’,真长得不行。”

这话尽管是一句笑话,也有些偏激,但却是当前一个残酷的现实。

如今的美女,几乎都是嫁给了有钱人,就拿那些女明星来说,比如伏明霞、王楠、张怡宁、李湘、章子怡、杨澜、刘涛、王燕、车晓„„还有几个不是在“一切向钱看”?“星”们如此,民间美女们更是削尖脑袋,不去找“才”,转而求“财”,于是煤老板、有钱人、老男人都成了香饽饽。当然,美女们可能就不得不去充当“二奶”“小三”,甚至可能连名分都没有。 而那个“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马诺,把“拜金主义”演绎得淋漓尽致。大家一定还记得,此前千万富豪“全球私人甄选佳丽”的活动,更是在为“拜金主义”推波助澜。

人固然逃脱不了自然的约束,固然不能违背自然的规律,那些违背正常生理现象的结合,可想而知是个什么样的后果。而在张艺谋的心中,人的漂亮不止是表现在外表,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内心的干净,那是应该在“干净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干净、清纯和透明”。

一方是不择手段赚取金钱的暴发户,一方是满脑子金钱的“花瓶”;一方是抱着玩弄的腐化心态,一方是抱着赌博的投机心态。如此之结合,难道还能滋生出“干净”的环境吗?难道还会有奋斗、向上的思想境界吗?大人如此,小孩又会怎样?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在两种极端心态下诞生的孩子,本身就预示着一种颓废与没落。 对于那些一心嫁入豪门的美女,我们没有什么忧虑可言,最多不过可能是将来多个怨妇。而真正令人担忧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充满的“拜金”思想,这是一种致命的威胁,这关系我们的未来,不仅仅在于外表,而在于内心。

社会的财富不仅仅是靠继承,更重要的是要靠创造,何况有钱人的继承更多的是一种挥霍与倒退,而创造需要的是一种勇于进取、奋斗不息的精神,绝不是躺在有钱老男人的怀里醉生梦死、得过且过。

当前的拜金主义是“三俗”现象的核心所在,低俗、媚俗、庸俗,一个字,大家都是为了“钱”。为了钱,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做,人格、尊严、幸福、信仰等,都可以抛在一边,当然美女们去找有钱人,去当“二奶”,也就没有什么想不通了,只是这样的导向太可怕。 因此,当前反“三俗”的核心就是要打倒拜金主义,就是要营造一种干净、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境界,这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

点评:写议论文最怕板着脸孔说教,隔靴搔痒,枯燥无味。此文毫无说教的痕迹,风趣幽默,大气灵动。文章起于张艺谋的新片《山楂树之恋》,自然而活泼;佐证于女明星的“拜金”,有理有据。全文事例凿凿,析理透辟,尤其是“社会的财富不仅仅是靠继承,更重要的是要靠创造”的见解,入理而服人。文章最后结语于“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观点鲜明。

日本的超高龄化社会现状

作为一个在不久的将来迎来超高龄化时代的国家,我个人认为,中国似乎有必要从现在开始认真研究一下日本社会了。

经济观察报 近藤大介/文

百岁以上高龄者增加

每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日本的“敬老日”,刚过去的9月15号是今年的“敬老日”。当天,一位日本女性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她,就是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世界最长寿女性”、现年116岁的大川操。目前居住在日本大阪的大川女士出生于1898年。那一年,中国大清王朝的西太后仍然健在,距离举世闻名的辛亥革命的爆发还有13年。

敬老日当天,大川女士收到了曾孙响贵等家人、邻居和朋友们送来的花束,同时也得到了“健康长寿”的衷心祝福。她品尝着自己最喜欢的咖啡,高高兴兴。

多年来,大川女士一直身体健康,无病无灾。虽然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站起来,但是她每天都会坐在轮椅上外出散步,一日三餐也是准时准量。

每逢敬老日,日本厚生劳动省都会发布一份名为《百岁以上高龄者》的报告。这份报告显示,2014年日本百岁以上老人的人数达到58820人,较去年增加了4423人,连续第44年刷新了“百岁以上高龄者人数纪录”。其中,百岁以上女性人数多达51234人,占整体人数的87%。男性方面,现居住在日本埼玉县的111岁男性百井盛是日本的最长寿男性,同时也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所认定的“世界最长寿男性”。

厚生劳动省的报告还显示,到目前为止,每10万日本人中有46.21位百岁以上老人。但是,预计在今年年内,百岁以上老人将新增29357人。所以,日本即将迎来人类历史上首个“百岁以上老人人数占人口总数0.1%”的“超高龄化社会”。

即使不以“100岁”为基准线,日本的高龄化社会现状同样让人咋舌。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全日本65岁以上高龄人数为3296万,占日本人口总数的25.9%。也就是说,每4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但是,仅仅九年前,这个比例数还是“5:1”。由此可见,日本的高龄化日趋严重。长此以往,“3:1”的情况预计将会出现在21年后的2035年。

超高龄社会的到来

就这样,日本成为世界各国的“先驱”,率先进入了超高龄化社会。那么,所谓的“超高龄化社会”会对一个国家造成什么样的改变呢?

如果你来日本实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东京的出租车司机基本都是老年人,在麦当劳里打工的老年人也越来越多,乘坐东京都内公交车的乘客大部分还是老年人,以至于车内的“老年人专座”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在我居住的这幢位于东京中心地带的高层公寓里,240户住户中有一大半是老年住户。其中,尚有能力下厨的老人们每天都给附近的大型超市打电话,订购一日三餐所需的食材并要求送货上门。而那些无力下厨的老人索性就向附近的“711”便利店“电话订餐”。当然,前来送食材或送餐的人大多并不是日益减少的日本年轻人,而是在各处兼职打工的以中国人为主的外国留学生。

在这些老年住户中,身体硬朗的人会经常去附近的健身房锻炼身体。说到健身房,现在东京都内各大健身房的会员,半数以上都是老年人。我家附近的一家健身房,老年会员人数比例甚至高达八成(大部分为老年女性)。每次走进这家健身房,我都有一种进入了“老年人中心”的感觉。

有这么多身体健康、可以去健身房健身或者外出购物的老年人,也就自然会有很多疾病缠身、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而在这些老年人所患的疾病中,“认知障碍”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各位市民,附近一位身着蓝色衣服、灰色裤子的80岁左右男性目前行踪不明。如有线索,请联系市政府。”

走在日本街头,我们可以越来越频繁地听到类似这样的广播。众所周知,一旦上了年纪,人类的大脑和身体会同时衰老。当一个人的大脑衰老到无法控制自身行为的时候,这个人就患上了“认知障碍”。目前,身患这种疾病的日本人多达800万人,较20年前翻了6倍。换句话说,现在每15个日本人里就有一个认知障碍患者。

认知障碍的第一个症状是“健忘”。比如,患者会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吃过饭,明明刚吃过,没过一会儿又吃一顿,这样会造成患者体重激增;又比如,患者明明没有吃饭,但却误以为自己已经吃过了,这样的“节食”就会导致患者体重急剧下降。除此之外,忘记银行卡的密码无法取钱、去超市买回和昨天一模一样的东西、放在冰箱里的东西忘了吃,最后只能白白扔掉等等都属于这类情况。

认知障碍的第二个症状是“乱走”。有些患上认知障碍的人虽然记忆力衰退,但是身体还依然十分健康。如果他们耐不住寂寞外出散步,那么很有可能走着走着,就忘记了回家的路。最后,他们只好在住宅区附近“瞎转悠”。

以前在晚上走过住宅区,我们经常会看到瘫倒在路边或是步履蹒跚的醉汉。但是现如今,我们遇到的一般都是“穿着睡衣散步”的老年人。通过他们与众不同的着装,我们很容易判断这些人都是找不到家的认知障碍患者。在他们的衣服口袋里大多会放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他住在……如果您发现了他,请致电……”。但是,如果他们出门的时候忘带了这种卡片,那么即使被找到了,也无法被送回住处。

另外,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夫妇双方都患上认知障碍的案例急剧增多。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做“夫妻双方认知障碍”。据统计,在日本的80岁以上的夫妇中,每11对夫妻中就有1对夫妻都患有认知障碍。在这些不幸的夫妻身上,悲剧很容易上演。比如,妻子忘记了自己正在用煤气灶做饭,而丈夫也忘记了关火,那么这样就一定会引发火灾。或者夫妻都忘记了打扫房间、忘记了定时丢垃圾,那么家里的垃圾就会堆积如山。更有甚者,这种“夫妻双方认知障碍”还会引发一方把另一方杀死之类的恶性犯罪。

现在,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会在超市偷窃,也会伤害他人或者杀人。所以,日本的监狱已经变成了满是老人的“敬老院”。但是,这些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却并不记得自己犯了罪。

如此一来,如果家里有认知障碍的父母,那么子女就只能辞职在家看护。这样的情况也有一个称谓——认知障碍停职。很显然,伴随着这种认知障碍停职案例的增多,日本经济肯定无法持续发展下去。

超高龄社会的到来已经让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改变。

比如,被誉为日本社会“安定象征”的“养老保险体系”已经深陷全面崩塌的危机之中。日本法律规定,在日本居住的所有年龄在20岁至60岁的居民(包括在日本生活一年以上的外国人)都有按月缴纳“国民养老金”的义务。凡缴纳满25年者,可自60岁退休时起领取养老金。

这一体系曾对从上世纪中期开始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在1985年,日本政府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下限”提高到了65岁,现在又在讨论将这一下限再次提高到70岁。可是,由于缴纳养老金的人数(即日本的年轻人)远远少于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即日本的老年人),所以无论将“年龄下限”提高多少,养老保险体系的崩塌都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罢了。

在2009年的大选中,日本民主党通过向民众承诺“严防养老保险体系崩塌”等方式,获得了执政大权。在之后的三年时间里,民主党虽“励精图治”,但依然逃不过“下野”的命运。取而代之的自民党安倍晋三政权自成立后便将大量养老储备金(GPIF)投进了股市,以求通过股票收益缓解“养老金危机”。但事实证明,在全日本范围内对日本股市持乐观态度、同时力求通过“安倍经济学”促进股价上扬的就只剩下安倍首相一个人了。一旦股价下跌,已经出“管涌”的“养老储备金大坝”必然顷刻倒塌。

社会结构与经济动向的变化

如果日本真的成为了这样一个超高龄化社会,那么日本的年轻人无疑会最先“殉葬”——他们身上背负的担子将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越来越重。

尽管如此,现在日本的年轻人也并不是都在抱怨自己“时运不佳”。举个例子,被誉为“战后日本年轻人最艰苦战役”的大学入学考试已经变成了“虚设”。由于希望进入大学深造的学生人数少于日本各个大学的定员数,所以除了极少数名牌大学外,只要你参加入学考试就一定能“金榜题名”。于是,不少日本的大学干脆取消了入学考试,单凭“资料审查”和“面试”来招揽学生。如果这样做都招不满学生,那么这些学校就打着“国际化”的招牌,大量吸引外国留学生。我所任教的明治大学是东京六大名牌学府之一,但是我的班上也有近四成的学生是外国留学生。

另一方面,伴随着日本老年人的增多,年轻人的逐渐减少,原本依赖年轻人的众多产业也随之遇到了巨大的发展阻碍。比如,东京虽然得到了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但却陷入了“大量缺乏劳动力,以至于无法建设体育场馆和奥运村”的窘境之中。

获得了举办权却无法举办奥运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唯恐做出如此贻笑大方的事情。所以,他开始动员日本的女性进入社会。在9月3日进行的内阁改组中,安倍擢升5位女性出任内阁大臣,以此表达希望更多的女性进入社会的“美好愿望”。

日本社会一直保留着源自中国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儒教思想和传统,女性一旦结婚就会辞去原来的工作,专职在家“相夫教子”。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基于这一模式而形成的——如果家里有无收入的专职主妇,那么这个家庭每年可以扣除最高35万日元的税金。如果妻子的年收入超过135万日元,那么这个家庭就要交纳更多的税金。

很显然,安倍首相只希望尽快通过动员作为“社会潜在劳动力”的女性进入社会来解决已经蔓延到了各个领域的“人手严重不足”的问题。据厚生劳动省统计,日本女性的产后继续就业率仅为26.8%。所以,估计安倍首相真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提倡像中国那样的“男女平等”。

除了以上的变化之外,随着超高龄化时代的到来,日本的消费动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例如,在20多年前我还是个青春少年时,每逢2月14日的情人节和12月24日的平安夜,各种“商战”百花缭乱。所有的商场里都摆放着面向年轻人的各式精美礼物,各大餐厅都推出了迎合年轻人口味的特别菜单。但到了20多年后的今天,“情人节商战”和“平安夜商战”很一般,取而代之的则是每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的“母亲节商战”和9月的“敬老日商战”。

近年来,“敬老日商战”愈演愈烈,而且每年都有一个关键词。今年的关键词是“青春重现”。所以,能够让人看起来年轻几岁的美容器械、色彩斑斓的时装、花哨的手机都成为了热销产品。9月8日,日本内阁府刚刚发布了一组令人沮丧的数字——由于从4月1号的消费税税率的提升(由原有的5%提升至8%),2014年第二季度(4-6月)GDP按年率计算的增长率萎缩7.1%——这场充满了“活力”的“敬老日商战”就立即让人们看到了“青春重现”的希望。

事实上,现在牵引着日本经济发展的正是我们口中的“高龄者”。总务省开展的“家境调查”结果显示,将储蓄额减去负债额后,30岁阶段户主的平均资产为-342万日元,40岁阶段55万日元,50岁阶段1139万日元,60岁阶段2052万日元,70岁阶段2101万日元。由此可见,日本的绝大部分资产都掌握在“高龄者”的手上。也就是说,老年人才是日本消费的主力人群。

由于老年人最希望得到的是一个“放心、安全的社会”,所以在今年2月举行的东京都知事选举中,承诺“让老人放心,让老人安全”的日本原厚生劳动大臣舛添要一以压倒性的支持率成功当选。目前,舛添知事正在积极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将因少子高龄化而倒闭的学校改为养老院,将东京都变成一个充满无障碍设施(无楼梯)的都市等等——毕竟,当老年人成为社会的“主角”时,我们就必须要优先满足他们的要求。

不过,与得到了“老人钱”的东京等大城市相比,很多地方性小城市就悲惨了许多。比如我母亲的故乡、除冲绳之外的日本最南端的九州鹿儿岛县就出现了严重的“人口过少化”现象。因此,母亲不得不在10多年前就把先祖的墓移到了九州地区的最大县福冈县的郊外。

刚过去的中秋节,我去福冈扫墓。在郊外,我看到了一排又一排的空屋,这让我大为震惊。对于一个居住在东京的人来说,这样的单门独栋的房子让人羡慕不已。但是,面前的这些房子都是数十年前的建筑。时至今日,房屋的主人或是驾鹤西游,或是住进了养老院。他们的孩子们也因为房屋地理位置上的不便而搬去了市区。白天的时候,由于有阳光的照射,这里一片祥和。但是到了晚上日落之后,由于没有灯光,这里立刻变成了一座“鬼城”。

不过,虽然身处“鬼城”,但是仍有一家生意兴隆、分店多达26处的店铺——高山典当行。这是一家专门收购老人的珠宝和贵金属制品的“当铺”。如果老人的子女继承了这些遗产,就需要缴纳高额的税金,所以还不如趁早把这些东西卖给典当行换一些实实在在的现金。

在这样一个“人口过少化”严重的地区,究竟有谁会来典当行买上这些珠宝呢?怀揣着这个疑问,我走进了高山典当行。对于我的提问,店员用手指了指身旁的柱子。柱子上贴着一张海报,上面赫然写着7个中国字“欢迎使用银联卡!”。过了一会儿,一个中国旅游团进入了这家典当行,争先恐后地购买珠宝。我和其中的一位中国游客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说,这里的翡翠价格不到中国国内的三分之一,其他的珠宝价格不到中国国内的一半。

后来,我对一位九州经济调查协会的干部说起了高山典当行的情况。他微笑地对我说:“现在,中国人买的是珠宝和翡翠,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会来买田置地。从大连坐飞机来福冈只要一个小时,从上海到福冈也只要一个半小时。美丽的大海、清新的空气、新鲜的海鲜、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发达的社保,这些足以吸引中国人的眼光。反过来说,九州这个高龄化和人口过少化严重的地方也只有靠中国人的力量才能得以生存吧。”

这样的情况不一定是在九州。步入超高龄化社会之后,全日本必须进一步借助中国的力量。

但是,中国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迎来超高龄化社会。2011年4月,中国政府发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65岁以上人口占中国人口总数的8.87%。全球最大的超高龄社会已经离中国不远了。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似乎有必要从现在开始认真研究一下日本社会了。

中国社会现状

杀人不为越货,凶手将屠刀伸向孩子和自己的家人;无毒不成餐,毒奶粉、地沟油你方唱罢我登场;为了钱,曼妙女郎扬言非宝马男不嫁;为了被拆迁的房子,亲兄妹可以反目成仇争夺财产大闹公堂„„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告别了“东亚病夫”的往事,体魄日渐强健的中国人心理却正在严重畸形化。杀人者被诊断为有精神病史,上访者可以被投入精神病院,社会失败者大都抑郁不堪,上班族为未来担惊受怕„„

我们大家,看来都病了。

中国社会怎么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赵菲菲 发自北京

杀:挥向孩子的利刃

这是已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的血腥画面:

2010年3月23日早晨7点20分,福建南坪实验小学门口。

还有十分钟才开门,二三十个孩子和家长站着在等。三三两两的学生和家长往这边走来。一切正常„„突然,一个孩子倒下了,然后又一个,第三个„„没有声音,但血从他们的胸口和脖子上喷出来。反应快的人开始跑,与此同时,更多的孩子倒在地上。

55秒钟,人们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一切就已经结束。

凶手郑民生,42岁,思维清晰,从医近20年,有外科主治医师资格,人称“郑一刀”。公安局经调查认定,“犯罪嫌疑人因感情挫折,悲观厌世,遂故意行凶杀人”。

郑民生去年被医院辞退。他没有钱,没有房,没有老婆,与母亲和六哥一家三口挤在破旧的小单元房里。他活够了,活腻了,尽管身体健康,有一门手艺,年纪也不大。就算真的无路可走,郑民生也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获得解脱。可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因为他心中不仅是绝望,还有恨。恨排挤他的领导,恨抛弃他的女友,恨周围的闲言碎语,恨这个忽视他存在的世界。他要把这恨传播出去,让恨产生更多的恨。他就是一颗石头,投到水里,多少也能咕咚响一声,荡出几圈水波。

求生避死是人的本能,也是兽的本能。所以,决意抛开生命的郑民生不是人,也不是兽,而是魔,是精准的杀人机器。他沉默,冷静,手起刀落。一瞬间,束缚他的条条框框、生活里的大小牵绊,压在身上的种种负担和胸中多年来的积郁一扫而光。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解放:在那55秒钟,他就是上帝。

不管有多大罪孽,郑民生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孩子火化了(而且是快速地火化:在26万元之外,还有一笔浮动的补偿金额,视家属对亡童遗体的火化时间而定,越早火化补偿越高),犯人枪决了(当地政府确定“快捕、快审、快处”的从速从重原则,一个多月就完成一

审、二审和处决),事情划上句号。

但没有人料到,一切才刚刚开始。

4月28日下午3点(郑民生被处决的日子)。广东省湛江市下辖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一男子混入校园,持刀砍伤15名学生和教师。行凶者陈康炳,33岁,曾经是雷城一小教师,事发前被学校要求停课病休,有精神病史。

4月29日上午9点40分。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一男子持刀砍伤32人,包括29名学生,两名教师和一名保安。行凶者徐玉元,46岁,个体生意经营者。

4月30日上午7点40分。山东省潍坊市尚庄小学。一男子骑摩托车闯入学校,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抱住两名学生点燃。两名学生被老师抢出来,该男子当场烧死。行凶者王永来,37岁,村民。据称曾与当地官员发生争执,用终生积蓄给儿子盖的房因为占用耕地必须拆除。

5月12日上午8时。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一幼儿园。一男子持屠夫用的切肉刀砍死7名幼童、一名50岁的女教师以及女教师80岁的老母,砍伤11名幼童,然后回家自杀身亡。行凶者吴焕明,当地村民,据称与幼儿园有房产纠纷。

如果加上4月12日广西合浦的案子,不到50天,6起校园惨案,22条人命。16个孩子,每个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心肝宝贝,是全家人的眼泪、欢笑和希望。大千世界摆在他们面前,等待他们去发现,去体验,去创造。他们才刚刚开始„„他们倒下的时候还背着书包。

这些案件似乎没有联系,但又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凶手单独作案,针对儿童,用刀或锤一类最原始、最近距离、也最野蛮的工具。短时间内连续发生多起类似的校园袭击案,有人指责媒体报道“启发”了潜在的犯罪分子。其实媒体不过是一种技术,一个工具,像其他所有技术或工具一样,是一把双刃剑。不能因为刀也杀人,就连切菜都不让用了。不能因为害怕潜在的犯罪分子模仿,就剥夺公众的知情权。杀人的凶手和被杀的孩子都是所谓的“弱势群体”——按照王小波的定义,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他们曾经沉默地活着,现在也要沉默地死去吗?

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在《恐怖主义的精神》一文中指出,西方人天真地认为,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的“善”的发展相应导致“恶”的失败。然而,善与恶同时出现,同步进展。前者的胜利并不能导致后者的消灭。这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30多年改革开放,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发展了,崛起了,但也困惑了,迷失了。除了迅速致富以外,我们还能做什么?还该做什么?

校园砍杀事件夺去20条多生命、给这些家庭以致命打击,在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其真实的、有形的危害非常有限,但无形的、象征性的影响却难以估量。像自杀式恐怖袭击者一样,潜在的郑民生们淹没在人群中。可能是个失业者,也可能是个失恋者,不需要特别的基因,特别的刺激,一个普通人就会突然掏出刀子,大开杀戒。钢叉和警棍挡得住屠刀,却挡不住恐惧。校园和幼儿园保护好了,医院呢?剧场呢?排队的超市、满座的饭馆呢?

人们开始反思:心理保健体系的薄弱,法律制度的缺陷,民众上访渠道的不畅,社会转型带来的其他问题„„这样的讨论让那些孩子的鲜血、那些家庭的伤痛有了一些意义。但是,社会的反思必须由个人的反思开始。因为社会由个人构成,你和我。

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独一无二的。无辜的孩子,有罪的凶手,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仇恨止于坟墓。如果让恨带来更多恨,我们就成了凶手的同谋。

毒:充满弹性的规则

有人戏言,现在的国产食品,除了河豚没毒之外,其他都有毒。这句话还可以进一步解释:河豚天然有毒,而且是剧毒,我们就不必画蛇添足了,可以把有限的精力用在无限的发明创新工作中去。

于是,上千吨含有致癌物黄曲霉素、最多只能喂猪的陈化米被梳洗打扮,堂而皇之流向千家万户;致癌物溴酸盐超标数倍的矿泉水被默默摆上大小超市的货架;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装进奶瓶,喂给中国的3000万婴幼儿;澄清净化后的地沟油重新用来炸油条,涮火锅„„海鲜浸过甲醛看起来更鲜,面粉掺上石灰后显得更白,工业染料苏丹红喂的鸭子可以产下“红心蛋”,无根剂、漂白粉泡出的豆芽又白又胖„„海南毒豇豆刚刚谢幕,山东又出了毒韭菜,湖北等地有多人输血染上艾滋病,山西100多个孩子打过疫苗后非死即残。

网上最近有一篇帖子广为流传,题目是《宝宝,妈妈不再带你打疫苗》。疫苗不打可以,牛奶总要喝吧?牛奶不喝可以,饭总要吃吧?饭不吃可以,水总要喝吧?水不喝可以,空气总要吸的吧?按照这位母亲的逻辑,中国大概是容不下他们了。所以,有网友建议她赶紧教孩子英文。

不过,绝大多数人还是舍不得(或没办法)离开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这部分人该何去何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教授给出的建议是:食物多样化,什么都吃。陈院士说,我们的食品基本是安全的,但有一部分有问题,如果什么都吃,风险就被化解掉了。他举例说,如果你今天买韭菜农药残留超标,明天你买萝卜还超标?运气不至于这么坏。农业部官方网站称,市面上约有5%的蔬菜农药残留超标,咱们给他加到10%可以了吧?你一星期吃一次韭菜,还有90%的机会买到合格菜。陈院士说,这种食物多样化既有利于食品安全,促进营养均衡,还可以改善你的心理状态。

陈院士这段言论充分表明:知识就是力量。特别是在精神方面。

中国有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中国还有句话: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二者的基本意思一样,都是说不要太讲究、太较真,要有豁达的心胸和包容的态度。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确也是举世闻名的。任何规则到了我们这儿,都变得充满弹性。我们是一个充满弹性的民族,多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都压不垮,打不倒。尽管出了毒大米、毒牛奶、毒面粉、毒蔬菜等等,我们的平均寿命还在稳步提高,而且涌现出姚明、刘翔等一个又一个体育巨星,我们在奥运会上夺得多少枚金牌,在冬奥会又实现多少突破„„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也越来越好。三聚氰胺,苏丹红,溴酸盐,地沟油一茬接一茬,

你刚唱罢,我又登场。一次又一次地震惊,愤怒,谴责,疑惑后,我们也渐渐摆正了心态,越来越泰然处之。就像陈院士说的:第一,大部分产品还是合格的;第二,运气不至于那么坏。当然,总会有人“赶上”,谁赶上谁倒霉,能有什么办法。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自己身边那点事儿。网民比较爱折腾,但基本局限在网上。嘻笑怒骂之后该干嘛干嘛。就算齐心协力,进行成功的人肉搜索,下文如何也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

所以,就算不相信生产者,不相信监管部门,我们还可以相信“心态”和“运气”。当然,我们也可以像捷克作家哈维尔那样,相信良知。在《政治、道德和教养》中,哈维尔说:我们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在别的某处被永远地记录下来,永远地给予评价。说到底,真正的良心和责任感只能被解释为一种沉默的假设,假设“上面”有人在看着我们,每一件事都不会遗漏,没有东西会被遗忘„„

假:“山寨”横行的年代

鲁迅70多年前就说,我们中国人是最有奇想的人民,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奇想”体现出我们的幽默感。我们的洗衣粉有白猫,也有日猫;酸奶有蒙牛,也有豪牛;牛肉面有康师傅,也有廉师傅、唐师傅、庚师傅、康师博和康师妹;酒有茅台,也有茅合;有五粮液,也有三粮液;洽洽瓜子,治治瓜子;脉动,脉劫,泳动,泳致;NOKLA手机,可日可乐,啃他鸡KFG„„

但有些奇想不属于幽默类,而属于滑稽类。比如打酱油,俯卧撑,躲猫猫,喝开水。

无论幽默、滑稽还是其他种种,这些奇想都说明中国人三头六臂,灵活聪明,而且有强大的语言能力。我们外表平淡无奇,但胸中沟壑万千。和外国人相比,我们显得羞涩拘谨,其实不然,我们私底下是最不拘泥的,而且越来越放得开了。

高中文化的章宁泉租用司法部原办公楼,成立所谓司法部下属机构“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在全国7个省设立分支机构,招收调查员,其所有工作人员均着警服,所有行动均为警车出入,4年狂骗1600万元。但“章局长”也犯了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错误:因为高调下葬情妇的视频引起网友怀疑,被揪了出来。

最近网上还出现江苏赣榆县海头镇党委大院的几张照片:办公楼高大气派,门口挖一条小河,河上建拱桥,大门两侧各立一根华表,整个布局仿佛天安门。此外,党委办公楼两侧各有一只三米多高的石狮子,大院的几个角落摆放几只大石龟。据举报,整个工程花费2000万元,而海头镇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5000多万元。举报者称,这个大手笔出自海头镇原党委书记张宜春,摆放华表、石狮和石龟,是因为他笃信风水,认为这样可以给自己带来好运。

除了山寨局长和山寨天安门,还有山寨警校(北方司法学院)、山寨派出所(主犯自称中央某领导的亲戚,被抓后仍然牛气冲天)、山寨大夫(医学院学生在大大名鼎鼎的公立医院无照行医)和山寨新闻(纸馅肉包子)。罗伯特·路威在《文明与野蛮》中写道,某些事情,因为我们做了某一群体的分子,我们便非做不可,这就是文化。这样看来,山寨的确是一种文化,它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早晨起床,换上世界/国内“名牌”,喝杯“纯鲜牛奶”,出门。打“的士”去车站,经过

数根电线杆,上面贴着“办证,电话***”。下车,给司机一张,司机翻过来倒过去地看,找你几张,你也仔细地检查过。到单位,手机响了,是短信:你好,本公司有票据,如运输餐饮广告设计工程等,电话***,李经理。删了。翻翻报纸,本地新闻:八达岭一日游欺客,假玉镯卖680000。打开邮件:您的邮箱已被系统随机抽取为虎年欢乐送活动二等奖,您将获得

7.8万元人民币和联想公司赞助的**电脑一部。全国免费联系电话4006-888-****。默默地退出。下班回家,看盗版碟,关灯睡觉。

可以山寨的何止商品、票据、证件和人民币。董芳宵年龄门只是冰山一角,假球黑哨也不限于职业联赛。新华社记者对中国青少年足球的调查显示,假冒年龄早就是公开的秘密。“收买教练,收买裁判,收买测骨龄的„„不管15岁以下还是17岁以下,不管分区赛还是全国决赛,想让你得第几名你就是第几名,想让谁得冠军谁就是冠军,”重庆力帆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陈宏说。

比山寨竞技体育更厉害的是山寨GDP。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司长程子林接受新华网访谈时指出,统计造假屡禁不止。有的领导干部为追求政绩,授意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或统计调查对象篡改统计资料;有的统计对象为骗取荣誉或利益编造数据,或迫于地方领导压力参与作假;有些统计人员缺乏职业道德,明知数据有水分也不核实。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11.9%,成绩喜人。但是,地方GDP数据之和再次高于全国数据——“再次高于”其实是“屡次高于”:去年上半年,地方GDP之和高出全国数据约1.4万亿元;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说,2009年全年,地方GDP之和比全国数据“高得多”。

更牛的是山寨历史。电视剧《三国》,刘备说:“袁绍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曹操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吕布说:“我家貂蝉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首!”

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说,面对人生或社会的问题,中国人先是“不敢”看,然后是“不能”看,最后就“视而不见”了。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五花八门的奇想、形形色色的山寨之所以大行其道,就托了中国人这种“怯懦”和“巧滑”的福。但我们的孩子还小,还没学会这些招术,他们怎么办?重庆力帆足球俱乐部的陈宏说:“全国青少年比赛,打架的特别多,为什么?因为太黑了,球员受不了。”

救救孩子„„

乱:娱乐至上的癫狂

乱有时候是好事儿。小到个人,大到社会,都是如此。英语里有control freak的说法,这种人事事都得有条不紊,一根弦儿总绷着,有点强迫症。有的社会现在也还是整齐划一的(就像我们过去),舒服不舒服,当事人自己知道。感觉舒服的人可能有两种情况:表面整齐,私下里乱;表面整齐私下也整齐的大概是从来就没尝过“乱”的味儿。

据研究,乱是人的天性。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20世纪60年代做过一个测试。把一辆旧汽车摘掉牌照启动引擎丢在纽约校区对面的路边。在“23起破坏性接触事件”后,

这辆车不到3天就变成一堆废铁。他又换了一个更高尚的大学城地区做试验。起初没动静,有人还在下雨时走过来把引擎熄了。为推动破坏进程,他带领两名学生跳上车抡起大锤猛砸。没多久,一帮大学生就参与进来。他们跳上车顶,卸下车门,打碎所有玻璃,最后把车翻了个底朝天。深夜,又有3个少年过来,用棍棒把已经不成样子的车体打得更加粉碎。这跟当时美国的社会风气有没有关系不得而知,但津巴多教授得出结论: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汪达尔人(日耳曼民族,公元4-5世纪攻占罗马,后来成为肆意破坏的同义语)。

但凡事皆有度,太乱也不行,可能出危险。所以我们都教育小孩子要懂礼貌,有条理,守规矩。古往今来大概也没有几个父母教孩子:去偷,去抢,去杀人,去放火!但现在的问题是,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之后怎么办?知道不要干这些事以后可能还是不知道该怎样活着,为什么活着。这里头的问题太多,拎出一个最形象的:你愿意坐在宝马里哭,还是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当然,坐在宝马里笑最好,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人生不如意之十八九,萝卜白菜保平安,太完美是不吉祥的。(另外,宝马只是个比喻,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里改成劳斯莱斯或宾利可能更恰当。想当年,自行车就是今天的宝马。)

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的著名相亲者之一马诺选择坐着宝马哭,并进一步补充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言外之意是,曾经提供过宝马的如果不能继续提供,那就Sorry白白。另一位女相亲者摆明了就是要找富二代,她自觉鼻子很敏感,但只针对一种味道:钱。很多人看节目都是冲着这样的女嘉宾去的。她们的发言都很犀利,有一种赤裸裸的感觉。好像在跳一场道德的脱衣舞。这完全符合节目的精神:娱乐大众。这是时代的一大进步,感谢所有为娱乐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士和机构,感谢《非诚勿扰》,感谢芙蓉姐姐,感谢兽兽女士,感谢凤姐,感谢犀利哥,感谢CCTV。

但是,最值得感谢的是我们自己。因为以上人士和机构都是我们捧红的。拿犀利哥来说,一个饱受欺凌,表情漠然的流浪汉,被我们点石成金,加入日韩元素,挖掘出混搭风,从纯美学的角度加以欣赏和把玩,一跃成为网络世界的红人,时尚舞台的新星。可惜,找到亲人、梳洗整理一番之后,犀利哥的传奇也划上了句号。不过,没有关系,娱乐市场上的商品极大地丰富着,有各种档次和品种供人选择。况且我们还在不断地造出新的,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制造这类商品的技术诀窍:多用下半身,少用上半身——更确切地说,就是尽量用腰以下的部位,可以用用眼睛什么的,但别管脑壳里的那堆东西,尤其别用胸膛里跳动的器官。于是,万事万物就皆可娱乐了。

娱乐原本是好的,也是必要的。玩耍是人的天性,生活和社会的种种压力也能通过娱乐释放。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历史上、世界上有些政权或文化对人民的娱乐生活横加干涉,这不许,那不许,制造出种种压抑和变态。所以,我们今天的娱乐来之不易,是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换来的,生活在这样一个自由娱乐的时代和国度是一种幸运。可是,对娱乐的无尽欲望却不是个好东西,因为听任这种欲望的泛滥会导致抽疯。王小波举过一个例子:几位缺德的科学家在海豚脑子里装了刺激快乐中枢的电极,又给海豚一个键,让它可以自己刺激自己。结果它废寝忘食,狂敲不止。用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的话来说,这就叫“娱乐至死”。

所以,还是那句话,凡事皆有度。再好的东西,一过了头就会变味儿。何况娱乐不等于幸福,也不等于尊严。造物主给人身上安的每个零件都是有用的,而且用进废退 病根就在“潜规则”

潜规则维持的“正常”表面强大,实际异常脆弱,仿佛海啸来临前的度假胜地,地震发生前的宁静夜晚。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赵菲菲 发自北京

精神病人的大脑功能紊乱而突出表现为精神失常的病。症状多为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感情、行为等发生异常状态。俗称神经病。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这个定义,核心是“失常”二字。也就是说,正常人和精神病人之间有一条界线,一边有病,另一边没病。孙悟空的金筛棒划出一个闪亮的圆圈儿:在里面是安全的,出了圈儿可是妖怪的天下。但怎么知道自己在圈儿里呢?办法很简单,你出去试试。

但那个圈儿不是长在地上的,而是划出来的,所以随时都能重新划。比如在我们中国,同性恋曾被列入精神病,但现在不是了。天气热,北京街头的女孩争奇斗艳,在德黑兰你就没这个眼福,谁要是敢露大腿,立刻就会被警察叔叔带走。有病没病随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过去是病,现在可能不是病;今天有病,明天可能没病。在某个地方说你有病,换个地方你就不叫有病。在某个地方正常,换个地方也可能就不正常。

陀斯妥耶夫斯基说:正派人心中的秘密最多。每个人身上都有天使和魔鬼,有杰基尔和海德,有美好的思想和黑暗的念头。后者被压抑得越深,危险性就越大。所以,没有绝对的正常和绝对的有病。每个人都正常,也都有病,关键在于从哪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正常人都有患病的潜质。事实上,鼓吹自己最正常、坚信自己最正常的人可能病得最重。因此应该以历史的、客观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有没有病这个问题。不过,在一定时间内、一定地域内,病与正常的界限还是存在的,否则就乱了套。太乱对谁都没好处。

有没有病,关键在于界限,也就是规矩。中国人现在的病不在于没有规矩,而在于不守规矩,不怕规矩。更确切地说,我们怕的是不该怕的,应该怕的我们反而不怕。比如我们当前最怕的事情之一:小孩上学。小孩子,学校,这本来是离社会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最远的,最单纯宁静的,现在却落入血腥暴力的漩涡。又比如,吃东西。除了个别重点保护对象以外,普通人是万万想不到会被下毒的。但我们现在也不那么踏实了。还比如,路上明明有红绿灯,可大家就是不怕死,绿灯走,红灯也走。再比如,公职人员由纳税人给发工资,本来应该尊敬纳税人;可现在纳税人反而给他们下跪。

人总要怕点什么,怕与不怕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正因为我们不怕某些东西,所以我们才怕另一些东西。说白了,就是我们不怕规则,所以怕“潜规则”。潜规则已经弥漫到社会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这些潜规则看起来纷繁复杂,但实际再简单不过:权势为王,金钱至上。

这样的“潜规则”甚至还不如“丛林法则”。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狮子吃豹子,豹子吃羚羊,循环反复,比较稳定,绝对不会出现羚羊吃豹子甚至吃狮子的情况。但“潜规则”却蕴含着某种颠覆性,羚羊逼急了也会咬狮子几口,甚至蜂拥而上,把狮子吃了,导致天下大乱。在狮子看来,这样的羚羊显然患了“精神病”,早就该通通关进精神病院。

任何社会都需要规则。潜规则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从表面看是规则,实际却是一种颠覆。这种内在的不合理性决定它不可能长久,无论眼下多么盛行。实施潜规则的和“被潜规则”

的都是这种不合理性的牺牲品。就像鲁迅说的,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因为他既然承认可以做主人,当然也承认可以做奴隶。所以一旦没了威力,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前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的外貌、性格、职业、地位千差万别,但本质上是一样的。砍孩子的自己也曾经是天真的孩子,造假药的自己也免不了生病,山寨局长也有儿女情长,不能一条线就把他们统统划在对面。监狱和精神病院是必要的,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对付一种强大的病毒,消灭感染者的肉体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找到疫苗才是正道。

我们病态的根子就在潜规则上。潜规则维持的“正常”表面强大,实际异常脆弱,仿佛海啸来临前的度假胜地,地震发生前的宁静夜晚。

微博说:给残酷社会的12条短信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在某些地方,很实际很简单的愿望,在别的地方,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你看一群人怎么描述梦想的内容,就知道他们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一度不喜欢过度地标榜梦想在人生中有多重要,后来经历了,也明白了,很多简单的愿望,就是这么遥远,远得像梦。——蔡康永

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才是主因,应该反思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掩盖不了各种相应的矛盾,所有人都应该想想,我们跑得太快,已遗失了灵魂。——鲁健

大家一起呼吁吧,乱世需用重典,对于一切杀孩子的人,立即千刀万剐。——赵丽华

发展的代价,中国和中国人,已经,渐渐付不起了„„——新周刊

保卫孩子,就是保卫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未来。——董崇飞

假如一个国家的商学院要告诉学生食品不能下毒,性教育要教学生不准强奸,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可怕的状况吗?但是非常不幸,我们的确正在面对道德最底线失守的危机。„„它揭示的真相是:原来我们连站都还站不稳,居然就想飞了。——梁文道

悲怆无语。——杨锦麟

孩子的命比金融危机、房价和通胀重要一万倍。不,根本就不能比。——潘石屹

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现在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茅于轼

孟建柱说,“要坚持严打严防,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下手,防得犯罪分子不能对孩子下手。”我很感动。但我觉得关键还是防,因为那些杀童的王八蛋根本也不想活了,所以他们没啥敢不敢的问题。——程鹤麟

在我们这个信仰匮乏的国度里,家庭一直扮演着宗教的角色,而爱情几乎是个体生命唯

一的心灵慰藉,家庭伦理的失范和爱情信仰的消解,必然导致这一代人的肆无忌惮和无所敬畏。无所敬畏的同时,伴生着无所皈依,无所依恋,已经无所依恋的人,往往容易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戕害他人,抑或自憎、自残。——情天大圣

中国人现在的确应该是互相都给对方留些余地的时候了,要不然,真的很麻烦了。——邱华栋(摘自作者微博、博客和文章,特此致谢)

我们最缺的是信仰

【主持人】邓媛,本报记者

【嘉宾】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杜平,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

我们修了很多高楼大厦、高速铁路,但我们没有建好一个心灵的通道

当“坏消息”活跃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叹社会信息传播的透明,却又不免因此而惶惑:这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

没有敬畏的后果,就是老百姓做事会没有最后的底线

《国际先驱导报》:一个多月内,中国发生了多起杀童案。很多人在问,是不是说明中国病了?

于建嵘:不能完全说现在是“病态”社会,我形容当下中国的情形为“溃散”。主要指人心,人们没有敬畏之心,只有恐惧。没有敬畏的后果是,老百姓做事会没有最后的底线。那么为什么没有敬畏之心呢?因为一个人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他在打拼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是不会得到回报的。他在许多条件都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只剩下了恐惧,做事更加不计后果。

杜平:我们必须搞清楚为什么中国以前没有这么多恶性凶杀案,但现在凶杀案频发?这说明中国社会目前处于某种混乱的状态。过去30年,中国发展的主要是经济,是物质上的建设。以前我们讲理想,但现在讲的最多的是金钱、房子、股票。从政府到个人,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某一些特定的物质、金钱方面,对其他东西反而都忽略了。

从国家到社会、个人,我们搭建了一个空架子,但却缺乏灵魂。没有灵魂,就没有定力。可能单从物质上衡量,国家建设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是畸形的成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XQ:也就是说人们没有目标了,没有信仰了,继而迷失了。

于建嵘:“没有目标”发展到极端,底层民众会产生绝望的心态,这种绝望到最后就体现为报复社会。它就像病毒一样,而我们对待这个病毒缺乏一个抗体。从郑民生开始,这种行

为出现后,我们没能根治它,让它具有传染性。

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历朝历代有那么多杀人案件,但真正以儿童为目标的、集中爆发的案件非常少。所以绝望的心态容易导致穷凶极恶。在社会进程中,有这么一批人对生活的意义、对将来有没有出头之日产生了绝望。从杀童案看,这批人以30多岁的中年男子居多。

杜平:过去30年,我们强调精神文明的建设太少了,或者多于口头强调,但不知道怎么做。现在我们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但不知从哪里做起。从政府教育部门到个体家庭,都面临这个问题。也许家长想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但抵不过社会的力量。你讲道德,但在大家都不讲道德的环境中,你就会吃亏或者没有竞争力。

XQ:现在好像确实是一个道德观正发生急剧转变的时代。在相亲电视中,人们把“拜金”挂在口上;为了出名、走红,似乎拍艳照是一个能迅速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当事人也不以为耻。

于建嵘:但我觉得,拜金、功利并不一定是坏事。发达国家的民众也会拜金,也会功利。问题在于,有没有最后的社会规则的底线。我个人认为,现在中国出现的“反社会人格”,与拜金主义有关,也和贫富差距有关,但拜金、穷困不一定导致反社会。

“反社会人格”背后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崩溃。我们修了很多高楼大厦、高速铁路,但我们没有建好一个心灵的通道。

治理一个社会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它的经济如何发达

XQ:这样的现象在其他国家的发展阶段也出现过吗?还是中国所独有的发展阶段?

杜平:美国刚开始工业化,经济开始高速发展时,也有很多社会不公的现象发生,比如大股东欺负股民、大公司欺压百姓等。但当时有正义感的人在社会掀起了一个进步运动,他们表示“什么都需要进步”,用这样的口号来疏导矛盾,使大家对不公正有了抵御的向心力。此外,媒体当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披露信息,让社会知道丑恶的事件。

联系到中国,我想,就拿杀害儿童的案例来说,如果当地媒体能及时为受害的弱势群体提供发出诉求、寻求援助的渠道,那么,用类似极端手段来对另一个无辜的弱势群体进行报复的事情,就会得以避免。

XQ:我们现在还可以去做什么才能重建公平与正义?

于建嵘:这关系到如何让每个人的努力都得到回报。我们说不确定性带来社会问题,但绝望的人有一点是确定的,这就是再如何奋斗也没有办法得到回报,所以治愈“溃散”一定要实现社会公平。

但中国社会现已产生了一个“排斥性结构”,越来越封闭,社会人员的流动性很差。比如,上世纪80年代,卖茶叶蛋可能成为万元户,但现在不行,因为现在会有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迅速获得大量财富,或者功名。社会底层的民众便越来越感到受到排斥。

杜平:想报复社会的人会找到各种方法报复社会的。我们必须让处在萌芽状态的这些人看到希望、看到生路,那么他们就不会去模仿极端的杀人行为。我在新加坡生活了很长时间,我发现他们的基层组织在化解基层矛盾方面做得非常好,能够时时协调受害人和施害人的利益诉求,起到融化矛盾的作用。

治理一个社会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它的经济如何发达,而在于能让社会比较平稳、比较温和地发展,让社会心态正常地发展。我们过去一直都是上对下的施压状态,缺乏调解的手段。所以要激发正义,政府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过去不公正的制度的修复上。事实上,我们一直有社会文明建设机制,但遗憾的是这种机制长期不知道如何发挥作用。我觉得政府必须对此投入资源,让弱势群体有投诉的机制,有能帮助和值得他们依赖的渠道,从而解决矛盾。

XQ:建设精神文明就是从这些小事做起?

杜平:“精神文明”四个字太空了。我们要去灌输那些空洞的词汇是不会有成效的。我们只有使每个民众,特别是那些受欺压的民众得到尊重的时候,文明才能够被体现出来。如果大家都觉得,文明提出诉求的方式、文明得到解决的方式能够实现,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文明。

如果做坏事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人们还会去做坏事吗

XQ:那我们还需要信仰的复兴吗?有人提出用儒家思想来重建人们的道德观。

杜平:我们需要信仰,但信仰不只是宗教。比如,信仰正义,至少信仰“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这种信仰,也是宗教里包含的道德观。但另一方面,我们社会目前还缺乏对做好事的鼓励机制,对做好事的人缺乏尊重的培养。如果做坏事就会受到惩罚,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还会去做坏事吗?

我想,只要是对中国社会进步,只要对人们心理能起到健康引导的任何一个学说,我们都应该利用它。不仅是儒家思想,还有佛教里的一些进步思想,也是值得提倡的。不过我觉得学说的影响不一定对所有人都适用,还是更需要从浅显易懂的、老百姓身边的事情入手,会更有成效。

于建嵘:我也赞成从实实在在的事务入手。我们先不要讲道德的制高点,先把法律、规则学好。首先要执政者学规矩,不要使老百姓对今后的某些制度产生恐惧和绝望。

在我看来,法律就是我们最高的信仰,法律也是解决公平正义的最关键一环。我们现在有好的宪法,但没有很好地执行。相对于儒家思想而言,其实在中国,法家的思想应该更值得提倡。学法,现在应该是中国从上到下首要的一步。

向前奔跑不能迷失方向

互联网时代的“坏处”之一是人们无法再闭上眼睛假装身边的世界无限美好:有人会丧心病狂到对懵懂幼童举起利刃,有人会半夜明火执仗把别人房子拆成一片白地,有人会一本正经地用“拆错了”为前一伙人辩护,有人正在偷偷摸摸地向卖给别人的食品中添加他们自

己绝对不会吃的东西,还有人言之凿凿供认杀死了的受害者会在11年后“转回”故乡„„难怪有人说如今是一个“大家都有病”的时代。

我们犯了什么病?信仰缺失?道德沦丧?精神空虚?拜金主义?都对,但为什么我们会犯这些病?我们不是礼仪之邦吗?我们曾经有过坚定的信仰、崇高的道德、不屈的精神,我们崇拜的是不爱财的文官不怕死的武将为民请命的读书人舍身取义的大英雄。怎么现在从我们嘴里冒出来的却全是“为谁说话论”“水黑论”“拆错论”还有“抓错论”?

即使乱云飞渡一如现在,我们的孩子也是这么念书的:大成至圣先师云“君子不成人之恶”——就是不要帮黑心的地产商辩护;亚圣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是说别用刀砍人家的小孩。可是我们这些大人又是怎么做呢?圣人有云:“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媚都谄到西门庆身上了,我们主宰的这片土地距离礼仪之邦的确远了些。

无可否认,三十年前当我们迈步开始奔跑的时候,我们身上背负了太多太重的负担。为了跑向一个美丽的目标,我们在整整三十年当中几乎一刻都不曾停歇过。为了能跑得快些再快些,我们不断地卸下包袱,然而有些重量对于一个民族能够脚踏实地是必需而至关重要的,扔掉了最基本的良知和最厚重的传统,我们不再是有目的地快跑,而是无方向地飘飞。

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连续奔跑三十年后心理和生理都还能一如平时。血压升高、心跳加快、呼吸急促、意识判断力也随之下降,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眼下的病症,常年的快速奔跑使得我们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有人凭借着跑在别人前面而沾沾自喜保持表面上的理性,而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恐惧着后来者的追赶以及先前被他们超越时无情踩在脚下的失败者的报复;有人为了跑得更快些而大把大把地服用兴奋剂,并且把因为不良反应而产生的呕吐物连同药品包装一道扔进我们的河流湖泊;更多的人则眼看着别人一路绝尘而去心中愤愤不平,其中有些人如同患上了“旅途性精神病”转身拿起了菜刀匕首„„

“想用适得其反,用爆发,用一个恶劣的最坏的结果,用杀人,用血流成河,来证明错不在自己,把责任都推到对方和世界身上”。这段话像不像某个幼儿园凶手的心理素描?像,但不是,这句话出自几年前的刘震云小说《我叫刘跃进》第28页。小说家言,其精准的预见性却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曾经有一种说法是,一个社会只有其大部分成员都生活在紧张状态下,经济发展才有效率,因为各种层次的生活压力会使人不得不为了保住或提高社会地位而努力工作,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竞争力。理论上很对,但由于全社会范围不分男女老幼的集体紧张会导致怎样高昂的社会支持成本?计算的时候可别忘了把学校门口头戴钢盔配备催泪瓦斯的警卫算上。

三十年的高速奔跑后,中国人的“民族集体紧张”是在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还是造成阻力已经成了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有人曾经用压力转移来试图解决紧张焦虑的问题,也就是为全民族因为高速奔跑而导致的紧张情绪找到外部指向目标进行宣泄,就像当年的德国和日本。后来的事情,世界史记载得很清楚了。我们显然不可能重复那条必然导致灾难的老路。而且由于我们的“崛起”是建立在外部环境友好这一假设前提上的,我们不可能通过引发外部冲突否定这一前提而保持目前的“崛起”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