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理论

范文一:社会治理大讨论

社会治理大讨论

社会的和谐,人民的安居,是一个城市文明的体现。社会的平整度,人民的幸福感,离不开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治理,管理社会,是权衡城市文明的标尺。社会治理工作的开展始于无患,止于未然,故无患。

正所谓: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

古有一则故事,魏文侯问扁鹊:“兄弟三人谁的医术最精?”扁鹊回答:“长兄善于治病于无患,铲病于未发作之前,故医术最精;中兄治病于未然,铲病于萌芽,故医术次之;我治病于危重,故医术不及兄长。”这则故事虽穿越千年,仍引人深思,医病之道在于未及病理,治患之理在于未及患中,相似相通。

一个城市的社会治理,始于无患,需要超前发现隐患。超前发现隐患是一个城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体现。社会之复杂,社会治理工作之繁杂,通过借助信息化的社会治理平台,网格化的管理模式,将被动地社会治理变身为主动地管理社会。网格管理工作的开展在摸索中前进,在前进中不断改进创新。网格员是社区中的热心人,是群众中的联系人,是新闻现场的发现人,是社会治理的参与人。网格员组成了城市文明的巡查队,建起了社会服务的参与站。通过区域网格划分,网格员站岗,对网格内的大小事故隐患,违法违规,影响城市治安稳定、文明程度的因素进行排查,收集并上报。在隐患苗头初现时解决隐患,故无患。

一个城市的社会治理,止于未然,需要做到攻坚克难。社会治理工作中面临的“老、大、难”的问题,非一己之力,单个部门就能解决,需要专项模块集中整治,多部门联勤联动,让一切隐患在发作前期终止,社会治理工作做得好不好,不在于做得多,而在于做得精,想群众之所想,送群众之所需,解群众的燃眉之急。激发群智,形成合力,促成为民办的大事。

一个城市的社会治理,无患,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工作的目标是营造更好的社会环境,人民友善,社会井然有序。一方面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支撑,建立起社会治理工作开展的长效机制,以及社会治理的网格队伍,在社会治理工作起到统领全局的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借助社会力量,形成社会服务大体系,丰满社会治理的双翼,更重要的是,需要全社会的精神自觉,携手共创,让社会可以预治理,易治理。

社会的和谐,城市的文明,离不开社会的治理。创新工作体系,发现并及时处置大量问题隐患,杜绝恶果之花。社会治理始于无患,止于未然,社会治理工作的开展需要未雨绸缪,方能雨后春笋;需要全员热情,方能聚力合为。

范文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论》前言

刘惠恕

如果要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作为一门严密的学说体系来加以探讨,首先涉及到的问题是学科的定义,即究竟什么叫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学?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剖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词汇的涵义。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词汇显然是‚社会治安‛与‚综合治理‛这两个词汇的合义,前者是就目的而言,后者是就手段而言。我们回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综合词汇产生的历史过程,可以证明这一点。

关于‚治安‛一词,最早见于中国西汉时期贾谊向汉文帝所上的《治安策》,贾谊要求汉文帝‚固国家而治天下‛,‚治国家而安天下‛。[1]中国古代所说的‚国家‛是一个小概念,它仅指中央政府所属的权力管辖机构,中国古代所说的‚天下‛是一个大概念,它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或整个国土疆域所涵盖的民众生活。贾谊所说的‚固‛和‚治‛都是相对于巩固中央政府权力机构而言的。因此,贾谊在《治安策》中所提出的基本思想,是要求通过对社会(天下)的治理,来巩固国家政权。这一思想也可以说是有关‚治安‛这一词汇的最原始的涵义。如果撇除贾谊发表《治安策》的时代背不谈,仅就贾谊在该文中所阐述的有关‚治安‛的抽象涵义而言,其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治安‛涵义并无两样。

关于‚综合治理‛一词,始出于《资治通鉴〃唐纪》卷四十七,谓‚李晟综理长安以备百司‛。[2] ‚综理‛二字显然是就李晟在长安处理事务的繁复方法或手段而言的,其词汇涵义当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综合治理‛一词并无两样。

而把‚社会治安‛与‚综合治理‛这两个词汇的含义结合起来,并赋予它特定政治内容,则正式见于中共中央在1981年5月所批转的《五大城市治安座谈纪要》。《纪要》指出:要‚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必须各级党委来抓,全党动手,实行全面‘综合治理’。‛[3]批转意见并强调:‚综合治理‛的首要任务是搞好党风,此外,应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

方面加强工作,才能克服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大大减少犯罪现象,建设良好的社会秩序。

从中央的批转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在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战略思想时,一开始就是将‚社会治安‛作为目标来追求的,把‚综合治理‛作为手段来对待的,目标与手段的结合,才能合成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因此,如果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一门学说来对待的话,它的内涵应是‚社会治安‛,亦即通过安定社会来巩固国家现政权,它的派生才是‚综合治理‛,亦即为达到目标所使用的安定社会的具体手段。

当然在说明这一点时,还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央1981年5月颁发批转意见时,‚社会治安‛与‚综合治理‛这两个词汇还是分行合用,此外,在批转意见颁发之前,在中央有关的非正式意见中,这种‚社会治安‛与‚综合治理‛两词分行合用的提法也已出现。如:1980年5月,中央书记处在对北京工作提出的一个意见书中,第一条即强调:‚要从根本上解决治安问题,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努力,综合治理,才能搞好。‛[4]1980年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第六次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时,中国余汝宁代表在《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根本措施是适合我国国情的、积极有效的措施。‛[5] 〖ZW(〗〖ZK(〗见曹漫之主编《中国青少年犯罪学》,群众出版社1988年北京版,第374页。〖ZK)〗〖ZW)〗而自中共中央1981年5月批转了《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纪要》之后,‚社会治安‛与‚综合治理‛这两个词汇则在国内各类文件、文章、著作中广泛合用,成为一词,并成为指导中国民众维护社会安定的统一指导思想。以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91年2月19日颁发《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时,这两个词也不再分开。

然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统一指导思想的提出,并不意味着人们对这一学说体系的认识达到了一致。分歧意见先是集中于对‚综合治理‛概念的理解。如有人认为:‚综合治理‛是‚政法工作与犯罪作斗争的总方针‛;有人认为它是指‚政法工作打总体战‛的思想;有人认为它是指‚我们解决治安问题的经验和具体措施‛;有人认为它是指‚社会治安的战略思想、根本方针‛;还有人认为它是指‚治安工作的关键、根本措施‛[6]等等。但是,如果结合中共中央发表的全部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历史文

献来看,对于‚综合治理‛理解上的分歧似乎不难解决。‚综合治理‛无非是指达到‚社会治安‛目的的综合工作手段,借用中共中央、国务院1991年2月19日颁发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中的话来说,则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范围,主要包括‘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六个方面。‛[7]

稍后,环绕着对‚社会治安‛概念的理解,又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以王仲方主编的《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为代表,这种意见可以称作‚广义说‛。该书指出:‚现代意义的社会治安,是指国家通过法律和行政管理所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秩序。‛‚社会治安有其特定的内容与范围,主要是刑事犯罪活动状况以及治安行政管理状况。‛‚交通秩序是社会治安管理的重要内容。‛根据这一定义,该书作者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学的研究对象框定在七个方面:(1)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的状况;(2)公共场所和治安秩序状况;(3)交通秩序尤其是城市交通秩序和铁路交通秩序状况;(4)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济实体单位内部治安状况;(5)赌博、卖淫宿*、传播淫秽物品等社会丑陋现象的发展状况;(6)重大节日、群众集会和重要外事活动的安全状况;(7)广大群众安全感的状况。[8]

王仲方先生的意见涵盖面虽然广泛,但是却并非无懈可击。因为‚治安‛一词本于贾谊的原始定义,是‚固国家而治天下‛。这一思想与后来中共中央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9]的说法也是不矛盾的。而王仲方先生的意见实质上是把社会治安学和社会管理学两种不同性质的学说涵义混同到了一起。仅以王先生所说的社会治安学应包括‚交通秩序管理‛为辩,中国目前交通事故虽多,我们却不能从中引申出它危及了国家现政权稳定的结论。因此,对于交通秩序的维护及交通事故的处理,我们只能把它纳入社会管理学的范畴,而非是社会治安学的范畴。因为假如王先生的‚广义说‛能够成立,那么我们还得把人类对于频繁自然灾害的防治等更多事项,都纳入社会治安学的范畴之中,如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导致了庞贝城毁灭,1976年唐山大地震导致了20万人口的死难,其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是,我们能否由此就把人类对自然灾害防治的学说或有关工作均纳入社

会治安学的范畴来加以研究呢?显然不行。因此,对于社会治安学的泛义化,也就是取消了对这一门学说自身特点的研究,王说不能成立。

另一种意见是立足于司法学(犯罪学)的角度来定义‚社会治安‛概念的涵义,这种意见又可称之为‚狭义说‛。它以前国家人大常委会主任乔石的意见为代表。1990年3月6日,乔石在全国政法工作闭幕会议上指出:‚社会治安和犯罪问题是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存在的消极现象的综合反映,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必须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有效的综合治理。‛[10]乔石的意见又被中央文件精神所重复,1990年4月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中指出:‚维护社会治安是政法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由于社会治安和犯罪问题是社会各种消极因素的综合反映,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必须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各部门、各单位齐抓共管,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地方、部队密切配合,进行有效的综合管理。‛[11]

‚狭义说‛尽管正确地强调了社会治安工作的重点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司法学上的问题,它需要通过‚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的综合手段来加以解决,但是,这一说法却不能说是毫无缺陷。这是因为:社会治安的整治对象尽管是‚犯罪问题‛,但是,犯罪问题的产生原因却决非仅仅是由于政法工作的不足所造成的,也决不是在加强政法工作的基础上,‚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所能解决的了的问题。因为仅就犯罪主体而言,其之所以犯罪,首先涉及到的是道德观念的改变问题,这就向全社会提出了加强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其次,人道德观念的改变,又是社会文化变迁的结果,这样,要改变犯罪者的道德观念,还需加强文化建设;再次,就目前中国的犯罪者主体而言,他们又都是学校教育不足的产物(对于青少年来说,尤其如此),因此,要预防犯罪,还需要改造学校教育体制;再次,目前中国犯罪率的高发,与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有着密切关系,因此,要使中国犯罪问题得到解决,还需要从社会经济体制变革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再次,目前中国犯罪率的高发与现今党内腐败现象有着密切关系,要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我们还需要加强党的建设。而通过加强政法队伍(通称公、检、法部门)的建设、依靠全社会

的力量来解决犯罪问题,我们只能视作是解决问题的终端环节。

由此可见,社会治安学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学的问题,而并非是一个纯司法学上的问题。目前中国犯罪率的高发,凸显了当代中国社会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在社会道德、教育体制、文化思想、党政建设、司法工作中所存在的一系列矛盾或危机,因此,它只能够通过‚综合治理‛的手段来加以解决。如果我们仅从司法学的角度来理解社会治安,把它的工作任务,偏面地解释成防范青少年犯罪问题,显然就不可能得出‚综合治理‛的结论,也无法达到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最终是为了‚固国家而治天下‛的政治目的。

也正是针对‚狭义说‛的不足,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91年2月19日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中指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12]在2001年9月5日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中又强调:‚社会治安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13]这些新的论述,既反映了中共中央在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工作实践中,对于这一项工作性质认识的深化,同时它也更深刻地再现了贾谊在《治安策》中所提出的‚固国家而治天下‛的有关社会治安的原始本义。

本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学问题而非纯司法学问题的基本立论,本书在结构安排上共分7章,连同《导言》部分合8章。其中导言:《中共中央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指导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第二章:《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社会治安》、第六章:《党的建设与社会治安》由我执笔;第一章:《道德建设与社会治安》由上海建设党校副教授、法政系主任张钦亚老师执笔;第三章:《学校教育与社会治安》由上海市徐汇区教师进修学院德育室研究员邓平发老师执笔(其中第5节由上海师范大学讲师朱政补写);第四章:《学校教育与社会治安》由上海市黄浦区党校副教授杜言敏老师执笔;第五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社会治安》由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沈济时老师执笔;第七章:《公检法工作

与社会治安》由原上海公安专科学校教授、上海市警察学会学术调研员(现上海大学教授)胡训珉老师执笔。此外,书后《附录》部分尚收有拙编《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大事记》及党和国家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文献10篇。

本书结构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基于以下考虑:

1、力求使本书具有文献价值

这是因为,如果把1979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等八个单位〈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书》作为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开端,那么这一工作已整整持续了25年之久,在这一工作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把这些文献资料介绍给读者;既有益于人们在实践工作中加深对中共中央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刻思想的理解,同时也有利于理论工作者研究党的历史。因此,本书除立有《导言》一章对中共中央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加以介绍之外,尚编有《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大事记》和有关参考文献,供读者们了解中央的有关思想。

2、力求使本书具有前瞻性

鉴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正在开展中的工作,我们无法确知这一工作何时才能终结,因此本书讨论的问题是运动的过程,而并非是运动的结果。这决定了本书作者所提供的意见只具有参考价值,而并非是结论,但既然是参考意见,就应该具有它的立足依据和前瞻性,否则,本书也就失去了写作意义。有鉴于此,本书本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本质上属社会学而非司法学的基本观点,力求勾勒出一部具有新颖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学说体系。根据本书的基本观点,目前中国犯罪问题、特别是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之所以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危害了民众的生活和国家政权的巩固,首先是由于社会道德观念变易的结果;而道德观念的变易又需要到社会文化思想的变易中去寻找原因;而社会文化思想的变易,制约着学校教育制度的改变,而学校教育制度的改变,又与目前社会上青少年犯罪率的高发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对于社会文化思想的变易,我们却不能把它单纯地理解为纯文化的因素,因为它受制约于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及由此所导致的执政党思想作

风的变易及行政、司法机关传统职能的蜕变。因此,犯罪问题既然是由于一系列社会综合性问题所引起的,它也只能够通过为维护社会治安而采取的‚综合治理‛的手段才能得到解决。也正是本于这一认识,本书七章虽各有侧重,但是,它只探讨了一个问题,即与社会治安的关系问题。这也使本书构成了与国内各种已出版的立足于司法学意义的有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著作相区别的社会学意义著作的基本特点。

3、力求使本书具有学术性

本书既然以‚前瞻性‛作为它写作的基本要求之一,全书的6位作者又是各司其章,它也就允许作者在写作时发表各具特色的学术观点,而不强求一律。此外,本书各章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尚存在着交叉论证的地方,但是,相对于本书的这种特殊体例而言,这应该是允许的。因为作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论证前提出发,最终得出了解决问题同一的结论,这种重复的论证恰恰说明社会治安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学问题。

以上随写这些,算作前言。最后我还要感谢上海市委党校科研处领导支持本书作为上海市党校系统2002年度的科研立项课题,感谢上海市建设党校领导和校研究所同志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提供了基本写作时间和科研经费。在此,我还要感谢本书的各位参编老师,由于他们的援手,使我能在两年之内主编完成这样一部结构庞大的市党校科研立项课题,并了结了多年来我一直想出版一部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著作的心愿。

2004年2月3日于上海建设党校

范文三: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理论研究综述

理论 广 角

I ■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治 理 的理 论 研 究 综 述

陈如 钧

( 中共 防城 港市 委党 校 5 3 8 0 0 1 )

[ 摘 要] 党 的 十八 届三 中全 会Ⅸ 决 定》 提 出“ 社 会治 理 ” 的 思想 , 指出必 须 正确处 理 政府 与社 会 关系 。 国外学 界关 于政 府 与社 会关 系和 矛盾 的研 究主 要集 中在  社会 建设理 论 。 国 内的研究 表 明, 政 府的社 会管理 体 制改革滞 后 、 社 会组织 发育 迟缓及 其承 担的作 用未能 充分 发挥 以及政 府与社 会互 动不 足 , 构成 了政府 与社 会的  矛 盾。 新 中国成立 尤其 是改 革开放 以来 , 中 国共 产党 积累 了丰 富的正 确认 识和 处理 政府 与社 会关 系和矛 盾 的历史 经验 。 国内外 研究 的成果 为探 讨这 一 问题 奠定 了  重 要基础 , 也存 在不 足 。 需要 明确概念 、 准确 定位 、 深入进 行 综合研 究 。

[ 关键 词] 社 会治 理 理论 综 述

中 图分类 号 : B 0 3 2

文献 标识码 : A

文 章编 号 : 1 0 0 9 - 9 1 4 X ( 2 0 1 4 ) 0 9 — 0 2 9 6 — 0 2

党的 十八届三 中全会《 决 定  提 出了“ 社会治理 ” 的思想 , 指 出必 须正确 处理  政 府与 社会 关系 , 通过 创新 社会 治理 体制 , 坚持 系统 治理 , 加 强党 委领导 , 发挥  政府 主导作 用 , 鼓励 和支持社 会各方 面参 与, 实 现政府 治理和社 会 自我调节 、 居  民 自治 良性 互动 , 从 而推进 国家 治理 体系和 治理 能力 现代 化。 社会治 理思 想包  含社 会管理 。 加 强和创新 社会 管理 , 推动社 会主 义和谐社 会建设 , 要 围绕构 建 中   国特色社 会 主义社 会管 理体 系 , 加快 形成党 委领 导 、 政府 负责 、 社 会协 同 、 公众  参 与、 法 治保 障的社 会管理体 制 , 加快形 成基本 公共服 务体系 、 现代 社会组 织体  青 4 和 社会管 理机制 。 这 一思想 涉及到 社会治理 主体 即政府 与社会 的主要组 成部  分— —社 会组织 之 间的相 互 关系 。   国外 关于 政府 与社 会关 系 的研 究  国外 学界关于 政府 与社 会关 系的研究 集 中出现在社 会建 设理 论 , 包 括社会  治理 理论 、 社会 冲突 理论 、 社会 风险理论 、 社 会公正 理论 、 社会福 利理 论等 。 社会  治 理理论 是要创 造 出一 种治理 机制 , 协调 政府 、 社会和 公 民之 间的 合作与互 动 ,   追 求相 互之 间关 系的最 佳状 态 , 实现 资源合 理分 配和 公共 利益最 大化 。 社 会治

理 的方 向是社 会 自治 , 目标 是共治 、 善治 。 社 会冲 突理论是 关于

社 会矛盾 冲突 问  题 的重要 研究成果 。 社会风 险理论 旨在解 决“ 风险社会 ” 外 部风 险和被制 造出来  的风 险。 社 会 公正理论 围 绕捍卫 平 等 、 自由权 利和 保护社 会 弱者群 体利 益两大  主题 , 探 讨平 等与不 平等 、 正义 与非正义 之 间的矛盾 问题 , 实现 自 由与 正义的社  会理想 。 社会福 利理 论是要 解决“ 国 家所提供 的福利救 济越 多 , 发生道德 公害和  欺 诈 的可 能性就 越大 ” 的矛盾 , 提倡 走“ 第三 条道 路” ,由政府 与 其他社 会机 构  ( 包括 企业 ) 共 同创 造和 分配 社 会福 利 , 建设 “ 社 会投 资型 国家 ” , 同时转 变 “ 个  人与政 府之 间 的契约 ” , 克服 市场 自发 运行 所带来 的各 种弊病 , 减少 社会 风险 ,   维护全 民 利益 。 ①  二. 国 内 关于政 府 与社会 关 系的研 究  改革 开放 以来 , 我 国经 济社会 发生 深刻 变化 , 各种 社会 组织和 人 民群众 要  求政府 提供 较高 水平 的公 共服 务 、 良好 的环境 , 以及参 与社 会管理 的愿 望逐 渐  强烈 , 这就带 来 了旧的管 理模 式与新 的要求 、 高期 望值与提 供能力 之间 的矛盾 。

1、 政 府 方 面

传 统单一 的社会 管理模 式是 由政 府“ 大包大 揽” , 行政手段 渗透 在社会 的每  个角 落 , 社 会组 织附属 于政府 , 实质 上承 担着部分 行政职 能 。 随着社 会深刻 转  型, 政 府越 来 越难 以独 自承 担社 会 管理 的 责任 , 要 求从 “ 全 能 国 家” 或“ 全能 政

府” 转变 为“ 有限政 府” 、 服 务型政府 。 早 在党的 十六 届四 中全 会就 明确提 出要 构  建“ 党 委领 导 、 政 府 负责 、 公众 参 与 、 社 会协 同” 的社 会管理 新 格局 。   许多学 者认 为 , 当前 我 国政 府社 会管 理存 在的 主要 问题 : 一是 政府 社会 管  理 职能定 位不清 , 错位 和缺 位现象 比较突 出。 二是政府 社会管 理体 制不顺 畅 , 非  政 府组织 发育不够 , 公民意 识发展不 足 , 社会管理 参与 度不 充分 。 三是管 理机 制  不完善 , 管 理手 段落 后 , 缺乏有 效 的监 测和危 机预 警。 四是 制度建 设滞 后 , 立 法  与执法 水平 不高 , 事权 与财权 不 对等 。 ②这些 问题 造成 了政府 与社 会 的矛盾 。   2、 社 会 方 面  社会 组织是政 府和市 场 ( 企业 ) 之外 的“ 第 三部 门” , 它 们属 于狭义 的社会 领  域。 相对于 政 府 , 它 是非政 府 组织( N G O) ; 相 对于 市场 ( 企业) , 它是 非 营利 组织  ( m P O ) 。 它 的出 现和 发展 , 是社 会主 义市 场经济 发

展 和政府 职 能转变 的需 要 。 有  学 者称之 为 “ 公 民社 会” , 因为 它是 国家或者 政府 以及市 场 ( 企业 ) 之外 的所有 民  间组织 或 民间关 系 的总和 , 是政 治领 域和 市场 经济 领域 之外 的 民间公共 领域 。   ③一些学 者认为 , 当前我 国社会组 织的作 用还 未得到真 正 、 充分 的发挥 , 公 民社  会的发 育仍然 迟缓 , 社会 资源的开 发利 用不足 , 社 会的 自治 能力 不强  各级政 府  尚未树 立新 的治 理理 念 、 领导 和谐社 会建 设 的能力 不强 。 ④政府 的社 会管理 体  制改革滞 后 、 社会 组织发育 迟缓及 其承担 的作 用未能充 分发挥 以及政 府与社 会  互动 不足 , 构 成 了政府 与 社会 的矛 盾 。   兰、 中国 共产党 正确 处理 政 府与社 会 关系 和矛 盾的 历 史经验  目前学界 还 没有专著 论述 中 国共产 党正确 处理 政府 与社会 关系 的历 史经  验。 有 学者在 研究 中国共 产党领导 社会 建设 的基本经验 时提 出 , 正是 以毛泽 东、   邓小 平、 江 泽 民和 胡锦涛 为主要 代表 的中国共 产党人 正确处 理了社 会主义 建设  过程 中出现 的各种社 会矛盾 , 推 动 了社 会主义 事业 向前发展 。 ⑤有学者 认为 , 建  国 以来 , 党在 正确 处理 社会 矛盾 问题上 取得 巨大 成就 , 在 思想认 识上 确立 了社  会主要 矛盾 没有变 的信念 ; 在实 践 中逐 步形成 和发展 了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 社会  管理 体系 。 ⑥还有 学者认 为 , 作为对改 革 开放 以来 历史 经验的 总结 , 胡锦涛 同志  在十 七大概 括的 “ 十个 结合 ” , 就 是十 个对 立 面的统一 , 即十对矛 盾 , 标志着 中国  共产 党在新 历史时 期认识 和处理 社会 主义社会 矛盾达 到了新 的水平 。 ⑦笔 者在  综合 新 中国成立尤 其是改 革开放 以来这 方面资 料的基础 上 , 分阶 段综述党 正确  认识 和处 理政 府 与社 会关 系和矛 盾 的历 史经 验 。   1 、 党的 第 一代 中 央领 导 集体 的 经验 和 思想

如 图5 所示 , F C 8 0 0  ̄ , 纹 辊 的动力 通过 传递 的键 与轴联 接 的方 式直 接带动  压纹辊 转动 , 而F O C K E 7 0 1 则将动 力依 次通过 胀紧套 和端面 花键齿 轮进 行动 力

传递 。

3 . 1 . 1 胀 紧套 的应 用 : 内衬 纸压 纹装置 的动力齿 轮箱 位于 机 身的后侧 , 采  用F C 8 0 0  ̄联接的方式时, 受齿轮箱 内部空间局限性的影响, 对于压纹辊的对  位和 安装 , 都 需要 花费 较长 的时 间。 而采 用胀 紧套 的形式 因为齿 轮轴 向位 置不

受 限制 , 可以在完 成精确

对齿 后在拧 紧端盖 处 的螺 栓 , 简化 了操作 。 同 时胀紧套

将机 身 外压 纹装 置 的固定 螺 丝拆卸 即 可完成 装 置与机 身 的分 离 。   3   2 拉片位 置精 调装 置  内衬 纸拉 片 ( p u u ) 上 的图标 在上 下位移 方 向上如 果发 生较大 偏差 时 , 一般  通 过调 整传动 齿 轮的啮 合位 置进行 调 整 , 而随着 烟草 产 品质量 的不 断提 高 , 这

种粗 犷 的调整 方式 已经无 法满足 生产 的需要 。 因此F Oc K E 7 O l 在不 改变压 纹装  置 原来 其他 功能 的情 况下 , 在部 件底 部增 加 了一 个精 细调 整 装置 , 如 图6 / J  ̄ i : 示  该装置 主要 由旋 钮 、 螺杆 、 滑架 、 导 纸辊和 支架 等组成 , 调整 时 , 通过旋 钮 由螺 杆  带动滑架 进行前 后 的滑 动 , 从而改变 内衬 纸裁切 时拉片 标志相对 于切 割刀 的位  置, 从而 达到 最 终位 置要 求 。   4结 束语

本 文g C F O C K E 7 0 1 内衬 纸装 置的工作 原理进 行 了分析 , 对压 纹辊 的工作 状  态进 行 了运动学 研究 , 并给 出了气 缸行程 与压 纹辊 移动 的关 系表 达式 。 同时对  F 0 C K E 7 O 1 在F C 8 0 0  ̄ 础上 所进 行 的改进 内容做 了相 应的分 析 和讲解 , 以小 见

的使 用寿 命 长 , 强度高 , 胀 套依 靠摩 擦传 动 , 对 被联 接件 没有 键槽 削弱 , 也无 相  对 运动 , 几乎 不 会产生 磨损 , 当胀套 超 载时 , 将失 去其联 接作 用 , 可 以保护 设备  不 受损 坏 。   3 . 1 . 2端面 花键齿 轮 的应 用 : 端面花 键齿 轮从 联接 方式 上看 , 类 似于法 兰  盘联 接 , 只不过 在法 兰盘 的端面增 加了齿 牙 , 但在传递 扭矩过 程 中, 齿 轮联接 的  两 个部件 的 动力靠 端 面花键 齿牙 传递 , 并 不是 通过联 接螺 栓 , 正常 工作 情况 下  联 接螺栓 不受剪 切力 , 只受 轴 向拉 紧力 , 这样 传递 的力 矩 由多个齿 牙来分 担 , 受  力 均匀 , 避免 应力集 中 , 螺栓也 不易失 效 , 拆 装方 便 , 适 合高速 、 大 功率 的转动联

接。

大的理论支撑了烟机包装设备不断的向更快的包装速度 , 更好的包装质量以及  更人性 化的操 作维 护等方 向发 展 , 有 助于 对F OC KE 设备 技术 的消化 与吸 收 , 有

助于 进 行创新 设 计 。

当今 烟草包装 设备 不断朝 着部件模 块化的趋 势发展 , 压 纹装置作 为一个 部  件模块 , 在 进行 辊对 更换 等维 护时 , 一 般都要 整 套从设 备上拆 卸后 再进 行相 应  操作。 F C 8 0 0 的联 接 方式要 求其 拆卸 时必须 打开机

身齿 轮箱对 传动齿 轮进 行拆  卸 操作 , 不仅动 作繁 琐 , 而且容 易导 致赃 物进入 齿轮 箱 , 污染 润滑 油 。   F O C K E 7 0 1 采用端 面花 键齿轮 的联接 方 式满足 了快速 拆卸 的需要 , 操作 时只 需

参考 文献  【 1 ]成大 先 . 机械 设 计 手册[ M】 . 北京 : 化学 工业 出版社 , 2 0 0 0 .   [ 2 】田茂 权 . 端面 花键 参数 设 计及 计 算方 法研 究 [ J ] . 期刊 论 文 .

[ 3   ] F C OK E 公司. 7 0 1 型硬 盒 翻盖 包装 机 维修 保 养手 册 ( 中文 版 ) 【 M1 .

2 9 6  l 科 技 博 览

(www.wenku1.com)理论 广 角

( 1 ) 对 政府 与社 会 团体 作用 的认 识  毛泽东 认为 , 人 民政 府是真 正代表 人 民利 益的政 府 , 是为人 民服 务 的政府 。   我 们在各 个 时期建 立 的是联 合性质 的政 府 , 一个 在 中国共 产党 领导 之下 的、 有  各 民主 党派 各人 民 团体 的代表 参加 的 民主联 合政 府 。   对社 会组 织和社 会 团体的作 用 , 毛泽 东也 有很 好的论 述 。 他指 出要 发挥社  会组 织 的服务功 能 。 对 解放 区灾 民 、 难 民、 失 业者和 半失 业者 的“ 救济 之法 , 除政   府所 设各 项办法 外 , 主要应依 靠群 众互助 去解决 。 此种 互助救 济 , 应 由党 政鼓励  群众 组 织之 。 ” ⑧在 社会 管理 方面 , 政府 不应 该包 揽一 切 , 社会 组织 和社会 团 体  也 能想 出很 多好 的办 法 , “ 我们 应 当指导 社 会 团体 和 各地群 众 这样 做 ” 。 ⑨  ( 2 ) 正 确 处理 政府 与社 会 的关 系  毛泽 东认 为 , 统筹 兼顾 , 就 当时 当地 的实 际可能条 件 , 同社 会各 方面 协商 ,   作 出适 当的安排 , 就 能处理 好粮食 问题 、 灾荒 问题 、 就业 问题 、 教育 问题 、 知识 分  子 问题 、 统一 战线 问题 、 少 数 民族 问题 和其他各 方面 的问题 。 ⑩这 些 问题 涉及 国  家、 集体 和个 人的利 益 , 三 者之 间的关 系从根 本上说 是一致 的 , 只 能采取 统筹 安  排、 兼顾三 者 利益 的方针 去解 决它 们之 间 的矛盾 ,把国家 、 集 体和 个 人利益 结  合 起来 。   毛泽 东非 常重视 工人 、 农 民直接 参 与对企 业和 社队 的经营 管理 。 他 高度 赞  扬“ 两参 一改 三结合 ” 的鞍 钢经 验 , 即干部参 加劳 动 , 工人参 加管理 , 改革 不合理   的规章 制度 , 实行工 程技术 人 员 、 管 理者 和 工人相 结合 , 并称之 为“ 鞍钢 宪法 ” 。   这 无疑都 是社 会民主 的重要 内容 。 他同 时强调 加强思想 政治工 作 , “ 各方 面都 要  极 大

地加 强政治 工作 , 提 高干部 和群众 的政治 水平 。 ” 1 1 通过 采取适 当的方 针和  广 泛 的群众 参 与 , 政府 与社 会 的关 系“ 将 是 一种 合理 的 、 活 泼的 关系 。 ” 1 2   2 、 党 的第 二代 中央领 导 集 体 的经 验和 思想  是政治 体制 改革 。 邓小 平把 正确 处理党 、 政府与 社会 关系作 为政 治体 制  改革 的重要 内容 。 他指出, 进行 政 治体 制改 革的 目的 , 是要 加强 和巩 固党 的 领

其活力 , 使 之依法开 展活动 , 承担部 分公共服 务和管理 的职 能 。 加 快实施 政社 分  开, 推进社 会组织 明确权 责 、 依法 自治 、 发 挥作用 ; 支持 和发 展志愿 服务组织 , 重  点培 育和优先 发展行业 协 会商会类 、 科 技类 、 公益慈善 类 、 城 乡社 区服务 类社 会  组织 。   创新 社 会治理 , 必 须创 新有效 预 防和化解 社 会矛盾体 制 , 改革 行政 复议 体  制和 信访 工作 制度 , 实行 网上 受理 信访 制度 , 健全 及 时就地解 决群 众合理 诉 求  机制 。   党 的十八 届三 中全 会在社 会主 义社 会建设 和社 会管理思 想 的基础上 提 出  的“ 社会治理 ” 思想, 为正确 处理政府 与社 会的关 系矛盾提供 了强有力 的理论 和  政策 指导 。   四. 国内外 研 究评 述  1 、 国 内外 研究 的成 果为探 讨政 府与社 会 的关系 乃至社 会管理 这个 课题 奠

定 了重要 基础

( 1 ) 不 同角度 的研 究成 果 为这个 课题 提供 了参 考 与借 鉴  学 界从社 会学 、 政 治学 、 管理 学 等角度 对政府 与社 会的矛 盾和 社会 建设 进  行研 究的成果 表 明, 我 国“ 发展 黄金期 和矛盾 凸显 期” 的大 量社会 矛盾 发生在 社  会建设 和社会 管理领 域 , 主 要表 现之一就 是政府传 统 的社会管理 模式造成 的 政  府与 社会 之间 的矛盾 , 必 须构 建“ 党委领 导 、 政 府主 导 、 社会调 节 、 居 民 自治 、 法  治保 障 ” 的社 会 治理 格局 。   ( 3 ) 正确 处理 社 会矛盾 的 经验 和对策 为这 个 课题提 供 了有 益的启 示  国内外学 界从 不 同的研 究领域 , 从 理论 和实 际相结合 的 角度 , 对正 确处 理  政府 与与社会 的矛盾 进行 了经验总 结 , 并提 出了不少具 体对策 。 这 些研究成 果 ,   为研 究政 府与 社会 的 关系提 供 了有益 的借 鉴和 启示 。

2. 国 内外 研 究存 在 的 不足  ( 1 ) 概 念 尚不 明确  国内学 界 尚未明确 提 出和论述 政府 与社 会的矛 盾 , 以及 与社会 建设 、 社 会  管理 和社 会矛 盾等方 面 的关系 。 不 少文 章把它 简单 等 同于

“ 社 会 关系” 和“ 社 会

导, 消除官僚 主义 , 精简机 构 , 提高 效率 ; 发展社 会主 义 民主 , 调动 人 民群 众和 基  层 单位 的积极性 。 人 民的 积极性调 动起来 了 , 就能更 好地发 展社会 生产力 , 巩 固  社 会 主义制 度 。 邓小 平认 为机 构改革 是政 治体 制改 革的重 要 内容 。 机构 改革 也  是要解 决政 府 与社 会的 关系 和矛盾 。   二 是正确 发挥各种 主体在社 会管理 中的作用 。 邓 小平强调 党和 国家政治 生  活的 民主化 , 充分 发挥社 会各主体 的监督 作用 。 他认 为 , 政 党是社 会组 织的高 级  形式 , 工人 阶级 的政 党 自觉地认 定 自己是人 民群众 的一种 工具 。 l 3 因此 , 必 须全  心全意依 靠工 人阶级 , 充分发挥 各部 门、 青年 团 、 妇联 、 合作 社 、 文化 团体 和工 会  等组织 的重要 作用 。 为 此, 党 的十三 大指 出 : “ 在 党和 政府 同群众组 织的 关系上 ,   要 充分 发挥群 众团体和 基层 群众性 自治组 织的作 用 , 逐 步做到群 众 的  隋由群  众 自 己依 法去 办 。 ” l 4   3、 党 的第 三代 中央领 导 集 体 的经 验和 思 想  社 会治安 问题 是社 会管理 状况 的综合 反 映。 江泽 民认 为 , 社 会治安 稳定 是  个 重 大 的社 会 问题 , 也 是一个 重大 的政 治 问题 ; 切 实保 障人 民群众 的生 命和 财  产安全, 是党 和政府 肩 负的重 大责任 。 江泽 民强调 , “ 加 强基层 组织 建设 是搞 好  社会 治安 的 治本 之策 。 ” 1 5   党 的领导 、 依法 治国 、 以德治 国相 结合 。 江泽 民认 为 , 加强 国家治理 , 必须 把  党 的领 导 、 依 法治 国 、 以德治 国三者有 机统一 起来 。 没有 中国共 产党这 个核心 力  量, 中国社 会就是 一盘散 沙 , 四分五 裂 , 必 然 陷入 混乱 的深渊 。 依法 治 国 , 就是 广  大人 民群众在 党的领 导下 , 依法 管理 国家事务 , 管 理经济和 文化事 业 , 管理社 会  事务 , 在这 一点上 , 党 的领导 与依法 治 国是相 互统 一的 。 同时 , 治理 国家 、 管理 社  会过 程 中 , 依法 治 国与 以德 治 国从来 都 是相 辅相 成 、 相互 促 进 的 , 二者 缺一 不  可, 也不 可偏 废 。 而 以德 治 国就要 进行 思想 道德 建设 , 是精 神 文明 的范畴 。 与 物  质文 明 一道 , “ 只有 两个 文 明都搞 好 , 才是有 中国特 色社 会主义 。 ” l 6   4、 十 六 大以 来 党 中央领 导 集体 的 经验 和 思想  十六大 以来 , 党 的文献 多次提 出 , 我 国 已进 入改革 发展 的关键时期 , 经济 体  制深 刻变 革 , 社

会 结构 深刻变 动 , 利益 格局 深刻 调整 , 思想 观念 深刻 变化 。 这 些  新 的变 化 , 使我 国社 会总 体 和谐基 础 上 出现 了不 少影 响社 会和 谐 的矛 盾和 问   题。 党 的十六 届 四中全 会提 出了构 建社 会主义 和谐 社会 的 战略构想 , 并指 出和  谐社 会建设 必 须坚持 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道 路 , 在党 的领 导下 全社 会共 同建设 、   共 同享有 。   正确处 理政 府与社 会 的关系 , 加 强和创 新社 会管理 , 提 高社 会管理 科学 化

水平 , 就要健 全社 会管理 格局 , 围绕构 建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社 会管理体 系 , 加 快  形成党 委领 导 、 政 府负 责、 社 会协 同、 公众 参 与、 法 治保 障的社会 管理体 制 , 加快  形成 基本 公共 服务体 系 、 现代 社 会组织 体制 和社 会管理 机制 。 发 挥群众 组 织和

矛盾 ” , 与“ 社会 主义 社会 矛盾 ” 、 “ 人 民内部 矛盾 ” 、 “ 两 类不 同性质 的矛 盾” 等 混  为一 谈 。 还有 的研 究仅仅 把它 放在 社会 建设和 社会 管理 当 中加以研 究 。 深刻 阐  述政 府 与社 会关 系和 矛盾 , 这一对 关系和 矛盾 与 中 国特 色社 会 主义 现代 化 建  设、 社 会建设 和社 会管理 、 社会 主义和谐 社 会建设 以及 与社 会矛盾 的联 系和 区  别 的成果 比较 少 。

( 2 ) 缺 乏准 确定 位

从宏观理 论层面讲 , 政府 与社 会的关 系和矛盾属 于社会 主义社会建 设和 社  会 管理 以及社 会主义 社 会矛盾 范畴 。 但 从微观 具体 层面 来说 , 它 们不能 简单 归  为社 会主 义社 会具体 矛盾 , 因为社 会具 体矛盾 本 身就缺 少 明确界定 ; 也 不能 笼  统地 归为 人 民内部矛 盾 和敌我 矛盾 这两类 不 同性质 的矛盾 。 例如 , 政府 与社 会  的矛 盾大部分 属于 人民 内部 矛盾 , 但境 内外敌对 势力插 手的人 民 内部 矛盾带 有  对抗 性质 , 在网络 虚拟社 会 中某 些矛盾 则带有 敌我矛 盾的性 质 。 因此 , 需要对 社  会 主义政 府 与社 会的 关系 和矛盾 进行 准 确定位 , 而不 要作 笼统 的归 类 。   ( 3 ) 缺 乏综 合研 究  当前学 界对政 府 与社会 的关 系和矛 盾 的研 究 多是从社 会学 、 政 治学 、 管 理

学的角度, 尚缺乏从科学社会主义、 经济学、 史学等学科及其综合角度进行充分  论证 。 这 导致 了理 论和 实践论证 明显乏 力 , 缺乏立 体感和有 机联 系 , 需 要拓宽 视  野。 因此 , 还必 须从科 学社 会主 义 、 经济学 、 史学及 上述 学科综 合 的角度对 之 进

行 广泛 的研 究 。   ( 4 ) 深 入研 究不 足  当前 出现 的

社会 矛盾 , 大量 发生在 社会 建设 和社会 管理 领域 , 学者 根据 自   己专业 的视角 , 对 不 同具体 矛盾 问题进 行研究 , 提 出 处理政 府与 社会 关系和 矛  盾 的对策和 建议 。 但缺 乏理论层 面上 的概括 和提炼 , 而对社 会建设 和社 会管理 ,   多数 学者 的研 究集 中于宏 观理论 、 背景 、 内容 和意 义的 阐发 , 或是微观 的实证 研  究, 对 于这 一关系 和矛盾 与社 会矛 盾理 论 、 社会建 设 和社会 管理 理论 的联 系和  区别的研 究 明显 缺乏 , 因此缺 乏深 刻性 和学 理性 。   政府 与社会 的关 系和矛 盾 , 既属 于社会 矛盾 理论 , 又是 社会 建设和 社会 管  理 理论 的重要 内容 。 只有 对 社会治 理实 践经验 进行 深入 总结 , 实 现 由感 性认 识  到理 性认识 的飞跃 , 才能把握 其发生及 驾驭 的规律 , 为社 会主义社 会建设 、 社 会  管理 和社会 治理 的实践指 明路径 和方 向, 才能 不断 丰富和发展 社会建 设理论 和  中国特 色社 会主 义理 论体 系 。

参 考文 献  【 1 】陈如钧 : 《 社 会 主义 社会 管理 矛盾 研 究》 , 中共 中央 党 校2 0 1 3 年 博 士论

文.   【 2 】 陈如钧 : 《 论 社会 主义社 会管 理矛 盾理 论的基 本 框架 》 , Ⅸ 中共福建 省 委  党 校学 报 ) ) 2 0 1 3 年第4 期第l 2 ~l 6 页.

社会 组织作用 , 提 高城 乡社区 自治和服 务功 能 , 形 成社会管 理和服 务合 力 ; 积 极  培育 社 会组织 。   5 、 十 八 大 以来 党 中央 领导 集 体 的思 想  党的十 八届 三 中全 会《 决定 》 首 次在 党的 文献 中提到 “ 政 府与社 会 关系 ” 的  问题 , 并具 体论述 了怎 样正确 处理政府 与社 会组织 的关 系。 ( 缺定》 指出, 创 新社  会治理, 必须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坚持系统治理 , 加强党委领导、 政府主导、 社会  自我 调节 、 居 民 自治 , 加强 法治保 障 , 强化道 德约束 , 社 会各方 面共 同参 与 , 形成

良性 互 动的局 面 。   创新社 会治 理 , 必须 加强 对社会 组织 和在 华境 外非政府 组织 的管 理 , 激发

科技 博 览 { 2 9 7

范文四:西欧社会党社会治理理论和政策述要

作者:肖巍钱箭星

复旦学报:社科版 2007年02期

[中图分类号]D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6)06-0111-007

二战以后,社会党①在西欧国家掌握着劳动阶级的多数,并且时有不少社会党处于执政或参政的地位,如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瑞典社会民主党等等。尽管它们先后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制度替代,但其改造资本主义的努力还是取得了某些成效,最突出的就是建立了所谓“福利国家”,使欧洲中左势力长盛不衰。但是,随着冷战终结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社会党及其所信奉的社会民主主义开始面对许多新问题,包括阶层和文化多样性产生的社会隔阂、全球化风险对福利制度的挑战、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市民社会力量扩大等等。对于这些党来说,首要的政治目标是谋求执政,然后才谈得上实现它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它必须展示一种新的政治方针,一方面要能令人信服,另一方面又能提出可以付诸实践并且可望取得成功的解决新问题的战略。”[1-p61]这就要求社会党既要审时度势,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又要有比较灵活的治理策略,以应对新出现的社会问题。经过数年的努力,西欧社会党提出了一些理论设想,调整了一些政策措施,社会治理的理论和政策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于1992年成立了统一的欧洲社会党。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各国社会党的表现五花八门,不过大方向还是一致的。他们的社会治理理论和政策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包容性、积极性与参与性。

包容性与多元社会治理

欧洲社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多元主义传统,即认为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团体,包括政党和利益集团都能够对国家决策产生影响,而且可以分享政治权力。社会党追求的基本原则——“自由、公正与团结一致”,以及它们主张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驯服资本主义”也离不开这个传统。多元主义可以划分为文化(信仰的)多元论、社会多元论和政治多元论,它们都承认差异和变化,尊重利益表达的多样性,并力图扩展社会团结的范围。特别是政治多元意味着权力的多样化(diversification of power)或“多头统治”,这就为协调、整合各种利益的实现途径提供了可能性,创设并维护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使有关政策能够充分反映社会治理的要求。“在寻求更有效的民主参政形式和完全接受诸如尊重反对派的权利和议会中多数与少数轮流交替的辨证关系等原则方面,必须承认政治、思想和文化贡献的多元性和承认市民社会中各种形式的自治性。”[2-p61]社会民主主义认为,人们之所以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乃是遵循了共同的价值观,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为此,英国工党在1995年党代会上通过了党章第四条修正案,放弃了实现公有制的目标,把社会主义规定为社会公正、充满活力的混合经济、开放的民主社会和健康的环境等等。布莱尔表示,要使工党变为一个开放的党,一个成员包括私营业主和无产者、小商人和他们的顾客、经营者和工人、有房产者和住公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高明的医生和教师的党。德国社民党在1998年竞选纲领中,声称将依靠掌握熟练技术的、积极进取的雇员,依靠在家庭和社会中为子女教育承担责任的男女,依靠富于远见、投身事业的经理和企业主,依靠具有革新精神的、灵活的中间等级、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依靠勇敢的创业者,依靠出色的、拥有高文化素质的信息工作者、医生和工程师,依靠从事发明创造的技师和科学家,依靠具有责任感的德国工会,邀请他们建立一个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加多元化的公民联盟。多元化社会是社会党谋求广泛政治对话的一个基本前提。

战后,西欧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化工业让位于技术密集和高技术产业,工人阶级人数急剧萎缩,工会的影响日益减弱;而以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迅速扩张,大量就业于其中的人员无论在规模还是影响力上均已成为社会主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逐步丧失了传统的阶级载体,又很难获得其他社会阶层的认同。为了谋求出路,它们大幅度修改了原来的纲领,不再以工人党的身份标榜自己。尽管它们仍然讲代表社会中下层居民的利益,但同时更强调代表多元化的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问题是:“现代社会中的生活风格、价值取向、行为习惯和政治、社会观点模式等方面的分化与历史上惯常的情况相比已大大加深,而且这种分化恰恰也影响到现代社会中的下等阶层和中间阶层,这就使社会民主党面临特别困难的新的挑战。”[1-p68]无论是为了赢得大选还是处于执政地位,社会党都必须扩大自己的选民基础,争取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间阶层的认可和支持,用一些具体的、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政策来吸引选民。“它还必须在尽管社会心态已部分地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仍旧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集团之间缔结能争得多数的联盟,并使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与这些联盟的利益与价值接轨。只有当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与社会心态和问题的存在状态相适应,并且能应付得了这一转变所引起的任务时,它才有在已经改变的条件下也继续成为有能力形成多数的、令人信服的左翼改良替代力量的现实机会。”[1-p62]为了在多党政治环境中站稳脚跟,有所作为,社会党越来越不以阶级阵线来划分亲疏,而是尽力表现出更开放、更能适应社会需求的特征,把自己“改装”成能够代表全社会利益,为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接受的党。英国的“新工党”和德国的“新中间派”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伴随着全球化的移民问题也是欧洲社会多元化的主要表现之一。大量移民对接受国的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水平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民族、文化与宗教差异引起的摩擦甚至冲突,新一代的移民无所归依,新的社会“断裂”(breaking)造成了严重的失落感。这些问题很容易为排外的和失落的极端势力提供土壤。近年来极右翼就经常利用移民问题煽动种族主义情绪,在欧洲政坛掀起了不小的风浪。另外,欧盟的扩展,使各国的边界模糊了,民族认同也更具有开放性,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就成为多元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把平等定义为“包容性”(inclusion),把不平等定义为“排斥性”(exclusion)。“‘包容性’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它还意味着机会以及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3-p107]这种反映多元社会的包容性含义丰富,包括容纳不同社会阶层、生活方式和价值诉求的多样性。“一个包容的社会必须为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同时还必须为人们提供多样性的生活目标。”[3-p114]当然,理论上的包容性真正落实到政策上就不那么简单了。在社会党执政过程中往往感到左右为难、顾此失彼的是:一边高喊捍卫普遍人权和民主规则,另一边为了维护本国老百姓权益,又不能不增加某些限制。

无论如何,多元社会的治理必须动员最广泛的社会力量,这一点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执政党尤为重要。“在世界各个地方,政府都在寻求迎合对待社会的需要,这些需要之一就是要求对政治的更新,要求一种新的政治。但是,新政治的选择并非抽象的,它是一种正在实践之中进行着的选择。”[4-p29]执政党的施政策略不仅仅要代表基本阶级,还要代表更多阶层人民的利益;不仅仅是充当协调人,还应该推出最能反映社会整体利益的公共政策,以缓释社会多元化和利益多样化所导致的各种冲突。其实,在全球化的今天,多元社会也并不限于欧洲,面对社会分层越来越复杂,社会利益越来越分化,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大包大揽。“在出现了价值多元化与影响广泛的社会政治化的情况下,如何使共处得以实现。这个问题是所有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无法回避的。”[5-前言]一个社会应有比较强的包容性,使每个人都能融入社会的发展进程,自觉地对社会负责;而要实现不同利益主体,包括政党、企业家协会、工会、非政府组织和新社会运动的要求,就必须汇聚各种政治资源,促进它们的交往和联盟。在这个意义上,社区(community,社群)体现了集体行动的社会价值,可以为多元社会的治理作出特殊的贡献。

积极性与风险社会治理

长期以来,“福利国家”几乎成了欧洲社会党执政的一个招牌,福利国家在实现尊重人权、社会保障,以及普遍受教育机会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水平。福利制度为规避社会风险提供了一把保护伞,但是,全球化的冲击使这个制度越来越难以为继,而与日益增长的新的风险之间出现了“脱节”:一种是福利所覆盖的风险已经不符合需要(如技术变迁、社会排斥、生态灾难等等),另一种是受到福利保护的群体本来不应予以保护。这就引发了一个悖论:国家提供的福利越多,发生“道德公害”(moral hazard,指依赖救济的习惯性思维和行为)的几率反而越大,结果在加重国家福利负担的同时又孕育着新的风险。“福利国家与其说是资源的汇聚点,倒不如说是风险的所在地。”[3-p120]

由于全球化的压力和产业结构调整,许多劳动者离开了熟悉的工作岗位但又无法,甚或懒得重新就业。谁能保得起这样的险?!福利制度改革因此势在必行,社会党提出“积极的福利”(positive welfare)思想,把改革目标定位在从克服贫困到消除“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将事后的救济转向支持主动性,转向“对可能性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possibilities),即为有能力的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提供培训机会,它强调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福利应为人们提供扶持的手段而非简单的救济。基于这种主张,除了减少直接救济的范围和水平,还包括推行一系列对低收入家庭的优惠政策,鼓励人们通过工作来减少对福利的依赖,通过接受教育和培训来提高自己的能力;引入市场机制,在公共—私人部门之间形成伙伴关系,建立一种新的多元福利结构;政府则要转变职能,通过政策导向来调节社会分配,而不是直接进行再分配,用“社会投资国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来取代福利国家。“由国家对就业、教育、义工和环保工作队的工作场所提供补贴,把下层阶级的成员纳入劳动力市场,这才是帮助下层阶级的唯一途径。”[5]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使人们承担起创造财富的责任:为能工作的人提供工作,为不能工作的人提供保障。而对于衡量公共政策绩效的尺度,也不是以开支了多少福利为依据,而要看这些开支是否有效率。

福利制度改革也是尝试有效的风险管理,这“不仅仅意味着减小风险或者保护人们免受风险影响;它还意味着利用风险的积极而富有活力的方面,并为风险承担(risk taking)提供必要的资源”[3-p121]。风险既是危险又是机遇,正如冒险同时意味着活力,风险也具有创新的积极因素,可以成为变革社会的动力。风险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些风险所伴生的各种机会。“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动力的规则。”“在一个面向未来并充塞着信息的社会(如我们自己所处的社会)当中,关于风险的主题将政治的其他各个不同领域联结了起来:福利国家改革、参与世界金融市场、对技术变革的反应、生态问题,以及地缘政治的变化。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抵御风险的保障,但也需要具有面对风险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对待风险的能力。”[3-p66]有风险,就有机会与创新,它们与安全、责任共同构成了所谓“风险矩阵”(risk matrix)。积极地担当风险不但适用于企业家,也适用于劳动者,他们主动地创业和寻找工作,而不是消极地等待救济,在抗拒风险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做一个负责任的风险承担者。风险也就这样转变为福利了,因为福利并不只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它更是一个心理上的满足概念。

风险社会的治理,一方面要通过社会政策,增强个人的自助能力,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政府则主要扮演组织者和协调者的角色。英国工党推出“社会投资国家”蓝图,关注人力投资,关注人们心理福利的培育;瑞典社民党提出“从福利到工作”的口号,以促使无论正在进入,还是已经进入劳动大军的每个人,都能在技能阶梯上不断攀升;德国社民党强调在政府、企业和市民社会之间建立一种良性循环,通过调控社会风险、满足社会需要和实现人的发展潜能来提升国际竞争力。

今天,人们不再生活在两极格局里,国家失却了传统安全意义上的敌人,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风险”(risk)已经成为最强烈的政治动员符号,越来越频繁地见诸媒体和论坛。“与市场资本主义并肩存在的风险结构是这样一些社会结构:性别歧视、对其他宗教群体和文化群体的歧视、威胁自然和人类生存世界的工业主义。然而今天最大的一个风险还是负面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摧垮了各种边界,但是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新的责任结构。”[6-p326]在全球化条件下,风险的来源大大增加了,人员、物质、资本、信息的流动以及各国联系的增强,使得风险很容易扩散到更大范围,金融风险、食品安全风险(如疯牛病)、生态风险(如转基因产品)和公共卫生风险(如禽流感)无不跨越了国界,而且在扩散过程中,还会产生新的风险源,加剧风险的后果。全球化还放大了风险的影响,这主要因为:一是相互依存扩大了风险承担者的数量,二是风险的破坏力借助发达的通讯技术迅速传播,同时也由于信息不完整而容易造成过度恐慌。进而,全球化对以国家为单位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呼唤风险治理机制的改革。吉登斯认为,加强政府的适应性功能,“这样的政府管理必须适应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并且必须在民族国家之上和之下两个层次同时推进。在一个变动日益迅速的世界中,政府和国家除了做到民主和透明之外,还需要行动敏捷”[7-p85]。这就要重新界定公共事务管理的目标函数,强调应对政策的积极性和预防性,使政府精力更多地用在防患于未然上,预防不利情况的发生,而不是充当消防队,疲于奔命地去补救,如同在就业问题上,政府必须把重点由失业救济转向加强教育培训来防止失业一样。

风险总是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风险社会需要人们在意识、制度和政策方面进行批判性的“反思”(reflection)。由于许多风险问题在国家层面上无法解决,社会党又把注意力聚焦于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生态管理、企业权力管制、控制战争和促进跨国民主等国际制度建设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在风险治理中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没有了敌人的国家(政府)的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它的风险治理能力。如果政府面对风险不知所措、进退失据,那就等于把自己送进了政治风险的漩涡。

参与性与市民社会治理

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大背景下,传统的国家管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治理”(governance)这个概念日益被人提及。与依靠政府权威、垂直运作的统治(government)不同,治理是在确立共同目标的前提下,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政府与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私人机构)通过合作、协商和伙伴关系构成的联手行为,以引导、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市场所起的新的作用、社会日益增加的复杂性以及民族国家行动能力的削弱都要求新的治理方式。”[8-p195]“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业已成为一个颇为时髦的口号。

一般认为,成熟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或公民社会)是独立并超越国家形态的规范性社会组织。“当个人与团体能够自由地组织起来、而这些组织又能够独立地发挥作用并调解公民与国家间的冲突时,公民社会就产生了。”[9]与之相伴的,则是自下而上的社群活力(bottom-up community activism)的释放。如果社会事务由更多志愿的、自治的社团来管理,那将更有利于个人自由和社会福利的实现。以往政府主要是同企业家协会、工会这样的利益集团打交道,如瑞典的“哈普逊民主”、奥地利的“社会伙伴关系”,但近年来市民社会运动活跃,出现了大量民间性质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NGO/NPO),如各种基金会、反战和平运动、环境运动、女权运动、社会责任运动的组织,成为堪与政府、企业界平起平坐的“第三领域”(或“第三部门”),这些组织往往具有跨国网络和全球性规模,其活动能量与日俱增,已经形成了一股谁也不能忽视的重要社会力量。

社会党非常重视市民社会中的社群作用。“如果社群过于强大,会滋生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分化甚至社会分裂的可能性。认同政治,即使是其较温和形式,也倾向于排外(exclusivist),而且难于与有效社会赖以存在的宽容和多样性原则相调和。”[7-p65]如果占支配地位的话语—权力体系明显有利于某个“社群”,那就可能产生对其他社群的排斥和压制,侵蚀民主的有效性、可信度和合法性。社会党主张一种结构多元主义的治理,并不赞成市民社会作为社会凝聚力的最终来源。一个多元的社会,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或社群)之间应该保持某种平衡,否则,社会秩序、民主和正义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发展。市民社会的意义即在于社会力量拥有了一个自主领域,为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划界,以限制国家的随意干预和市场的为所欲为。同样,就风险评估而言,它一开始就需要公民的参与,包括对风险的界定、讨论与决策。“风险社会不仅要求国家,而且要求私有公司和各门学科开放其决策过程。”[10-p5]公民参与提出了专家可能忽略的问题,参与的扩大和加深使公众比较充分地知悉信息,了解可行的方案,并进行有针对性的防范。欧洲环境政策的发展过程表明,有些意见就是这样集思广益地被公共政策吸收了。因此,多元社会的治理和风险社会的治理,都可以归结于市民社会的治理,而这也正是“第三条道路”路线图的一个标志。②

社会党理论家认为,国家不能包办一切,不能说公民只愿享有权利,而不肯承担相应的义务,公民应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这是他们在政治上防止专制集权、经济上防止垄断压迫和实现自身权利的有效途径。“要把政治决策的主权从民族国家机构转移到社会职能体系和生活世界,就要求社会政策的新形式,以使(社会)重新获得民主决定的权力。”[1-p162]市民社会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起着缓冲调解的作用。“没有稳定的市民社会,不把信任规范(norms of trust)同社会准则(social decency)相结合,市场不能繁荣,民主也会受到破坏。”[7-p167]也就是说,没有像样的市民社会,就没有像样的市场、像样的民主。

市民社会治理,政府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职能范围。作为“第三条道路”实践的代表人物,布莱尔说:“政府在现代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既有限又至关重要。它应提供一个低通货膨胀率的环境,促进长期投资,保证企业家可以雇佣到受到良好教育的职员,保证运转良好的一流基础设施,同企业界进行合作,推动地区发展和小型企业的壮大,为我们的货物打开国际市场,缔造一个强大、富有凝聚力的社会。消除失业和福利等社会成本对经济的负担。如果政府成功地做了这些努力,就是对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11-p122]在宏观层面,政府要创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稳定环境,加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遏制不平等现象,确保每个人获得自我发展的机会;在微观政策上,政府要区别哪些事情该由它来做,哪些事情该由私人部门来做,哪些领域两者合作能做得更好。全球化不是要削弱政府,反而要加强政府的能力,但这种加强并不意味着扩大统治权能的“大政府”,“重要的是政府的影响力而不是它的规模。政府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它做了什么、做得怎样,而不是它做了多少”[4-p23]。这就突出了政府的效率和责任要求,突出了治理与社会公正相结合的“实效性”。

另外,治理方式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充分利用市民社会的资源。市民社会与国家在法律上相对独立,结构上相互补充,功能上相互依赖,彼此成为对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作为国家代理人的政府,“必须更经常地作为市民社会行为体的伙伴、仲裁人、督促者或服务者采取行动”[12]。“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必须保留其管制职能,但应尽可能地转变到只是创造条件(facilitator),为公民承担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提供资源。”[7-p88]市民社会是多元的,它反映了思想、规制和利益的多样性,尽管显得纷繁复杂,但又正因为如此而有活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政府与市场的权力,督促民主政府的有效工作和市场体系的良性运转。“第三条道路”的治理改革希望为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平衡创造条件,探索它们有效率的合作模式。事实上,政府应该做什么,市场应该做什么,市民社会应该做什么,它们相互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对于许多走向市场经济、致力于民主政治建设的转型国家同样非常重要。

治理是一个政府与社会形成的权力结构及其互动过程,目的是为了使权力更合乎现代民主的要求,更有效率地管理公共事务。随着市民社会的壮大,重建治理体系的一个关键就是对社会力量的地位与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并给予充分的发展空间;而且是在执政意义上把这些力量纳入体系,而不仅仅是什么选举联盟的权宜之计,共同为实现治理目标创设新的机制、新的途径。政府要花大力气提高人们的“自助”或“互助”能力,发挥各种社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限制市场力量、沟通政府与市民、弥补社会福利缺陷等方面的作用。市民社会也要努力培养公民的责任意识和主动精神,鼓励公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

当然,政府毕竟不是市场和市民社会的“跟班”,它的主导作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市场行为需要规范,市场分配的结果需要矫正;市民社会内部也充满着对资源和权力的争夺,也会出现歪曲政策,抵消效率和平等的行为,这些都需要加以限制。就是在已经以中间阶层为主体人群的西方社会,由于弱势群体被边缘化,成了全球化橱窗的旁观者,他们的偏狭和敌意也在所难免了。如果在作出影响这些群体命运的决策时,无视他们的要求,听不到他们的声音,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执政党不能仅仅凭借某种谱系来垄断政治参与,它应该对社群的紧张关系作出准确判断和及时回应,把不同层次的市民意愿整合到治理体系中。

西欧社会党正在进行一场广泛参与的、灵活高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互助不再是国家机构保证的互助,而是提高个人与其他社会组织的责任感”[13]。他们的社会契约原则是:无责任则无权利,无民主则无权威。这同样适用于政治家和公民、富人和穷人、企业和个人。“使民主制度民主化”,既包括了向地方和具体部门的权力下放(如公共卫生体制的改革),又包括了向超民族国家的权力转移(如欧盟统一宪法)。尽管非政府组织和新社会运动在国家与国际两个层面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但是,“也不能对非政府组织寄予过高的期望,以免使其不堪重负。他们只是凭借自身的经验、分析和鼓吹能力来影响全球决策,但他们毕竟不是政治决策者。……公民社会的参与,应该是议会作用的补充,而不能取而代之”[14-p378]。“一个健康的全球秩序能够在政府、经济和市民社会之间创造一种平衡,而一旦这三者的关系失衡,国际社会就会陷入不稳定。”[7-p127]而且,无论是协调市场社会(私域)和政治国家(公域)的社会政策(中间域),还是方兴未艾的有组织参与,经常要求跨国行动的配合,进而提出了一个全球市民社会和全球治理的问题,而对于这个更具有挑战性问题的解,则又另当别论了。

[收稿日期]2006-05-10

注释:

①这里讲的社会党,泛指包括社会民主党、工党等信仰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cy/Sozialdemokratie)或“民主的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社会的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Soziale Demokratie)的左翼政党。社会党国际是当今世界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际性政党联盟(到2004年2月,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168个,其中50多个成员党处于执政或参政地位),但本文论及的仅是西欧社会党。

②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一般都集中在它试图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强调国家干预)和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调控)的抱负和实践;其实,实现这个超越(而不是否定)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构建市民社会“使民主制度民主化”。用布莱尔的话说,就是“在狭隘的个人主义和旧式的社会主义之外另辟一条新路”。

作者介绍:肖巍(1954-),男,江苏镇江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钱箭星(1955-),女,安徽宣城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副教授。上海 200433

范文五:社会治疗的理论与方法

作者:乐国安郝琦

南开学报:哲社版 2000年02期

广义的社会治疗(social therapy)是指强调社会环境和人际方面而不是精神内部方面治疗形式的总称。它包括群体治疗、心理剧以及其他种种形式(注:阿瑟·S·雷伯:《心理学词典》,李伯黎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808页。)。 狭义的社会治疗是指由美国当代心理学家、后现代心理学思潮的倡导者弗莱德·纽曼(Fred Newman)、路易斯·赫兹曼(Lois Holzman)等人自本世纪70年代所开创的以表演理论为基础的社会治疗,也是本文所重点讨论的一种疗法,因其反对传统心理治疗中的诊断方法,并强调表演方法在治疗中的使用,又称为表演疗法。社会治疗迄今为止已在美国成功地推行了20余年。全美的社会治疗中心已遍布亚特兰大、波士顿、纽约(包括东部中心、布鲁克林中心和长岛中心)、费城、华盛顿及三藩市等地,很多人在该疗法的帮助下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一些了解表演疗法的研究者、理论家、教育家以及治疗领域的从业人员甚至认为表演疗法动摇了传统心理学的根基,并震撼了心理治疗领域。

一、后现代精神与社会治疗

(一)后现代精神

20世纪中期,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由现代工业社会步入后工业社会,其文化思潮也由现代主义转入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被看作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和解构。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具有“极其丰富、复杂的思想和理论内涵”(注:R.Tarnas,The Passion of the Western Mind,Ballantine,New York,1991,p.395.),因而对后现代精神的描述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德(J.F.Lyotard)提出,后现代的精神在于“去中心”和“多元化”(注: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即反对理性的独断和科学的霸权,强调所有思想和文化平等并存的发展;美国后现代思想家大卫·雷·格里芬(D.R.Griffin)认为, 倡导创造性是后现代精神的重要特征(注: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还有学者指出多元论的观念是后现代主义的最大成就(注: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等等。概而言之,后现代精神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1.反对个人主义,强调内在关系

对自我的理解由群体主义转变为个人主义是现代精神的主要特征。现代精神强调个人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在个人主义支配下,现代人认为社会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存在的,共同体是服务于个人的。从哲学上说,个人主义意味着否认个人本身与其他事物有内在的关系。换言之,个人主义否认个体主要由自身与其他人的关系、与自然、历史的关系所构成。(注: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 个人主义已成为现代社会中各种问题的根源。对自我的过度关注往往导致对他人的冷漠、轻视甚至敌对,于是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对立。后现代主义在反对现代性的个人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内在关系说。这种观点认为,个人不是一种实体的存在,而是关系的存在。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单独存在,而是永远处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是关系网络中的一个交汇点。在这个意义上,个人不是独立的自我,而是关系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如果说现代主义视个人与他人、他物的关系为外在的、偶然的和派生的,那么后现代主义则强调个人与他人、他物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正如格里芬所指出的,“个体与其躯体的关系、与较广阔的自然环境的关系、与其家庭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个人身份的构成性的东西”(注: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2.倡导创造性

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B.F.Skinner )因信奉物理主义的世界观,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甚至否认人的自由与尊严而被看作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注:B.F.Skinner,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New York:Knopf,1971.)。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则信奉有机主义, 认为人并非只是由环境决定的产物,而是由内在关系构成的社会存在物,是在某种程度上对人所处的环境作出自由反应的具有真正创造性的存在物。在任何时刻,人们都在依据自己的愿望、目的、意义和价值从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当中,即从人们的精神中创造着自己。

对创造性的高度重视代表了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精神。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法国历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 )曾讲过这样一段名言:“人生劳作的主要兴趣是使自己成为不同于昨日的另外之人。一旦你知道何时去著述,最后又会说出些什么东西,你想你还会有勇气去写它吗?真正的著作,真正的爱情关系,也就是真正的生活。这场游戏之所以值得我们花时间去参与,就是因为我们并不了解其结局会怎样。”(注:转引自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显而易见,在福柯看来, 创造是人生的真正乐趣。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思想家所倡导的“创造”与现代人所理解的“创造”是有所不同的。现代人通常将创造看作是少数人、天才、艺术家的事,从而将创造特权化了。而后现代思想家则力图把创造的权利还给普通民众。

3.倡导多元论的观念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认为,事物有许多意义,一事物可以被看成各种各样,这种多元论观念是后现代哲学的最大成就。传统思维是从一个概念的中心进行操作,运用固定的概念进行分析,从而达到再现现实。而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视角多元论主张变动概念的层面,转换研究的视角,以避免思维视角的单一和僵化。

后现代主义对多元论的倡导是与“本体论的平等”原则分不开的。根据这一原则,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一个人不管是伟大的还是渺小的,一种思想不论是非凡的还是平凡的,都是真实的。本体论上的平等原则要求摒弃一切歧视,接受一切有区别的东西,“接收和接受一切差异”(注:J.Bashler,The Metaphysics of Natural Complex,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6,p.33.)。

(二)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社会治疗

社会治疗的理念从根本上不同于现代心理学领域中的心理治疗,并对现代心理治疗范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由于社会治疗的理论重心和关注基点已由现代心理治疗对个体内部认知结构的注重转向了历史的、文化的、表演的(performatory)维度,并在方法上充分体现了后现代精神的超个体性、创造性及视角多元性,因而成为美国心理学界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影响最大的理论流派之一。

在现代心理学领域中,大家所熟悉的精神分析、行为疗法、认知疗法等均以对症状的控制与消除作为治疗的目的;而社会治疗则认为通过表演再创人生的发展是治愈精神痛苦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治疗不仅仅是一种心理调适的工具,而是一种生活规划的方法论。社会治疗的价值在于它能够作为一种方法、一种技术去指导人们的生活。治疗者的任务就是教会人们如何去发现他们真正想要的生活,帮助人们去表演这种生活。社会治疗的目的并不是仅仅改善人们的行为,而是要创造全新的生活。

二、社会治疗的理论基础——表演理论

表演理论的创始人弗莱德·纽曼(Fred Newman )是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哲学博士。目前在美国东部研究所短期心理治疗中心应用表演理论开展临床治疗和研究工作。

纽曼在阐述表演理论的主要著作《一生中的表演——实现快乐人生的实践哲学》(注:Fred Newman,Per formance of a

Lifetime— A Practical

Philosophical Guide to the Joyous Life.New York:Castillo International,Inc.1996.)一书中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是人对于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有能力进行选择。这种对行为方式的选择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表演,其意义在于人们能够从表演中得到发展。

表演理论认为,表演与普通的行为不同。行为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那些无数重复性的情境中,根据社会所赋予的角色去行动,是以自然性为特征的。而表演是创造性的,是通过创造性地模仿他人,扮演他人角色去表达自己在历史与社会中的独特性。

表演理论的目的并不是解决那些与存在有关的似是而非的问题,而是唤起大家对人类生活中表演维度的注意。在当今的社会中,人们存在的表演维度长期以来一直被大家所忽视。很多人认为表演是舞台上的事情,是演员们的专利,是少数聪明人制造的,其他人只能以文化消费者的身份被动地接受职业演员的表演活动。于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被挤到一个特定的角落里,像政治和哲学一样,被制度化、职业化,表演只剩下了娱乐的功能,并且像娱乐一样无足轻重了。

表演理论强调,人是会表演的物种。婴幼儿开始学习语言就是在表演讲话。他们模仿成年人的时候,并不是鹦鹉学舌式的简单模仿,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模仿,是在社会情境中扮演他人角色。正是在这种创造性的模仿中,人类实现了从咿呀学语到正式交谈的既普通又神奇的飞跃。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成年后就停止了发展,就是因为社会环境没有为我们提供扮演他人角色的机会。而人类正是通过参与社会环境中的活动,通过扮演他人角色学会了各种活动,并在其中得到发展。

表演理论要阐明的观点是,历史是一部戏剧。不是在别的地方,也不是在另外的时间,而是现在正在进行着的,并永远继续下去的社会生活的全部。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世界是一个大舞台。历史和社会是一个统一体。在社会中,我们通过持续的参与活动建立了社会的各种制度,并确立起我们每个人的自我同一性(包括我们的趣味、习惯、态度、意见、行为等);在历史中,我们运用我们的自由去改造生活。如果我们忽视了生活的历史维度、表演维度,仅仅把自己看作是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的产物,那么我们便无法欣赏生活这部戏剧。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生活中表演的维度,意识到我们每个人不仅仅是观众,同时也是表演者,我们不仅仅是确定的,同时也是自由的,那么,便能使人生达到快乐的境界。

以表演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疗方法在当今的美国已逐渐流传。社会治疗的基本假设是:现代人的孤独与痛苦是由于把人生看成是生与死之间的一个短暂停留,认为自己的生活完全是由环境决定的。因此,只有重建人们的社会感和历史感,再创人生的发展,让人们认识到能够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选择,对自己的态度有所选择,自己正与他人一道创造着历史,才能消除对人生的误解,体验生活的快乐。而实现快乐人生的途径就是表演,即创造性地模仿他人,主动地选择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从而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成为社会这个生生不息的舞台上的表演者,成为历史这部永无止境的戏剧的创造者。

三、社会治疗的基本过程和特征

(一)社会治疗的基本过程

1.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

近年来,在心理学界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发展趋势,这就是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影响迅速增长。这位出生于奥地利, 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哲学家因其提出哲学的任务就是进行语言治疗的著名论断,从而促使西方哲学完成了继认识论的转向之后的第二次转向——语言学的转向。

维特根斯坦的前期思想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是由事实、事态组成的,世界是有本质结构的。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否定了前期的观点,最终认为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现实世界并不是由可以描述的事实或事态组成的封闭的、完成了的整体,而是由各式各样、作用各异,但彼此间又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交织的无限增长、无限丰富着的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组成的开放系统。

所谓生活形式就是指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流行的,以特定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等为基础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体或局部(注:韩林合:《维特根斯坦哲学之路》,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页。)。生活形式的基本特征如下:首先, 一种生活形式就是一种实践,它是由一系列的实践活动构成的;其次,任何实践,任何生活形式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行的,都以特定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为前提;最后,人们的任何概念活动都可在生活形式中找到其根源,都以特定的生活形式为根据。换言之,“生活形式是既定的,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注:Ludwig Wittgensteins, PhilosophischeUntersuchungen,herausgegeben von G.E.M.Anscombe,G.H.von Wright,Rush Rhees.in Ludwig Wittgensteins Werkausgabe in 8 Bnden,Band 1 (Suhrkamp,1984),p.572.)

由此可见,人们的一切概念活动都是以生活形式为基础的,所以人们在概念活动上的一致也就必须以生活形式的一致为基础,而不同的生活形式便会引起不同的概念活动。维特根斯坦还以“希望”、“期待”、“意图”等心理学概念为例来说明生活形式是如何构成我们一切概念活动之基础的。他指出,“意图是包含在情形中,包含在人类的习惯和制度中的。如果没有棋类游戏这种技术,那么我们也就不会有下一盘棋这样的意图。”(注:Ludwig Wittgensteins,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herausgegeben von G.E.M.Anscombe,G.H.von Wright,Rush Rhees.in Ludwig Wittgensteins Werkausgabe in 8 Bnden,Band 1(Suhrkamp,1984),p.337.)维特根斯坦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日常语言是由各式各样的语言游戏组成的,语言游戏是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的。“‘语言游戏’一词意在强调:讲一种语言是一种活动或者一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注:Ludwig Wittgensteins,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herausgegeben von G.E.M.Anscombe,G.H.von Wright,Rush Rhees.in Ludwig Wittgensteins Werkausgabe in 8 Bnden,Band 1 (Suhrkamp,1984),p.23.)“语言总是相关于一种生活形式的”(注:Ludwig Wittgensteins,Bemerkungen ü ber die Grundlagen der

Mathematik,herausgegeben von G.E.M.Anscombe,G.H.von Wright,Rush Rhees.in Ludwig Wittgensteins Werkausgabe in 8Bnden,Band 6(Suhrkamp,1984),p.335.)。

2.社会治疗的基本过程:对生活形式的改变

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强调了关系性活动(relationalactivity)的重要性,即讲一种语言是活动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纽曼在开展社会治疗的实践中受到生活形式概念的启发,并以关系性活动为理论基础发展社会治疗的实践。关系性活动在社会治疗中意味着,只有在相互联系的活动中语言才有意义,改变一种生活形式就是改变了词语和对话的意义。 (注:Fred Newman &

KennethGergen,"Diagnosis:The Human Cost of the Rage to Order",103[rd]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in New York City,August,1995.)

在社会治疗中,患者常常会谈到“抑郁”、“焦虑”、“这几天过得糟透了”、“我对他很气愤”等。怎样帮助患者改变这种状态呢?当然,分析这些症状的性质是毫无意义的。社会治疗的方法是改变与之相关的生活形式。即通过集体地、创造性地表演人们的生活,从而改变固有的生活形式。只有当人们创造了新的生活形式,他们才可以说自己理解了新的行为方式;只有当人们表演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才能够理解作为表演的生活。

社会治疗的具体方法是:首先创造一个表演的环境,治疗者作为导演或演员要帮助患者保持这个活动的表演性,即帮助患者记住他们是在表演中,而不是在现实生活里。把每个人反映出来的问题、困扰完全当作剧中的情节、台词来处理,而不是进行传统方式的诊断。治疗者可能会提示大家,“这是你们即兴而作的一场戏,是对情感生活的表现,它将创造情感生活的新形式,产生出新的情绪,从而改变生活。表演将给我们一次成长的机会,一次发展的机会。”

在这样一个完全的表演氛围中,治疗小组的每个成员,包括治疗者在内都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人。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预先知道,因为这种表演具有无限的多样性、丰富性。然而,由于表演改变了原来的生活形式,从而也改变了与之相应的情绪状态。

总之,表演疗法是一种人际间发生的过程,治疗并非用一种观点来反对另一种观点,也不是用一种观点强加于另一种观点之上。表演的各方建立的是一种伙伴关系、合作关系,表演是一个共同创造、无限展开的过程。表演训练帮助人们把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转变为成长和发展的机遇,指导人们用自己与生俱来的表演才能创造出新的生活形式,创造性地表演自己的生活。通过这种表演活动,人们在任何年龄都可以继续成长。

(二)社会治疗的基本特征:非诊断性

社会治疗中表演方法的确立是以批判传统心理治疗的诊断形式为前提的。传统的心理治疗有几个必经阶段,其中心理诊断阶段是不可逾越的。心理诊断的任务,主要是对患者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和确认,治疗者对患者的帮助和改变是在心理诊断的基础上展开的。

心理诊断是以心理语言的图式论为依据的(注:Gergen, K. J.,Realities and relationship,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图式论认为心理语言的基本功能是真实、准确地描述心理状态,包括动机、态度、心理事件等。与这些描述相应的是内部的客观状态,有时是外部的“现实”。图式论的观点代表了长期以来心理治疗的临床实践,在西方文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依据图式论的观点,在心理治疗中,患者被要求对心理的所谓客观状态努力进行描述,治疗者则不停地敦促患者诉说病情,对“内部现实”作出尽可能详尽、忠实、深度地描述,并对患者所表述的真实性、意义、一致性、清晰性、价值等进行盘问和质疑。可以说,诊断的大部分时间是对心理事实进行描述、再描述的过程。而诊断本身,便是按照《诊断与统计手册》的最新版本,针对患者的症状对号入坐,贴上诸如“学习障碍”、“躁狂抑郁”、“低自尊”、“临界智商”或“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等标签。一些反对心理诊断的意见认为,这样的诊断实际上已经改变了患者的处境,或者说对患者的生活形式发生了影响。患者一旦被贴上诸如此类的标签,便构成了其个人生活史的一部分。这是传统的心理治疗者难以理解,也无法改变的一个基本事实。简言之,诊断本身在给患者造成心理压力的同时,也把消极影响渗透到未来的生活中去,造成更多的心理问题。

近年来在心理学界,心理语言的图式论观点及以此为基础的心理诊断的有效性已受到许多直接或间接的批评,特别是受到有哲学背景的“哲学心理学家们”的严肃批评。其中大部分批评是与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思想密切相关的。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思想彻底否定了语言图式论的观点,提出了关系性的活动理论(relational activity), 指出语言不是对事物的本质特征的描画,而是“一个活动或一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随着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在心理学中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已放弃了心理语言图式论,主动探索活动论的方法。而表演疗法就是否定了传统的诊断方法,致力于发展非诊断性的方法,即不贴标签,不去挖掘患者生活中的“真实”,而是通过帮助人们创造性地表演新的生活形式,从而创造新的情绪。可以说这在方法论上是具有后现代意义的。

四、余论

鉴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本文无法亦无意对这一思潮作出一个全面的评价,只想就当前我国心理学界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两个主要误解作出某种程度的澄清。

首先,心理学界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第一个误解是,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否定”和“摧毁”的代名词,后现代主义宣扬的是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在我国心理学界,或许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使一些人闻“摧毁”而色变,因而对后现代主义持简单的否定态度。然而只要稍加分析便不难看出,后现代主义所涉及的摧毁概念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摧毁”有很大的区别。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是信息社会的产物,它代表了一种由于时代的变迁而引起的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的重大变革。因此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价值体系的重新审视、反思、质疑乃至于批判、解构,都包含着积极意义,包含着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它所反对的是任何现代主义所假定的“大前提”、“绝对的基础”、“唯一的中心”、“单一的视角”(注: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摧毁与否定并不是目的,而是通过向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来解放人们的思想,拓宽人们的视野, 为人们争得自由(注:G.B.Madison,The Logic ofLiberty,Greenwood Press,1986,p.1.)。

其次,心理学界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第二个误解是,认为我国并非处于后现代社会,因此后现代思潮与我们当前的心理学研究无关。实际上,发端于西方世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之所以有了一定的声势,并非只是由于其思想的新颖与独特,而且是由于它所提出的问题都是与当今人类的生存和命运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说,处于信息时代的任何关心人类命运的人都不应简单地排斥这一思潮。具体到心理学领域,由于后现代心理学思潮反对实证主义及实验方法,因而可以说更贴近人文主义的立场。拒斥后现代主义观点的人认为,我们当前的问题在于实证科学的弱小,而不是实证科学强大到足以侵吞人文精神。这种观点也是有待商榷的。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有其特殊性,研究方法则应适合于特殊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心理学研究中,应提倡以问题为中心的观点,而不要陷入以方法为中心。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倡导的贴近人文主义立场的研究方法,应当引起心理学者对片面强调实证方法而遇到的难题进行反思。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多种方法兼容并蓄,依据不同的研究课题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于学科的发展是有益的。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可供心理学研究借鉴之处。

总之,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不断深入,对它的种种误解或许会逐步得以消除,对这一思潮公正的评价抑或是批判,将建立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

作者介绍:乐国安 郝琦 南开大学心理学研究中心 300071

范文六:论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摘 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思想,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包含社会管理。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执政党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矛盾即社会管理各主体――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矛盾能力的现代化,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矛盾提供体制保障。正确处理社会管理矛盾能力现代化,是协调社会治理各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能力、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新形势下做群众工作的能力等能力的现代化。

关键词 社会治理 能力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思想,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就是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包含社会管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的也是为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过程中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矛盾即社会管理各主体――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矛盾,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矛盾提供体制保障。

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矛盾理论认为,新形势下的社会管理矛盾,归根到底是利益方面的关系和矛盾。正确处理社会管理矛盾考验的是执政党协调社会治理各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能力。当利益关系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不及时解决就会激化社会矛盾的时候,考验的是执政党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能力。正确处理社会管理矛盾,要求我们党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以自己的优良作风和良好形象带动人民群众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奋斗。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和管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过程,是不断正确处理社会管理矛盾的过程,也是不断提高执政党正确处理社会管理矛盾能力的过程。

1提高协调利益关系的能力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管理矛盾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有关系就有差别,有差别就有矛盾,一定的利益差别表现为一定的利益矛盾。只有从利益这个根源上对社会管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全面的、正确的分析,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管理矛盾,才能提高协调利益关系的能力。

1.1全面认识当前我国的利益格局

党委、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以及自然界是社会治理的主客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国社会治理各主客体之间必然存在复杂多样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没有自身特殊利益,而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可以运用自身强大的组织体系和掌握的公共资源,来协调、处理、整合各种利益关系。政府及其公务员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通过一定法律程序的授权,行使着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但是由于也存在着部门和个人的利益,因而会产生政府失灵和干部失职等现象。市场本能追逐利润最大化,在配置资源和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也会产生市场失灵,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组织,代表了各自团体的利益,由于有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利益,也会产生社会失灵。人民群众自己的利益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公民寻求个人的利益是产生利益矛盾的根源。自然界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也与人类的利益相互联系。没有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人类的生存也会受到威胁,也就谈不上人的利益了。因此,政府与市场的利益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利益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利益关系、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等等就构成了社会治理的利益格局。

1.2综合运用各种措施,正确处理利益矛盾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性质、宗旨、执政地位和历史任务,决定了党能够而且必须超越于所有具体的利益主体之上,成为社会领域中各种合作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引导者、协调者、规范者和仲裁者,要能够综合运用各种措施,熟练使用各种手段,按照利益协调的原则,正确处理社会管理矛盾。

1.2.1法律手段

党能否成为社会利益关系的真正的引导者、协调者、规范者和仲裁者,关键在于党能否为各领域中的社会合作和利益关系提供基本的完善的法律规则和社会规范,使之成为体现党的基本路线和政治方针的主要载体;同时通过不断立法和高效的执法来营造一个法治环境,引导社会中的资源配置和各类社会行为取向,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各种利益关系,解决各种利益纠纷,逐步把利益矛盾的处理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由此实现不同行为主体间的利益兼容以及整个社会的行为整合。

1.2.2行政手段

要通过政府公共政策确定社会利益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格局,合理确定利益在社会成员之间的流动。要实现这样的格局,关键是建立一套能够不断解决利益矛盾、妥善化解利益冲突、有效促进和谐利益的调节机制。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利益矛盾冲突的社会,但是,和谐社会管理需要有解决和化解利益矛盾冲突的利益调节机制和使用这些机制调节利益的能力。

1.2.3市场调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发挥着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肯定各类社会主体的利益并保障各类社会主体追求利益的自由,自动调节各种利益关系,为利益的实现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我们党把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作为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就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市场在激发社会活力、优化利益分配格局、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等方面的功能。

1.2.4社会自我调节

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组织具有民间性、草根性,这也就决定了社会组织在联系群众时的广泛性和深入性,使其在整合社会个体及其利益诉求上有着先天的优势。执政党要发挥社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通过社会组织网络与群众发生联系,从而将零散的群众及其利益诉求整合起来,纳入自己的政治决策系统。因此,充分发挥各社会组织在调节社会成员利益关系方面的作用,是提高执政党协调社会利益关系能力的重要内容,也是形成良性互动的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1.2.5道德约束

在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中,第一次分配由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第二次分配由政府充分利用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利益调节杠杆,充分发挥收入再分配的调节职能。第三次分配包括慈善事业、民间捐助、社会救助等多种形式的制度和机制。第三次分配要发挥道德力量在分配中的作用,通过政策引导和舆论的导向作用,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道德能否发挥协调利益的功能,需要执政党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努力构建对我国社会意识形态具有导向作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思想意识和社会思潮,发展和引领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加强道德建设并发挥它的正能量作用是提高执政党正确处理社会管理矛盾能力的内在要求。

2提高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能力

提高正确处理社会管理矛盾的能力,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前提,是增强我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当前社会矛盾还有新的特点:一些问题和矛盾反映到虚拟社会,形成“网上网下”与“国内国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况,从而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提高党处理社会管理矛盾的能力,必须统筹管理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提高处理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的矛盾的能力。

2.1提高正确处理现实社会各种矛盾的能力

2.1.1提高执行政策的能力

政策是党和国家路线方针的具体体现。执行政策的过程就是实现党、国家意志和维护人民利益的过程。认真落实好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是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习近平同志指出,对于党和国家的政策“关键在于落实”。因此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把握党和国家的政策,这是做好工作的依据。在处理社会矛盾的过程中,要积极宣传政策法规,统一群众思想,发挥好政策的作用。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必须严格认真、全面贯彻,不能出偏差、打折扣,坚决纠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错误做法,及时消除不稳定因素,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2.1.2提高危机应对能力

现代社会是充满风险的社会,现代化进程难免出现人与人之间、人与市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政府与公民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社会管理矛盾理论拓展了研究和处理社会矛盾的范畴。它把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看作既是处理社会矛盾的关键,又是开始。从而把各种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等社会公共危机纳入社会矛盾的范围,正确应对社会公共危机才能解决社会矛盾。应对社会公共危机,是对快速反应能力、危机干预能力和利益协调能力的考验,是对执政党的公共危机应对能力、处理社会矛盾能力乃至执政能力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2.2提高正确处理虚拟社会管理矛盾的能力

虚拟社会形成和发展给现实社会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对执政党来说,实际上是提出了如何在虚拟社会执政的问题。我们党认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这就为加强和创新虚拟社会管理,提高处理虚拟社会管理矛盾的能力指明了方向。

2.2.1提高“触网”能力

提高“触网”能力,一是要转变“官”念。虚拟社会没有“领导”,没有“官”没有“上下级”,一干人等全是网民,谁都可以“灌水”、任何人都可能“拍砖”。这也许是一些领导干部不愿意“触网”的思想原因。领导干部要亲身“触网”, 必须以普通平民的身份参与到虚拟社会中来,成为一个网民,才能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体察网络民情民意。二是把握网络发展的新趋势,学习并熟练运用网络发展常用的新技术新技能,了解虚拟社会交流、沟通的特有语言语境,从而更有效、更有技巧、更艺术地应对网络民意、民权诉求。三是经常“触网”。“要使上网成为领导干部继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之后形成的‘第五习惯’”。经常到互联网上去调研,参与互联网上的各种讨论,做好网上群众工作;开展“网络纳谏”,掌握实情、听真话,为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2.2.2提高引领能力

提高引领能力,一是要及时掌握网络舆情,适时引导网络舆论。要尊重大众传播心理的一般规律,既要关注“大嗓门”、“高调”、“极端化”的观点,也要了解“沉默的多数”的意见。既要善于对网民的所思、所虑、所想进行正面回应,在经常性沟通中增加理解、增强互信,又要善于引领舆论走向。二是加强网络群众工作,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统一思想、扩大共识,化解热点难点矛盾,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三是重视反面教材的作用。把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发动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等伎俩及其成果当成反面教材,摆在人民群众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提高“免疫力”。

2.2.3提高“网络统战”能力

统一战线工作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三大法宝”之一。提高“网络统战”能力,一是要“统”。即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团结奋斗。虚拟社会中政党之间、民族之间、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在很多问题上,拉一拉可能是朋友,推一推可能就是敌人。要诚实引导,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不能像要求党员或上级要求下级那样要“保持一致”。二是要多“理”少“管”。“管”表现为指挥与服从,“理”则表现为沟通与协作,它需要的是一种智慧和韬略。“理”要区别对待,扶正抑偏祛邪。社会管理,重在“理”,而不是“管”,在虚拟社会的管理上,更应突出这个特点。网络统一战线,“统”的力量在于“理”,而不在于“管”。

3提高新形势下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做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工作能力是各级领导干部最基础、最核心的能力,是领导干部和执政骨干需要着力提高的“第一能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环境与过去相比已经大有不同,要做好群众工作,首先领导干部要有过硬的本领。这就是习近平同志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句俗话语后边还有一句话,即“绣花要得手绵巧”,说的是群众工作要讲究方式方法。再就是要做实,群众工作不能有遗漏的领域和死角,比如虚拟社会。

范文七:试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试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重庆市沙坪坝区司法局 王宏杰

自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以来,按照重庆市政法委的要求,认真研读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辅导》、《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学习问答》等书和上级下发的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文件及领导讲话,现就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概念、本质要求、深刻内涵和特性谈点粗浅的认识。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所谓“理念”,实际上就是人们的一种观念、认识和信念,或价值观。理念属于意识范畴。法治理念就是人们对法律的功能、作用和法律的实施所持有的态度和观念,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持久性,对法治活动以及法治效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在行使执法权的过程中,法治理念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的先进的理想、信念和观念的总和,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的概括和反映,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精髓和灵魂,是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等法治领域的基本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不是孤立

的,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我们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个概念,是在2005年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罗干同志在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在2006年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第一次系统地阐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具体内容,是2006年的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与各省党委负责人谈话中,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内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之后,胡锦涛总书记就政法机关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专门做出重要批示,他指出:“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由此可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已经成为党中央所高度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将是我国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2、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党领导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探索和形成的先进理念。众所周知,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1954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迈出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一步。但在一段时间内,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指导思想出现的重大失误,法治建设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受

到了严重破坏,法治建设被政治运动所取代,各种狂热和激进的政治运动主宰了整个社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们党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的法治建设又经历了一个逐步恢复、完善、发展的过程。我们加强了立法工作,恢复了政法机关等等,特别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等一系列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的确定,确立了法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战略地位,把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提出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摆到了重要战略位臵,把坚持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使社会主义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伟大实践相结合,逐步探索、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现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架构。因此我们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在我国法治建设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3、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怎样完善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一直是我们党不断努力探索的重大课题,也是理论界不断予以高度关注的一个重点。

在这一时期,我们结合中国国情,在坚持和发展我国法治建设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也合理地吸收借鉴了国外一些先进的法治经验,较好地促进了立法、执法、司法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一些现实的挑战,表现尤为突出的是,党的十六大提出进行司法体制改革以来,我国法学理论界出现了异常活跃的现象,一些人不顾我国社会主义国情,提出效仿西方“三权分立”的做法来进行司法体制改革,企图否定我国政法机关的政治属性,否定党对政法工作领导。这些,也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我国的司法制度,客观上起到了授人以柄、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那些企图利用我国司法制度诋毁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力回击,有利于更加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从而保证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

4、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世界,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重大影响。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面对我国即将进入“十一五”重要发展时期的新的历史起点,提出了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总体要求。科学发展观是在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

征,总结我国长期发展的实践经验,正确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法治作为社会的基石,其指导理念的如何确立,势必会对发展起到基础性和保障性的作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精髓和灵魂,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整个国家法制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内涵的科学界定,坚持和反映了社会主义先进生产的要求,坚持和反映了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坚持和反映了党的领导,坚持和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和反映了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原则要求,坚持和反映了改革创新和与时俱进这六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因此,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和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一个理论创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5、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这六条基本特征是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的。其中民主法治居于首要位臵,制约和影响着其他特征。只有以法律手段来治国理政,使国家权力的行使和社会成员的活动处于严格依法办事的状态,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才有基本的秩序保障,整个社会才能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因此我们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反映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而提出的科学理念,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法治理念的产生和确立,并成为法治实践活动的正确思想指南,应当与其存在的社会制度、历史传统、法律文化和价值观相适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命题,深刻体现了中国国情和政法工作指导思想的本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法治理念,如尊重宪法和法律权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重事实重证据、重实体重程序,等等。正是在这些法治理念指导下,我国政法工作健康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总结历史的经验,在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反映和坚持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反映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反映和坚持党的领导,反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映和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原则要求,反映和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

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深刻内涵

当前对广大政法干警着重进行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理念教育。这五个方面,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特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筑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种种现象,都能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本质认识,因此,分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运用这种方法论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属性、价值、作用等的科学理论、系统思想和基本观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理论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法治思想领域的具体反映,也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法治思想领域的具体反映。 掌握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我们就可以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概括为: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所决定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基本规律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根本特征的,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它具有八个鲜明特征:

1、它具有人民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的决定力量这一根本政治立场,把“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作为根本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由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所决定,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依法治国是人民治国、民主治国,立法和执法都要服从人民群众根本意愿、服务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因此,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是执法为民思想,是人民主权思想在法律意识形态领域的集中体现。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牢固树立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意识,自觉克服“法律工具主义”、“以法治民”思想。

2、它具有政治性。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各项法律制度是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的集中反映,因此,以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为载体、蕴涵于法治文明中的法治理念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反映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特征,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规律。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高度警惕和自觉抵制司法工作“非党化”、“非政治化”、“政治中立”等错误思想。

3、它具有法律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法律现象为意识客体,归根到底是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既继

承了中国法文化的优秀传统,又吸纳了世界法治文明的精华,反映了一切法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深刻的法律科学性、专业性。因此,既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政治意识、道德观念区别开来,又要将法治理念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紧密结合、相互促进,防止和克服“法律虚无主义”、权大于法、以情代法等错误认识和做法。

4、它具有先进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具有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既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深入,不断融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鲜活的发展要求,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因此,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既是一个坚定社会主义法治信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过程,又是一个促进法律观念更新、推动执法工作创新发展的过程。

5、它具有方向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治理念,它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法治理念。现实中,确有人受西方国家价值观念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影响,鼓吹“三权分立”,质疑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主张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我们认为,人类法治文明的成果是没有国界或地域的,有其自身的共性,如民主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以宪法和其他法律形式加以确认的民主制度;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机制;公民的民主权利制度等等。

这些共性是人类法治进步的共同成果,可以借鉴和吸取,不能妄加否认或批判。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国法治理念的树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紧密联系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法治理念之树在中国土地扎根、发育、开花、结果的内在要求,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东方大国和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包括法治理念建设)是无法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模式的,而只能根据本国的国情和经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模式和途径。当前要注意那些以西方标准来改造我们的司法制度的思潮,要注意一些不顾实际的进行一些诉讼制度改革和宣扬西方诉讼观念的倾向,防止政法工作和司法改革迷失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命题的提出,使我们在司法意识领域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它我们能深刻认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能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推动社会主义政法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6、它具有阶段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来的重要命题,它与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法治的模式、法制观念、司法改革、农村法治建设等相互联系,尤其与我党依法治国方略交相辉映,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对司法意识形态的高度概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应该看到,正因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法治建设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

平总体上尚比较落后,且发展很不平衡,公民的法律意识还普遍不高,特别是传统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仍具有强大的运行惯性,这一切都决定了法治理念建设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努力、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这就决定着我国的法治之路漫长而艰难。此外,对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来说,社会政治的稳定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外部条件,这也要求社会主义法治之路应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前进,不能超越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提出不切实际的任务和要求,包括法治文化建设、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理念建设都应与我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克服现行司法体制中不利因素,又要培育与现行司法体制相适应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制度和法治文化两者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发展有助于法治文化的逐步培养和发育,而法治文化又为法律制度的有效运作提供相应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必须妥善处理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理念建设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从法律制度入手,真正建立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法律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高度重视法治文化尤其是法治理念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对人们的法治思想观念进行一次深刻的革命,大力弘扬法律至上的思想、公平与正义的

理念等等,消除各种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相违背的观念意识。为此,一要肃清传统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二要铸造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一致的法治文化体系;三要培养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信仰、法律情感,建构优化的法治心理。

7、它具有大局性。服务大局既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又是政法机关的政治责任。政法工作服务和服从于党和国家大局,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广大政法干警必须担负的神圣职责,也是有效履行职责的必然要求。就当前而言,政法工作服务大局,就是要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与新农村建设。政法机关在服务大局中,一要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紧扣中心工作,立足审判实际,找准保障大局的结合点、服务大局的着力点,充分发挥执法和司法的保障作用;二要切实提高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通过依法惩处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平等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市场行为,促进有序竞争和公平交易,依法快立快侦、快诉快审结、快执行与经济发展大局密切相关的案件,积极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服务;三要提高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能力。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到工作前移、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强化职能,力保平安,对农村的各类纠纷要及时平息,各种矛盾要有效化解,使人民群众权利受到尊重、利益有所保障、纠纷可以诉求。四要提高保障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弘扬和谐本位的法律文化,更新司法理念,提高公

正司法能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提高化解社会矛盾和风险的能力,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畅通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司法渠道,善于运用法律手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8、它具有廉洁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中,我们必须强化廉洁自律意识,就政法工作人员而言,廉洁意识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洁司法是实现公平正义的保证,为此,我们认为要不断强化政法干警的素质教育,提高拒腐防变能力;要不断强化制度建设,确保司法公正与廉洁。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具体行动。

二00六年十月

范文八:社会主义政治理论

社会主义政治理论

(一)和谐社会

1、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

2、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分别为社会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政治保障和精神支持,而社会建设则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创造有力的社会条件。只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共同发展,才是真正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

4、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5、针对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和谐社会的要求,我们要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喜那时的切身利益问题入手,扎实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6、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持,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创造有利的条件。

(二)创新

1、面对科技发展的大势,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事关社会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

2、我们要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的伟大事业。

3、建设创新型国家,就要改革一切阻滞自主创新的不合理规定和体制,形成用于资助

创新的社会氛围,建立和完善鼓励自主创新的机制和制度,建设一个富于创新精神的学习型社会,进一步开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现代化的新局面。

4、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研发人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部分重要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我们已经巨鳖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础和良好条件。

(三)节约型社会

1、要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控制人口增长,合理使用资源,保护自然环境,使人口的增长与社会生产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持续的后劲和良好的条件。

2、要选择有利于节约和保护环境的生产结构和消费方式,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3、通过采取法律、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性措施,提高自愿利用效率,以最少的自愿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4、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

5、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提出,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资源环境保障能力,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科学发展观

1、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2、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

3、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某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4、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存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保证一代接一代的永续发展。

5、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特色社会主义。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景中的问题。

(五)科教兴国

1、科学技术从一开始并且始终是进步的、革命的因素,马克思曾说,要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根名力量。科学技术始终以客观事实和规律为依据,以实践为准绳;它始终以继承为基础,以创新为灵魂;它始一项特殊的社会事业,具有特有的社会建制。

2、现代科技革命有力地推动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充分展现出科学技术全方位的社会功能,它用最新的事实印证马克思所认为的科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3、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像一把双刃剑,既为造福于人类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也带来了危及地球生命和人类社会的“全球问题”。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完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当自在人类生活中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

4、科学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知识型劳动者成为现代生产和管理的主体。科学技术的进步又是以教育的发展为基础的,因为科技的发展关键是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决定于教育,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都依赖于高质量的教育。

5、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国民财富的增长河人类生活的改善越来越有赖于知识的积累和创新。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六)荣辱观

1、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提出了”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既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当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

2、”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内涵: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群众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已为耻;以诚实信用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3、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继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我们党从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

4、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深入人心是关键,联系实际是途径,弘扬正气是落脚点。

5、要把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要以践行

(七)社会主义新农村

1、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建设新农村的20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同时,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3、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我国农业要解决好的首要问题,因此农业在国民经济的占据基础性的地位。

4、农业的发展将最终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证明,农业发展比较顺利,就能够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比较好的基础,而一旦农业的发展出了问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一定会出现挫折。

5、农业的发展,一要靠政策,二要靠科学,这是邓小平关于农业发展的基本思想。

6、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对我国现阶段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的客观形势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城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7、必须认识到,当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8、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要发展现代农业,坚持把发展农业生产力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二要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增收减负政策。三要改善农村面貌,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政府引导、群众自愿、因地制宜、注重实效,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四要培养新型农民,加快发展农村教育、技能培训和文化事业,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五要增加农业和农村投入,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六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体制,统筹推进农村其它政策。

(八)党的执政

1、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群众负责,虚心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到的基础,是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2、我们要充分认识和认真实践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要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

3、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只有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才能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获得重要的保证;只有加强包括民主政治建设的全面建设,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发展。

4、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尉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党兴起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做出全面部署,强调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坚持民主集中制,大兴求真务实之风,都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党的先进性建设。

我国的政治制度

1.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我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机构中的一种。自1954年开始设立。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结合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它对外代表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四十五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由下列人员组成:总理,副总理若干人,国务委员若干人,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国务院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6.中国的行政区域基本上划分为三级,即省(自治区、直辖市),县(自治县、市),乡(民族乡、镇)。具体如下:

(1)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

(2)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

(3)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

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

范文九:关于创新社会治理论述

《决定》强调,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依法治理、坚持综合治理、坚持源头治理。对此,可从以下4个方面来进行正确把握。

第一,坚持系统治理,治理主体要从政府包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共同治理转变。一是加强党委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要把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组织起来,去做直接服务群众的工作,努力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方面、各环节,把党的政治、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服务优势,提高引领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社会、服务社会能力。二是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社会治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但政府不能越位、错位、缺位。三是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整合社会治理资源,积极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同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解力量互动的社会协同治理网络。要创造公众参与条件,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健全公众参与机制,把广大群众有效动员组织起来,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的局面。

第二,坚持依法治理,治理方式要从管控规制向法治保障转变。一是强化依法治理理念。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社会,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二是切实加快社会治理领域的立法工作,依靠法律来规范个人、组织的行为,协调社会关系,监督和保护公共权力,保护公民合法权益,防止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三是各级执法机关要严格公正执法,努力把各项社会治理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四是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

第三,坚持综合治理,治理手段要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一是强化道德约束。要善于运用道德的软力量,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发挥道德力量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二是规范社会行为。加快建立和完善行为规范体系,通过自律、互律、他律,把人们的行为尽可能地纳入共同行为准则的轨道,形成既要维护社会公共权益、又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社会环境。三是调节利益关系。善于运用教育、对话、协商、谈判等方式解决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更好地调节和保护各方面的利益。四是协调社会关系。善于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尽可能通过平等的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

第四,坚持源头治理,治理环节上要从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前移。一是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努力摆脱总是事后应对的被动局面,更多地把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治理,更加重视民生和制度建设,使社会治理关口前移,尽可能使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少产生、少转化、少激化。二是以网格化治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科学划分网格,把网格内人、地、物、事、组织全部纳入网格,使网格服务管理人员承担起了解社情民意、采集治理信息、服务社区群众、化解矛盾纠纷等职能,把社会治理触角延伸到社会最末梢,把服务工作做到群众身边。三是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社会矛盾说到底大多是利益矛盾,治本的办法是把握群众利益诉求点,协调平衡利益关系。特别要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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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市委一号课题出炉记 让基层更加有职、有权、有物、有人 晨报讯 历时近一年,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结出果实,聚焦创新体制、加强基层、夯实基础、落实保障,形成“1+6”文件。基层干部普遍反映,“为之一振,眼睛一亮”。 古语云:郡县治,则天下安。“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对上海意味着什么?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事关上海当前改革深化和未来长远发展,事关上海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全局,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关键是体制创新,要更加注重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希望上海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

历时近一年 终摸清情况

课题组组长:市委书记韩正

课题组副组长:相关市委副书记、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调研组:4个,全市抽调了41人

调研组组长:方惠萍、龚德庆、张学兵、斯福民,由担任过区委书记、对基层社会建设有实践经验的同志担任

调研方向:从街镇、居村两个层面入手,分中心城区、城乡结合部和远郊三类地区,围绕基层体制机制、基层队伍、基层综合治理、基层服务保障四个方面展开。

整个调研历时近一年,韩正先后主持召开了20多个专题会和座谈会。

从2月底到7月中旬:按照“放开放开、再放开、找准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和群众需求”的要求,四个调研组深入全市17个区县和街镇、居村调研,共调研走访152个街道乡镇、228个居村,座谈访谈4745人;

从7月下旬到9月底:按照“聚焦聚焦、再聚焦、切实提出解决问题对策举措”的要求,四个调研组聚焦12个重点问题,联合市相关职能部门深入开展研究,提出初步政策方案;

从10月份开始:按照“政策意见重在求实,突出操作性”的要求,市委办公厅、市委研究室会同四个调研组和有关方面反复研究论证,集中开展成果汇总转化。

11月中旬:一号课题相关文件征求意见稿下发各区县、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共收到意见762条,经过逐条研究,最终采纳了402条。

深入调研:了解基层所思所盼,提炼基层首创经验

大型居住区的居民办事咨询便捷吗?老小区被物业“抛盘”怎么办?街面乱设摊顽症能根除吗?广场舞大妈与周边居民的矛盾谁来解?……发生在基层社区的世相百态、纷扰矛盾,看似“一地鸡毛”,实则关乎百姓安居乐业,关乎社会治理之基。

“围绕一号课题,调研组和市里召开的相关座谈会,我参加过近20个,可见这项课题调研之深入。”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党工委书记胥燕红告诉记者,调研组不但到区里、街道开座谈会,还深入居民区,到居委干部、楼组长、社区党员群众中听意见,跑到街道的窗口服务单位听群众反映。

原本,四个组的调研方向各有侧重,并对口几个区县。后来,为了把各自的“子课题”做得更扎实,各调研组之间相互“串门”。

2

胥燕红说,“虽然与静安区对口的是第一调研组,但其他组也到我们这里来调研,着重了解我们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网格化管理等方面的探索、成效和困惑。”

参加过20个座谈会的胥燕红,尽管忙,但忙得高兴。“课题组真正沉入基层,把我们的所想、所虑、所盼提出来;还注重了解基层创造的经验做法,总结提炼,吸收为课题成果的一部分。”

第二调研组组长、上海久事公司党委书记龚德庆,曾在多个区县担任过领导,对基层情况原本就十分熟悉。但此次调研,让他和组员获取了更多新鲜、直观、丰富的一手材料。比如,居委会要敲的图章多达四五十个,而许多章根本不该由居委会来敲;市中心有的街道,忙于招商引资,影响服务,疏于管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盘点基层四大“不适应”

调研沉下去,问题浮上来。

基层工作就像“万花筒”——

有五彩缤纷。凌云街道梅陇三村“绿主妇”们,从关注环保、公益,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成为小区自治管理的当家人;延吉街道“睦邻中心”,用丰富多样的活动把小区居民吸引到公共空间,社区的生态悄然改变。

有推陈出新。静安区率先探索建立社区工作者队伍管理体系;徐汇区在区、街镇、居民区三个层面构建区域化党建联盟; 金山区各村全部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

有酸甜苦辣。居委会承担的行政任务过多,有人形容,“上面水龙头在放水,街道是个筐,居委是个缸。筐里的水流到缸里,缸里盛不下,水漫金山”。而开展社区共治,基层社区“一头热”,驻区单位和相关社会力量“一头冷”。

有啼笑皆非。为了与“上面”对应,有的街道有20个科长,约10个科长是“有长无兵”。许多居委会深受“敲章”之苦,敲的章里居然还有“家具以旧换新,证明旧家具是我家的”之类。

调查阶段,大家解放思想,打开思路,查找问题,“放开放开、再放开”;而专题研究阶段,则需要“聚焦聚焦、再聚焦”。

如何聚焦?目标明确。哪些是基层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群众对基层服务管理有哪些迫切需要和突出意见?哪些问题现阶段可以统一设置改革路径?哪些需要确立指导性意见,让基层明确方向? “万花筒”里的纷杂“碎片”,经课题组梳理提炼,形成对全市基层发展和现状的大盘点:

——街道体制机制存在不适应。街道在城市建设管理特别是公共服务设施规划中缺乏参与权、话语权,影响社区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一些街道还在乐此不疲做“分外事”,比如,招商引资;街道部门设置存在着与上级条线部门简单对应、职能重复交叉等问题。

——居民治理体系存在不适应。居民区党组织领导和协调区域内各类自治组织的功能发挥不够;居委会承担的行政任务过多,有的居委会行政性事务占据了85%以上的精力;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愿望不强,参与的多为老面孔,难以吸引年轻人和白领阶层。

——城郊结合部和远郊农村治理体系存在不适应。特别是随着本市乡镇撤并、旧区改造和大型居住区建设的大规模推进,郊区出现了一批大镇、大居,管理方面存在不少新矛盾。例如,不少大镇已经达到小型城市的规模,常住人口超过20万、甚至30万,但资源仍基本按照原来的镇级建制配置,管理服务难以到位。

——基层社区治理的保障方面存在不适应。中心城区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年龄趋于老化。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薪酬待遇较低、发展空间狭窄,年轻的干不长。而基层社区队伍身份复杂,总共有机关行政人员、 3

事业编制人员、社区干部、社工、协管员、聘用人员、部门派驻人员等七大类,仅协管员队伍就有四类20余支,管理多头、政出多门,待遇不同,忙闲不均。村干部队伍中后备人才缺乏。

改革路径:下沉上收,让基层更加有职有权有物有人

课题组最终形成了“1+6”文件,包括《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以及深化街道体制改革、完善居民区治理体系、完善村级治理体系、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效能、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等6个配套文件。

课题成果形成中,找准切入点和落脚点——

街镇和村居,是基层的两个层面,承担着具体而繁杂的任务。要把街镇和居村的工作重心,真正转到服务和管理上来。民生服务、常态管理资源等进一步下沉基层;区域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和建设等职责上收区级统筹管理。

下沉,为群众提供精准、优质、高效的基本公共服务。改革后,街道新的机构设置从原先“向上对口”,转变为更多地“向下对应”,内设机构由原有的11个至15个精简为8个。街道做强“六中心”——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社区党建服务中心、社区综治中心,把机关工作和服务推向窗口化、平台化。

上收,让街道心无旁骛,真正把工作重心回归到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上来。“取消全市街道招商引资职能,街道运转经费由区级财政保障”,就是一项重要举措。同时,各区县也要加强统筹镇招商引资,镇要进一步增强搞好公共服务和管理的职能。

课题成果形成中,关键是梳理出基层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各个突破,让基层更加有职有权有物有人——

如何加强基层党的建设?相关文件中进一步明确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优化调整区域化党建领导体制,加强居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明确“对就业年龄段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实行„事业岗位、事业待遇‟。退休聘用的居民区党组织书记,按照同工同酬原则,逐步提高其工作津贴水平。” 街镇苦恼“责任无限、资源有限”?那就进一步下沉管理资源、执法资源,做实街镇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通过赋予街镇在城市综合管理中的协调指挥权、考核评价监督权、人事考核和征得同意权,使街镇的派单权和牵头处置权等得到落实。今后,“条”上的干部要提拔,“块”上的街镇干部如果“摇头”,提拔便无望了。

居村工作吸引不了能干的年轻人,已青黄不接了?上海建立统一规范的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拓展职业发展空间,按照“人均收入高于上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原则,合理确定社区工作者薪酬标准。

郊区大镇、大居人口膨胀,“小马拉大车”力不从心?根据文件要求,条件成熟的,析出街道;条件尚不成熟的,做实基本管理单元;加强镇管社区,探索在镇与居委会之间设立社区党委和社区委员会。 ……

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已经交出答卷。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目前,全市各方面正形成合力,抓推进促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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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十:政治思想理论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

关于我校安全环境的调查报告

班 级: 专 业: 软件工程

2013年 6月 13日 政治思想理论课

一、调查背景与目的

当今的社会,竞争日益激烈,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留意和谨慎似乎变得重要,然而我们看到的是事故的发生,亲人的眼泪,忽视带来的后悔,不仅在社会上,即使生活在大学校园里,安全隐患依然围绕在我们周围。校园安全问题向来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近年来,高校校园安全问题已成为高等教育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并且已干扰到了高校正常的办学秩序,成为制约高校和谐发展的主要因素。倘若大学生的安全意识较强,无疑可以给自己减少很多麻烦,倘若大学生的安全意识很薄弱,则有可能给自己或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伤害。因此为了探究当代大学生安全意识状况,更好地了解校园安全状况,了解我校学生对校园安全环境的认知情况,特作此调查。

二、调查对象

东华理工大学南昌校区同学。

三、调查内容

此次问卷调查共设置题目20道,涉及饮食卫生、灾害及紧急情况处理、财产管理、人身安全等问题。

四、调查时间

2013年5月10日至2013年6月13日。

五、调查结果

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有效回收200份,有效回收率100%。

问卷题目及统计结果如下:

1、三教上下课高峰期 部分楼道人流量大,且行向相反,发生踩踏意外时,你会怎样做?

A.随着人群走动 B.停止走动,并且大声喊叫警告后方的人不要推搡

C.向前用力挤出一条道路 D.其他

2、南门外的马路无缓行带,车辆来往非常多,但为了坐公交必须穿插马路,你会怎样做?

A.当来往车辆较少时,直接冲过马路 B.随着人群走

C.四处张望,确保没有车辆时,再过马路 D.其他

3、假如你被卡在电梯中,你会怎么做?

A.惊慌失措 B.强行将门掰开 C.打电话给辅导员或物业

D.用力敲打电梯的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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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了预防流感与疾病,你平时会做些什么?

A.经常锻炼身体 B.注意饮食个人卫生 C.不管不顾 D.其他方式

5、你认为学校的疾病预防宣传是否做到位了? A.没有 B.做到位了 C.到位了,但没效果

6、你是否有保管个人财产的意识? A.有 B.没有

7、你平时是如何做到个人的财产保管?

A.出门都把门锁好 B.出门前都把贵重物品锁在柜子里,但偶尔会忘记关寝室门 C.出门前即会把贵重物品锁在柜子里,也一定会把大门锁好 D.其他方式

8、你认为学校周边的饮食卫生吗? A.卫生 B.不卫生 C.不了解

9、如果你已经很清楚的认识到学校的周边饮食不卫生,你还会去吃吗?会的话说说原因? A.会 B.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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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寒冷的冬天,很多人用起了取暖器和电热毯,你认为这些物件容易引发火灾吗? A.会 B.不会 C.无所谓 D.注意使用应该就不会引发火灾

11、11、你认为学校的防火宣传做到位了吗?

A.很到位 B.不到位 C.到位了,但没效果

12、假如寝室发生火灾,且室友都在睡觉,发现着火后,你的第一反应时什么? A.惊慌失措 B.叫醒室友,并到处大声喊叫 C.在B选项的前提下打电话报警 D.叫醒室友后,自己用水灭火

13、当你发现你同学被别人殴打时,你会怎么做?

A.冲上去帮同学打架 B.打电话报警,并且跑过去警告对方 C.打电话报警,然后在一旁等待警察过来 D.我只是路过

14、学校周边发生的敲诈、侵权行为,碰到此类问题你会怎样解决? A.打电话叫来同学一起帮忙反抗 B.一个人和他们硬拼 C.打电话报警,然后和他们一直周旋 D.表示服从

15、校外不良人员对在校学生的言行和心理产生威胁,你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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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告诉学校领导、老师 B.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C.联合同学一起反抗 D. 一个人想办法解决

16、社会不法分子对你进行引诱、拉拢、教唆,对此你会怎么做? A.无视他 B.告诉学校领导、老师 C.听他的 D.其他

17、假如发生地震,你的第一反应会怎样做? A.不知所措 B.拼命地往楼下跑 C.躲在桌子底下 D.其他

18、假如你是一名女大学生,在公交,网吧或人群拥挤时有男生对你进行猥亵,你该如何应对?

A.大声叫喊 B.默默承受 C.和他动手 D.其他

19、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苏丹红鸭蛋、孔雀绿鱼虾、三聚氰胺奶粉及牛奶、甲醛奶糖、带花黄瓜、爆炸西瓜、地沟油你对食品安全了解多少?你知道如何辨别安全绿色的食物吗? A.了解 B.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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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当寝室被盗时,你有什么反应?

A.吃一堑长一智,下次注意点 B.打电话报警,并上报学校

C.清点财务,如果没有少什么贵重物品,就无所谓 D.其他

六、分析得出的问题:

(一)灾害及紧急情况处理方面

从第10、11、12、17题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学校在火灾、地震等灾害宣传上略显不足,同时学生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知识欠缺。

(二)周边交通方面

从第2题可以看出,学校附近缺少警示标志或者缺少学生过街的斑马线,在交通日趋繁忙的情况下,学生的交通安全隐患也日趋严重。

(三)饮食卫生方面

学校校门周围普遍存在食品摊点,他们出售的饮食质量大都无保证,有些摊点出售的多是“三无”产品,有些饮食摊点在不办理卫生许可证的情况下,私自组织学生午餐供应,这些食品对学生的健康影响很大。而且据调查表明,部分学生对校园饮食问题不太关心。

(四)学生人身安全方面

通过调查,我们看到大学生的人身安全意识仍然比较弱,安全知识比较少,让人担忧,我们从几个方面看到人身安全教育的必要性,安全知识方面我们都需要提高,大学的学习不应该局限于课本理论知识,各种应用技能都应该掌握,安全能力的培养是重中之重。

(五)财产安全方面

治安环境复杂 近年来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在校生成倍增加,随着科研、后勤的社会化,学校与社会的交往更加频繁,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日益加深。网络的普及给校园带来了一系列消极不健康的因素,并迅速在高校内传播和扩散,使得高校内部治安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诸多高校地处城乡结合部,周边商店、饭馆、网吧等商铺林立,马路上摆摊设点,从业人员复杂,周边环境相当混乱,缺乏有效治理,极为复杂,一些不法分子甚至把高校的学生公寓当成作案的“乐园”。

防范意识薄弱 学生自我防范意识薄弱是造成目前学生宿舍盗窃案件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学生初入高校,脱离父母的庇护,思想单纯、警惕性低、缺乏社会经验等特点,他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往往十分淡薄,自我保护能力差。例如:外出不关门,现金、手机、电脑等贵重物品到处乱放,开门睡觉,门锁坏了不及时修理,门窗不牢,钥匙保管不当,对外来人员不闻不问,缺乏应有的警惕性,交友不慎、引狼入室,致使盗窃案件频发。

法制观念淡薄 一方面,近几年伴随着高校的扩招,学生人数急剧增加,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素质参差不齐,极少数在入校前就有劣行为或品行不端,再加之大学生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手机、电脑、MP3等贵重物品在学生中的拥有量逐年提高,部分学生依靠家庭经济优势超前消费,个别同学受扭曲价值观的影响,相互之间盲目攀比,放松了思想、道德方面的修养。淡薄了法律意识,崇尚资产阶级价值观,见利忘义。他们不是比学习,比进步,而是在学业上不思上进,敷衍了事;生活上经不起高消费的诱惑,比吃喝,比名牌,比出手大方,当钱不够消费时就萌生了偷盗的动机。另一方面,虽然法制教育早已纳入高校教育计划,是大学生的必修课,但法制教育往往流于形式,效果欠佳,致使少数学生对违法违纪的界线十分模糊,贪图小利,以身试法,直至步入违法犯罪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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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相关的一些建议

1、加强校门、宿舍进出人员的管理,增强学生安全防范意识。

2、进一步提高对校园安全及周边环境整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认识校园安全和周边环境整治不是阶段性工作,也不是突击性工作,而是经常性、持久性工作,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3、加强学校周边交通安全设施的建设。

4、加强对学校安全各个方面的宣传工作,不留安全死角。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进行紧急情况处理演练。

5、保障学校食堂的饮食安全,搞好食堂建设,从而减少学生在校外饮食。

6、进行对大学生校园防盗的研究,并利用了一些有效地方案,从而减少财产损失。

7、由于研究生宿舍楼电梯长期超负荷运行,因此有必要经常维护并且建立完善的应急机制,以保证电梯的安全。

8、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的应对措施:

(1)、沉着冷静不恐慌。大学生无论何时遭抢劫,首先要保持镇定,克服畏惧、恐慌情绪,其次要有正义必 然战胜邪恶的信念。只有这样,才能从精神和心理上压倒对方,继而以灵活的方式战胜对手。

(2)、力量悬殊不蛮干。犯罪分子实施抢劫作案,一般都做了相应准备,要么人多势众,要么以凶器相逼, 有的同学由于生性刚烈,往往鲁莽行事,易被犯罪分子伤害。

(3)、快速撤离不犹豫。俗话说“三十六计走为上”,同学们如遇到抢劫时,对比双方力量,感到无法抗衡 时,可看准时机向有灯光或人员集中的地方快速奔跑,犯罪分子由于心虚,一般不会穷追不舍,从而可有 效避免劫案的发生。

(4)、巧妙周旋不畏缩。当同学们已处于犯罪分子的控制之下无法反抗时,可先交出部分财物缓和气氛,再 理直气壮地向作案人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或晓以利害,造成犯罪分子心理上的恐慌而终止作案,或在犯罪分 子心理开始动摇放松警惕时,看准机会反抗或逃脱。

(5)、留下印记不放过。同学们一旦遭遇抢劫,要注意观察作案人,尽量准确地记下其特征,如身高、年龄 、发型、体态,衣着、胡须,特殊疤痕、语言及行为等,还可趁其不注意在作案人身上留下暗记,如其衣 服上擦墨水等,便于为公安机关侦破案件提供线索。

(6)、大声呼救不胆怯。犯罪分子有其胆大妄为和凶悍的一面,更有其心虚的一面,只要同学们把握机会, 及时呼救,一些抢劫案便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八、调查总结

出门在外,学校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我们有义务为它的健康发展出谋划策,我们毕竟是学校里极为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是各项利害的直接接受者。大家应该积极参加比较好,了解一下大众的想法和学校的发展动向,对自己很有好处。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对学校内部及周边的一些安全隐患有了一定的了解。食品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治安问题等等,也许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权威部门的强硬措施才能实现。但是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我们作为学生还是可以做到的。

另外,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是我们今后走向社会面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以及难以抗拒的诱惑时的一支有效的武器。因此,鼓励学生,做事前要多思考,多请教有经验的人,平时生活上的技巧也要虚心长经验,这也是通过做此次调查问卷而获得的意外收获。

我们认为这次调查对学生、对学校都很有意义。我们应该重视这次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分析纠正,争取把东华理工大学及周边地区整改成为一片和谐美好的学习生活乐园。 -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