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创新

范文一:创新社区治理

创新社区治理

一、 社区治理的现状、存在的问题:

1、 是社区管理行政化严重的趋势并未缓解。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在开展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同时,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在承接着计划生育、流动人口管理、劳动保障等行政管理工作。这就造成社区管理行政化趋势日益严重,社区工作内容日趋增加;社区组织的自治功能弱化,特别是社区公共服务的功能没有很好的发挥。

2、 管理体制不顺。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创新需要从体制和机制理顺,从现实来看,就要加强社区建设规划、机构、目标任务,特别是统筹、协调、配合的作用。

3、 各部门配合协调不够,未建立统一的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如公安、计生、民政、劳动保障等部门各司其职、使用不同办事途径,社区居委会为此做了许多重复性的工作,加大了社区的工作负担。

二、 解决办法:

创新理念,将先进的社区管理和建设理念应用到社区改革过程中,确立街道政府职能定位,确立社区职能定位,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启动社区工作者专业化工程,建立一套社区建设的评估体系,社区建设经费未纳入财政预算,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三、创新社区管理的建议

1、社区行政管理职能与社区居民自治分设、分治。明确社区服务中心的行政职能,是在社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承担城市基层公共行政事务管理和服务,完成好社区工作。

2、优化管理层级,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开展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管理体制和民主自治机制。

四、创新社区治理的途径及方法

(1)配套服务组织,在社区建立统领社区各项工作的社区党组织、承接社会公共管理服务职能的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站)、开展居民自治活动的社区居民委员会。

(2)理顺管理体制,社区办领导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站)开展公共管理服务,指导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展居民自治。

(3)改变政府投入方式,变政府向街道办事处下拨资金为政府购买服务,使出资主体、服务主体和评价评估主体分离,受益人参与评价过程。

(4)是建立健全社区党员或党员代表议事制度、居民会议制度、居民议事协商制度、民主听证、社情民意商办制度,实现居务公开、民主评议。

关注农民住房

一、期盼

安居才能乐业,农民住房不解决,我们的城市化就不是真正的城市化,因此,住房问题是城镇化发展的脉搏。以下几点是农民对解决住房问题的期盼:

1、钱袋子鼓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钱袋子鼓起来了,也希望加入城镇化的经济体。

2、孩子有学上。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新一代青年知识的不断提高,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3、看得起病。随着城镇化的普及,原始的乡村医生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住院看病难的矛盾归根结底就是住房、生活环境及地域限制。

4、水电路三通。电气化的普及,原始的民居已经无法满足水电路通的要求。

5、文化娱乐健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娱乐设施的缺失导致心理的落差逐步增加。

综上,原始的民居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农民的生活要求,因此对解决农民住房问题,迫在眉睫。

二、难题、困惑

农民住房抵押、担保、转让等试点中的难点、困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住房抵押贷款规模不大,且运行机制不完善。

2、我国房产产权界定模糊。

3、商业银行主动向较强,农民总处于一种被动地位。

4、法律机制对房产裁定较严格。

5、针对农民住房问题,法律不够健全,制度不完善。

6、相应知识普及不够,缺乏对抵押,担保、转让等问题的认知。

范文二: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摘要】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进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本文在归纳社区治理模式的基础上,着重对武侯区流动人口治理模式进行了分析,并据此提出了加强合作治理,以“多元协作式”管理推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社区治理 多元协作 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主要体现在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的新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需要全面履行其职能,然而政府并不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政府展开社会管理,需要在充分尊重社会自主管理的基础上进行。就此而言,社区治理,特别是社区在地方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作用发挥,对于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区治理模式的演进

社区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本文选取公民社会成长与政府职能转型作为分析这一动态发展过程的两个维度,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其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

(1)国家控制社会模式。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典型的国家控制社会模式。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负责所有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与此同时,公民社会十分弱小,社会组织基本上没有生长空间。这种模式产生于政府依然十分强大,而社会发育仍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它可以通过政府强制权力推动社区建设,快速弥补单位制解体后的管理真空,但从长远来看,它不能提供社区发展的可持续动力。

(2)社会参与国家模式。传统观点认为,国家与社会是零和博弈的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米格代尔、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国家在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共治”、“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理论,认为国家与社会存在合作与互补的关系,二者是互相形塑的。

(3)国家与社会合作模式。正是基于对参与治理的反思与超越,合作治理成为我国社区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因为合作治理“以平等主体的自愿行为打破了公众参与政府过程的中心主义结构”,“不仅拒绝统治型的集权主义的政府中心主义取向,也不赞成旨在稀释集权的民主参与型的政府中心主义取向”。[2]

有效的社会管理,不仅强调政府的社会管理,而且也强调社会的自治管理。本文以成都市武侯社区流动人口管理为例,分析合作共治对于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所在,并期望通过探讨政府与各种社会组织、公民之间合作互动的各种可能性,进一步推动社会管理模式创新。

二、成都市武侯社区流动人口治理模式

武侯区是成都市流动人口众多的社区,但一直以来,由于各民族杂居,导致流动人口登记不完整,社区日常管理工作难度大。近年来,为了实现对社区流动人口的有效管理,武侯区先后成立了“住房出租管理协会”和“流动人口党支部”。依托住房出租管理协会,将房东由“被管理者”变为“参与者”,形成出租房东、流动人口、社区民警和户口协管员“三位一体”管理模式;依托流动人口党支部,保障流动人口党员在异地也能过上组织生活,并带动全体流动人员充分享有各项民主权利,实现同城待遇。

武侯区流动人口管理创新强调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实现流动人口的多元化管理。在政府层面,成立了武侯区流动人口服务中心,作为独立的职能机构,享有独立的编制和预算;在社会层面,积极引导建立了“房东协会”等社会组织,积极吸纳社会力量的参与;在社区层面,积极建立分会,并通过暂住证登记制度,将外来人口纳入社区化管理体系;在流动人口中,通过“流动人口党支部”,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核心凝聚作用,让外来流动人口从过去的单纯“被管”成为管理者的一部分,逐步实现外来流动人口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这四个层面的互动与协作,从本质上反映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通过剖析武侯区流动人口管理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多元协作式”社会管理格局正在逐步成型。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不再仅仅局限于基层政府,社区自治组织、民间组织、企业以及公民个人都可以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参与者与合作者。

三、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是在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背景下提出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首先要以政府职能转型为前提,同时,在实践中,由于社区公共事务具有复杂性、分散性和多样性的特征,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包揽所有公共事务。因此,社区治理应当是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成员与政府的合作治理。合作治理的创新价值在于:

第一,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的介入,打破了社区传统自上而下的单一行政管理模式,减轻了政府部门日常行政工作的压力,并使社区问题的非政府解决方案成为可能,促进社区稳定;

第二,社会组织与社区成员的广泛参与,让他们民主地表达意愿,提高了居民的参与热情和动力,同时,政府也相应地做了回应,这正是基层民主能够得以有效开展的关键。

长期以来,中国的社区建设“从一开始就是完全由政府推动,所有的政策、措施源于政府,始于政府,选择权也完全在政府”,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制约了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多元协作”已经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趋势。这是由社会需求和政府能力决定的。面对转型社会的常态问题和风险社会的非常态问题,单一的政府统管机制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变革的社会需求,尤其不适宜处理常常要超越组织边界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慧风.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09,(9).

[2]张康之.论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J].行政论坛,2008,(6).

[3]丁元竹.社区与社区建设:理论、实践与方向[J].学习与实践,2007,(1).

范文三:论如何创新社会治安与社区管理机制

【摘要】看待社会治安问题,必须运用系统观点,从多方面、多层次,深入剖析社会现象,寻根究底探寻社会冲突的根源性问题。

【摘要词】社会;系统;根源性

社会治安和社区管理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事关社会稳定,人们安居乐业的根本性问题。社会治安好,社区管理完善,人们就能享受到长治久安带来的和谐大环境,就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密切成果。反之,人们则会终日生活于彷徨之中,势必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建设。构筑和谐社会的良好愿望也就无从谈起。

看待社会治安问题,必须运用系统观点,从多方面、多层次,深入剖析社会现象,寻根究底探寻社会冲突的根源性问题。而不能仅仅从某一独立现象判定诱发原因,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肤浅手段,试图掩盖社会的不和谐声音,间接为大规模社会冲突埋下隐患。运用系统观点,结合科学发展观理念,进一步创新社会治安和社区管理机制,实现最大限度降低社会冲突的风险。社会、政府和公民层面需通过密切沟通、配合、齐抓共管,增强互信,从宏观政策、微控手段和文化、道德等层面提出可行的方针和措施,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民权利。

一、提高老年保障及社会保障水平

经过30多年的“人口红利”带来的好处,建立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伴随着中国步入老龄人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制约中国社会稳定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正逐渐突显。如:就业问题,医疗、养老问题,生活成本问题和教育问题等。这些都是事关公民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也是最容易诱发社会动荡、公民反馈最激烈的问题。

老年一代处于不安状态,年轻一代的冲动性格及对前路光明、迷惘的隐现,中年主力一代缺乏正视社会现象及问题的勇气,这都是社会摇摆及幸福感下降的客观原因。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不合理,未能处理好社会保障制度实施之前及之后的衔接问题,最直接的是55—60岁之间人员的安置及保障问题。难看清未来,难被社会接受正是这班“开山牛”的最大问题,缺乏认同感、缺乏安全感。生儿育女为养老的传统观念,在中国社会仍处于主流。这对于现今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即使现在的社会保险号称覆盖城乡二元结构,各种养老保险异军突起,参保人员持续高涨,仍无法掩盖社会保障明显不足的现象。间接导致人们传统观念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正面冲突,甚至越轨的行为。社会保障不足,居民普遍感受到生活质量的下降,生活成本暴涨,社会防线脆弱,道德底线容易失守,安全隐患时有发生,居民生活犹如坐“过山车”。大呼过瘾的同时也直呼吃不消。生活压力、心理压力、生理压力等直接导致了公民畸形心理的发展。社会人员通过过激行为发泄内心烦躁,种种抢劫、强奸、自杀等现象层出不穷,很大程度影响了社会稳定,也导致社区管理职能严重缺失。

因此,解决、提高社会保障力度,提高老年生活保障,大力投入公共管理服务,推进民生工程,控制CPI指数,提高医疗保障,提高工资水平等措施将直接作用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同时,大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帮助外来人员子女接受均等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水平及将严格执行计划生育家庭的幼儿、学前、中小学、高等教育纳入计划生育政策的优惠和政策倾斜序列来,让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享受到相关政策的福利待遇,不要让老实人吃亏。通过系列宣传和普法教育,树立人们遵纪守法的正确价值观,从而有利于维护社会治安和社区管理工作,为和谐幸福社会建设创造条件。

二、提高居民的文化素养、道德水平,进一步增强外来务工人员归属感

由于地域文化差异、生活习惯不同、身份认同形态差别、价值观不同、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居民很容易发生意识形态的冲突,很容易演变为现实冲突。由于缺乏统一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以及合理的调节机制,这样的小打小闹很容易产生意识形态怨恨的沉积,逐步演化为地域和人群的利益冲突,为社会治安和社区管理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不利于不同地域人群的融合。

为破除以上因素对治安的影响,一是应从意识形态和道德层面,针对本地和外来人群开展宣传,集合共同价值观、融合各自的生活习惯。对各地文化习俗及事项制作成小册子分发到居民手中,通过小册子初步建立理性认识,增加不同人群的互信和认同度。二是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基于对社会贡献度、个人未来发展规划、家庭实际状态等情况,逐步合理解决不均等接受教育问题。通过推进外来人员子女和本地居民子女之间共同接受教育,慢慢使得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融入当地社会,增长认同度,增强归属感。实现突破区域和地域的文化风俗界限,建立一体化的社会联防机制,构建和谐幸福社会。

三、通过有效社区管理,点、线、面结合,建立社会治安联动平台

社会治安联防是一个全面覆盖式的联动机制。政府应加大公共服务投入,以社区为小区域,建立社区管理中心。以各小区域为点建立垂直型和辐射型的联动平台,层层向外推,最终形成各辐射网的道德、文化、利益等的结合点。同时形成完备的反馈机制、监视机制、执法机制和司法机制,实现真正的有效社区管理。把各风险分散到社会各层面进行消化、缓和,最终将问题解决于风险共a担、利益同享的社会网络之中。从更高层面考虑社会治安联防,还应该合理考虑小作坊式工商、个体企业、团体对社区安全的影响,建立无形的威慑力量,形成无形的防盗、防抢、防骗的“三防”机制。以“防”代“打”,把风险降低到预防层面,实现全面参与的新型社会联防。

通过有效社区服务,结合户籍管理和暂住证管理,形成详细的社区居民登记制度,形成各社区居民资料与公安相关部门同步更新的网络信息平台,构建治安联防机制,降低社会风险发生的机率。

四、发挥退休老人、闲赋人员的作用,发挥退役人员的使命感,参与社会治安、社区管理工作

充分发挥本社区退休老人、闲赋人员的作用,利用他们对本社区比较熟悉的特点,合理安排、有偿报酬,组织他们在本社区相关路口蹲点和进入社区巡查(配与哨子),承担社区警戒员的工作,维护治安和协调社区管理。一方面能释放退休人员的空虚失落感和增加收入;另一方面能增加闲赋人员的就业机会,增加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为融入社会作好准备。

同时,充分发挥,利用退役人员的使命感和技能,合理有效地再造退役人员的军人梦。比如,根据各地实际建立基于使命感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出租车车队,政府应给予相应的支持,从政策和经济上提供一定的便利条件。形成具有城市形象特色的,为人民所信任的礼仪、维稳力量。

社会治安和社区管理机制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通过系统理论,结合本地特点,运用创新理念和措施,推进社会维稳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范文四:基层社区治理创新

【摘 要】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做好基层社区治理工作就需要借鉴基层实践案例。成都市水井坊在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将社会组织引入到社区自治,并取得一些成效,是全国不可多得的基础社区治理创新案例。

【关键词】社区治理;案例研究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最大的变化是从原有的一元化治理主体转向多元化治理主体。社会治理不再是传统的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唱“独角戏”,而是社会各个主体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并发挥其作用。目前我国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着层出不断的问题,这些问题单纯依靠政府是无法解决的,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无法再胜任社会管理工作。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就需要整个社会动员起来、整合社会资源从而进行公共服务和公共事务管理。社会治理就使得治理主体从一元走向多元,政府不再处于垄断地位而是参与主体之一。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在家庭核心化背景下,社区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社区整合关系到社会的良性运行,因此社区治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治理”有“服务”和“管理”之义,社区治理意在对社区的服务和管理。社区治理即各个治理主体对社区内成员的服务和公共事务的管理。社区治理的主体有:政府、居民、驻区单位和第三部门。在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基层社会由管理到治理也就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个新方向。如何做好社区治理实践工作,则需要借鉴各基层社区治理案例,汲取其经验并反思其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许多学者已将研究视野放在社区之上,受我国基层社区实践情况的制约,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社区案例的内容主要为社区服务的创新。

本调查依托成都市水井坊街道开展对社区治理五年经验总结的调研,着重于水井坊从2011年底依托社会组织开展的居民自治模式探索,以期从水井坊治理创新的经验总结,为我国城市基层社区管理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一、水井坊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从服务到管理

2011年,水井坊街道不满于当前社区治理创新成果,开始同社会组织一道探索水井坊社区治理发展新方向,将社区治理工作重心从社区服务转向社区管理。具体途径即通过引入社会组织,协同社区居民委会推动社区居民自治。

(一)通过资源交换,提升动员社区能力

在探索居民自治模式之前,社会组织在水井坊开展社区服务已有几年。在对水井坊基本情况摸底和广泛开展对社区居民诉求调研的基础上,社会组织开发了义集、义仓、义坊三个扶贫助残的社区服务公益项目。

义集、义仓两个公益项目主要特点是,在社区划分“特区”,定时定点允许社区居民“摆摊”,主要交易物品为居民闲置物品。并且将卖出物品的收入集中起来,购买生活日常用品,通过社区志愿者分送到社区各个贫困家庭。义坊是在义集和义仓两个项目基础上发展而来,水井坊街道在其辖区专门设立了临街格子铺,鼓励社区贫困家庭认领小铺,通过经营小铺,参加义坊的贫困家庭可获得一些收入,缓解其经济压力。

通过深入社区开展社区服务项目,社会与社区居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促进了社区内部资源的交换,进而提升了社会组织动员社区的能力。

(二)培育社区院落组织,提高居民自治能力

水井坊街道划分了8个院落作为居民自治试点区域,引入社会组织探索居民自治模式。目前,已培育出44个院落自治组织。

1. 孵化和培育;根据不同院落的特色,发现和培训社区领袖,并鼓励居民自发形成兴趣小组,这些自治团体分为文化、环境、安全和互助四大类。

2. 帮扶和协调;在院落生长出自治组织后,定期开展每月“领袖培训”,提高兴趣小组组长的实际能力。并通过了解各个小组相关需求,通过小额项目资金资助和引入外来资源鼓励小组根据自身特色开展活动。

3. 整合与引导;居民兴趣小组形成后,通过频繁地开展活动与交流,提升兴趣小组的凝聚力,形成较为稳定的群体。稳定群体形成后,社会组织开始引导兴趣小组参与社区服务活动,促进兴趣小组向自治组织的转型。

(三)开放公共空间和市民论坛

推进社区居民自治,一方面要给予居民讨论的平台;另一方面要提升居民的自治能力。水井坊街道办在其辖区内,利用院落公共空地通过改造、修建等方式,为每个院落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在此空间内,社区居民可以组织兴趣、文化、议事等活动。公共空间内设施齐全,除了必备的桌椅之外还有课外书籍等,最为特别的是公共空间内张贴的议事制度。据调查得知,水井坊街道老旧院落较多,居民文化素质水平普遍不高,因此,社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引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引导社区居民学会开会。此外,水井坊街道举办的市民论坛更是极大地提高居民自治的意愿和能力。

二、社区治理探索中利益相关方长期磨合产生信任基础

水井坊的实践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鲜有的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默契的配合,水井坊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干部对社会组织的理念认识处于全国前列。在这里,街道办期待以社会组织为桥梁,架接起政府与居民、政府与驻区单位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社区、社会组织与居民围绕着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区治理工作理念、方式等,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形成目前水井坊辖区社区治理探索模式也奠定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基础。

访谈001:

我们基层政府是比较基于现实的,他们(社会组织)就比较理想主义。我们会经常讨论,就像刚才看到的一样。以前我在水井坊的时候也和她(社会组织负责人)讨论。后来我说,那你们(爱有戏社会组织)成立一个党支部嘛,当时他们也有三个党员了,然后就开始引导(在社会组织里)成立党支部,不够三个人的组织就和其他组织成立联合党支部。

街道干部与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在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讨论有关社区治理相关事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了信任关系。经过多次思想碰撞,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居民自治,应该是在充分尊重居民的意愿基础上,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有效、有序的居民自治。同时,经过双方的讨论,水井坊辖区的社会组织成立了党支部、联合党支部。并将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作为政府监督社会组织依法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以及双方有效沟通的桥梁。   访谈002:

有些人(居委会)就觉得我们是来抢他们功劳的,然后态度、语气也不好,反正也不支持也不反对。因为社会组织在做这些事情大家都看得到的,慢慢地这些人就开始转变。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街道办干部的理解,他们当时来到交子社区就(介绍)说社会组织是我们的伙伴,(是)跟我们一起来推动我们社区发展的,我们是共同、平等地来做事情的。我们(和社区居委会)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交流啊、磨合啊,反正经历了很多事情,慢慢地现在就都OK了。

从这段访谈可以出,一方面,由于社区工作人员对社会组织的不了解、双方沟通不畅以及社区工作人员传统的“官位”思想,社区工作人员对社会组织深入社区开展工作表示抵触,或者不参与社会组织的社区工作甚至设置障碍阻扰社会组织工作开展。但是,在看到社会组织长时间扎根社区、致力于社区服务工作这一过程后,大多数社区工作者对社会组织态度有所转变,从怀抱敌意到比较认同。另一方面,部分社区居民认为社会组织仅仅是“拿着政府钱、打着居民的旗帜,赚政府的钱”。表现出对社会组织的信任,部分居民还以辱骂、诅咒等激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例如,社会组织招募社区志愿者为辖区内低保户家庭派发“义集”中筹集物资的事件中,部分社区志愿者的亲属表示对社会组织“作秀”的“把戏”不满,不赞同家人参加社区志愿者活动,并对社会组织工作人员进行辱骂;而“义集”的受益方――辖区贫困家庭,也对社会组织“作秀”方式不满,不允许志愿者和社会组织入户走访,不接受其捐赠的物资。针对这一情况,社会组织工作者仍然坚持与志愿者家属多次沟通,并多次走访贫困户。通过多次的解释、沟通以及在社区的实际工作行动,社会组织最终得到了居民的信任。

三、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一)存在的问题

1. 兴趣小组亟待转型

已有居民自治模式中,居民自治的推进主要从发展院落兴趣小组开始。居民自治即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管理包括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兴趣小组以居民的共同爱好为基础发展而来,兴趣小组形成以后,社会组织、政府也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促进它们转型,但是成效并不显著。

要以兴趣小组为着力点,继续推进居民自治的发展,进而提高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能力,就需要促进兴趣小组转型。从实际调查和对社区居民、小组成员的访谈中发现几个普遍的问题:第一,居民依赖性较强,自治意愿不高;第二,居民公共意识能力不足,缺乏对自治、社区概念的理解能力,自治能力不足。

2. 居民自治范围有限,不利于其发展

目前水井坊居民自治模式的探索中,居民自治的范围主要有:老旧院落改造、院落兴趣小组活动等自治“表面”范围,自治中更深层的诸如居民权利、利益述求均为涉及。居民自治方式主要是在基层政府部门“规划”的自治范围内进行。例如:院落名称征集、院落地板花式选择、院落文娱活动开展等。这种有限制有范围的居民自治之下,居民的自治意愿、能力都未能激发。自治的背后实则是基层政府打造,并不利于居民自治的发展。

3. 社会组织资金缺乏,发展有限

对街道办领导干部的快速评估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访谈中,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困难”一问中,多数干部和社会组织都提到社会组织资金缺乏的问题。目前水井坊社会组织有51个,其中7个在街道办事处备案,3家社会组织在民政局登记。社会组织发展良莠不齐,存在“一枝独秀”的现象。

发展势头较好的社会组织相应程度上得到的政府资助更多,而其他社会组织则因资金缺乏,举步维艰。但总体来讲,普遍社会组织资金缺乏情况严重。目前,水井坊所在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单一,除少数几家有申请基金会、企业的自己资助以外,其他都仅依靠政府的资金支持。资金缺乏,成为目前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瓶颈。

(二)展望

从笔者在水井坊两周的走访调查以及对我国当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基本情况的了解中得出,水井坊街道引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特别是参与到居民自治领域中来,是全国少有的案例。他们探索的社区治理模式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也为我国基层社区治理增加了不可多得的实践经验。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这个探索案例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最后回归到几点即政府的支持与信任、社会组织的协力、社区居民和驻区单位的参与,只有努力做好这几点,才能切实有效推进基层社区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雪萍,陈艾.社区组织化:增强社区参与达致社区发展[J].贵州社会科学,2013(5):150.

[2] 李国珍,吴建平.社区意识与社区行动[J].社会工作, 2006(4):4.

[3] 魏春洋.亚伦斯基与美国的社区行动及其评价[J].宿州学院学报,2005(3):38.

作者简介:颜鸿钰(1988- ),女,汉,四川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组织;韩彦芳(1989- ),女,汉,河南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组织。

范文五:社区自治体制创新的理论思考

作者:吴刚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1年06期

居民自治组织是社区功能的载体。社区功能的增多必然导致居民自治组织的变革。社区建设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改革和完善居民自治组织,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区自治体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区自治体制是议事会体制。社区自治体制应当由委员会体制转变为议事会体制。

一、社区委员会体制与社区议事会体制的区别

社区自治体制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委员会体制,另一种是议事会体制。这两种体制的区别在于其常设机构是议行合一还是议行分离。所谓“议行合一”是指议决(即议事和决策)权与执行权归同一个机构行使,这个机构既掌舵又划桨,既是居民的代言人又是居民服务的直接提供者。所谓“议行分离”或“议行分设”是指议决权与执行权分别由两个不同机构行使,一个机构掌舵而另一个机构划桨,一个机构是居民的代言人而另一个机构则是居民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委员会体制是议决和执行两种职能合一的社区自治体制,而议事会体制则是两种职能分离的社区自治体制。

委员会体制和议事会体制各自具有不同的优点,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环境。委员会体制适用于规模较小的组织,它的常设机构数量少,工作人员少,适合于组织资源较少的环境。它的弱点是不便于开发组织资源。议事会体制的弱点是机构数量多,工作人员多,工作复杂,但是,它便于开发组织资源,适合存在于较大规模的组织中。议事会体制中的议事会是一个议决机构,处于控制中心地位,执行性事务由另一个机构承担。由于这种体制以议事会为核心机构,因此,它被称之为“议事会体制”。如果居委会只是居民自治组织的一个执行性的常设机构,议决性事务由其它机构承担,这种体制也是议行分离的社区自治体制。

委员会体制是20世纪初在西方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委员会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一般由3~7人组成。委员会通常下设若干部门,部门个数与委员会人数相等。委员会的委员分别主管一个执行部门,同时,又对委员会负责。20世纪初期这种体制在美国和欧洲国家曾十分盛行,但自20年代以后就很少被采用。一般而言,委员会体制通常在幅员较小、功能较少的社区实行,但当这些社区不断发展并扩大幅员,人们则更倾向于采用议事会体制。

西方国家20世纪初出现了社区议事会体制。但是,直到20世纪50-60年代,当公司制企业迅速地发展以后,社区议事会体制才被广泛采用。社区议事会体制是与现代企业制度相类似的一种组织体制。公司制企业实行董事会和经理相分离的治理结构,也就是政策制订与政策执行相分离的组织体制,这种体制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在居民自治组织中引进现代企业组织的成功做法,实行议行分离的治理结构,是社区自治体制创新的基本取向。建立议行分离的治理结构是企业组织、行业协会和居民自治组织的共同发展趋势。企业组织、行业协会和居民自治组织都应努力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需要,采用现代组织体制。

二、社区自治体制创新的主要内容是建立社区议事会体制

居民自治组织的常设机构与居民自治组织是两个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事物。居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的常设机构,是居民实现自治管理的一种形式。居民自治组织常设机构的设置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改变原有居民自治组织常设机构的设置方式并不意味着取消居民自治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常设机构设置方式的改变属于居民自治组织体制变化的范畴。居民自治组织要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国际经验看,完善居民自治组织,提高居民自治的能力和水平,建立现代化的城市管理体制,有必要进行社区自治体制创新,建立社区自治议事会体制。

议事会体制下的社区组织结构可以被称为“一个大会,两个机构”:

1.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它是社区的权力机构,其主要职责是选举产生社区议事协商委员会成员和社区管理委员会成员,讨论和决定社区事务。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是社区成员表达自己意愿的渠道,它通过民主选举、民主表决的形式,反映社区的公众利益。它具有选举权、聘用权、决策权、监督权和控制权。它是居民自治组织中地位最高的机构。

2.社区议事协商委员会(简称为“议事会”)。它是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下设的议事协商机构,在居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代表居民代表大会行使对社区事务的议事、决策职能,对社区管理委员会和物业公司以及其它服务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议事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和委员若干人。除议事会主任外,其余成员职务为社会职务,均实行义务工作制,不取得薪金和补贴。议事会成员由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推选产生或由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聘请。议事会成员应由组织活动能力强、热心社会公益事务、具有较高威信的本地居民组成。议事会对居民代表大会负责,并主持召开居民代表大会。议事会有权建议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对社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进行质询。

3.社区管理委员会(简称为“社管会”)。它是社区居民代表大会下设的执行机构,不具有决策权。它在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和议事会的授权下,具体组织实施社区的建设、管理、服务等诸项事宜,落实社区成员代表会议及议事会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协助政府完成规定的各项任务。社管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和委员若干人。社管会成员由办事能力较强的人员组成,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者不限定于本地居民,可以聘用非本居住区人员担任。社区居民代表大会、议事会或社管会主任可以聘请物业管理公司经理等驻区单位负责人作为社管会成员。社管会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和议事会负责,应定期向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和议事会报告工作,并接受其质询。

在社管会下面,按照社区建设的内容和实际需要可以设立治保、调解、环保卫生、文化教育、计生、妇女、保障服务、财经管理等工作部门。

议事会主任与社管会主任互不兼任,议事会副主任可以兼任社管会主任。社管会(新居委会)与原居委会的区别在于:一是工作职能不同。原居委会是议行合一的机构,既掌舵又划桨,社管会是单纯的执行机构。原居委会的掌舵职能移交给了议事会,由议事会掌舵,社管会划桨。可见,由于设立了新机构,居民自治组织常设机构的职能进行了重新配置。议事会体制是一种掌舵与划桨相分离的社区自治体制。二是领导关系不同。按理说,原居委会应向居民代表大会负责、接受其领导。但是,由于居民代表大会没有设立专门机构领导居委会,居委会实际上受到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它只做行政部门规定的动作,自选动作很少。久而久之,它变成了街道办事处的“腿”和派出机构,习惯于行政工作方式。社管会向居民代表大会和议事会负责,接受它们的领导。当议事会代表社区居民确定工作思路以后,由社管会执行落实。这样做,能够调动居民群众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使一些决策更加民主、科学,更好地反映居民的呼声和要求。三是工作人员构成不同。原居委会成员主要为居住在本地的居家型居民。社管会成员不仅可以是本地居民,还可以是非本地居民,既有职业性的,又有义务性、志愿性的。社管会成员是在较大的范围中被挑选出来的,素质较高。四是工作对象不同。居委会只服务于居民,没有地域属性。社管会不仅面向居民,还面向驻区单位,把整个区域社会都纳入工作视野中。五是工作内容不同。居委会主要进行日常的居民事务管理,社管会除了进行日常的居民事务管理外,还承担比以前更多的城市管理工作。

三、建立社区议事会体制的意义

社区议事会体制是一种议行分离的社区自治体制。与原来的居民自治组织相比,它增加了一个常设机构,而且,在控制中心、执行机构、居民与社区组织接触的方式、居民表达意愿的渠道等诸多方面均发生了重要变化。社区议事会体制具有下述两个优点:

(一)新型执行机构具有开放性

在议行合一体制下,居委会成员同时兼有居民代言人和服务提供者两种不同角色。本来,居民代言人的角色应由居住在本地的居民担任,非本地居民显然不具备资格。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则应由具有服务能力和服务时间的人担任,并不一定要求居住在本地的人担任。由于两种角色合为一体,只有能够同时担任两种角色的人才能成为居委会成员。但是,能够同时具备这两种条件的人员很有限。一方面,许多居住在本地具有议事能力并有参与社区工作意愿的非居家型居民,由于没有时间和精力为居民提供作业服务,因而难以进入居委会工作。另一方面,具有服务能力并有服务意愿的非本地居民,由于没有资格担任本地居民发言人的角色,也难以进入本地居委会工作。居住在本地具有政治参与能力的在职居民和非居住在本地适合提供服务的居民均难以被吸纳到本地居民自治组织的常设机构,这就使居民自治组织执行机构的人选封闭在本地居家型居民的狭小范围中,社区人力资源没有得到良好的配置。

议行分离体制是可以将本地长于政治参与的居民和本地或非本地长于服务操作的居民吸引到本地居民自治组织常设机构中来的一种体制,它合理地配置了社会资源。这种体制将居民代言人的职能和服务操作的职能分离开来,减少了对居民自治组织常设机构工作人员过多的条件限制。人们只要具备政治参与或服务操作两种条件之一,就有被选进居民自治组织常设机构工作的资格。这种体制将两种角色分开,实行一人一职,一个人只要求扮演一种角色。承担议事决策职能的人不承担具体执行职能,承担具体执行职能的人则不承担议事决策的职能。这种社区自治体制是一种使居民自治组织常设机构的工作人员由全能人变为专能人的体制。

未来的居民自治组织常设机构需要两种人员,一种是居民的代言人,一种是服务人员。就居民自治组织常设机构人员的来源而言,代言人应当本地化,服务人员应当社会化。居民自治组织的决策机构要向社区中具有政治参与水平但没有服务操作精力的在职人员开放,执行机构则要向非本地居民开放。当居民自治组织执行机构选人范围拓宽以后,一批年轻化、知识化的优秀人员就会进入社区工作部门,无疑会提高社区组织的服务能力,改变居民自治组织的形象。

对于居民“自我服务”的含义应当重新理解。以往,“自我服务”一般是指本地居民为本地居民服务。现在来看,本地居民通过一定方式获得非本地居民为自己提供的服务也是自我服务。自我服务是指居民不依赖政府而自己解决服务问题。居民自治组织利用社会资源满足自己的服务需求,体现了它的自我服务能力的提高。自我服务既有本地居民提供的自助性和互助性的服务,也有居住在非本地的社区工作者提供的服务。现代居民自治组织的自我服务包括利用非本地的社会资源为自己服务。

社区自治组织的执行机构和物业公司都是服务性质的机构,在工作内容上具有相似性。当然,物业公司是营利性的服务机构。原来的居民会具有代言人的作用,物业公司负责人在法理上不应成为居委会成员。否则,物业公司经理进入居委会,他就变成了既挣居民的钱又维护居民利益的人,他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在议行分离的居民自治组织结构中,执行机构只具有服务职能,没有代言人职能,物业公司经理便可以被聘为这个机构的成员。同样,其它社区服务机构的负责人也可以被聘为这个机构的成员。

新型执行机构可以有本地居民,还可以有非本地居民;可以有职业性的社区工作者,还可以有义务性的人员。新组织的服务功能大大超过了原来的居委会,不仅当地居民可以受益,驻区单位也可减少办社会的功能。

(二)新增设的议事会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载体

居民代表大会是居民自治组织的决策机构,也是居民发表意见、讨论问题的重要场所。但是,由于居民代表大会规模较大,居民代表大会并不能够经常召开。许多社区的居民代表大会每年只召开一次,甚至3年换届选举时才召开一次。城市基层民主活动仅仅将居民代表大会作为载体是不够的,还应当创建一个规模较小、比较灵活、便于召开会议的组织作为居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履行议事决策职能的载体,并将它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常设机构。

社区议事会的设立为社区成员参与社区事务提供了渠道:一是议事会的人数比居民代表大会要少一些,比较容易召集,便于定期或不定期地开会。二是议事会的成立意味着原来的居委会变成了单纯的执行机构,居民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议事决策职能由议事会行使,居民代表大会由议事会负责召集。三是议事会专事于议事决策性事务,负责为居民代表提供信息、撰写材料等议事决策的辅助工作,从而保障居民代表大会能够开得富有成效。四是议事会的设立为社区成员全面地参与社区事务,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创造了组织条件。居民的民主活动内容不仅仅是选举民主,而且在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等方面也都具有了组织保障。这种非选举民主是持续性的民主,居民发现问题可以随时纠正,感到执行者不佳可以随时更换。议事会的设立保障了居民充分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将民主的实际范围扩大到非选举民主,提高了基层民主生活的质量。基层民主建设离不开议事会这一民主活动的载体。议事会的设立增多了居民从事议事决策活动的机会,给居民的民主参与提供了一条合适的渠道。议事会实行议行机构分设,社区的能人就可以进入社区的常设机构中工作,更好地发挥议事决策作用。

社区功能与社区载体是对应的。社区服务中心的建立增强了社区的服务功能,社区老年福利院的建立增强了社区养老功能,社区休闲设施的建设增加了社区的休闲功能。同样,社区议事会的建立增强了社区的参与功能。开发民主活动的载体是完善社区参与功能的基本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基层民主建设的关键是基层民主活动载体的建设问题。过去,社区居民的参与渠道少,制约了基层民主的发展。创造合适的民主活动载体,无疑会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提高居民的民主生活质量。

议事会是吸纳民意的常设机构。议事会会议的参加人员并不限于议事会的成员,居民中的非议事会成员也被鼓励出席会议并发言。议事会一般在晚上开会,而且,提前向居民通知开会的时间、地点和内容,为参加会议的居民提供方便。议事会会议的召开,增加了居民直接接触的机会,人们在一起交流观点和想法,为社区发展献计献策。议事会的设立有利于居民对社区建设树立起信心,增加对社区的归属感,培养共同的社区意识。

议事会的设立无疑会缩短社区自治组织的常设机构与居民的距离,消除社区管理人员与居民之间的隔阂,使社区自治组织的常设机构更加贴近居民,建立起一种回应性的社区组织。

作者介绍:吴刚 北京行政学院行政管理教研部

范文六:20150717社区创新治理项目

社区创新治理项目

第一站

秦淮区双塘街道弓箭坊社区“议治共融”项目周年会议,会议展示了项目实施一年来的成效,各界人士对项目进行了深入讨论。“议治共融”项目是双塘街道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罗伯特议事规则”指导社区居民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开展社区居民自治试点的工作,俗称“萝卜进社区”。 (一)了解自己

自2014年5月13日项目启动以来,弓箭坊社区和居民自治项目组全体成员,利用近40天时间,完成了社区内200份问卷和100份访谈的调研,共有300位弓箭坊社区居民参与了前期调研工作,共收集整理居民反映的各类问题建议80多条。

(二)有事大家一起议

弓箭坊社区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对居民自治项目进行了全面宣传动员活动,累计发放《双塘人家》社区报3500份,悬挂宣传横幅25条,6月中旬至7月下旬,在居民议事代表的选举工作中,弓箭坊社区和项目组全体人员在全社区范围内完成了两轮入户宣传动员工作,前后累计入户3116户,入户率达到82%。有119位居民自愿报名参选弓箭坊社区首届居民议事代表。居民大家一起议~一起决定社区的发展。

(三)议事规则让交流变得科学民主

为尽快让居民议事代表了解居民自治项目要求,明确工作职责,弓箭坊社区于8月3日和9月2日召开了居民议事代表大会,对选举产生的居民议事代表和社区积极分子进行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培训。培训邀请了罗伯特议事规则专家袁天鹏老师前来授课。罗伯特议事规则是一个实用型的工具,多位居民与议事专家袁天鹏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还表示了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后跃跃欲试的心情。罗伯特议事规则将会在弓箭坊社区居民议事代表大会上发挥实效,期待居民议事代表运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实现居民管理、自我服务的目标。

(四)启动公益,关爱社区

社区主办了居民自治项目工作的首届义集活动。这是双塘街道引入萝卜规则,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后开展的首次活动,居民参与的热情远远超出了预期。200多名社区居民将家中闲置物品拿来,摆出将近80个摊位进行义卖。义卖结束后,居民所得收入购买成米、面、油、洗化用品等生活必需品自愿捐赠到社区义仓,用于资助社区弱势群体。义集”激发出了社区内生的活力,搭建了公众能参与的公益平台,让社区里充满互帮互助的温暖。

第二站

成都“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主任刘飞,大家都爱称她“飞哥”。她带来关于社会组织成长和社区居民参与共融等议题的分享。爱有戏自2009年注册成立以来,通过义集、义仓、义坊合作社,来尝试促进社区融合、构建社区邻里互助体系。通过不同类型的文化艺术活动,如“一个观众的剧场”、“百姓故事会”,“社区艺术节”等,培育具有本土特色的社区文化、凝聚社区精神,也使爱有戏具有了“以文化活动推进社区参与、培育社区本土文化”的独特工作手法和实际运作能力。

飞哥首先谈到了发起成立爱有戏至今,成为一个拥有130多名正式员工的社会组织的一些心得:公益草根组织,项目就是我们的产品,提高产品的质量是重中之重,然而提升的关键是人,需要重视和聚焦人才。培育机构学术文化,提供员工晋升发展机制,创新机构发展模式,要求专业人员来自多个领域能博采众家之长是飞哥引以为傲的发展秘诀。

在讲到社区融合时,飞哥认为,要弄明白社区居民自治的目标在哪?最优状况是什么?现在爱有戏定位于培育社区自治组织,改善社区组织体系,培训社区领袖等几个维度。社区生态系统的重建,就如同自然生态的重修一样,有时这种社会系统的重构更加困难。要始终坚持,社区建设5年为一小步,10年才一大步,不是短期能看到突出成效的。有台湾机构在社区扎根近十年,进行社区共融服务。所以,发掘工作的意义感并不断保持热情成为社区社会工作的动力源泉,正因为坚持才能看见长效,我们也应该向那些孜孜不倦的社区工作者们致敬!~

第三站

仁恒翠竹园社区,社区居民来自24国,3000户居民温馨如一家。这里共有居民约3036户,8000余人,却来自全球24个国家。在业主互助会发起人阿甘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翠竹园社区中心的各项陈设:社区公益超市、各类健身活动场地、图书吧、书画社、茶室、创意设计室、青少年涂鸦活动天台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社区的生活竟然还可以这么丰富和好玩儿!

最让阿甘自豪的还不仅仅是这些优厚的硬件设施,翠竹园的居民自治互助模式才是整合提升社区资源,提升竹园幸福生活的重要推手。现在翠竹社区居委、业主委员会、仁恒物业、社区互助中心四方联动,形成四方会谈平台,四方针对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定期召开会议。

由于社区居民来自不同国家,有几千户,为拧成一股绳,他们成立注册了南京最大的社区公益NGO组织“翠竹园社区互助会”,下辖43个社区俱乐部。让上至退休老人,下到学龄前儿童都能找到自己的组织和乐趣呢。

从2010年创办至今翠竹园互助会累计举办各类公益活动100余次,累计参加18500人次,成立:网球、羽毛球壁球、golf、足球、篮球、乒乓球、少儿体育、太极、舞蹈、瑜伽、跑步、读书、童书、少儿英语、无敌少儿团、成人英语、心灵成长、快乐成长、亲子、摄影旅游、自驾游、创业及人生规划、非诚勿扰、家政、美食、绘画、老人等30多个俱乐部。

互助会提供的帮助就是一个平台,一个信息互通的平台,一个资源共享的平台,通过有效挖掘和激发社区居民的需求,倡导健康生活,招募各俱乐部核心成员,给予全方位的扶持,在此平台下衍生若干个俱乐部。

(一)实施策略

业主、互助会、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五位一体,互为依托。互助会形成社区活动标准化流程;业主自发组织活动和俱乐部;物业支持提供软硬件支持;开发商通过采购方式支持互助会的建设;居委会从政府层面与互助会打造社区和谐氛

围;业委会从程序上解决互助会的后顾之忧.

(二)财务制度

在相对固定的格式框架内,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互助会会运营管理的核心信息及监管要点。事前备案,事后汇报,公开透明,专业高效。从收入来源和支出项目中,公众一目了然、一清二楚地知晓互助会的财务状况。我们承诺所有针对互助会的捐助我们不从中抽取一分钱的管理费,所有人力费用均从经营费用中列支。

(三)公益制度商业化运作

借鉴企业ISO管理体系,把公益组织规范化运,希望能够通过有效的运营,形成有造血功能又具有可复制性的公益组织。公益不是免费是我们一直想传递给每个受众的信号,希望通过有效的经营创造更多的财富回馈公益事业。

(四)立体化信息传播

社区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群,单一的媒体手段已经不能满足信息传播的要求。互助会发现在网络BBS和QQ群的受众还比较狭窄,于是推出了社区刊物—BambooLifestyle竹园幸福生活

(五)积分制度

借鉴国外时间银行的手段形成互助会积分制度,每次帮助别人将会得到相应的积分,而被别人帮助将要付出相应的积分,完善积分体系,激励互助精神。(下图为青少年活动涂鸦天台)

范文七:社区治理创新经验材料

xx区是xx市的中心城区,北依大青山、南临黄河,是1956年建立的工业城区。总面积280平方公里,辖8个街道办事处、2个镇,共47个社区、21个村;总人口49.79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3.23万人。近年来,xx区坚持以经济和社会建设为中心,认真贯彻执行自治区、xx市的安排部署,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凝聚力量,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全区经济社会各项指标位居xx市及自治区前列,各项事业呈现出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

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的要求,在国家民政部、自治区民政厅的大力支持下,我区被确定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从2012年1月开始,我区在认真学习先进地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经过精心准备,率先在xx市启动了街道社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工作,先后三批启动了9个街道镇、47个社区的改革工作。改革中,我区把党的建设和社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认真贯彻“民生优先、服务为先、基础在先”的原则,将深入推进街道社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突破口,以信息化建设为支撑,按照“精街道、强社区、促服务”的整体工作思路,积极推进街道社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工作。通过精简街道机构、分流工作人员、下沉服务职能、划分网格管理、运行一站式服务等措施,实现公共资源向社区聚集,公共财政向社区倾斜,公共服务向社区延伸,将更多的人、财、物等资源投入到社区建设,着力构建了街道党工委统一领导、街道办事处协调指导的社区“一委一站一居”(社区党委、社区管理服务站、社区居委会)三方联动、统一协调的社区工作格局,形成了“四网互通、三方联动、两翼一体”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建立了“社区党委领导、社区管理服务站承载、社区居委会自治”的强有力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我区街道社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实现了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促进基层党建、公共服务和社区自治等工作的创新,推动了以信息化、网格化、精细化、专业化、亲情化服务效能的大提升。

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区街道社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工作,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决策部署,完善体制规范运行机制,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增强社区自治功能,提升社区服务能力,夯实社区党建基础,根据《关于征集2013年度社区治理创新成果的通知》(民基〔2014〕2号)要求,我区对街道社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进行了认真梳理,现将成果上报。

编辑推荐内容

范文八: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工作

欧鹿社区

社会治理和服务创新自查报告

根据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5年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我社区就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进行严格自查,现将自查报告如下:

一、关注民生建设,提升服务水平。

(一)积极关注民生,帮扶救助工作暖民心。青山区公安分局政委封玉军同志、区纪委常委张志明等6名领导干部分别深入伍镇娜、金赣等困难党员、群众家中送去米面油、粽子、鸡蛋、月饼等慰问品共计4000余元;为辖区内白艺萌、高天旭2名孤儿发放了孤儿抚育费共计2.4万元,社区联系南京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白艺萌大学毕业前每个月为他捐赠1000元人民币;慰问了王兰英、李树林2名困难党员共发放党建爱心基金1000元;全体在职党员献爱心捐款4200元,春节期间全部用于社区困难家庭的救助,帮助辖区困难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成立“一个大厅”模式审批低保,公开、公正、透明进行低保审批,居民百姓举手称赞。

(二)建立“温馨家园”,残疾人工作成效显著。社区建立了“残疾人温馨家园”,开放了康复训练室和日间照料中心,为残疾人免费提供康复训练场所。5月15日,成功举办了欧鹿社区助残日活动,残疾人现场表演了包头首创的轮椅操训练项目,展示了残疾人手工编织品,使残疾人实现了

居家创业梦想;为10名残疾人办理低保补贴;为3名残疾人发放了米、面、油、拐杖、轮椅等生活用品;为24名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1.2万元,受到广大残疾人朋友的好评。

(三)积极落实惠民政策,便民服务居民点赞。与包商银行民主路支行共建了“惠民服务圈”,发放了便民优惠券、打折卡,居民在社区范围内的商家持卡消费,最高可以享受7折优惠;积极与“芝麻开门”公司商榷,在健康新城、欧鹿生活城、福泰嘉苑等小区5内投放了“芝麻开门”快递存取终端,同时在健康新城居委会开设了邮政缴费一站通服务,实现了缴费、收发邮件等便民服务全覆盖。

二、强化社区党委职能,提升物业管理水平

欧鹿社区党委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社区物业管理中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帮助物业公司改变经营策略,组建业主委员会并真正发挥其作用,加强对物业公司的日常监管,维护业主权益,提升物业水平,提高居民满意度,促进和谐社区的建设。

(一)发挥党委的核心作用,建立社区参与物业管理的协调机制。

社区党委建立完善的组织体系,以“社区党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党建物业联建的新型物业服务模式,实现组织联动机制。通过构筑物业服务网格、建立物业联席会议制度、开展党员志愿活动等方式来协调物业服务机制,社区党委协调居民和物业公司的关系,促进社区和谐稳定。

(二)履行党委监管职能,提升物业服务水平。

社区党委通过物业联席会机制对物业公司予以监管,对居民反映小区物业不作为的问题及时的进行整改。针对欧鹿生活城物业不作为的情况,欧鹿社区党委在充分开展居民满意度调查后,,经过与业主委员会多方考察后,更退原有物业公司,重新引进永盛成物业。入驻的永盛成物业公司,进行了一系列是的便民措施。如:投资近20万元购置小区巡逻车一辆,新装高清监控探头31个,更换了37栋电梯主板,施画了85个停车位,清理前物业遗留建筑垃圾、堆放物28车,清除小区枯死树、野榆树900多棵(株)、并将所有绿地全部清理平整。通过整改,居民满意度大幅度提升。

三、丰富社区活动,打造品牌社区

(一)合理设置,开放社区活动用房。包钢市长在街道、社区调研时多次强调让各功能室用起来,不要成为摆设。按照这一要求,欧鹿社区成立了鹿林书画社,为辖区内爱好书法的老年人免费提供了活动场所和笔墨纸砚;成立了小翰林书社和小小合唱团,为辖区青少年购买图书500册,简易书架10个,每周末为社区的孩子们开放了多功能活动室;设立了电子阅览室,为辖区内未成年人、流动人口和老年人提供免费上网查询。

(二)整合资源,打造品牌主题活动。三八妇女节与兄弟社区联合组织了“铿锵玫瑰、快乐LADY”趣味运动会;与一机退管中心联合举办了“消夏文艺晚会”;中秋节开展了“迎中秋优生优育营养知识讲座”;开展了“珍爱生命、拒

绝邪教、远离毒品”——关爱青少年主题活动,组织40名辖区的青少年观看了反邪教、禁毒的纪录片;组织包头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参观了包头消防支队特勤大队,为新入校大学生讲解了防震防灾、应急自救的基本知识及各种应急救援车辆的用途;由于健康新城、朝二小区老年人较多,重阳节举办了“喜迎国庆、共度重阳”关爱老年人义诊活动,朝聚眼科医院、李德皮肤医院等6家医院为200名老人进行了义诊;针对两劳释放人员,社区邀请鹿城律师事务所的王大中律师为他们讲解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刑事诉讼法》;为提高青少年防震减灾意识,组织中小学生参观消防支队。

(三)发挥优势,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参加包头市“雷锋号”青年志愿者服务组织,积极参与公益服务;配合物业公司集中清理了社区的小广告、野树杂树;社工王丽萍会理发,她每个月定期上门为社区残疾老人王爱国免费理发;组织小翰林书社的孩子们为辖区寂寡老人打扫卫生。各类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深受社区居民的好评。

(四)提升社会组织能力,满足居民多种文化需求。

培养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拓展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功能。辖区社会组织糖果俱乐部成立以来,组织辖区35名青少年开展“万圣节”主题活动,进行居民同亲“圣诞节”温馨活动等,增强居民之间的沟通联系,满足辖区居民多元需求。

欧鹿社区

2015年3月22日

范文九:商品房社区治理创新

商品房社区治理创新

作者:陈鹏 《光明日报》( 2015年10月12日 11版)

随着住房商品化改革的推进,我国各大城市涌现出大量成片建设的新建商品房社区,并逐渐形成和确立了以商品房为主导、多种住房形式并存的居住格局。这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模式和形态,而且深刻影响和形塑了城市社区结构力量的构型。商品房社区是一种以专有财产为核心、以共有财产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也被称为“封闭社区”或“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y)。商品房社区如何实现有效治理,仍是一项亟待破解的新课题。

商品房社区的结构

从社区层面来看,有三种基本力量构成了商品房社区的主体结构:即代表国家力量的街居系统、住建/房管系统;代表市场力量的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代表社会力量的业主群体及其自治组织。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博弈构成了宏观结构的微观基础。

国家治理机构的在场。在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和整合策略发生了重要变化,更加强调和重视通过法律制度实现间接治理和隐性治理。从治理机构来看,传统的房管和街居系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有效延续和重构;从治理对象来看,业委会的异军突起给基层治理带来重大变数,使得基层政府系统面临重新适应和调整的挑战;从治理手段来看,以《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为基准,各地逐步构建和确立了一套针对业主自治和物业管理的政策法规体系,基层政府由此获得进入社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但也面临着治理技术与治理内容之间不对称、不均衡,以致治理效果不佳等问题。

市场力量的深度卷入。住房商品化改革后,“房屋管理”由先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行为变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行为。物业公司遂成为商品房社区的伴生物,并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而快速壮大起来。在“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利益最大化观念下,大量房地产企业自己组建物业公司,形成“老子开发、儿子管理”的模式。

新兴社会力量的兴起。当住房从“福利”转变为“商品”,一种新的身份也由此诞生,即“业主”(homeowner)。现实中的业主大多属于各行各业的精英骨干,但在面对强大的房地产商利益集团时,却成为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成立业委会就成为一种必需。但业委会普遍面临成立难、换届难、备案难、运作难等一系列难题。

商品房社区的治理困境

治理结构的失衡与破碎。住房商品化改革后,居委会不再是城市社区的唯一合法管理者,而是走向多元分散。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通常被看作商品房社区治理的“三驾马车”。这三种组织具有不同的权威来源,隶属不同的权力体系:居委会是国家权力的代理人,虽然面临一些挑战,但仍政治地位牢固;业委会是新兴社会力量的代表,表现出一些活力,但仍较为零散、脆弱,未形成结构化体系;物业公司是新兴市场力量的代表,在房地产大发展情势下日益强大。

治理参与的不足与过度。针对商品房小区而言,业主参与表现为“参与不足”和“过度参与”的双重悖论。一方面,大多数业主对小区的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唯当自身利益被侵害之后,才会起而抗争,形成一种权利意识的反向建构。业主参与业委会和居委会选举和换届普遍较低。另一方面,由于居委会在商品房小区业主自治中占据关键地位,一些业主出于维权的需要,主动参与竞选居委会,争夺居委会阵地,导致有些居委会无法按照正常程序选举出来。

治理规则的滞后与生硬。随着房地产和物业管理的快速发展,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章虽陆续出台,但总体上仍供给不够、不能满足当前行业发展和社区治理的迫切需要。针对业主团体法人地位、物业自管模式、居委会职能错位等,还缺乏进一步的操作性法则。

治理效能的内卷与低下。相对于传统的单位型社区,商品房社区的治理更加复杂、艰难。在新型治理结构尚未定型的情况下,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三大组织系统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发生,造成整个社区治理面临严重的“内耗”:物业公司极力追求利益最大化,千方百计阻挠破坏业主成立业委会,甚至对业主积极分子进行暴力报复;业主权益频遭侵害,最本能的反应就是拒缴物业费,导致物业费收缴率骤降,并迫切要求成立业委会进行维权,解聘前期物业,自主选聘新物业。在两者的利益拉锯中,居委会常常也会被卷入其中、难以脱身,甚至成为业主维权斗争的直接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业委会的腐败滥权时有发生,则进一步加剧了基层社区的内外矛盾,并造成普通业主对社区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

商品房社区的治理对策

创新社区治理结构。构建科学有效的现代社区治理结构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之举。这里具有四个关键要点:一是再造居委会。在社区减负增能的背景下,居委会既要有效“减负”,又要切实“提能”。这需要深化街道行政体制的改革,重塑街道和居委会之间的权力关系。二是规范业委会。一方面,要从观念上对业委会进行“社会脱敏”,正确看待和认识其在商品房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扶持和推动业主团体的健康有序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创新,形成对业委会的有效监督。三是改革物管体制。前期物业管理是由开发商代替全体业主与物业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造成业主主体权利的缺失。这不利于业主权益的维护和保障。应改革前期物业管理制度,赋予业主在前期物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同时,应有效破除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建管合一的“父子兵体制”,鼓励和扶持更多的专业物业公司的成长和发展,重建物业市场的竞争机制,营造良好的物业服务市场环境。四是激活社区党组织。基层党组织是社区治理结构的核心,其对商品房小区的治理和领导,关键在于创新设置制度嵌入机制,重在探索社区党支部与业委会之间的交叉任职。

完善社区服务体系。社区服务是满足业主需求、实现安居乐业的基础保障。民生问题是当前社会利益矛盾的基本根源。针对商品房小区而言,有效化解物业纠纷,提高居民生活品质,需要着力四个方面:一是确保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在社区养老、保障、救济、矫治等方面,应切实保障这些服务的覆盖和递送,并实现供给和需求的有效对接和匹配。二是规范物业服务。商品房小区物业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物业服务收费不规范、不透明,存在质价不等、水分较多的问题。而且,在费用收取机制上,没有业委会的小区基本难以对物业公司形成有效监督;即使成立了业委会的小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也比较有限;关键在于创新物业费的收取和划拨机制,更好体现业主的消费者和产权人主体地位。三是优化便民服务。重点在便利超市、早餐供应、蔬菜零售、洗染、家政服务、代缴代收等方面,为社区业主提供生活便利。四是激励公益服务。商品房小区是一个“资源富矿”,需要通过社区内的各种志愿组织、志趣组织将这些资源有效挖掘、聚集和运用起来,为社区业主的生活提供各种服务,进而增进业主之间的情感、友谊和信任。

培育新型社区文化。每一种治理制度和规则背后必然有一套文化价值理念支撑。当住房成为一种私有财产时,实际上也就打开了通往公共生活之门。针对商品房小区而言,需要实现从“行政社区”向“公民社区”的转变。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

范文十:以社区自治为目标创新社区治理模式

一、社区自治组织的定位及其功能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细胞,是城市管理的基础,是党和政府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基础,也是城市政府行政管理和社会自我管理的衔接点和结合部。依据居委会组织法,居委会的职能可以概括为民主自治、公共服务、民间调解、治安维护、政府协助和民意表达六大方面。社区居委会所具有的这六大职能是社区功能的集中体现,其基本内涵包括五“民”:

一是“民治”。社区具有民主自治的地位,是社会自我管理的最基本单元。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社区自治制度,健全居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社区居委会的法人地位,建立与社区体制相适应的社区自治财务制度,设立独立的银行帐户,逐步建立和完善社区居委会对小区物业组织的监督制约制度,有效地维护居民利益。

二是“民权”。社区具有民主自治的权力,社区居民有权管理本社区公共事务。这就需要进一步划分政府与社区的职责,剥离社区承担的行政管理工作,实现社区权力的回归。主要包括以下十项权利:民主选举权、社务决策权、社区管理权、财务自主权、依法协管权、拒绝摊派权、监督权、协调权、知情权和质询权。

三是“民主”。社区应有相应的民主自治组织,有能够把“民治”、“民权”落到实处的具体程序、形式和机制。这就需要进一步建立社区自治的运作机制,按照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要求,制定《社区自治章程》,规范社区选举办法,严格选举程序,扩大对社区居民代表、居委会成员、党委委员进行海推直选的试点范围,对包括下沉到社区的职能部门、街道的社区工作者实行民选、民聘、民用。

四是“民意”。社区应有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进行有效沟通的渠道,对政府部门的工作进行有效监督。这就需要建立居民代表会议评议考核街道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制度,社区根据群众的反映和要求,对各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进行监督,考核评议的结果要作为上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考评工作人员以及干部任免、奖惩的重要依据;建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人士参与社区事务的机制,在做出决策之前召开各种形式的听证会、座谈会、征求意见会。

五是“民生”。社区有整合全社区资源的功能,为居民提供政务服务、公共服务、便民服务和特困群体服务。运用民主自治机制,促进驻区单位的内部设施向社会和居民开放;加强服务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多类型、多层次、广覆盖的社区服务网络;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内容的社区教育培训活动,提升社区成员的整体素质和社区文明程度;加大社区投入,建立社区工作者队伍,搞好社区治安、社区服务、社区卫生、社区环境、社区文化建设,使广大居民享受到更多、更好的服务。

社区功能的实现需要一个科学的社区治理结构。朝阳区围绕社区建设体制和机制创新,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进社区为重点,以强化社区自我管理能力为核心,大力扶持和培育社会服务组织,着力构建党组织政治优势充分发挥、政府管理深入到位、社区自治功能不断完善,并能够对政府工作实施有效监督的社区治理新模式,不少街道、社区纷纷加大了社区建设力度,在推动社区自治、政府管理职能下沉、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体制和机制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创建新型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基础。

二、社区新型治理结构及其运作机制

(一)建立社区新型治理结构的主要思路

以“政府到位、社区归位、市场入位”为核心,按照以人为本、服务居民、整合资源、共驻共建、责权统一的原则,合理界定政府、社区党委及居委会、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积极培植联系紧密、分工明确、功能耦合的社区党建体系、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体系、自治体系和中介服务体系。以党建为中心,以政府为主导,以服务为纽带,以社会参与为主体,建立起政府管理功能与社区自治功能分工合作、互为补充、有机结合,既保证政府行政管理工作重心下移到社区,又不断推进社区自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的良性互动关系,实现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的有机结合,建立融政府管理和社区自治于一体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整体推进社区建设各方面工作。

(二)强化社区党委核心作用,构建新型的社区党建体系

党建体系由社区党委、社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和分会、社区管理委员会组成。社区党委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通过社区党委书记兼任社区事务代办站主任、居委会副主任、议事委员会副主任的机制,领导、组织、协调社区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和社区社会管理与服务组织,保证社区党委在社区发展与建设中发挥核心作用。建立社区党委会议制度,居委会主任兼任社区党委副书记,吸收居委会、议事委员会、业主委员会以及基层支部书记、行政管理进社区单位等党员代表为社区党委委员,构建社区大党委工作格局。建立社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和分会,完善社区党建工作网络。以社区党委为切入点,加强与驻区单位的组织协调,整合社区党组织资源,构建区域性党建工作网络体系,紧紧围绕社区民主自治,不断拓宽工作领域,强化党建功能。

(三)强化居委会自治功能,构建新型的社区自治体系

自治体系包括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居委会、议事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代表全体社区成员行使社区自治权,社区成员代表由居民代表和单位代表组成。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对社区工作负有综合管理、协调、服务、监督的职能,其成员由社区代表大会通过选举产生,接受街道办事处的指导。社区议事委员会是社区决策的参谋和监督机构,由居民协商推荐产生。议事委员会委员由驻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人士、驻区单位代表、专业工作者等组成。业主委员会是社区的议事和监督机构,由房屋所有权人代表组成。业主委员会既代表居民行使对社区工作的议事职能,又代表业主行使对物业公司的监督职能。

(四)组建社区事务代办站,构建新型的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体系

由社区党委主要成员、街道机关联系社区的干部和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下派到社区的工作人员及居委会主要成员组建社区事务代办站,由街道办事处在社区为其提供办公用房,是社区层面贯彻落实政府各个部门行政管理任务、分流居委会行政职能的机构。在一定意义上说,代办站就是政府下伸到社区的“腿”。

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和社区党委的领导下,代办站依法履行社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完成政府交办的行政性事务,通过整合社区党建体系、社区自治体系和社区中介服务组织来为群众提供服务,协调管理社区公共事务;通过代办居民事务,变管理为服务,全面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服务型政府的新形象;通过代办居民事务,了解民情,实现党和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的沟通、协调、互动,在支持和保护社区民主自治的同时,加强党对社区的领导,有效推动政府管理重心下移。

(五)发展中介服务组织,构建新型的社区社会服务体系

根据社区建设的需要和现有条件,我们要重点培育四类中介组织:一是街道或街道以上层面的中介组织延伸到社区的分支机构,如职业介绍所、职业技术服务中心、劳务市场、社会保障事务所、房屋交易市场、律师事务所、调查统计所、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民事调解中心、社区计划生育宣传中心、社区文体中心、环卫所、绿化站、物业管理公司等;二是社区活动类中介组织,如养花协会、钓鱼协会、摄影协会、读书会、秧歌队等;三是社区权益类中介组织,如业主委员会、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残疾人协会、外来务工者协会等;四是社区服务类中介组织,如社区志愿者组织、社区互助组等。政府通过项目管理、政府采购、委托代管、招标投标等方式,使社区中介组织承担起行政管理工作中的服务性、技术性事务,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承接载体。

三、社区治理结构中的五大关系

在社区治理结构中,政府行政管理服务体系与社会自治体系的关系是最核心的关系。我们强调重心下沉,就是要让政府真正负起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责任。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为社区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公共环境。社区自治组织切实围绕居民服务开展工作,实现政社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真正实现政府到位、社区归位、市场入位。

(一)街道办事处与社区的关系

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体制惯性作用,街道办事处与社区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关系。理顺街道与社区的关系,不仅要明确它们之间在管理地位和隶属关系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明确划分街道与社区的职责,切实把社区自治组织从繁重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街道办事处与社区之间主要是三种关系:一是街道党工委与社区党委的关系。社区党委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负责对社区党建、社区建设和社区事务的领导、统筹和协调,是上下级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党内组织关系。二是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社区居委会在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下实行社区民主自治,是指导与被指导、服务与监督的行政协调关系。三是街道六大体系与社区事务代办站的关系。代办站接受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领导并完成其交办的任务,与街道六大体系同属办事机构,在行政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业务上是相互指导、相互配合、相互服务的关系。

(二)社区党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

社区党组织是社区建设的领导核心。社区自治组织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工作。但这种领导作用的发挥不是靠组织或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行政领导,而是通过加强党组织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努力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不断创新党的工作机制和活动载体,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加强为居民服务;通过引导居民正确行使民主权利,支持社区自治组织的工作,来保证社区民主自治的正确方向,实现有效的政治领导。

(三)社区自治组织与社区事务代办站的关系

社区事务代办站是为社区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工作机构,与社区自治组织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配合的关系。理顺社区事务代办站与社区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关键是要按照政社分开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划分政府与社区的职责,剥离社区承担的行政管理工作。社区事务代办站自身应当做好的行政工作,要直接把工作做到位;凡需要社区配合和协助的工作,要在社区党委的统一协调下明确责任主体,有的还应向社区支付一定费用;凡属于社区民主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代办站一般不予插手。与此同时,社区居委会也要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围绕社区工作大局和群众需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并协助代办站做好有关工作。

(四)中介服务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社区事务代办站的关系

首先,中介服务组织实行市场化运作,与社区自治组织、社区事务代办站之间是相互合作与支持的市场关系。社区自治组织和代办站通过委托代管、招标发包等方式,将便民利民服务以及社区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中的一些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业务交给中介组织,比如引入物业管理公司对老旧小区实施物业管理,引入停车管理公司对小区停车进行专业管理等。社区自治组织作为居民利益的代表,负有根据有关政策法规对社区中介服务组织进行监督和指导的责任。其次,作为驻区单位,中介服务组织有与社区居民及其他组织共同建设家园的义务,与社区自治组织是“共驻共建、资源共享”的关系,具有互相协助的义务,社区自治组织和代办站对中介组织具有监督和指导考核的权力。

(五)社区自治组织内部的相互关系

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成员大会)是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社区居民进行社区民主自治的最高决策权力机构;社区议事协商委员会是社区成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授权,对社区成员大会或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做出的决议、决定和社区自治事务,行使议事、协商、监督和有限决策权力的机构;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社区自治事务的执行机构。社区内部建立的各种协会组织在社区居民委员会指导下开展自治活动。

当前,理顺社区自治组织内部关系关键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建立健全社区居民参与的各项制度,突出三大自治组织产生、运行的程序性设计,减少实际操作中的随意性与盲目性,将知情权、建议权、决策权、监督权交还给社区居民;二是要组织社区出台《社区自治章程》,落实居委会对居民大会负责的制度,确立社区居委会的法人地位,建立保障居委会独立运作的财政、人事制度;三是切实减轻居委会的行政负担,让居委会有足够的精力开展自治。